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序言】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發起徵稿，希望余英時老師的門生故舊能各寫一篇文章，慶祝余老師的九秩華誕，文章的內容以余先生的「教學」與「治學」為主。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想以另一個方式開始──追索一九五○年代，余先生思想脈絡在當時的思想史意義，然後再進入「教學」、「治學」的層面。因為如果沒有一九五○年代的思想發展，我後來所接觸的余先生，恐怕是不一樣的。
一、
回想起來，一九七○年代後半，隨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的連載，及後來陸續出版的文章，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說鴻門宴的座次〉、〈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文所掀起的波瀾，余先生的名字有如天上的巨星，人們是在經過這個震盪後，才又千方百計回過頭找他早已發表過的許多論文及書來讀。
當時許多人對「余英時」這三個字既好奇又陌生。我猶記得一九八○年代初，偶然在俞國基先生臺中的家聊天，在座的客人中，記得還有史家施之勉的哲嗣施肇錫先生。座客們除了批評當時的政治之外，談論的主題便是余先生，席間不知誰說了一句，「聽說他是錢穆的女婿」，後來才發現完全是子虛烏有。
在那幾年中，前仙人掌出版社的負責人林秉欽先生經常到我的住處來談。當時流行把各種學術刊物中某個主題的文章編成論文集，他也希望我針對近代思想、學術編一套書。我也試擬過一些主題，但是後來這件事卻不了了之。有一次，林先生告訴我，我書架上《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一書的作者「艾群」便是余英時先生。當時聞言甚驚，因為這本小書脈絡清楚、文筆俊爽，僅用幾條線索就掌握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趨勢，沒想到竟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
二、
前面提到，在一九八○年初，人們回過頭去到處發掘余先生早已發表的論文與著作。這個「再發掘」的過程中，頗引人注目的是余先生二十到二十五歲在香港出版的六本書。這六本書中，除了一本之外，在一九八○年代或更早，都已經被臺灣的出版商重印出來，我在當時基本上也都買了。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中，我斷斷續續地在參詳這些書。
由於我到普大做學生是在一九八七年，當時余先生五十七歲，在他任何談話、甚至研究中，我都感覺不出他在思想上有過一段奮鬥的痕跡。而且連最近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中所提到的那些書，包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文化模式》等書，幾乎都不曾聽余先生提及。那時余先生對政治、歷史的態度都已經非常清楚而堅定。如果不是曾經讀過一九五○年代余先生充滿現世關懷的六種著作及許多文章，並不容易察覺到他有過一個很有意義的思想發展脈絡。
披覽這些材料之後，我感覺在這五年之間，余先生的思路經歷過一些重大的變化，而且其中可以清楚出現幾條脈絡。幾年前在寫〈余英時印象〉一文時，我已大致點出我嘗試梳理的這幾條脈絡，這不只是為了瞭解余先生思想發展的軌跡，同時也是為瞭解一九四○年代後期到一九五○年代廣大知識分子思想的歷程。
一九四九年最後一日到香港之後的余先生所面臨的最立即、最重大的思想課題，便是對紅色政權席捲全中國這一個關係時代及自己命運的大事進行反思。他一方面要擺脫中共政權及辯證唯物主義，另一方面是想從西方近代歷史及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尋找比較確當的答案，證成對五四以來的自由、民主、科學、和平、人權、普世價值等方向的正確性。
在進入這條思想線索之前，我想先說明一點，我們不能以單線演進的觀點來看這個思想變化，而應至少看成是兩個時代思潮在余先生一人胸中的競爭。
從《余英時回憶錄》及之前余先生的許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余先生早先已受到五四等民主、自由、寬容、平等普世價值的薰陶，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中便說：「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基本上已經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但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北平閒居的時候，開始接觸到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例如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余先生認為此書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全書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並開始接觸馬列。後來在燕大，更進一步成為共青團團員。雖然在一九四八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的〈自由主義是什麼？〉時非常興奮。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因為「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已經同時發作了」，於是他聲色俱厲地駁斥一位安徽同鄉關於共產黨在鄉下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可見五四與馬列這兩股力量，在少年余英時心中競爭、糾纏，從而帶出了至少四種議題：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革新？五階段論的「歷史發展公式」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嗎？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與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由、平等、科學之間是絕對衝突的，還是具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因為以上的疑難，所以才有我接著要討論的幾種變化。
余先生說他在翁獨健的課上細讀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即覺得「五階段論」似乎過於簡化。燕京大學的政治大課也並未能讓他完全信服歷史唯物論，此後經歷了一步又一步的摸索，他才逐漸由馬克思主義史學籠罩下的一元論、社會發展規律的框架中逐步掙脫，而終於能與同時代大部分在共產政權下的青年的史學觀分道揚鑣。誠如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提到在一九五○年代作為一個年輕的歷史學者，自己的研究興趣偏向中國社會經濟史，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挑戰如影隨形」。在回憶錄中，余先生提到自己從兩方面來尋求與馬列史學的分離。第一、「取得關於歐洲史（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歷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況」，以判斷馬恩的歷史論斷是否已經受到修正，尤其是重視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以確定「是不是必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轉變為『社會主義』。」第二、對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學術思想的一般狀態得到一種認識，以便判斷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地位與意義。而前者的成果即是余先生在香港時期所出版的兩本書《民主制度的發展》及《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關於後者，余先生則提到Karl Popper的《開放的社會及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及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旺盛的中道》（The Vital Center）等書對他的重要影響。
上述這個在余先生身上掙扎轉變的痕跡，正體現了時代意義中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學術史線索。在二○○七年余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歷史女神的新文化轉向及重新發現亞洲的傳統〉（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中，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定論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性的思想進行徹底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歷史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分，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韓培爾（Carl G. Hempel）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從余先生早年的文字中，我還看出他到香港之後，對「自由與民主」、「民主與革命」這些問題再三致意。我覺得《民主革命論》在用力思考「革命」究竟是不是「民主」的必經之途，余先生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另外，「自由」與「平等」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樣？在當時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傅斯年的〈羅斯福的新自由主義〉一文可以作為代表。他在文末說：「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百多年來，自由主義雖為人們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卻幫助資本主義更形成了經濟的不平等，這是極可恨的。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來，而且沒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傅斯年的結論是「所以自由與平等不可以偏廢、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而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即指只求「平等」的共產革命，或只求「自由」的資本主義。
傅斯年的文章，以及余先生在一九五○年代對這個問題的再三致意，都是在時代思潮的重大疑難下所促發的思考。余先生在《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第五章這樣說：「近代西方文明中存在深刻的『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然而僅指出兩者之間的矛盾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他強調「自由與平等與群己之間的內在關聯」，並試著在「群己」這個新的思考架構下為「自由、平等」這兩個可能發展成互相敵對的政治價值構思解決之道。
第三條發展脈絡是前面提到的，究竟現代的民主與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最近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清楚指出，他轉學至新亞之後，便為《自由中國》及香港《民主評論》所吸引。余先生說：「我對於《自由中國》的興趣更大，因為它的發行人是胡適，其『宗旨』則是全力推動民主自由在中國的實現。」但是《民主評論》也是他所尊重的，「其基本立場以維護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我推測，當時余先生抱持著以前者為優位，而與後者融合的態度。余先生在講到投入甚多心力的《祖國周刊》時，也強調該刊「反共」、「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推重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三者合一的基調。這也是當時包括余先生在內的「友聯諸友」的共同基調。
圍繞著這個問題，當時有兩個最主要的流派──殷海光派與新儒家。凌空在香港《祖國周刊》發表的〈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兩個學派〉即已指出這一點。在當時殷海光一派主張兩者全不相容，認為民主、科學之所以未能順利實現，主要是受阻於兩三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這也是余先生與當時臺灣殷海光一派文化觀點有出入之處。故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中說，「這一看法給我造成很大的困擾」。
從《余英時回憶錄》看起來，余先生在一九五○年代以來，讀過的一些帶有人類學意味的名著，包括《文化的類型》（Patterns of Culture）、《文化成長的統觀》（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等，都幫助他確認了近代西方文化不是全部文化唯一的標準，各個文化傳統都有它的獨特性及價值。所以現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也不必然要如以殷海光一派所主張的，抹殺所有傳統歷史文化作為前提。這一點又與前面提到的不以「五階段論」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共同的規律互相呼應，因而確立了一種態度：即研究中國史應掌握及凸顯其獨特性，而不是設法將之套入任何社會發展規律或模式。
至於傳統文化格局中是否可能找到現代的出路？關於這一點，我是最近讀《余英時回憶錄》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余先生少年時代曾盤桓於費孝通的幾本著作，並從中看到一種機會。余先生說：「他（費孝通）的《鄉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國模式來為中國地主謀求一條和平演進的出路。」並表示費孝通的作品對當時的他「有特殊吸引力」。我判斷這與余先生反對暴力革命而提倡《民主革命論》亦有某種關係。
費孝通想解決傳統農村貧無立錐的困境，他請教農業專家，如果照著美國在種子、農具等方面皆予改良，有的說可以增加二○％產量，有的說可以翻倍。但董時進認為，更好的出路應該是改種經濟作物。費孝通進一步主張，還應該將經濟作物的加工生產盡量留在農村。他認為近代電力的進步，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區位」安排之限制。過去一定要將生產工廠設在城市的原因，是因為舊的動力、能源的考慮，在蒸汽機發明之後，往往圍繞鍋爐這個動力之源而設置各種生產設備，但是有了電力的應用使得生產資源可以分散到各地，把工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且他從英國的先例，以及他在雲南玉溪等地的調查發現，將生產拆成各個部分分散在鄉村各地是可行的。這就使得地主可以順利發展成鄉土工業。
但是如何將生產所得的財富，不被鄉村資本主人壟斷，並用在購買土地，而進一步拉大貧富懸殊，費孝通提出的辦法是合作社制。他長期觀察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合作社成功的例子，使得他對此辦法深具信心。但是余先生也說了，「暴力革命終於來臨」，他關於鄉土中國的一切分析和討論也都成了廢話。
以上是我對一九五○年代之前的余先生的思想軌跡的推測。當然，我也注意到少年余英時在反覆辯證各種選擇項之後，並不是完全拒斥左派的挑戰，他經常把新挑戰中值得正視並吸收的部分涵融、擴大到以五四價值為主體的新論述中。而他處理、奮鬥及得到自己所信服的立場的過程，如果放在一九五○年代的大歷史中審視，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三、
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Wade-Giles拼音，和英文footnote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了“O Soul, Come 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David 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King James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
最近余老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剛在哈佛作博士生時，交給費正清的第一篇報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錯了（用費的話說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這也是我剛到普大時的窘境。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Wade-Giles拼音系統，在申請學校填寫我的英文名字時，還頗為此苦惱一陣子，後來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書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將引文處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來。到了普大不久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失誤：「森」應該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時，系秘書還問我，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究竟應該怎麼拼？
還記得第一次交學期報告時，連梁啟超的名字都拼錯了。同學問我「梁ㄐㄧˋ ㄐㄧˇㄠ」是誰？原來我少打了兩撇，「梁啟超」讀起來變成了「梁ㄐㄧˋ 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記憶中余老師除了上課時間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週四下午是他的office hour，學生可以在這個時間任意推門而入，向他請教問題，所以我也常在這個時候進去見余先生。余先生當時的辦公室在Palmer 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間，這個辦公室原本屬於系主任Marion Levy教授。
Levy教授是T. 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並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有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要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辦公室有前後兩間，外面一間滿貯書籍，同時也有一張大的木桌供上課之用，裡間除了書本之外，則是一張優美辦公桌及沙發。我們一群學生常常在上課前便圍在大桌前閒扯，這時余老師往往在裡間奮筆疾書，簽字或填各種表格。余老師的英文工整秀麗，寫在黃色的英文稿紙上，優美異常。
在大木桌旁有一張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臺舊式打字機，那是愛因斯坦以前的書桌，據說因為數理學者不需要「獺祭」般攤開許多書，所以書桌不必大。同時因為他們不需要多少書，故書架甚少。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的辦公室是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四壁書架就非常少。
我從未見過余先生坐在這張放著打字機的橡木桌前，直到有一天，研究生院突然通知我要指導教授出具證明，才可以繼續註冊。我向余先生提及此事，余先生便坐在這張書桌前用老式打字機打出一封優美的信，其中錯了一個字母，還用修正液點了一下。全信片刻立就、渾然天成。去年，我回母校客座半年，余老師當年的研究室已經改成影印間及語言老師的辦公室了。我訝然地問了系秘書，「那張橡木桌呢？」她對此突然一問頗為訝異，我說：「那是愛因斯坦的書桌。」一個機構究竟如何保存他的回憶，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我求學的系裡，經過了十幾、二十年，似乎沒有人記得這張桌子的歷史了。
在普大留學的歲月裡，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法文。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整個暑假，我都在與法文的語尾變化掙扎，遂請教余老師當年在哈佛如何通過法文考試。他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後，湯恩比到哈佛演講，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談之後，自願教他法文，就這樣透過家教傳授而通過。唐末武將高駢有一首聯詩：「子晉不知緣何事，才學吹簫便成仙」，可以用來形容余先生學東西時，從入門到入手之間距離之短。
余老師研究生的討論課，不是以灌輸為主，而是以誘導、擴充為主。我記得有一次偶然看到大學生的校報，有一個學生說余老師教學生時，是把牛牽到井邊，但並不硬把你的頭壓下去喝水。所以他是盡量鼓勵學生形成論點，並盡量擴大心思或拔高思考的層次。如果我的記憶沒錯，余老師曾經計畫開設一個新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這個新課的構想與設計，我無從瞭解，但是從字面看來，這是一個教導學生如何發展思考的深度與高度的課。
余老師最常見的表情是皺眉支頤，因為這是他用力思考、一層又一層地梳理的時候。見此情景，最常浮現在我腦海的是管子書中的「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一語。
我好像在別的地方說過了，余老師上課時幾乎從不帶一張紙，即使是筆，也很少抽出。每學期的前幾週，是他綜覽全局，對該課程作宏大敘述時，這個時候通常也沒有筆記或摘要，只是從腹稿中源源不斷汲引而出。
在普大上各式各樣的課時，我隨手記了六本筆記。怪的是歲月匆匆而過，在回國二十六、七年間，我居然從未打開過這些筆記。直到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才把它們找出來，隨意一翻，見到夾在第二冊的幾張紙，大概是余先生有一次講明清學術史料，我謹選擇一些抄錄在這裡（內容也許與余先生當時的口說有出入）。譬如講到王陽明時，余先生說：「也不能說他的東西皆從無中來。」講晚明思想，余先生認為：「晚明思想的解放被過度誇張」、「個人主義只是來自幾個小團體，社會大眾仍保守」。余先生說《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的成員不能以黃宗羲的方式做分類，讀《明儒學案》時，要謹慎，譬如李贄近於王畿過於王艮，在這一點上，《明儒學案》有點誤導作用。余先生提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後三本較次」；徐世昌的《清儒學案》「沒有中心」；錢大昕「也有他的社會關懷」。講到戴震時：「戴震的數學是反西方的，傳統中國式的。」從方以智著作中，「並不覺得被（西學）威脅」、「哥白尼革命對晚明中國人並不構成衝擊」。「邵雍的歷史觀可能受到希臘的影響」提到毛奇齡，因為變節、不忠於明，故當時人惡之。陸世儀主要講農田水利實學，回到胡安定教學辦法。清初滿洲人等於是一個黨，而漢人是二級的黨。而且這次講課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講到的王國維的〈國朝戴阮二家學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講到近人哲學史著作，余先生說梁啟超將中國學術分為七個時期，這個分法很不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分法則不太恰當，少了現代這一段。講到梁啟超早年follow王陽明，後來重考證。如果梁啟超死前重寫《清代學術概論》，「可能不會把考證學的功用說得如此大」，而會多講理學。梁氏在五四以後follow胡適多，「表面關係好，但tension很大」。
余先生思考事情往往是從四面八方，好像整個時代是連動的。譬如在這裡，我便記到：余先生提到劉子健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明末清初岳飛信仰甚高，有戲曲誇張岳飛敗金兵，徽欽二帝無面目見人而自殺。余先生說這大概是雍正時期人們將希望放在岳鍾琪的緣故。
我在普大讀書初期，是個人電腦已興但尚未非常普及的時候，所以經常到學校的計算機中心打論文報告。有一次，文學史博士生劉翔飛坐在我隔壁，打字到半夜一兩點（她有時請校警載她回宿舍），突然在半夜兩三點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你剛才看到我（把打的部分）存檔嗎？」我說：「實在沒注意到。」可見作研究生的緊張的心情。
由於我寫論文的習慣不好，不是一面讀材料一面在電腦上打幾段，而是一旦動筆，便要寫完，所以一直到第四年開始，都沒有任何博士論文成稿在手。有一天傍晚，我在普城運河附近散步，赫然看到有人先是開車而過，不久卻又當街迴轉向我開來，定睛一看，居然是余先生。他很委婉的說，系裡有新規定，要先看論文的兩章，我已答稱見過你的兩章草稿，而且另外幾章將源源不斷而來，語言溫和而懇切。從那天起，我便開始苦寫，足足用鋼筆寫了將近一千張稿紙，但是真正要命的是要將這一大落草稿再改一遍。我一向不喜歡重讀自己寫成的文章，所以當時面臨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一度還想到附近風景區Lambertville租一個小房間奮力一搏⋯⋯。在束裝回國那一天，本想把這九百多張稿紙帶回臺灣作紀念的，但考慮再三後，決定把它扔在普城的一個垃圾桶裡，結束我的留學歲月。
在這將近一千張稿紙繕打成近四、五百頁的論文清樣時，余先生曾經窮兩、三日夜之力細讀一過，到現在我仍珍藏著這份草稿，那上面余老師的紅筆批語清楚優美、意見精到。我尤其記得論文中提到「一二九事件」時，由於我當時對中共黨史的生疏，居然誤譯成「一月二十九日」，余老師大筆一改是「十二月九日」，免了我一個大笑話。
四、
接著我要略談余先生的治學。對於余先生的治學，我覺得應該從余先生龐大的學術業績中去揣摩，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清楚的。為了文章的完整，我準備在這裡摘引先前文章中談到的。
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並牢牢地留在心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
譬如，前幾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杭立武檔案」中見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臺。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臺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
余先生工作起來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菸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WaWa買菸的故事。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臺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所認識的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等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作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畫線，與毛澤東「不動筆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下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曾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合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論文時，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
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群聚筆下。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œur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一書就是他在從臺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重訪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Revisited）。
余先生極少託研究生做任何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做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秘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記得他在二○○六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當年楊聯陞先生的夫人決定將楊先生日記捐給史語所時，我正好是所長。楊夫人交代入藏傅斯年圖書館之前要讓余先生過目。我當時便趁余先生回臺參加院士會議時，請他過目（如下頁照片）。但因為行程緊湊，余先生當時只能隨手翻翻，表示我們完成了這道手續。
在這之前，我有較長的時間得以翻閱整部日記。我注意到在楊先生生病之後，余先生對他而言是一個極重要的穩定力量。余先生的思想像川流不息的瀑布，但是他的人格對許多人而言都是一個穩定的力量。余先生富於俠氣、樂於助人，在我翻閱楊聯陞先生的日記時，常常看到余先生希望透過楊先生的力量幫助人的例子。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始終相信人性中較為美好的一面，並以身教向我們展示這一點。至於他的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就更不在話下了。
推荐【余英时回忆录】，虽然只记录了他三分之一的人生，但能读出思想史的感觉。
简中版把王汎森转换成王泛森是不是有点奇怪😂 因为大陆学术界也一直习惯使用“王汎森”这个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