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在阿富汗戰場上多年的採訪，迫使我質疑國際媒體扮演的角色」

喀布爾被塔利班奪取前的恐慌，有一部分在這幾天，轉為了有些僵硬的安靜。塔利班會可靠嗎？歷史會重演嗎？很多人不願冒險，有能力的人試圖登上飛機逃離。而當我與如今還在喀布爾的朋友和信源通話時，我也強烈地感到他們的戒備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

一位教育部的高級官員告訴我，她如今不敢多說什麼，但知道她肯定會留下來，「我們必須學會與新的狀況相處。」她說自己心情起伏不定，「不知道我的工作職位會怎樣。」在911前，塔利班不允許女性工作，但剛剛8月17日早上的新聞卻允許一位女性電視節目主持人採訪了塔利班。

一位從南部逃到首都的阿富汗人告訴我：「我想要留下來，也許與塔利班達成協議。但是就算我能與一個塔利班達成協議，不意味著我就能相信他；另外一個塔利班可能會阻攔。」他不願透露姓名。來自北部巴格蘭（Baghlan）的哈立德（Khalid Dalat）與當地的塔利班鬧翻了，後者正要復仇——儘管塔利班高層禁止了地方領導人的復仇行為，但哈立德不敢相信這樣的承諾，打算離開這個國家。也有對現狀滿意的，來自坎大哈（Kandahar）的阿哈默德（Ahmad Issa）稱阿富汗政府為「小偷」，說：「我們現在安全了，腐敗沒了。」

塔利班對外界給出的信息一直是希望與國際社會保持良好的聯繫，但是，他們仍然會為搶劫砍掉雙手——這顯然會激怒美國，但話說回來，沙特阿拉伯也一樣有伊斯蘭刑法的存在。離我上次在阿富汗採訪已經有兩年時間了，過去十五年來一直報導阿富汗的經驗，讓我對「未來」會怎樣的討論，尤為謹慎。

進入阿富汗：一個危險的存在，還是一個開放可親近的社會？

第一次見到穆阿利姆·拉赫馬圖拉（Mualim Rahmatullah）時，他大約70歲，平靜地坐在酒店的高桌旁，桌子上鋪著白色桌布，上面擺著瓷盤，角落放有一塊灰白色絲布扭成的頭巾。 「歡迎來到喀布爾。」這位阿富汗教育部的官員告訴我。我希望能與拉赫馬圖拉談談，他是如何在2001年幫助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總統上台的。與他見面時，已經是那場選舉的六年後了，那是我第一次獨自來到阿富汗、為我正在寫的一本關於阿富汗權力轉移的書做研究。

拉赫馬圖拉請我吃了喀布爾抓飯（Kabuli Palauw），一種在阿富汗廣泛食用的米飯，「這樣我就可以在長途旅行後恢復過來。」這樣的話，聽著就像我父親常對我說的那樣。飯後，我們聊了幾個小時2001年發生在他和卡爾扎伊身上的事情。

拉赫馬圖拉向我解釋阿富汗是如何運作時所展現的的耐心和開放態度，非常典型——無論我走到哪裏，每次遇到阿富汗人，他們都會像是拉開劇院的大幕，讓我進入他們的舞台，記錄他們的生活。你需要一個睡覺的地方嗎？我可以開車送你去哪裏嗎？我甚至小心翼翼地決定，不要告訴一位阿富汗婦女她的耳環很美，因為如果我這樣說了的話，她很可能就會直接把耳環摘下來送給我。

這樣的阿富汗打動了我，我收拾了行李，決定在那裏生活下去。在過去的15年裏，我一直在利用這段開放的時間，嘗試著對這個國家一直發生的事情做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解讀。

911事件後，阿富汗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記者報導出奇地容易。即使在2014年後，當地的安全因素變得越發複雜，我的阿富汗線人依然冒著風險與我交談——我不會當地語言，必須依賴線人做我的翻譯。我其實不知道到底誰，記者還是他們，在採訪中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就像我許多的國際新聞記者同僚一樣，我當然不會抱怨北約大使（NATO）、軍營中的上校或聯合國大使總是願意向記者表達他們這邊的說法，但我對於阿富汗信源所願意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更為印象深刻。

那是在我的記者經歷中前所未見的。像是阿夫扎勒·汗（Afzal Khan），一位館藏了大量報紙檔案的圖書館的管理員，因為喜歡我的研究，於是他不用我付錢，就為我尋找所有我需要的塔利班報紙，甚至教了我一些普什圖語（Pashto）。又或是阿哈默德·伊薩（Ahmad Issa），坎大哈（Kandahar）地區一位重要商人的兒子，在我第二本關於塔利班領導人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的書中，他幫了我大忙——當我向他詢問毛拉·奧馬爾創建塔利班時所在的清真寺時，他熱情地開車載我去到那裏。他是醫生，也對阿富汗歷史充滿熱情，並認為針對阿富汗歷史的研究不足。他不厭其煩地載我到各處，他說：「歡迎，歡迎來到這裏，能加入你的研究太棒了。」

當時塔利班政權中，如前財政部長穆塔西姆·阿加·揚（Mutasim Agha Jan）、前衛生部長毛拉·阿巴斯（Mullah Abbas）或前司法部長沙哈布丁·德拉瓦（Shahabudeen Delawar），即便在他們的政權垮台後，也願意與我打交道。除了討論我當時在寫的書，他們也會廣泛地探討對阿富汗當前事務的想法。

對於阿富汗人的易接近、易接觸，當時的我，非常吃驚。

其實，當我第一次坐在拉赫馬圖拉的對面時，心裏非常害怕——當他平靜地與我交談時，我在想的是，他會不會帶著一個恐怖分子綁架我？當他倒了一些綠茶給我喝時，我心想的是，我不能相信他。我記得去那家高級餐廳的路上，我一度想從包裏拿出頭盔，為任何有可能發生的危險做好充分準備。

我當時對阿富汗人的不信任，並不奇怪。阿富汗是醞釀和準備911事件的國家。911之後，阿富汗總是被國際媒體描述為「恐怖分子的土地，代表著我們所不支持的一切」——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George Bush）所說。國際攝影記者也主要展示阿富汗陰霾的模樣。你很少看到其他東西，除了被暴力所害的受害者照片，最好還是黑白的。

和許多同行一樣，我已經把這種可怕的形象內化了。那就像是軍人眼裏的世界，主要看到的是這個國家的敵人。我還記得，一位荷蘭上校帶我參觀烏魯茲甘省（Uruzgan）的荷蘭營地時，突然向我大喊，警告我不要離廁所太近——因為我必須考慮到，來自阿富汗的清潔工，很顯然，可能會在任何時刻自爆。

這個國家在911後圍繞著軍事干預的可怕形象，與我通過與當地人交談而逐漸發現的阿富汗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讓我想起一個Ted演講，那個演講中，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談到了「單一故事的危險」。

在尼日利亞獨立多年後，阿迪契在學校繼續透過英國殖民者的視角在學習國家的歷史——一個有著壯麗自然景象和異國野生動物的國家，充斥衣著奇怪的人，他們之間發動難以理解的內部戰爭，一個實際上在等待被拯救的國家。

很多年後，等她開始了解了尼日利亞的作家之後，阿迪契才經歷了一次 「精神轉變」，因為本地作家講述的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與她兒時學習到的是如此不同。

我開始清楚地意識到，許多國際媒體組織也陷入了對阿富汗干預的報導的「單一」、「片面」故事之中。慢慢地，我對阿富汗人的恐懼，也被我對他們所講述的故事的信心取代。我心中這個國家的形象開始改變，我筆下的阿富汗，也與很多國際新聞記者同僚所描述的話語，越來越遠。

不被接受的投降與持續的恐怖主義威脅

主流西方媒體的說法是這樣的：雖然塔利班出乎意料地被迅速趕走，但他們一直盤據在托拉波拉（Tora Bora）等邊境地區，與阿爾蓋達組織（AL Qaeda，台灣譯蓋達組織，中國大陸譯作基地組織）的拉登在一起，一旦得到軍事支援，就能立即反擊。如此，塔利班和阿爾蓋達組織也在削弱阿富汗新總統卡爾扎伊的統治，因而是一個很大的、持續的威脅。

於是，這場戰役以搜捕所有涉嫌參與911事件的人的形式全面繼續。數月內，數千名被指控為阿爾蓋達組織的戰士和塔利班成員被關起來。他們往往被關在允許酷刑的秘密監獄裏，例如波蘭、埃及，以及臭名昭著的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

與此同時，美國人正在建立卡爾扎伊的新政府，其省長和警察指揮官多因軍事素質而被選中。他們大多是在90年代初的內戰中有著壞名聲的舊行政人員，並於1994年被塔利班趕下台。他們而後掌管著由國際部隊支援的新阿富汗政府，這些國際部隊駐紮在阿富汗各地的大型軍事基地中，以打擊來自恐怖分子的持續威脅。

為了寫關於卡爾扎伊的書，我得以與很多阿富汗人交談，也因此，我很快開始懷疑這所謂的「持續威脅」的存在。塔利班的迅速垮台不僅是通過軍事干預，也是通過加強與部落首領的聯系，而部落首領在阿富汗往往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幾年前代表塔利班政府擔任聯合國大使的卡爾扎伊，能夠加強和利用這些聯系。

在一場塔利班毫無勝算的暴力開端之後，2001年12月，在坎大哈（Kandahar）一場的大屠殺被阻止了。在塔利班的據點，他們決定放下武器，結束戰鬥。卡爾扎伊承諾，與阿爾蓋達的阿拉伯戰士不同，他將對塔利班實行大赦。

在卡爾扎伊親自向各大國際新聞機構通報了塔利班的投降後，來自華盛頓的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糾正了他。拉姆斯菲爾德說，他曾經與卡爾扎伊通電，告訴他不要接受投降。這位美國國防部長說：「阿爾蓋達和塔利班仍然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將繼續派兵。」卡爾扎伊在美方發言後保持沈默，投降的消息在24小時內完全消失。

在投降被否認了之後，軍事干預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沒有敵人的戰爭。受必須為911事件報仇的情緒驅使，哪怕只有一丁點與塔利班和阿爾蓋達組織有聯系的阿富汗人，就會被圍捕。而通常，支撐這樣的懷疑的，只要有一條來自阿富汗新統治者圈子的「提示」就夠了。

這樣的「提示」，成為了這些管治者在其他更重要的問題上向美國人尋求注意力的方式。他們會試圖從中獲得樂趣，或者解決與競爭對手或對手之間的恩怨，然後告訴西方他們想聽的話：「這是塔利班/阿爾蓋達組織。」

我聽過許多情況，在沒有檢查過這些線索的情況下，很多事件就直接歸咎於「塔利班/阿爾蓋達組織」所為。例如，有一個法籍聯合國員工在加茲尼（Ghazni) 被狙擊手殺害。在聯合國的授權下，國際媒體將這次暗殺描述為塔利班策劃的襲擊。在這一基礎上，聯合國甚至計畫暫時撤出該地區，因為來自塔利班的威脅太大。

幾年後，我在喀布爾外交圈裏了解到，其實在2003年，喀布爾就已經知道，這個法籍聯合國職員背後的故事很可能更為復雜。她是卡爾扎伊政府一位有權勢的行政官員阿薩杜拉·哈立德（Assadulah Khaled）的情婦，後者直到2021年都是美國的親密盟友，但也因為提供有關敵人的虛假情報而聞名。哈立德在坎大哈襲擊了另一支聯合國車隊，後者正要進入他的毒品種植地；然後哈立德告訴媒體，這是塔利班的襲擊。挪威特種部隊在哈立德位於加茲尼的家中發現了自殺式背心，顯示他可能發動了更多襲擊，並把襲擊指向是恐怖分子所為。在這個法國人被刺的例子中，人們模糊地意識到它實際上是關乎家族榮譽。據說阿薩杜拉的妻子派了一名刺客。與其說是塔利班策劃的襲擊，事實更可能與激情有關，只是未得到進一步的調查。

很少這些我稱之為「虛假指認」的事件會被媒體報導。例如，計程車司機Dilawar載著三名乘客經過霍斯特的美軍營地時，一枚火箭彈擊中了那裡。在當地線人Jan Baz Khan的指示下，Dilawar和三名乘客被美國人列為襲擊嫌疑人逮捕。出租車後面的無線對講機，就是足夠的證據，把Dilawar送進了喀布爾郊外巴格拉姆的酷刑監獄，而三名乘客則被送進關塔那摩灣。後來，一位美國消息人士向《紐約時報》透露，美國很快就發現德拉瓦和他的乘客與導彈襲擊無關。美方知道，其實是他們的線人Jan Baz Khan發射了導彈，並指控出租車司機和三名乘客是肇事者，以收取舉報恐怖分子的高額賞金。然而，Dilawar並沒有在巴格拉姆酷刑監獄的「審訊」中倖存。《紐約時報》報道稱，他的雙腿受了嚴重的損傷，屍檢官說「看起來就像被一輛公共汽車碾過一樣。」要再幾年後，那三名乘客才被無罪釋放。

在一連串類似事件中，還有美國空襲派克蒂亞省的一支正在前往喀布爾的車隊。空襲是根據Pacha Khan Zadran提供的資訊而發動。 Pacha Khan Zadran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內戰就是一個無情的軍閥。他告訴美國人，車隊裏的豐田車上全是塔利班和阿爾蓋達組織的戰士。空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沒有人能倖存下來。再一次，事實證明，車隊中沒有任何恐怖組織的成員。美方被利用去解決了家族宿怨。

你只能是「好人」或「壞人」

我聽到這樣的事件的故事越多，我就越擔心美國人和其他西方組織是多麼容易被虛假信息所拖累。對他們來說，911之後的世界非常清晰。就美國而言，前總統小布殊教導國際社會的「你支持我們，或者你反對我們」，也適用於阿富汗。 在阿富汗，你只能屬於「好人」（因此屬於美方）或「壞人」（因此就屬於阿爾蓋達組織或塔利班）。

也因此，太多的美國人沒有意識到，普通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圍繞著完全不同的事件展開。

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來說，911事件離他們很遠，許多人在事件發生幾個月後才聽說過。對他們來說，這與他們自己的生活幾乎沒有關係。國際部隊為了應對 911事件而來到阿富汗抓捕罪犯，這對大多數阿富汗人來說並不構成威脅。畢竟，那幾個罪魁禍首主要是阿爾蓋達組織的阿拉伯人；對於許多阿富汗人來說，問題在於阿拉伯人是否仍留在該國或躲藏在與阿富汗接壤的地區。在很多人看來，就連塔利班也不知道拉登的計劃。

他們希望美國人的到來能給他們帶來一些好事，畢竟，此前的生活是如此艱難。強大的美國一直被視為一個有著良好意圖的理想國家，美國人民會利用他們的力量為阿富汗帶來繁榮。有人確信，紐約的街道是用黃金建造的，並希望那些繁榮中的一部分，能夠來到他們的土地上。

這樣的希望沒有得到回應。與其在經濟上幫助阿富汗，美國人的注意力幾乎完全放在追捕有罪或無罪的恐怖分子上。普通阿富汗平民的貧困狀況並沒有太大變化。相反，美國人的恐怖主義追捕往往對無辜人民造成附帶傷害。

在國際軍隊周圍，「戰爭經濟」興起。告密者、口譯員、行政人員和警衛越來越意識到美國人想要從他們那裏得到什麼，然後得到豐厚的報酬。

他們成為美國人眼中的好人，比起一般人更深受美國人信任。可通常而言，根本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對恐怖分子的高額獎金，讓這些人對舉報興趣濃厚，這也刺激了私人目的被利用的情況。

在需要報復的前提下，美國人考慮某人是恐怖分子的門檻非常低。阿富汗行政人員迅速適應了美國人的要求——操縱真相，以便他們可以從追捕所謂的敵人中獲利。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訴美國人「有一個恐怖份子」，他們就會去追捕了。這種「虛假指認」的受害者常常是同一個「戰爭經濟」中的競爭對手，而不是塔利班或阿爾蓋達組織的人。

What if…?

於是，塔利班在缺席大約五年後便回來了，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足為奇。2005年左右，他們就又開始組織起來。塔利班告訴我，招募新的阿富汗人是多麼容易：「我們真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反抗就像蘑菇一樣從地下冒出來。」這也開始了一個惡性循環，越來越多的國際軍隊被派往阿富汗，以對抗日益壯大的塔利班——也因此，美國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敵人。

這便是美國如今正在逃離的敵人。在這場「反恐戰爭」中，從美軍和盟友自己的隊伍到阿富汗平民，成千上萬的生命被剝奪。

我含著淚寫下了這些句子。毫無疑問，美國政府及其國際盟友在911之後，以報復為目的，被憤怒蒙蔽了雙眼，將阿富汗變成了一個戰場，沒有同情心，沒有對這個國家的人、歷史、文化或古老習俗的認識。

我在那個戰場上多年的採訪，也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質疑國際媒體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主要新聞機構、電視台和報紙。

如果說，這些年來他們的報導，能夠不那麼單一地依賴軍官、外交官或是「反恐戰爭」的發言人或代表呢？如果他們能不辭辛勞地與那些總是樂意幫忙的阿富汗人交談，並表明這個國家不僅僅是恐怖分子的滋生地呢？如果他們能夠考慮到塔利班實際上已經很快投降的跡象，並在面對旨在包圍被擊敗的塔利班的國際反恐戰爭時，花時間審視阿富汗國內政治議程的可能性呢？如果早些年的國際媒體，沒有自動將阿富汗的每一次襲擊都歸咎於塔利班，而是去詢問當地消息人士的實際情況呢？

那今天的情況，會不會有一絲絲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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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媒體所做的，與阿迪契年輕時學習的尼日利亞歷史非常相似。西方新聞的受眾，被告知了同樣的「片面故事」。阿迪契警告說，「刻板印象」剝奪了人們的尊嚴，強調我們有多麼不同，而不是多麼相似。它使人們分開，它造成誤解和衝突。

如果說現在有一個國家正在經歷這種情況，那就是阿富汗。這些年，儘管有許多學術研究證實媒體偏向西方精英的話語，但是考慮到當下主流新聞媒體議程設置的系統，我擔心，來自這些主流新聞編輯部的自我反省，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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