记者手记：“在阿富汗战场上多年的采访，迫使我质疑国际媒体扮演的角色”

喀布尔被塔利班夺取前的恐慌，有一部分在这几天，转为了有些僵硬的安静。塔利班会可靠吗？历史会重演吗？很多人不愿冒险，有能力的人试图登上飞机逃离。而当我与如今还在喀布尔的朋友和信源通话时，我也强烈地感到他们的戒备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

一位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告诉我，她如今不敢多说什么，但知道她肯定会留下来，“我们必须学会与新的状况相处。”她说自己心情起伏不定，“不知道我的工作职位会怎样。”在911前，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工作，但刚刚8月17日早上的新闻却允许一位女性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塔利班。

一位从南部逃到首都的阿富汗人告诉我：“我想要留下来，也许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但是就算我能与一个塔利班达成协议，不意味著我就能相信他；另外一个塔利班可能会阻拦。”他不愿透露姓名。来自北部巴格兰（Baghlan）的哈立德（Khalid Dalat）与当地的塔利班闹翻了，后者正要复仇——尽管塔利班高层禁止了地方领导人的复仇行为，但哈立德不敢相信这样的承诺，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也有对现状满意的，来自坎大哈（Kandahar）的阿哈默德（Ahmad Issa）称阿富汗政府为“小偷”，说：“我们现在安全了，腐败没了。”

塔利班对外界给出的信息一直是希望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会为抢劫砍掉双手——这显然会激怒美国，但话说回来，沙特阿拉伯也一样有伊斯兰刑法的存在。离我上次在阿富汗采访已经有两年时间了，过去十五年来一直报导阿富汗的经验，让我对“未来”会怎样的讨论，尤为谨慎。

进入阿富汗：一个危险的存在，还是一个开放可亲近的社会？

第一次见到穆阿利姆·拉赫马图拉（Mualim Rahmatullah）时，他大约70岁，平静地坐在酒店的高桌旁，桌子上铺著白色桌布，上面摆著瓷盘，角落放有一块灰白色丝布扭成的头巾。 “欢迎来到喀布尔。”这位阿富汗教育部的官员告诉我。我希望能与拉赫马图拉谈谈，他是如何在2001年帮助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总统上台的。与他见面时，已经是那场选举的六年后了，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来到阿富汗、为我正在写的一本关于阿富汗权力转移的书做研究。

拉赫马图拉请我吃了喀布尔抓饭（Kabuli Palauw），一种在阿富汗广泛食用的米饭，“这样我就可以在长途旅行后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听著就像我父亲常对我说的那样。饭后，我们聊了几个小时2001年发生在他和卡尔扎伊身上的事情。

拉赫马图拉向我解释阿富汗是如何运作时所展现的的耐心和开放态度，非常典型——无论我走到哪里，每次遇到阿富汗人，他们都会像是拉开剧院的大幕，让我进入他们的舞台，记录他们的生活。你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吗？我可以开车送你去哪里吗？我甚至小心翼翼地决定，不要告诉一位阿富汗妇女她的耳环很美，因为如果我这样说了的话，她很可能就会直接把耳环摘下来送给我。

这样的阿富汗打动了我，我收拾了行李，决定在那里生活下去。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一直在利用这段开放的时间，尝试著对这个国家一直发生的事情做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解读。

911事件后，阿富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记者报导出奇地容易。即使在2014年后，当地的安全因素变得越发复杂，我的阿富汗线人依然冒著风险与我交谈——我不会当地语言，必须依赖线人做我的翻译。我其实不知道到底谁，记者还是他们，在采访中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就像我许多的国际新闻记者同僚一样，我当然不会抱怨北约大使（NATO）、军营中的上校或联合国大使总是愿意向记者表达他们这边的说法，但我对于阿富汗信源所愿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为印象深刻。

那是在我的记者经历中前所未见的。像是阿夫扎勒·汗（Afzal Khan），一位馆藏了大量报纸档案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因为喜欢我的研究，于是他不用我付钱，就为我寻找所有我需要的塔利班报纸，甚至教了我一些普什图语（Pashto）。又或是阿哈默德·伊萨（Ahmad Issa），坎大哈（Kandahar）地区一位重要商人的儿子，在我第二本关于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的书中，他帮了我大忙——当我向他询问毛拉·奥马尔创建塔利班时所在的清真寺时，他热情地开车载我去到那里。他是医生，也对阿富汗历史充满热情，并认为针对阿富汗历史的研究不足。他不厌其烦地载我到各处，他说：“欢迎，欢迎来到这里，能加入你的研究太棒了。”

当时塔利班政权中，如前财政部长穆塔西姆·阿加·扬（Mutasim Agha Jan）、前卫生部长毛拉·阿巴斯（Mullah Abbas）或前司法部长沙哈布丁·德拉瓦（Shahabudeen Delawar），即便在他们的政权垮台后，也愿意与我打交道。除了讨论我当时在写的书，他们也会广泛地探讨对阿富汗当前事务的想法。

对于阿富汗人的易接近、易接触，当时的我，非常吃惊。

其实，当我第一次坐在拉赫马图拉的对面时，心里非常害怕——当他平静地与我交谈时，我在想的是，他会不会带著一个恐怖分子绑架我？当他倒了一些绿茶给我喝时，我心想的是，我不能相信他。我记得去那家高级餐厅的路上，我一度想从包里拿出头盔，为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充分准备。

我当时对阿富汗人的不信任，并不奇怪。阿富汗是酝酿和准备911事件的国家。911之后，阿富汗总是被国际媒体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土地，代表著著我们所不支持的一切”——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Bush）所说。国际摄影记者也主要展示阿富汗阴霾的模样。你很少看到其他东西，除了被暴力所害的受害者照片，最好还是黑白的。

和许多同行一样，我已经把这种可怕的形象内化了。那就像是军人眼里的世界，主要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敌人。我还记得，一位荷兰上校带我参观乌鲁兹甘省（Uruzgan）的荷兰营地时，突然向我大喊，警告我不要离厕所太近——因为我必须考虑到，来自阿富汗的清洁工，很显然，可能会在任何时刻自爆。

这个国家在911后围绕著军事干预的可怕形象，与我通过与当地人交谈而逐渐发现的阿富汗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想起一个Ted演讲，那个演讲中，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谈到了“单一故事的危险”。

在尼日利亚独立多年后，阿迪契在学校继续透过英国殖民者的视角在学习国家的历史——一个有著壮丽自然景象和异国野生动物的国家，充斥衣著奇怪的人，他们之间发动难以理解的内部战争，一个实际上在等待被拯救的国家。

很多年后，等她开始了解了尼日利亚的作家之后，阿迪契才经历了一次 “精神转变”，因为本地作家讲述的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与她儿时学习到的是如此不同。

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国际媒体组织也陷入了对阿富汗干预的报导的“单一”、“片面”故事之中。慢慢地，我对阿富汗人的恐惧，也被我对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信心取代。我心中这个国家的形象开始改变，我笔下的阿富汗，也与很多国际新闻记者同僚所描述的话语，越来越远。

不被接受的投降与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

主流西方媒体的说法是这样的：虽然塔利班出乎意料地被迅速赶走，但他们一直盘据在托拉波拉（Tora Bora）等边境地区，与阿尔盖达组织（AL Qaeda，台湾译盖达组织，中国大陆译作基地组织）的拉登在一起，一旦得到军事支援，就能立即反击。如此，塔利班和阿尔盖达组织也在削弱阿富汗新总统卡尔扎伊的统治，因而是一个很大的、持续的威胁。

于是，这场战役以搜捕所有涉嫌参与911事件的人的形式全面继续。数月内，数千名被指控为阿尔盖达组织的战士和塔利班成员被关起来。他们往往被关在允许酷刑的秘密监狱里，例如波兰、埃及，以及臭名昭著的古巴关塔那摩湾（Guantánamo Bay）。

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建立卡尔扎伊的新政府，其省长和警察指挥官多因军事素质而被选中。他们大多是在90年代初的内战中有著坏名声的旧行政人员，并于1994年被塔利班赶下台。他们而后掌管著由国际部队支援的新阿富汗政府，这些国际部队驻扎在阿富汗各地的大型军事基地中，以打击来自恐怖分子的持续威胁。

为了写关于卡尔扎伊的书，我得以与很多阿富汗人交谈，也因此，我很快开始怀疑这所谓的“持续威胁”的存在。塔利班的迅速垮台不仅是通过军事干预，也是通过加强与部落首领的联系，而部落首领在阿富汗往往发挥著重要作用。特别是几年前代表塔利班政府担任联合国大使的卡尔扎伊，能够加强和利用这些联系。

在一场塔利班毫无胜算的暴力开端之后，2001年12月，在坎大哈（Kandahar）一场的大屠杀被阻止了。在塔利班的据点，他们决定放下武器，结束战斗。卡尔扎伊承诺，与阿尔盖达的阿拉伯战士不同，他将对塔利班实行大赦。

在卡尔扎伊亲自向各大国际新闻机构通报了塔利班的投降后，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纠正了他。拉姆斯菲尔德说，他曾经与卡尔扎伊通电，告诉他不要接受投降。这位美国国防部长说：“阿尔盖达和塔利班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将继续派兵。”卡尔扎伊在美方发言后保持沉默，投降的消息在24小时内完全消失。

在投降被否认了之后，军事干预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受必须为911事件报仇的情绪驱使，哪怕只有一丁点与塔利班和阿尔盖达组织有联系的阿富汗人，就会被围捕。而通常，支撑这样的怀疑的，只要有一条来自阿富汗新统治者圈子的“提示”就够了。

这样的“提示”，成为了这些管治者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向美国人寻求注意力的方式。他们会试图从中获得乐趣，或者解决与竞争对手或对手之间的恩怨，然后告诉西方他们想听的话：“这是塔利班/阿尔盖达组织。”

我听过许多情况，在没有检查过这些线索的情况下，很多事件就直接归咎于“塔利班/阿尔盖达组织”所为。例如，有一个法籍联合国员工在加兹尼（Ghazni) 被狙击手杀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国际媒体将这次暗杀描述为塔利班策划的袭击。在这一基础上，联合国甚至计划暂时撤出该地区，因为来自塔利班的威胁太大。

几年后，我在喀布尔外交圈里了解到，其实在2003年，喀布尔就已经知道，这个法籍联合国职员背后的故事很可能更为复杂。她是卡尔扎伊政府一位有权势的行政官员阿萨杜拉·哈立德（Assadulah Khaled）的情妇，后者直到2021年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也因为提供有关敌人的虚假情报而闻名。哈立德在坎大哈袭击了另一支联合国车队，后者正要进入他的毒品种植地；然后哈立德告诉媒体，这是塔利班的袭击。挪威特种部队在哈立德位于加兹尼的家中发现了自杀式背心，显示他可能发动了更多袭击，并把袭击指向是恐怖分子所为。在这个法国人被刺的例子中，人们模糊地意识到它实际上是关乎家族荣誉。据说阿萨杜拉的妻子派了一名刺客。与其说是塔利班策划的袭击，事实更可能与激情有关，只是未得到进一步的调查。

很少这些我称之为“虚假指认”的事件会被媒体报导。例如，出租车司机Dilawar载著三名乘客经过霍斯特的美军营地时，一枚火箭弹击中了那里。在当地线人Jan Baz Khan的指示下，Dilawar和三名乘客被美国人列为袭击嫌疑人逮捕。出租车后面的无线对讲机，就是足够的证据，把Dilawar送进了喀布尔郊外巴格拉姆的酷刑监狱，而三名乘客则被送进关塔那摩湾。后来，一位美国消息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国很快就发现德拉瓦和他的乘客与导弹袭击无关。美方知道，其实是他们的线人Jan Baz Khan发射了导弹，并指控出租车司机和三名乘客是肇事者，以收取举报恐怖分子的高额赏金。然而，Dilawar并没有在巴格拉姆酷刑监狱的“审讯”中幸存。《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的双腿受了严重的损伤，尸检官说“看起来就像被一辆公共汽车碾过一样。”要再几年后，那三名乘客才被无罪释放。

在一连串类似事件中，还有美国空袭派克蒂亚省的一支正在前往喀布尔的车队。空袭是根据Pacha Khan Zadran提供的信息而发动。 Pacha Khan Zadran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内战就是一个无情的军阀。他告诉美国人，车队里的丰田车上全是塔利班和阿尔盖达组织的战士。空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没有人能幸存下来。再一次，事实证明，车队中没有任何恐怖组织的成员。美方被利用去解决了家族宿怨。

你只能是“好人”或“坏人”

我听到这样的事件的故事越多，我就越担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组织是多么容易被虚假信息所拖累。对他们来说，911之后的世界非常清晰。就美国而言，前总统小布什教导国际社会的“你支持我们，或者你反对我们”，也适用于阿富汗。 在阿富汗，你只能属于“好人”（因此属于美方）或“坏人”（因此就属于阿尔盖达组织或塔利班）。

也因此，太多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普通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围绕著完全不同的事件展开。

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911事件离他们很远，许多人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才听说过。对他们来说，这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国际部队为了应对 911事件而来到阿富汗抓捕罪犯，这对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并不构成威胁。毕竟，那几个罪魁祸首主要是阿尔盖达组织的阿拉伯人；对于许多阿富汗人来说，问题在于阿拉伯人是否仍留在该国或躲藏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在很多人看来，就连塔利班也不知道拉登的计划。

他们希望美国人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好事，毕竟，此前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强大的美国一直被视为一个有著良好意图的理想国家，美国人民会利用他们的力量为阿富汗带来繁荣。有人确信，纽约的街道是用黄金建造的，并希望那些繁荣中的一部分，能够来到他们的土地上。

这样的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与其在经济上帮助阿富汗，美国人的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追捕有罪或无罪的恐怖分子上。普通阿富汗平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反，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追捕往往对无辜人民造成附带伤害。

在国际军队周围，“战争经济”兴起。告密者、口译员、行政人员和警卫越来越意识到美国人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然后得到丰厚的报酬。

他们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好人，比起一般人更深受美国人信任。可通常而言，根本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对恐怖分子的高额奖金，让这些人对举报兴趣浓厚，这也刺激了私人目的被利用的情况。

在需要报复的前提下，美国人考虑某人是恐怖分子的门槛非常低。阿富汗行政人员迅速适应了美国人的要求——操纵真相，以便他们可以从追捕所谓的敌人中获利。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美国人“有一个恐怖份子”，他们就会去追捕了。这种“虚假指认”的受害者常常是同一个“战争经济”中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塔利班或阿尔盖达组织的人。

What if...?

于是，塔利班在缺席大约五年后便回来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足为奇。2005年左右，他们就又开始组织起来。塔利班告诉我，招募新的阿富汗人是多么容易：“我们真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反抗就像蘑菇一样从地下冒出来。”这也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国际军队被派往阿富汗，以对抗日益壮大的塔利班——也因此，美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敌人。

这便是美国如今正在逃离的敌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从美军和盟友自己的队伍到阿富汗平民，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剥夺。

我含著泪写下了这些句子。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及其国际盟友在911之后，以报复为目的，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将阿富汗变成了一个战场，没有同情心，没有对这个国家的人、历史、文化或古老习俗的认识。

我在那个战场上多年的采访，也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国际媒体在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新闻机构、电视台和报纸。

如果说，这些年来他们的报导，能够不那么单一地依赖军官、外交官或是“反恐战争”的发言人或代表呢？如果他们能不辞辛劳地与那些总是乐意帮忙的阿富汗人交谈，并表明这个国家不仅仅是恐怖分子的滋生地呢？如果他们能够考虑到塔利班实际上已经很快投降的迹象，并在面对旨在包围被击败的塔利班的国际反恐战争时，花时间审视阿富汗国内政治议程的可能性呢？如果早些年的国际媒体，没有自动将阿富汗的每一次袭击都归咎于塔利班，而是去询问当地消息人士的实际情况呢？

那今天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丝丝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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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所做的，与阿迪契年轻时学习的尼日利亚历史非常相似。西方新闻的受众，被告知了同样的“片面故事”。阿迪契警告说，“刻板印象”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强调我们有多么不同，而不是多么相似。它使人们分开，它造成误解和冲突。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国家正在经历这种情况，那就是阿富汗。这些年，尽管有许多学术研究证实媒体偏向西方精英的话语，但是考虑到当下主流新闻媒体议程设置的系统，我担心，来自这些主流新闻编辑部的自我反省，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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