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序言】联经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林载爵发起征稿，希望余英时老师的门生故旧能各写一篇文章，庆祝余老师的九秩华诞，文章的内容以余先生的“教学”与“治学”为主。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想以另一个方式开始──追索一九五○年代，余先生思想脉络在当时的思想史意义，然后再进入“教学”、“治学”的层面。因为如果没有一九五○年代的思想发展，我后来所接触的余先生，恐怕是不一样的。
一、
回想起来，一九七○年代后半，随着〈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的连载，及后来陆续出版的文章，如〈“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说鸿门宴的座次〉、〈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文所掀起的波澜，余先生的名字有如天上的巨星，人们是在经过这个震荡后，才又千方百计回过头找他早已发表过的许多论文及书来读。
当时许多人对“余英时”这三个字既好奇又陌生。我犹记得一九八○年代初，偶然在俞国基先生台中的家聊天，在座的客人中，记得还有史家施之勉的哲嗣施肇锡先生。座客们除了批评当时的政治之外，谈论的主题便是余先生，席间不知谁说了一句，“听说他是钱穆的女婿”，后来才发现完全是子虚乌有。
在那几年中，前仙人掌出版社的负责人林秉钦先生经常到我的住处来谈。当时流行把各种学术刊物中某个主题的文章编成论文集，他也希望我针对近代思想、学术编一套书。我也试拟过一些主题，但是后来这件事却不了了之。有一次，林先生告诉我，我书架上《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艾群”便是余英时先生。当时闻言甚惊，因为这本小书脉络清楚、文笔俊爽，仅用几条线索就掌握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趋势，没想到竟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
二、
前面提到，在一九八○年初，人们回过头去到处发掘余先生早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这个“再发掘”的过程中，颇引人注目的是余先生二十到二十五岁在香港出版的六本书。这六本书中，除了一本之外，在一九八○年代或更早，都已经被台湾的出版商重印出来，我在当时基本上也都买了。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我断断续续地在参详这些书。
由于我到普大做学生是在一九八七年，当时余先生五十七岁，在他任何谈话、甚至研究中，我都感觉不出他在思想上有过一段奋斗的痕迹。而且连最近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所提到的那些书，包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文化模式》等书，几乎都不曾听余先生提及。那时余先生对政治、历史的态度都已经非常清楚而坚定。如果不是曾经读过一九五○年代余先生充满现世关怀的六种著作及许多文章，并不容易察觉到他有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发展脉络。
披览这些材料之后，我感觉在这五年之间，余先生的思路经历过一些重大的变化，而且其中可以清楚出现几条脉络。几年前在写〈余英时印象〉一文时，我已大致点出我尝试梳理的这几条脉络，这不只是为了了解余先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为了解一九四○年代后期到一九五○年代广大知识分子思想的历程。
一九四九年最后一日到香港之后的余先生所面临的最立即、最重大的思想课题，便是对红色政权席卷全中国这一个关系时代及自己命运的大事进行反思。他一方面要摆脱中共政权及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想从西方近代历史及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寻找比较确当的答案，证成对五四以来的自由、民主、科学、和平、人权、普世价值等方向的正确性。
在进入这条思想线索之前，我想先说明一点，我们不能以单线演进的观点来看这个思想变化，而应至少看成是两个时代思潮在余先生一人胸中的竞争。
从《余英时回忆录》及之前余先生的许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余先生早先已受到五四等民主、自由、宽容、平等普世价值的薰陶，余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中便说：“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基本上已经认同了『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新文化。”但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北平闲居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例如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余先生认为此书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全书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并开始接触马列。后来在燕大，更进一步成为共青团团员。虽然在一九四八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时非常兴奋。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因为“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经同时发作了”，于是他声色具厉地驳斥一位安徽同乡关于共产党在乡下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可见五四与马列这两股力量，在少年余英时心中竞争、纠缠，从而带出了至少四种议题：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新？五阶段论的“历史发展公式”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吗？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平等、科学之间是绝对冲突的，还是具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因为以上的疑难，所以才有我接着要讨论的几种变化。
余先生说他在翁独健的课上细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即觉得“五阶段论”似乎过于简化。燕京大学的政治大课也并未能让他完全信服历史唯物论，此后经历了一步又一步的摸索，他才逐渐由马克思主义史学笼罩下的一元论、社会发展规律的框架中逐步挣脱，而终于能与同时代大部分在共产政权下的青年的史学观分道扬镳。诚如余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中，提到在一九五○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历史学者，自己的研究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如影随形”。在回忆录中，余先生提到自己从两方面来寻求与马列史学的分离。第一、“取得关于欧洲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历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况”，以判断马恩的历史论断是否已经受到修正，尤其是重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以确定“是不是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第二、对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思想的一般状态得到一种认识，以便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地位与意义。而前者的成果即是余先生在香港时期所出版的两本书《民主制度的发展》及《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关于后者，余先生则提到Karl Popper的《开放的社会及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及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旺盛的中道》（The Vital Center）等书对他的重要影响。
上述这个在余先生身上挣扎转变的痕迹，正体现了时代意义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史线索。在二○○七年余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女神的新文化转向及重新发现亚洲的传统〉（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中，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余先生身处的时代学术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定论影响甚大，认为文化、意识是被社会经济所决定，历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后对这类带有决定论色彩，或认为历史有通则性的思想进行彻底反思，强调文化及意义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传统。他说，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读柯灵乌（R. G. Collingwood）的《历史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时，深为其中许多讨论历史知识的特质、开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个事件的内在与外在部分，像历史知识是一种对过去思想的“追体验”，觉得比起那时最为当令的韩培尔（Carl G. Hempel）的历史通则（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说服力。
从余先生早年的文字中，我还看出他到香港之后，对“自由与民主”、“民主与革命”这些问题再三致意。我觉得《民主革命论》在用力思考“革命”究竟是不是“民主”的必经之途，余先生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另外，“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在当时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傅斯年的〈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一文可以作为代表。他在文末说：“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傅斯年的结论是“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以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而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即指只求“平等”的共产革命，或只求“自由”的资本主义。
傅斯年的文章，以及余先生在一九五○年代对这个问题的再三致意，都是在时代思潮的重大疑难下所促发的思考。余先生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第五章这样说：“近代西方文明中存在深刻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然而仅指出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强调“自由与平等与群己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试着在“群己”这个新的思考架构下为“自由、平等”这两个可能发展成互相敌对的政治价值构思解决之道。
第三条发展脉络是前面提到的，究竟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是怎样？最近余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清楚指出，他转学至新亚之后，便为《自由中国》及香港《民主评论》所吸引。余先生说：“我对于《自由中国》的兴趣更大，因为它的发行人是胡适，其『宗旨』则是全力推动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但是《民主评论》也是他所尊重的，“其基本立场以维护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我推测，当时余先生抱持着以前者为优位，而与后者融合的态度。余先生在讲到投入甚多心力的《祖国周刊》时，也强调该刊“反共”、“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推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三者合一的基调。这也是当时包括余先生在内的“友联诸友”的共同基调。
围绕着这个问题，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流派──殷海光派与新儒家。凌空在香港《祖国周刊》发表的〈介绍反共文化运动中两个学派〉即已指出这一点。在当时殷海光一派主张两者全不相容，认为民主、科学之所以未能顺利实现，主要是受阻于两三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也是余先生与当时台湾殷海光一派文化观点有出入之处。故余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中说，“这一看法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从《余英时回忆录》看起来，余先生在一九五○年代以来，读过的一些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名著，包括《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文化成长的统观》（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等，都帮助他确认了近代西方文化不是全部文化唯一的标准，各个文化传统都有它的独特性及价值。所以现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不必然要如以殷海光一派所主张的，抹杀所有传统历史文化作为前提。这一点又与前面提到的不以“五阶段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共同的规律互相呼应，因而确立了一种态度：即研究中国史应掌握及凸显其独特性，而不是设法将之套入任何社会发展规律或模式。
至于传统文化格局中是否可能找到现代的出路？关于这一点，我是最近读《余英时回忆录》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余先生少年时代曾盘桓于费孝通的几本著作，并从中看到一种机会。余先生说：“他（费孝通）的《乡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国模式来为中国地主谋求一条和平演进的出路。”并表示费孝通的作品对当时的他“有特殊吸引力”。我判断这与余先生反对暴力革命而提倡《民主革命论》亦有某种关系。
费孝通想解决传统农村贫无立锥的困境，他请教农业专家，如果照着美国在种子、农具等方面皆予改良，有的说可以增加二○％产量，有的说可以翻倍。但董时进认为，更好的出路应该是改种经济作物。费孝通进一步主张，还应该将经济作物的加工生产尽量留在农村。他认为近代电力的进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区位”安排之限制。过去一定要将生产工厂设在城市的原因，是因为旧的动力、能源的考虑，在蒸汽机发明之后，往往围绕锅炉这个动力之源而设置各种生产设备，但是有了电力的应用使得生产资源可以分散到各地，把工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他从英国的先例，以及他在云南玉溪等地的调查发现，将生产拆成各个部分分散在乡村各地是可行的。这就使得地主可以顺利发展成乡土工业。
但是如何将生产所得的财富，不被乡村资本主人垄断，并用在购买土地，而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费孝通提出的办法是合作社制。他长期观察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合作社成功的例子，使得他对此办法深具信心。但是余先生也说了，“暴力革命终于来临”，他关于乡土中国的一切分析和讨论也都成了废话。
以上是我对一九五○年代之前的余先生的思想轨迹的推测。当然，我也注意到少年余英时在反覆辩证各种选择项之后，并不是完全拒斥左派的挑战，他经常把新挑战中值得正视并吸收的部分涵融、扩大到以五四价值为主体的新论述中。而他处理、奋斗及得到自己所信服的立场的过程，如果放在一九五○年代的大历史中审视，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三、
在台大读书时，我与郑钦仁、李永炽老师非常亲近，一直想研究汉魏晋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经常向郑老师借这方面的书。后来因为读到余老师几篇思想史的论文，兴趣才渐渐移到明清与近代。申请普林斯顿大学时，我的博士论文计划其实是战国思想到汉，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竞流到变成湖泊这一段转变，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刘宗周。但是到普大与余先生首次见面时，余先生说史语所有傅斯年档案，用档案治史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这才决定了我的论文方向。后来我回过头一想，如果照原来的计划写刘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刘氏那些深奥难解的观念啊！尽管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回到史语所之后，我仍写过几篇与刘氏有关的论文，但是比较系统地探讨刘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连一张英文便条都没写过的我，到了普大后，突然跳进一个漩涡中，每天为动辄一篇三、四十页的学期报告（每学期至少有三篇）担心，光是Wade-Giles拼音，和英文footnote的作法就让我感到很为难了。当时，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随手揣一个范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师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了“O Soul, Come Back!”一文，随手给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后两年时间，只要是动手写英文报告时，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后下笔。图书馆中邻座的同学David Wright，则每每手持一本King James的圣经，随手翻阅之后再下手。
最近余老师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刚在哈佛作博士生时，交给费正清的第一篇报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错了（用费的话说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这也是我刚到普大时的窘境。在出国读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个Wade-Giles拼音系统，在申请学校填写我的英文名字时，还颇为此苦恼一阵子，后来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书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将引文处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来。到了普大不久才发现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失误：“森”应该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时，系秘书还问我，你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究竟应该怎么拼？
还记得第一次交学期报告时，连梁启超的名字都拼错了。同学问我“梁ㄐㄧˋ ㄐㄧˇㄠ”是谁？原来我少打了两撇，“梁启超”读起来变成了“梁ㄐㄧˋ 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读书的五年多，记忆中余老师除了上课时间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周四下午是他的office hour，学生可以在这个时间任意推门而入，向他请教问题，所以我也常在这个时候进去见余先生。余先生当时的办公室在Palmer 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间，这个办公室原本属于系主任Marion Levy教授。
Levy教授是T. 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个性雄豪，出门必拄一支龙头拐杖，并牵着一只据说是南斯拉夫总统送的大狗。有学长告诉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这个房间用铁笼养了一条巨蟒，冬天需要用电灯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访太久没有到办公室，没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办公室有前后两间，外面一间满贮书籍，同时也有一张大的木桌供上课之用，里间除了书本之外，则是一张优美办公桌及沙发。我们一群学生常常在上课前便围在大桌前闲扯，这时余老师往往在里间奋笔疾书，签字或填各种表格。余老师的英文工整秀丽，写在黄色的英文稿纸上，优美异常。
在大木桌旁有一张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台旧式打字机，那是爱因斯坦以前的书桌，据说因为数理学者不需要“獭祭”般摊开许多书，所以书桌不必大。同时因为他们不需要多少书，故书架甚少。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的办公室是爱因斯坦原来的办公室，四壁书架就非常少。
我从未见过余先生坐在这张放着打字机的橡木桌前，直到有一天，研究生院突然通知我要指导教授出具证明，才可以继续注册。我向余先生提及此事，余先生便坐在这张书桌前用老式打字机打出一封优美的信，其中错了一个字母，还用修正液点了一下。全信片刻立就、浑然天成。去年，我回母校客座半年，余老师当年的研究室已经改成影印间及语言老师的办公室了。我讶然地问了系秘书，“那张橡木桌呢？”她对此突然一问颇为讶异，我说：“那是爱因斯坦的书桌。”一个机构究竟如何保存他的回忆，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求学的系里，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似乎没有人记得这张桌子的历史了。
在普大留学的岁月里，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法文。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整个暑假，我都在与法文的语尾变化挣扎，遂请教余老师当年在哈佛如何通过法文考试。他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后，汤恩比到哈佛演讲，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谈之后，自愿教他法文，就这样透过家教传授而通过。唐末武将高骈有一首联诗：“子晋不知缘何事，才学吹箫便成仙”，可以用来形容余先生学东西时，从入门到入手之间距离之短。
余老师研究生的讨论课，不是以灌输为主，而是以诱导、扩充为主。我记得有一次偶然看到大学生的校报，有一个学生说余老师教学生时，是把牛牵到井边，但并不硬把你的头压下去喝水。所以他是尽量鼓励学生形成论点，并尽量扩大心思或拔高思考的层次。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余老师曾经计划开设一个新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这个新课的构想与设计，我无从了解，但是从字面看来，这是一个教导学生如何发展思考的深度与高度的课。
余老师最常见的表情是皱眉支颐，因为这是他用力思考、一层又一层地梳理的时候。见此情景，最常浮现在我脑海的是管子书中的“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一语。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说过了，余老师上课时几乎从不带一张纸，即使是笔，也很少抽出。每学期的前几周，是他综览全局，对该课程作宏大叙述时，这个时候通常也没有笔记或摘要，只是从腹稿中源源不断汲引而出。
在普大上各式各样的课时，我随手记了六本笔记。怪的是岁月匆匆而过，在回国二十六、七年间，我居然从未打开过这些笔记。直到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才把它们找出来，随意一翻，见到夹在第二册的几张纸，大概是余先生有一次讲明清学术史料，我谨选择一些抄录在这里（内容也许与余先生当时的口说有出入）。譬如讲到王阳明时，余先生说：“也不能说他的东西皆从无中来。”讲晚明思想，余先生认为：“晚明思想的解放被过度夸张”、“个人主义只是来自几个小团体，社会大众仍保守”。余先生说《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派的成员不能以黄宗羲的方式做分类，读《明儒学案》时，要谨慎，譬如李贽近于王畿过于王艮，在这一点上，《明儒学案》有点误导作用。余先生提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后三本较次”；徐世昌的《清儒学案》“没有中心”；钱大昕“也有他的社会关怀”。讲到戴震时：“戴震的数学是反西方的，传统中国式的。”从方以智著作中，“并不觉得被（西学）威胁”、“哥白尼革命对晚明中国人并不构成冲击”。“邵雍的历史观可能受到希腊的影响”提到毛奇龄，因为变节、不忠于明，故当时人恶之。陆世仪主要讲农田水利实学，回到胡安定教学办法。清初满洲人等于是一个党，而汉人是二级的党。而且这次讲课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讲到的王国维的〈国朝戴阮二家学说〉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讲到近人哲学史著作，余先生说梁启超将中国学术分为七个时期，这个分法很不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分法则不太恰当，少了现代这一段。讲到梁启超早年follow王阳明，后来重考证。如果梁启超死前重写《清代学术概论》，“可能不会把考证学的功用说得如此大”，而会多讲理学。梁氏在五四以后follow胡适多，“表面关系好，但tension很大”。
余先生思考事情往往是从四面八方，好像整个时代是连动的。譬如在这里，我便记到：余先生提到刘子健先生有一篇文章，说明末清初岳飞信仰甚高，有戏曲夸张岳飞败金兵，徽钦二帝无面目见人而自杀。余先生说这大概是雍正时期人们将希望放在岳钟琪的缘故。
我在普大读书初期，是个人电脑已兴但尚未非常普及的时候，所以经常到学校的计算机中心打论文报告。有一次，文学史博士生刘翔飞坐在我隔壁，打字到半夜一两点（她有时请校警载她回宿舍），突然在半夜两三点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你刚才看到我（把打的部分）存档吗？”我说：“实在没注意到。”可见作研究生的紧张的心情。
由于我写论文的习惯不好，不是一面读材料一面在电脑上打几段，而是一旦动笔，便要写完，所以一直到第四年开始，都没有任何博士论文成稿在手。有一天傍晚，我在普城运河附近散步，赫然看到有人先是开车而过，不久却又当街回转向我开来，定睛一看，居然是余先生。他很委婉的说，系里有新规定，要先看论文的两章，我已答称见过你的两章草稿，而且另外几章将源源不断而来，语言温和而恳切。从那天起，我便开始苦写，足足用钢笔写了将近一千张稿纸，但是真正要命的是要将这一大落草稿再改一遍。我一向不喜欢重读自己写成的文章，所以当时面临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一度还想到附近风景区Lambertville租一个小房间奋力一搏⋯⋯。在束装回国那一天，本想把这九百多张稿纸带回台湾作纪念的，但考虑再三后，决定把它扔在普城的一个垃圾桶里，结束我的留学岁月。
在这将近一千张稿纸缮打成近四、五百页的论文清样时，余先生曾经穷两、三日夜之力细读一过，到现在我仍珍藏着这份草稿，那上面余老师的红笔批语清楚优美、意见精到。我尤其记得论文中提到“一二九事件”时，由于我当时对中共党史的生疏，居然误译成“一月二十九日”，余老师大笔一改是“十二月九日”，免了我一个大笑话。
四、
接着我要略谈余先生的治学。对于余先生的治学，我觉得应该从余先生庞大的学术业绩中去揣摩，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为了文章的完整，我准备在这里摘引先前文章中谈到的。
首先，余先生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的专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并牢牢地留在心中，故他“引物连类”的功夫特别强。
譬如，前几年我偶然从史语所的“杭立武档案”中见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长杭立武报告的信。信中报告说黄霖生已经到广州劝陈寅恪一家来台。写信的章丙炎说黄霖生已经见过陈寅恪，但陈寅恪“因在铁幕内受片面宣传影响，对赴台深踌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这封信，余先生马上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与这封信比观。
余先生工作起来是彻夜不寐的，所以我刚到普大时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觉得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的感觉。我也曾针对这一点请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而余先生当时烟瘾正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便听说过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烟，驾车到普大附近的WaWa买烟的故事。
在我中学生的时代，台湾正流行一种做卡片的运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这波宣传的影响，以为“卡系”是一点就通的治学利器。而且一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了辅助记忆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较系统地做卡片。我所认识的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如果忘了带他的制式卡片，是不进善本书库读书的。因此，我曾好奇地问过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说，除了早年为《后汉书》等做过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记笔记，不作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观察没错，余先生读书也不太画线，与毛泽东“不动笔不看书”至为不同。甚至上讨论课时，也不大抽笔记下学生报告的重点。好似他的脑袋中有那么几个匣子，有意义的材料会自动存在里面，等他开口评论时，只要依次打开那几个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期间，我曾一度回母校，为了旅途解闷，余先生曾将一、两章稿子交我阅读。这时我注意到文稿中夹了几张废纸，上面零星地记着几个词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写时所依靠的线索。至于余先生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干初），他说自己详思多少年之后，决定判《大学》为伪经，乃下笔“快写一过”。或是像阳明在顿悟良知之后，凭着对经书的记忆，快写而成《五经臆说》。至少这是我读余先生的〈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觉。
余先生撰写论文时，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
余先生阅读的方面非常广，如蜜蜂采花酿蜜，但大多备而不用。等到要写某一篇文章时，各种资源群聚笔下。依我学生时代的观察，他对当代正在发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这中间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œur等人的书。那些年代余先生飞行机会比较多，坐飞机正是他读书的时候，我记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一书就是他在从台北飞到纽约时读完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手上还留着一张纸条，是余先生托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总馆帮他借《重访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余先生极少托研究生做任何事，他是所谓的“调干户”，从做研究到写文章，全部一手包办，纯粹农业时代的手工作风，顶多请系秘书帮忙缮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谨慎的。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满纸鬼画符。
余先生是不碰电脑的。记得他在二○○六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正好遇到翁启惠院长，提醒他因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应该送一封贺函。过了几天，再度遇到翁院长，我问他送了吗？他说送了。我问用什么方式，他说电邮。我急呼：“余先生没有电脑，也不收电邮，您的邮件送到哪里去了？”至今，这还是个谜。
当年杨联升先生的夫人决定将杨先生日记捐给史语所时，我正好是所长。杨夫人交代入藏傅斯年图书馆之前要让余先生过目。我当时便趁余先生回台参加院士会议时，请他过目（如下页照片）。但因为行程紧凑，余先生当时只能随手翻翻，表示我们完成了这道手续。
在这之前，我有较长的时间得以翻阅整部日记。我注意到在杨先生生病之后，余先生对他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稳定力量。余先生的思想像川流不息的瀑布，但是他的人格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余先生富于侠气、乐于助人，在我翻阅杨联升先生的日记时，常常看到余先生希望透过杨先生的力量帮助人的例子。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学者，始终相信人性中较为美好的一面，并以身教向我们展示这一点。至于他的学问、天资、创造力、努力与成就，就更不在话下了。
推荐【余英时回忆录】，虽然只记录了他三分之一的人生，但能读出思想史的感觉。
简中版把王汎森转换成王泛森是不是有点奇怪😂 因为大陆学术界也一直习惯使用“王汎森”这个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