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拔剑四顾心茫然──敬悼余英时先生

今天中午醒来，知道余英时先生逝世的消息。

原来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据悉，余先生当晚还和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前辈陈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过电话，然后在睡梦中安详逝去，享寿91岁。余太太和女儿低调，先将余先生安葬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父母的墓旁，然后才通知亲友学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来信。这两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给他。我现在捧著他的信，读著他的字，感觉很不真实。我生命中极为尊敬、信赖、精神上甚为依靠的一个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较能真切体会，余先生当年惊悉他的老师钱穆先生过世，写下〈犹记风吹水上鳞〉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会一直在，精神会一直在，他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备受肯定。可是于我，人世间一个真实的记挂，却从此断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学生，一生中只见过一次面，照理不会有这份感受。可是这份感受却如此实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价值和情怀，包括对知识的信念、对读书人的期许、对自由主义、对中国和香港的态度和关切。这些共享的东西，让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无以名之的精神联系。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一篇文章〈罗尔斯与中国自由主义〉，纪念罗尔斯诞生百年和《正义论》发表五十年。我当时特别将该文献给余英时先生。我在文章注脚如此解释：

“余英时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议，我作为新亚书院学生帮忙接待。还记得当天清晨在校园路上，余先生对我说，你对自由主义有兴趣，就要好好研究罗尔斯。余先生这番话对我有莫大影响。谨将本文献给余英时先生，既感谢他当年的鼓励，也感谢他为推动中国自由主义毕生所做的努力。”

按学界惯例，很少有人会将一篇文章献给一位前辈。我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一来这篇文章对我有特别意义，而余先生在那个意义里面。我还记得当天清晨，我们走在新亚路上，他告诉我，罗尔斯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论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来读。我记著他的话，1995年秋天去英国约克大学读硕士时，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罗尔斯这本书，并以此作为我的论文题目。二来我觉得余先生也许是今天华人学界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而我相信他会接受我这样称呼他。在自由主义于中国极为低潮的今天，我想借此向他致敬。三来，我心里暗暗觉得，余先生已经九十一岁，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满意的书出版才献给他。我必须早点让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最后一期。我当天异常悲愤，给余先生写了一封三页长的信，连同我的文章和最后一期《苹果》，寄到普林斯顿。我在信中告诉余先生：

“谢谢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义的著作，并以一生之力去推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你的著作和立场，对我影响甚深。”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读了我的文章。我现在真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我很庆幸，当时做了那个决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传真回信。余先生从来不用电脑，平时只用传真机和电话与人联系。他怕我没有收到传真信，心里记挂，于是在7月16日，又亲自将信用空邮寄了给我。我刚才将信反复读了又读，眼泪不禁掉下来。

我此前没想过要与别人分享此信，但现在细心体会，开始明白余先生的话，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个人说，而是想和所有关心香港命运的人说。我将他的信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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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松先生：

收到赐寄报纸最后一日绝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谢而且感动。

香港情况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进展，我早在NY时报、电视等媒体上注意到。在短时间内，大概不易改变，但我始终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觉悟程度而言，也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但人的主观奋斗是极重要的，决不能放弃。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话： “但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继续作一点事。” 即以此语互相勉励吧。

余英时 手上 （202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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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952年毕业。他的毕业证书，现在放在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余先生在五十年代于香港的求学和生活经历，在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有详细记载。

每年我在新亚书院圆形广场上课，都会指著广场上刻著的历届新亚毕业生名录，大声告诉同学，余英时先生是新亚书院，也可说是中文大学第一人。要了解什么是新亚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读余先生的著作。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愉快，很骄傲。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谢谢您。

2021年8月5日 哀切中写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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