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火箭残骸砸中的村庄

至今谈到“卫星”落下来的场景，杨芳还会面露惊吓，抱住双臂，紧张地耸起肩膀。

那是2019年6月25日，先是出现一声巨响，红色火光照亮了天空。随后，一个巨大的“铁桶”突然朝他们飞来。杨芳和丈夫吴光辉下意识地往另一个方向跑，想找一个藏身之处。刚跑出几步，耳边就传来刺耳的声响，地面也随之震颤，就像地震一样。他们寻着声音和火光的方向一看，才发现邻居家被“大铁桶”砸中，已经烧起来了。火越烧越大，整栋房子都慢慢浸入火海，四周都是灼人的热气和刺鼻的气味。

杨芳和吴光辉吓坏了。“卫星”坠落的地方近在咫尺，如果偏一点点，砸中的就是他们，跑都跑不赢。

在贵州省余庆县，“躲卫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当邻近省份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要发射卫星时，1000公里外、火箭途经的贵州省19个县都会进入紧急疏散和戒备状态，以防那可能从天而降的“大家伙”——火箭残骸。

在余庆当地人的记忆中，“躲卫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如今，县城里的人听到防空警报也懒得起床出去躲——反正它落在城区、砸中房子是几近不可能的事。

要真砸中房子，嘿，“那就发财了。”余庆县城里，不只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起“落卫星”时如此反应，“政府要赔的。”

但对余庆周边的村民来说，“躲卫星”是一件关系到自身安全的事。“卫星”不会落在城区，往往落在周边的荒郊、群山之中，这些地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庄。有时，天降的“卫星”出现偏航，会砸到村民的房子、牛圈，也让村民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逃命之旅”。

而不幸被毁掉房子的人家，却又因拿到了赔偿而显得有些“幸运”。杨芳和吴光辉目睹的那次“坠落”，恰好砸中了邻居老周的房子，后者拿到近6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在这个房价3000元一平米的小县城，这笔钱可以买两套80到100平米的房子。

对吴光辉来说，如果当时卫星砸中了他家紧邻着老周的那栋空房，他就可以给儿子在县城里买房、娶媳妇了。儿子今年25岁，在广东打工，还没有成家。吴光辉算过，在县里买房加装修要30多万，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在余庆，没房子，男的几乎不可能娶到老婆。”带着记者在余庆乡村走访的司机老王说。

今年，余庆县的房价又降了，从3000多元一平米，降到了2000多——和这里大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这里人太少了”，这句话频繁出现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咖啡馆（兼麻将馆、酒吧）、宠物店、修鞋铺老板、出租车司机、自建房房东，都会如此感叹一句，“生意不好做。”“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相比于被“卫星”砸中的小概率事件，挣钱、买房、结婚、生孩子才是县城人民最关心的事。

凌晨两点多落下的“卫星”

从贵州省遵义市到其下辖的余庆县，坐大巴要三个半小时。先走70公里高速到湄潭县，再走100公里的国道。国道在群山间盘旋，时而行至山顶，时而下至山谷，最长的一道坡长达9公里，摇晃的巴士让人头晕目眩、昏昏欲睡。

吴光辉的儿子每年都要走两次这条路：春节前后，一次回家，一次外出前往广东打工。而从余庆县城到他家所在的梅子坡村是更加狭窄环绕的山路，开车还要1个小时。梅子坡位于1000多米海拔的山顶，站在村里放眼望去，是连绵的群山和仿佛触手可及的天空。村里约有40多户人家，但如今留下的大多是年幼的孩子、妇女和50岁以上的人。

吴光辉在自家老房子的后面，为儿子修了栋漂亮的木头房子，但儿子总共就没住过几回。可是对吴光辉来说，那是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为儿子准备房子，才能娶妻生子。

被“卫星”砸中烧毁的房子，就在吴光辉家新房子斜后方。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平地，荒芜的地面上长起了杂草，草间依稀可见烧成焦黑的木头和地面。曾经的猪圈牛圈里，仍然摆放着木制打谷机、古旧优美的木头箱子等物件，标志着这里曾有人住过。但在“卫星”落下的那天，这栋房子已经空了好久。房屋主人在县城里买了房，很少再回到村里。

“卫星”是在凌晨两点多落下来的，村里所有人都在屋外空地上等着。之前一周，村干部已挨家挨户通知过好几回，当天晚上西昌要发射卫星，所有人必须出来，如果待在屋里被砸中，“国家可只赔房子不赔人”。

那晚，吴光辉和杨芳穿着外套在院子里熬着。山上的夜晚仍略有寒意，人虽然困，却还是要强打起精神，留意着天空的动静。

和当地所有村民一样，他们依然习惯用农历来记事。中国古老的农耕传统下，农民们用农历来决定一年四季的作息，确定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在另一个被“卫星”砸中的民同村，几位村民聚在一起讨论时，也是如此得出了“卫星”落下来的时间：“是去年六月间，还有一个多月打谷子（收割水稻）的时候。”

查阅公开记录后可知，梅子坡被“卫星”砸中的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那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北斗三号IGSO-2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入网后，“将进一步提升北斗系统的覆盖能力和服务性能”，而北斗系统所布局的全球组网，到2020年“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等服务”。

村民口中需要躲的“卫星”，实际上是运载卫星的火箭残骸。在发射升空后的几分钟内，火箭的逃逸塔、助推器、一级火箭、整流罩等组成部分会相继分离，并坠落地面。每一次坠落点会在发射前提前设计好，通常会避开人口密集区等重要区域，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贵州、湖南的山区地带，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设定的主要残骸落区。

但，不是每一次火箭残骸都能够完全精准地落在指定地点。中国航天集团火箭设计师李君在接受官方媒体《科技日报》采访时指出：“（火箭）载荷质量的轻微变化、发动机推力的细微变化等”，甚至是高空风向的影响，都可能使火箭残骸的落点有所偏离。“例如长三乙火箭一子级从分离到落地大约要经过300多秒。如果分离速度存在每秒10多米的误差，仅此一项就会让最终落点偏离预定范围好几公里。”而误差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便是砸到人和房子。

那些卫星是干嘛用的，梅子坡的村民们往往不太清楚。和他们产生连接的，是每一次手机上收到的“躲卫星”消息，是村委会干部的一遍遍通知，也是每一次卫星发射倒计时一小时到火箭残骸完全落地后的时间段内，他们在屋外空地的等待、仰头观察和惴惴不安。通常，他们会带上手机和钱财，站在自家房子外面，或者村里面积够大的空坝子上抽烟、聊天。屋子里的东西就不用管了，“被砸了国家会赔的”。躲避时，人们还得避免集中聚集，以便残骸砸落时四散逃开，并避开建筑物、高压线、油库、水库下游及易燃易爆物资仓库。

据李君介绍，火箭的不同部位在降落时的速度和撞击力也不同。如火箭最顶端的整流罩，在距地面10公里左右高度后，下降速度不超过百米每秒，落地速度约为每秒二三十米，“夸张点说，只要你身手敏捷，从发现下坠的整流罩就开始躲避，完全可以避免被直接击中。”而火箭子级和助推器的危害性更大，下降速度也超过了每秒百米，若偏航砸中了人，则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于2019年6月25日，梅子坡村民的记忆是深夜的困意、“卫星”从天而降带来的惊恐，还有砸中房子时的轰然巨响与熊熊大火。

吴光辉的邻居家被烧得精光，火势从凌晨两点一直烧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熄灭，将屋子里的冰箱、电视等电器家具烧得片甲不留。带记者前往梅子坡的司机老王，曾在那天早上8点多开车到现场围观，那时火仍在燃烧，黄色的油遍地都是，散发出浓浓的臭味。吴光辉家也被铁丝砸到了，屋顶的瓦片嘶啦拉掉落、碎裂了好大一片。

司机老王记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最远的来自200多公里外。一时间通往梅子坡的山村小路上停满了车，长度有一两公里。人们对“天外来物”充满好奇，也想看看被“卫星”砸中的房子烧成了什么样。“卫星”落下来时的危险场景，在现场被一遍遍讲述。“幸好这房子没人住，不然就惨了。”“这下国家要赔好多钱哦。”人们交换着这样那样的观点。6月25日整整一天，是这个高山上的小村庄很少有过的热闹。

在梅子坡被“卫星”砸中之前，同为余庆县下辖的民同村村民已经很久没躲过卫星了，人们习惯了这一切。卫星发射又时常在深夜，甚至凌晨一两点，大伙实在懒得从床上爬起来，“该睡觉睡觉”，反正砸到房子是小概率事件。

但梅子坡事件以后，人们提高了警惕，该躲还是要躲的。2020年7月9日，卫星发射的时间不算太晚，晚上8点11分，“天擦黑的时候”，如果不“躲卫星”，60岁的王长顺会像大部分夜晚一样，坐在堂屋（贵州话，客厅）门前的屋檐下，发呆，玩手机，刷抖音。看什么呢？“就是些好玩的嘛，让人发笑的。”他说。

但那天晚上，他和老伴、同村村民都站在门前空坝子上，等待警报解除。没想到，发生在梅子坡的事情也降临到了他们身上。也是空中一声轰响，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朝他们飞来。他们赶紧跑，还没跑多远，地面轰隆一震，“砰”一声巨响，大铁块砸在了两户人家的牛圈处，砸死了两头牛——其中一头牛还怀着牛宝宝，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了。附近数栋民房的玻璃全被震碎了，哗啦啦掉落一地。一位村民事后还在窗台下发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缝。

亲历这一切的王长顺和几户邻居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时的恐惧历历在目。一位女性在匆忙逃跑中摔了一跤，擦伤了手肘——残骸落下的地点，彼时距离她不到50米，她吓坏了，连爬带跑死命躲，直到一声巨响刺痛耳朵，整个地面都在摇晃，身后火光冲天，热浪扑面而来。

这一次，民同村的村民们和牺牲的两头牛为亚太地区的高质量语音、数据通信做出了贡献——这天发送的是亚太6D卫星，它为亚太区域用户提供卫星宽带通信服务，用以满足海事通信、航空机载通信、陆地车载通信以及固定卫星宽带互联网接入等需求。

“老百姓不能吃亏，政府也不能吃亏”

被“卫星”砸中之后，就是商谈赔偿了。

中国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曾经在长片《天降》中记录了这个过程。那是2008年的湖南绥宁县，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第二大残骸落区。镜头里，农民、乡干部、卫星回收观测站工作人员、当地军分区领导坐了一屋子，为赔偿金额讨价还价。农民们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嘴拙，不知道该说什么；工作人员们谈笑风生，从国家利益到个人牺牲侃侃而谈，时而还会吐出几句半带威胁的话：“如果不接受，就不赔了。”

最后，那户房顶被砸了一米多大洞的农民，拿到2000元赔偿。到家后，却被老婆骂了一顿。算下来，修补的材料费加上人工费用，并不是2000元能覆盖的。而观测站工作人员最常挂在口中的话是：“老百姓不能吃亏，政府也不能吃亏。”——尽管根据张赞波的调查（《天降》记录片片尾记载，《南方周末》亦有报导），那时发射的卫星是商业用途，理应有足够的商业保险赔偿。

在2019年以后的余庆县，赔偿并未引起多少争执。吴光辉家屋顶的部分瓦被砸碎了，上报后拿到两三千元的赔偿，他觉得还算合理。

房子被彻底烧毁的邻居老周家，大概称得上“发财”，这个过程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谈判。在多位村民的讲述中，最初老周要价80万，但政府认为要价太高，没有同意，谈判一度搁置。后来，双方将价格协调到60万左右。端传媒没能联系上老周确认这一数字，但据多位接近老周的村民告知，赔偿金额近60万。

在民同村，赔偿是按照市场价走的。窗户碎了，多少钱一平米就赔多少钱。牛死了，市场上卖多少就算多少——不过牛主人陈凤梅还是有点委屈，因为只赔了两头牛的钱两万元，牛肚子里即将出生的牛宝宝没算钱。

做出牺牲的不只牛，还有人。《天降》记录了中国唯一有迹可查的牺牲者：湖南绥宁退伍军人黄有喜的女儿、一个年仅15岁的初二学生。1998年端午节，一块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砸中了正在屋外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孩的头。

但在官方通报中，这位年轻的牺牲者是不存在的。彼时，湖南绥宁当地电视台报导火箭残骸回收工作时称：“从未有过伤亡”。而在火箭制造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文章中，表述是这样的：“有网友也许紧张，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被砸中？不用担心，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每年约有200枚火箭和卫星坠落，最近每年也有50枚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大气层燃为灰烬，每年只有数枚航天飞行器的零部件落到地面，但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伤人的事件。”

那位被砸死的女孩的名字至今不为人所知，公众能够搜寻到的称呼都是“黄有喜的女儿”。每年清明节，黄有喜都会带着儿子去给她扫墓，闲暇时还会给眉清目秀的女儿写纪念文章。

对很多落区人民来说，“卫星”掉落下来，砸坏了房子，人们受到了惊吓，但生活还是得继续。他们只是模糊地认为，发射卫星是“为了国家发展和强大”，是身为普通百姓的他们在为国家“做贡献”。

“航天强国”梦

1958年，在苏联、美国相继发射其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毛泽东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发射于1958年组建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第一个卫星发射场。

位于四川凉山峡谷腹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组建于1970年，1982年交付使用，是中国的第三个发射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指示“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应用卫星上来”。西昌成为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基地，主要承担通信、广播、气象卫星等试验发射和应用发射任务。“北斗”导航卫星，还有“嫦娥”一至四号月球探测器，都在这个发射场升空。

1984年，西昌发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二号”后，中国开始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成为美国和法国之后第三个打开国际航天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昌共为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玻利维亚、阿尔及利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射30多颗卫星，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服务大国外交的战略组成部分。

“自2000年开始，共计有59颗北斗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董重庆对媒体表示，特别是在近两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续成功实施20次北斗卫星发射任务。迄今，在中国4个发射场中，西昌的发射次数占中国卫星发射数量的45%，次数达160多次。

而每一颗卫星都承载着中国迈向“航天强国”的梦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视察航天科研生产一线，强调“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航天事业高速发展之下，火箭残骸的坠落也更加频繁地影响着贵州、湖南等落区的安全。这也成为推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建设的动力之一。2015年，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启用，部分发射任务转移到岛上，火箭射向1000公里范围内均为海域，残骸落区均在海上，不会给附近民众的安全带来威胁，也转移了部分西昌发射任务。

此外，技术进步也在带来改变。2019年末，中国的运载火箭开始取得“基于栅格舵的落区精确控制技术”和“伞降方案”验证的成功。前者就像给火箭“装上一对聪明灵活的翅膀，使一子级落区范围缩小85%以上”，后者则是给火箭的助推器安装了多个降落伞，以控制助推器坠落时的姿态和方向。这两种技术都有助于改善落区环境安全。2019年6月那回“躲卫星”时，吴光辉就看过降落伞的存在。

“降落伞”还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因此火箭残骸落地后，工作人员5分钟内就能精确知道它的落点位置，25分钟内就可以找到火箭残骸。而此前，“短则需要几个小时，长则需要数月。”中国运载火箭设计师钱航对媒体表示。

对于落区人民来说，这也意味着搜寻火箭碎片这项“寻宝”活动越来越难。纪录片《天降》里，2008年的湖南绥宁，人们会在火箭残骸降落以后，半夜打着火把进山寻找。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铁也能卖个几百元，有时甚至会超过一年种田的微薄收入。还有人把它做成菜刀，或者绑在摩托车上做放杂物的容器。有时候，孩子们把铁皮当成鼓和玩具，在宁静空旷的山野中玩耍嬉戏。

但这几年，当火箭落在荒野，村民们看见火光赶过去时，现场往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傍晚，余庆县凉风村70岁的村民老张就跑去看了一次热闹。当他看到火光、听到声响后，和同村村民先坐车、再走路才抵达山野中的落点，却只能隔着警戒线观看那熊熊大火，和“两个班车”那么大的火箭残骸。“警察跑得快哩。”他说。

尾声

5月26日，吴光辉又收到村干部发来的短信：“2021年5月31日（编注：后推迟为6月3日）凌晨00时00分至00时40分将发射卫星，请广大群众提前半小时出门到空旷地带对空观察避险，以免卫星残骸伤人。”

他拿出手机展示这条短信，语气、神态平静，就像在讲述插秧割稻这些生活日常。“到时还是得躲一躲。”他说，“太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就要躲三次。”

这便是这个云上村庄的现状。生活自给自足：大米是自己种的，种一季水稻能收上两三千公斤谷子，卖掉一部分，剩下的储存起来，可以吃上两三年；家家户户都有打谷机，一次把50斤谷子打成米，够吃上一两个月；蔬菜也是自家地里种的，再养上几头猪和牛、一群鸡鸭鹅，肉就有了，或者不时开着车去乡里、县城买。水是山泉水，不给钱。电是通的，得益于那些发射到太空的卫星，看电视、打电话、上网也完全没问题，刷抖音更是村民们的日常。

生存没什么大问题，但也没有多少现金收入。种植中药药材“太子参”，是吴光辉和村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据称可以“治肺虚咳嗽，脾虚食少，心悸自汗，精神疲乏”的药材，价格起伏不定，遇上主产区湖北、安徽等地水灾、产量减少时，一公斤能卖上500元。一旦产量上去了，价格又会跌到三四十元左右。而这也意味着吴光辉等村民一年收入在五六千到两万左右浮动。外出打工挣钱是村里年轻人最有希望的选择，也是整个余庆县、及至大部分中国中西部农村人最有希望的选择。

如今，吴光辉操心的事主要就一件：儿子的婚姻大事和生孩子。为此，在县城买房是个必选项，也是儿子自己的打算。好在县城的房子并没有贵到买不起，努努力，再攒点钱，也够得着。

只不过，即便买了房，他们或许也会像许多在县城买房的村民一样，让它空着，年轻人继续外出打工、老年人依旧回村里生活。等孙子该上学了，便由爷爷奶奶带着偶尔住一住。就像民同村的王长顺一样，每周日带着孙子去县城的房子住一晚，第二天孙子去学校寄宿，他又回乡下生活，周五再把孙子接回来。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守着人口稀少、房屋大量空置的小县城和乡村，才是“落区人民”的生活日常。当那些代号为“嫦娥”、“北斗”、“风云”的卫星，掠过他们头顶，奔向浩瀚星空探索未知世界时，他们所期盼的是：“落卫星”时不要砸到自己头上，若砸坏了房子能得到足够的赔偿。

吴光辉、杨芳、王长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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