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今天中午醒來，知道余英時先生逝世的消息。

原來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據悉，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前輩陳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過電話，然後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壽91歲。余太太和女兒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較能真切體會，余先生當年驚悉他的老師錢穆先生過世，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會一直在，精神會一直在，他在史學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備受肯定。可是於我，人世間一個真實的記掛，卻從此斷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一生中只見過一次面，照理不會有這份感受。可是這份感受卻如此實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價值和情懷，包括對知識的信念、對讀書人的期許、對自由主義、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和關切。這些共享的東西，讓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無以名之的精神聯繫。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發表五十年。我當時特別將該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我在文章註腳如此解釋：

「余英時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我作為新亞書院學生幫忙接待。還記得當天清晨在校園路上，余先生對我說，你對自由主義有興趣，就要好好研究羅爾斯。余先生這番話對我有莫大影響。謹將本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既感謝他當年的鼓勵，也感謝他為推動中國自由主義畢生所做的努力。」

按學界慣例，很少有人會將一篇文章獻給一位前輩。我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一來這篇文章對我有特別意義，而余先生在那個意義裡面。我還記得當天清晨，我們走在新亞路上，他告訴我，羅爾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來讀。我記著他的話，1995年秋天去英國約克大學讀碩士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羅爾斯這本書，並以此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二來我覺得余先生也許是今天華人學界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而我相信他會接受我這樣稱呼他。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極為低潮的今天，我想藉此向他致敬。三來，我心裡暗暗覺得，余先生已經九十一歲，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滿意的書出版才獻給他。我必須早點讓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最後一期。我當天異常悲憤，給余先生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連同我的文章和最後一期《蘋果》，寄到普林斯頓。我在信中告訴余先生：

「謝謝你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你的著作和立場，對我影響甚深。」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讀了我的文章。我現在真有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那個決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傳真回信。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平時只用傳真機和電話與人聯繫。他怕我沒有收到傳真信，心裡記掛，於是在7月16日，又親自將信用空郵寄了給我。我剛才將信反覆讀了又讀，眼淚不禁掉下來。

我此前沒想過要與別人分享此信，但現在細心體會，開始明白余先生的話，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個人說，而是想和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我將他的信抄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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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松先生：

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 即以此語互相勉勵吧。

余英時 手上 （202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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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1952年畢業。他的畢業證書，現在放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余先生在五十年代於香港的求學和生活經歷，在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有詳細記載。

每年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課，都會指著廣場上刻著的歷屆新亞畢業生名錄，大聲告訴同學，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也可說是中文大學第一人。要瞭解什麼是新亞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讀余先生的著作。每次這樣說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愉快，很驕傲。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謝謝您。

2021年8月5日 哀切中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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