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缩影了香港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空⋯⋯

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2020年疫症肆虐和炎夏里国安法实施，两年间，香港最古老区域之一深水埗一再发生热议事件。最先是区内大南街附近涌现咖啡、手作、画廊、唱片行等特色小店，连带满街前来打卡饮咖啡的港式文青，夹杂在旧区、地摊与街坊之间，蔚为催泪烟雾之中、疫情甚嚣之时的香港，所发生的“特别”景观。

这自然引发一众媒体关注，一年多来，关于“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深水埗是新的布鲁克林区）、“文青小店进驻是否招来仕绅化”等命题，均成全港公众热议，火爆程度仅举语音社群Clubhouse上相关讨论不绝，同时在线者数百之多。

另一方面，这里毕竟是香港最为老旧穷困、肌理混杂、草根活力与压力同显的街区。无惧社运、瘟疫与文青依然存在的，有大街小巷，天光至午夜，无牌小贩不绝；通州街公园无家者死亡事件；海坛街靠近南昌街一带的典型香港模式市区重建高歌；以及前来摆设“High Tech，Low life”的数码庞克艺术家；地区传统大商场设立的性感少女广告牌被亲建制政党说是有伤风化，偏偏插画家越玩越过瘾⋯⋯

所有这些，都是深水埗的共时性切片，谋合其市井粗野、不畏踩界的本性——而这也正是香港性格的关键组成。

来到2021年中，香港受社运伤口、病毒、簇新法律框架轮番洗礼，勉力挣扎日久。我们选取深水埗大南街一带，为“后反修例时代香港”的一处街区案例，切为六篇：自下而上的庶民混杂形态，与自上而下的资本及政治力量的对峙与争夺；新老代际思维经受考验和挑战；当公民与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专业机构在撕裂框架中运行受阻⋯⋯

在这些扫荡、拆毁、转型之间，香港的命运剧本会是哪一出？街区面貌固然不同以往，人心又何去何从？死的、活的、退场的、得意的、被收编的⋯⋯掀起种种热议的，可寓示著香港即将重来的宿命？一城的命运密码又能被我们看见吗？

A 文青篇：大南街入侵事件

“这区的人是否一定需要那杯咖啡？”

没来过你也可以想像到：深水埗混迹各种鲜明人群。这里有自称“伞皇”、道光22年已创店的白须老伯；满身玉器，手拿放大镜和小灯筒来照射的古玩阿叔；有花名“响尾蛇”，拖铁罐穿梭大街的流浪汉；也有终日捡纸皮、摆卖二手日用品的花布衫婆仔（中老年女性）⋯⋯近年却发生集中于大南街的另类“入侵事件”，那是极易辨识的文青：

年轻；光鲜；多为素色日系打扮；手持一杯咖啡；消费手作；志在打卡⋯⋯

“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这口号随文青涌入而在去夏发酵，仿佛街头烟雾与病毒真的散净，即使国安法大驾光临重启整个香港界面，港式消费潮流依然死性不改，短时间即可无缝衔接，烟火热度，朝向纽约飞地的希望一时大造。

眼望自上年疫症，商场十室九空，大南街不少咖啡店或展览空间却大排长龙，黄色经济圈壮大令许多人选择光顾同路人。有人曾笑言，大南街是大黄街。想创业的年轻人进场，二十多间咖啡店以外，深水埗大南街一带也多了其他类型小店，如卖书和办社区活动的“一拳书店”；做公共空间策展的“Openground”和“合舍”；素食餐厅“素年”；卖单车的“Location Cycles Limited”；做陶瓷的“物器堂”；卖块根植物与多肉植物的“INFECTMENT”；卖二手旧物的“店小二”；卖唱片和黑胶的“White Noise”等。而前身为油麻地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苏波荣的“黑窗里”最近也来到深水埗开店——他们曾在油麻地进行了八年社区实验，开辟与街坊、不同社群交流的空间，食物自由定价等模式，如今，深水埗也成为其连结社群、共同学习的新据点。

深水埗区议员李庭丰观察到，疫症期间，不只大南街，整个深水埗都人流不绝。“这边一向便宜，经济低迷，想消费自然来深水埗。北河街多了很多冻肉店，和大南街小店一样，逆市开张。”

一时间，大南街、汝州街、基隆街一带，几乎每月都有新店开张。截至7月3日，大南街一带，包括黄竹街、基隆街、汝州街和鸭寮街，合共23间咖啡店。平均一杯Latte或Cappuccino约40－45元港币，Cold Brew或特别咖啡豆约60－70元。一些大排长龙的精品咖啡店如Flow，单杯咖啡港币70元起跳，特别咖啡豆的则要120元。这价钱虽同香港其他商务、金融区相若，但相对深水埗区内基层水准，显然昂贵得离地。倒是不远处一家“蓝山咖啡店”，顾客以普通深水埗居民为主，格局颇为茶餐厅，即使一杯特制咖啡也只需19元。

00后Coco和90后Koey都从外区来此消费。Coco两三个月来一次，“因文青小店比较集中，咖啡店的类型也多。”Coco觉得那些文青小店的确价格偏贵，“但因附近有不同新旧店舖、车房、茶餐厅和布行等，感觉仍然多元化，各取所需。”Koey对深水埗的印象本是基层旧区，“这几年活化，新旧交替，文青小店吸引年轻人来旧区，我觉得几好。”但另一方面“租金很有可能推高”，“最后要看业主，究竟是牟利还是为街坊著想，是否愿意原租让老店留下。”

“有钱都想搬走啦！但到底交通方便，消费低，适合我这种低收入人士住。”

本地街坊的想法，却与文青不尽相同：李伯在深水埗成长和变老，访问这日他在街边抬头研究新落成的一栋“纳米楼”（指楼盘每户面积细小至约200呎，约等于18平方米或5.6坪）。对于深水埗近年变化，李伯觉得：“时代梗系（当然）会进步！经济发展，好多事物会被淘汰。”这改变是否不关自己事？“你觉得有需要就买啰，我不会光顾咖啡店，习惯去茶餐厅。后生仔未经历过旧时日子，来这里享受生活，饮杯咖啡，当然觉得新事物好。哈哈，不过纳米楼就未必啦！”

李伯指著街上几处，讲起早已消失的深水埗印象：南昌街两行卖衫卖日用品的铁皮屋、日本人经营的妓院；汝州街、基隆街的布行、钮扣行；大南街的旧茶楼、赌档和白粉档。“现在一样好多道友（吸毒人士），也多了好多南亚难民，大家生活习惯、思维又不同。人口杂乱，你可以点（你可以怎么办）？有钱都想搬走啦！”但深水埗到底“交通方便，消费低”，“适合我这种低收入人士住。”

年轻街坊蓉小姐住在深水埗多年，她较喜欢早期大南街的面貌变化——老店与新店交织在同一条街，也没有改变整条街的气氛。“但今日过量进驻的文青小店，确实令这里面貌变得模糊，失去原有的旧区情怀。大量扎根多年的布店丶金属建材店悄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咖啡‘打卡’地图。可惜不少新店质素参差，如何称得上Brooklyn? 或许这是反映了我们时下年青人想chill的口味？如今，路经大南街时总会看到一两间正准备开业的新店，我却少了一份熟悉感，恐怕这不是老街坊期望的改变。 ”

只要你是外来人，就不利此区？

“深水埗是个很好的实验场，阶级融合、种族融合，新旧融合，而这些问题一直都是香港的缩影。”

媒体和公共讨论也批判声四起，文青及引来文青的小店成为批判对象，多数认为文青们与本地脉络格格不入，消费完即走人；或是热潮会引发“仕绅化”，租金上涨，延祸本地居民及无法负担租金的小店本身。

回到故事的最初。在大南街开设复合文化空间Openground的林欣杰见证了大南街事件全过程。他是最早一批进驻这里的艺术家，时为2016年，不用3万港币已能租两层，供他构思理想中的迷你版“Museum”，集咖啡店、书店和展览空间于一身，促进设计界交流。

“最初我们搬来时，格格不入，像局外人走进来，会担心这区的人是否一定需要那杯咖啡？”

对于深水埗仕绅化与社区发展的讨论早自2016年。深水埗旅舍Wontonmeen的FB 贴文曾写，那年进驻鸭寮街的“咩事艺术空间”牵头，联系新业主和评论人举办对谈，却各有各说，未能为深水埗找到新方向。“最后这个艺术空间的历史唐楼已全栋拆卸，成为另一个发展中的地盘。”第二次广泛讨论即是2020年，参与者由区内人扩散至全港。其实“仕绅化”在香港早有范例——湾仔利东街、太平山街或九龙东。

譬如上环太平山街，也曾是香港具历史价值的古老街区，因租金相宜吸引了小型画廊、艺文独立小店、古著店和咖啡店等，远离由私人业主主导重建的中环苏豪区。后来人流推高租金，地产商买起整幢唐楼改建，再租给更高档的艺廊、餐厅和服务式酒店，消费水平超过居民负担。原本的年轻艺术家、小店店主、印刷老店、草根车房负担不来，被迫迁离，过去新旧混杂、宜居和多元的社区面貌自此消失。

而现在的大南街？有咖啡店店主告诉我们，深水埗地舖月租已近港岛西环区，6至7万港币每月，但觉得大南街未来更有潜力，才决定来此开店。林欣杰说部分店主是与业主直接联系，绕开地产经纪（房仲），才免于加租，但未来难保。根据他和李庭丰观察，一年间，大南街、黄竹街有一些地舖，租金升近一倍。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地租估算，2021/22年度非住宅单位租值，其中舖位及商业单位，下降幅度达10.2%。但传媒抽查部分数据显示，深水埗大南街有地舖租金上升的幅度为10%-20%，也有的维持租金不变。

“如果要抗衡地产霸权，不是对立彼此，而应该向那班地产商甚至最大的持份者香港政府去抗衡。”

大南街可会重蹈太平山街覆辙？李庭丰说，“你入来做旺个场，业主自然加租，这是市场定律。”他提出这次“仕绅化”讨论的几点误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令深水埗好多布行、皮革、纽扣行业都式微，因疫症无法出口，好多老店都索性不做，又乏年轻人入行。之前大南街整条街都是空舖，反而文青小店进驻后人流增加，多了活力。”这也是学者称之为“地方营造”（place-making）。

有人问，会否影响楼上的租金？李庭丰说，地舖和楼上公寓是平行时空，香港租务市场一向炽热，深水埗㓥房（隔间套房）一路加租。“另一误区在于（租金上涨）是谁的责任？有人觉得文青小店该为社区做点什么，为加租负责任，为什么不叫黄金商场的电脑店发放电脑给基层家庭？大家都是做小生意。”他反而看到近年，大南街很多小店做生意之余，很有意识连结社区，从个人、空间或定位，与区内街坊建立良好关系：小至派发物资和食物予无家者，大至构思社区项目，如大南学堂、深水埗老店旧物Pop up展、由无家者收集咖啡渣，再运给农耕组织做肥料等。

李庭丰强调，深水埗确实有仕绅化现象，但比起文青小店聚集地，更是在海坛街一带，即是由政府市建局主理的豪宅重建地段。林欣杰亦认为这轮批判走向无限放大与简化，似乎反正只要你是外来人，就不利此区。“如果要抗衡地产霸权，不是对立彼此，而应该向那班地产商甚至最大的持份者香港政府去抗衡。而非将受害者变成施害者，这讨论非常不健康。”

B 地产篇：大南街背后操盘手

“香港有没有未来？2019年社会运动，楼一样有人买，所以放心，政府加辣招三年，（呎价）至少上升五成。”——深水埗地产经纪陆先生

深水埗市区重建计划（都更）始于2009年，地产商和香港政府市建局合作的豪宅楼盘一一落成，如海坛街一带，有长江实业的爱海颂、丰汇，德祥地产的海珀，远东发展的傲凯，通洲街的WEST PARK，邻近的有新鸿基地产及港铁发展的汇玺等。随著市建局在区内发展，不少中小型地产发展商也开始“插旗”。

虽然深水埗是全港最多㓥房的地区之一，曾是人均收入最低、全港最贫穷的地区。近年不少私人楼宇落成，搬入中产家庭。根据扶贫委员会“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观塘成为全港贫穷率（19%）最高的地区，而深水埗以16.6％排名香港第六。报告也显示，深水埗区贫穷住户中，单亲住户 （8.7%）及新移民住户（7.1%）的比例，依然为18 区最高。

路过海坛街，不少地盘在赶工，搭了棚，蒙上绿色纱网。街上除不少南亚裔人搬运二手电器上货车，最多就是地产经纪。那一带牙签楼和豪宅，据说不少早已沽清。经纪陆先生在海坛街一带兜售“爱海颂”、“丰汇”，他手指深水埗旧区方向，说这些未来会逐一拆毁，旧的残的老的，换成我身后这些私楼豪宅。“我们和市建局合作（售楼），来年深水埗的发展都了然于胸，哪区怎样发展，我们都一清二楚。长沙湾发展了起码数年，深水埗也步其后尘。”

如此时势，市道仍炽热？

他反问，沙士那年一样，你有见过楼市真的大跌吗？后来甚至价格升到要加辣招防炒卖。疫情影响？他摸著口罩说，这个迟早脱下。任职中原地产的他，看不起区内四处流连兜客的经纪小子，街头巷尾，抢他饭碗的人多了，年资不够他深，行情知识皮毛，他不想指缝间漏出客人，给这些小子白抢了便宜。临走时，他叫我，小心啲贼仔（小心有贼），有一秒，我不知他指的是谁。“随著这区变天，近几年露宿者由通州街天桥扫荡至公园那边，这区连老鼠也少了。”他说。

后来我反而跟著年轻经纪李先生，上了海珀楼盘睇楼。“香港哪些房地产最受注目？启德、长沙湾和深水埗。”他努力游说，560万283呎（约2016万新台币7.9坪，或467万人民币26平方米）的一房单位好抵买。他明知实用空间并不实用，那一个迷你房间，放床还是衣柜只能二选一；开放式厨房在客厅一角，只是个小炉头。他说 ：“特高楼底（挑高）3.5米，可以考虑装修，加多半层。”

“深水埗和大角咀是传统旧区，收购地价18000元一呎，卖出去起码27000元起跳。有间中资地产公司叫万科，收购海坛街一幅地，卖出去起码30000元一呎，就在这边望过去斜对面，但这间呎价只卖19000！”李生指著，房间一面向城市景，一面向海，你可预想，几年内将越来越多高楼大厦遮挡。

李生自己本也是深水埗居民，因重建获得赔偿，先在将军澳置业，当楼价由500万升值至700多万时，套现150万；又觉得西九高铁通车，定必有利楼市，就在南昌站上盖“汇玺”再买了个细单位，现在租出去。“只是两年时间，市值已经由500多万，升至600多万了。南昌、深水埗和长沙湾继续发展，未来楼价只会继续升。”他暗示，那些纳米楼不是用来自住，而是用来等升值，楼换楼。

2017年，长沙湾兴华街临海地段，由信和等发展商合组财团，以172.88亿投得，成为新地王，估约十年时间发展，延伸至深水埗，或将变天。

“对深水埗变迁有什么想法？这里只会越变越好。”他说。

区议员李庭丰也提到，港英政府早年提出“玫瑰园计划”，西九龙填海后，慢慢开始起楼，形成了一个交汇点，接驳位便是南昌站，再伸至长沙湾、深水埗。深水埗沿海填海区，如海坛街，越来越多市建局的高级住宅大厦，引发社区和地理面貌的变更。

“传统旧区收购地价18000元一呎，卖出去起码27000元起跳。有间中资地产公司收购海坛街一幅地，卖出去起码30000元一呎⋯⋯”

“过去几年，地产商敲门，向小业主收地，例如见到李根兴（盛汇商舖基金创办人）高调投资收店舖。另一种，区内业主想重建收购，见尚未发生，就自己先做发展商的角色，所以你见到唐楼中间偶尔一座半座冒出来的牙签楼。”林欣杰也感觉到，幕后有地产商在操作，也不只海坛街，他听说在深水埗中心一带，某商舖基金已扫了50多间店舖，业主乐于卖出去，出现了争舖情况。看来，业权从分散的小业主，正慢慢集中到中小型地产发展商手中。

在深水埗，收八成楼作强拍，并不容易，因业权分散，许多业主移民外国，不容易联系。李庭丰说：“好难短时间内有大规模的重建，但仕绅化就无可避免。”

他认为，深水埗楼宇太旧，租客或业主也辛苦，没有楼梯，业主年纪又大，重建有其需要。但问题是推土机模式的市区重建，“正是高度资本主义下造成的畸型结果，一重建就变仕绅化，继而引入连锁式高消费店家。一重建所有都移走。即使你得到赔偿，亦不能买到同区楼盘，发展商一定不会租给小本经营的店，或者厌恶性行业如车房。”

林欣杰也同意，暂时，巨大的无形之手未踩得入来，而这边操控小店和居民生死的，是小业主，甚至是他们的第二代。“估计我的业主十年之内，就会传给下一代。”他苦笑说，如果店主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小业主，就只能靠区内地产经纪陈先生，变成经他开价：“他是大南街操盘手，很多小业主都靠他租出去。他每次见到我，都说多谢我，说你一来租，就带旺条街。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如果你再加租，我们只会一个个搬走。我想，他当然希望啦，可以赚多一次佣金（中介费）。”

这一年，林欣杰见地产陈先生换了两次车，变得很富贵。

C 南亚裔小贩篇：流转的物，流转的生命

“小贩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换来的不是清洁得有条理的市容，而是一个不会使人著魔的世界。”——马国明

经纪换车，文青看展览，巴基斯坦人Ali就继续看著自己脚边摊开的货物。深水埗令人著魔的，都在街道上发生。

世人皆知，这里一直可以容纳最穷。穷人知晓如何能生存，以最低成本。说最穷，但竟最“物质”，只是“物”都是二手、三手、四手⋯⋯陈旧的，次等的，曾被弃于无用的。五元、十元，就有人一直延续物的寿命，一手一手流转下去。

如李庭丰所说，深水埗住了好多匮乏的社群，如㓥房户、新来港家庭、无证难民、无家者、少数族裔等，族裔也包括尼泊尔、孟加拉，越南、日本、泰国等。社群生活复杂，也有好多不同状况，“如果其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回应，结构上不改变，看不到十年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即使钱不多，人也总想买到自己心仪的波鞋（球鞋）或电饭煲（电饭锅），我甚至曾在地摊，见到几十元的二手LV手袋和Gucci银包（钱包）。曾和一两个在大南街摆档的南亚人聊过，不少人是难民，法律上不许工作，无牌小贩又是违法。每次我问，你们在大南街摆档多久？都划一口径答，不是我摆，是朋友的。问及他朋友，也不会承认，只说，我坐在这里而已。

Ali以巴基斯坦难民身份在香港生活了五年，他反问我，每月1000多元食物津贴，在香港如何生活？（见注1）“所以每日来这坐一坐。”他指指地上的货，每日仅赚几十至百元。这些货主要来自结业店舖，整批彼此毫无关连，拆开是耳筒、纪念杯、手机套、Ｔ恤或化妆品⋯⋯整箱运来卖，倒在地上，价钱5至20元不等。“疫症后，警察经常来巡，捉我们没戴好口罩，而政府那些人（食环署职员）也经常来，能摆20分钟，已很好。”

在香港数年，他认识的朋友都是难民，就相约摆摊，和本地人无瓜葛地和平共存。“最多有时叫我‘阿叉’。”Ali说，他喜欢深水埗，因能容他身，食住他都可以负担，也能认识和他背景相近的巴基斯坦难民。

小贩主要是婆仔、零散工人、退休人士、以及不能合法工作的南亚裔难民，多数每天只能摆两三小时，赚到几十元，低于香港最低工资。地摊以外，你还可以经常见到一班南亚裔人坐在街边，等待各种散工：帮人泊车（停车）、搬运、送货、外卖、地盘工⋯⋯区议员李庭丰说，全香港二手电器都来深水埗流转了，非常夸张。如海坛街、荔枝角道一带，开了好多二手电器回收店，本地人开，南亚裔人负责回收，24小时运作。

“香港小贩不被承认，一路游击。（他们）是有机形成，很香港精神，关乎拚搏，努力揾食，竞争性好强。”

文青商店在这一方面脱离社区？大南街“店小二”老板Eddie却串连文青与小贩，买卖二手旧物。物之价值，本也在于寻宝、收藏和愐怀。Eddie说在深水埗，旧物有其特色，它一再转手，物件一直在买卖市场中流转，不会消失。“我们成日讲，讲得出的物品，深水埗都有，甚至军火、烟花。不是走私，而是以前老人家储存了也不知道。又如子弹壳，有些老军人留的，你都可能在小贩地摊找到，你觉得去商场有无可能买到？这是深水埗有趣之处。”

他喜爱5、60年代香港旧物，因彼时香港，给他一种重新出发、破旧立新的感觉。战后慢慢建立了香港风格及“香港人”的认同。眼见现在政府有意消灭英殖时代记忆和历史，“邮筒也由红变成绿。”他自觉有使命，让年轻人透过旧物，知道香港历史。所以他租了附近另一间POP-UP SHOP，展览香港旧物。展品之一，是最近深水埗结业的剪刀老店“得利林记”手写招牌。那个所谓的“香港历史”，是近在咫尺、没几天就会消失的那个香港历史。

但Eddie说，年轻人来深水埗寻旧物的文化不如从前了。“以前市场吸纳所有东西，现在未必卖得出，或已非旧物，更多是在卖倒闭店舖的货，真正的旧物卖少见少。”他也留意到，之前旅发局推广深水埗，想市容干净些，便大力扫荡无牌地摊。疫症后，食环署也常来扫荡，忽略了地摊经济对当区的重要：“以前下午至夜晚都好旺。这两三年，只可摆两小时，下午6-7点，或者夜晚11-12点。”听小贩说，食环署人手多了，分三更巡视。基本上24小时都有巡，放工时间、午夜或者星期六日都不放过。要摆摊卖物，比从前困难得多。

研究地摊经济、小贩政策的学者梁志远（阿虫）说，“香港小贩全盛时期真的可以养家”，现在则生存艰难。那为何深水埗有买卖二手旧物的传统？阿虫说起因是这里的界限街，街以南是清政府在1860年割让予英国，另一边以北则1898年租借给英国，最早也是难民移民聚居地。“战后，好多人在那买卖死人衣物，也因近深水码头，一直是二手物品集散地，当时很出名，也影响至今日。深水埗多穷人住，小贩自然也多。”

他2005年的博士论文，就以深水埗无牌小贩为题。他说十多年前，小贩集中在桂林街和基隆街附近，约20多档。现在规模增加，延伸至北河四街（北河街、基隆街、大南街及桂林街）和鸭寮街。他特别观察到大南街一段，变成主要是南亚裔人的地摊。“他们以前主要收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再运送到东南亚销售。但现在多是本地居民光顾，很多卖日用品，部分有车的南亚裔人，白天收货，夜晚就散卖。”

“香港小贩不被承认，一路游击。（他们）是有机形成，很香港精神，关乎拚搏，努力揾食，竞争性好强。好味的鱼蛋不是偶然性，小贩一定要好味又便宜，才有人光顾。”阿虫觉得，非目的性城市交往在现代社会被轻视，墟市、地摊最大的好处是没门槛，有钱没钱都可以来，不一定消费也会产生不同的社区交往，可能买一次菜就知道哪档可以修鞋，哪档中医好，令你感觉到社区参与。“商场却是你不消费，就不能来，它让人不能聚合。”

眼见以前政府不做事，小贩尚有空间百花齐放，今日连空间也没有。他说现下本地社工未接触到这些人，所以谈墟市经济、墟市政策，很多时会忽略这班南亚裔人。“政府无前胆的视野和政策，如何发展小贩墟市这方面，比好多亚洲地区落后。政府即使不直接禁绝，也以逐步淘汰方式，令小贩行业式微。”而最近两个月，原来大南街一段的地摊位置更已被几重铁马（政府设置的路障）取代。

阿虫觉得深水埗之可贵，恰恰在于这里“容纳性好大，好多人——连无家者——都能容身。这是个开放、多元、呈现复杂性的社区。如果墟市也是一种消费场所，有无可能拓宽一点？与小贩、传统商店、文青小店有关，最好是多元连动。”他说，深水埗是个很好的实验场，阶级融合、种族融合，新旧融合，而这些问题一直都是香港的缩影。

D 无家者篇：不在“社区”，在江湖

“深水埗警区今年 2 月 24 日在通州街公园一带进行代号‘晴天’的反罪恶行动，有露宿者早前投诉被便衣警员用铁锤打烂露宿者的椅子、罐头等物品，更有露宿者指被警员扯头发及踩下体⋯⋯”

立场新闻报道的这次事件，在更早前2月4日也发生过一次。越南裔无家者亚十就是受袭者之一。后来亚十曾被收治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还押期间，于10月8日，突然被指“长裤缠颈自杀”身亡。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要求翻看闭路电视，警方却拒绝提供片段。

2019年运动以来，香港公众面对警暴，对年内频密出现“死因未明”事件心存疑虑。无家者亚十死亡事件，也因此在很多人心中阴霾不散。11月21日亚十丧礼上，不少身穿黑衣、不认识亚十的香港人，前来参加。邵家臻在丧礼上说到认识亚十的过程，“认识时是街友，离开时是囚友，现在他是战友。”因为亚十曾在记者会上，与他一同炮轰政府，遣责警暴。

林国璋牧师说，亚十平时不爱说话，沉默是他的标记。

亚十的越南兄弟们，努力想著悼词该说什么，想不到，说感到混乱。亚十为什么突然死在囚室？越南兄弟无言语，口齿不清，如同平日，是些不合理事件令他一再丧失词汇。众人唱著圣诗，叫亚十归家吧归家，客死异乡？不，他当这里是家。归家吧归家，回去你应属的家，而非这轻贱你，看不见你，让你不明不白死去的家。

但他知道回家的路吗？亚十在越南兄弟姐妹和父母9人，看著丧礼直播，听著他们所不懂的广东话，看著一群素未谋面的人默哀。

香港电台拍到过亚十睡的地方，木长椅和公园栏干瘦长空隙，他藏在里面。直到有一日恶意来临，打翻他的米，罐头和家当，那些不是身外物，是他的自尊——恶意专门挑选无权无势的人，也毋需害怕一群无家者。越南人黎民十，40年前逃难来港，住进深水埗越南难民营，后来是通州街公园，一直屈缩在这个狭长的小小的空间。

旅舍结合文艺空间“Wontonmeen”主理人阿Pat（Patricia），在深水埗十几年，她很想和这区多点互动，尝试由下而上做些事，在take之余也要give。她说，后雨伞时期，旅舍前舖租给“两个从事金融行业的年轻人”开的手工咖啡店Urban Coffee Roaster，“我好鼓励人追梦。但四年合约后，觉得他们和社区有点脱节，多服务中产，我也无理由叫他们降价或服务平民。”后来，阿Pat认识了黄志诚牧师，知道他一向接触无家者，听他说想开一间结合跑步、社区关怀和健康饮食为主题的餐厅，便决定合作。

“他不只定期派饭，还鼓励无家者跑步锻炼，我觉得很有趣。”跑缘餐厅在Wontonmeen开了一年多，定期和无家者协会及基督徒义工一起派饭。跑缘义工说，他们（无家者）不在社区内，而是在江湖。

什么是江湖？

就是既成秩序以外，有另一种生存法则，必然和毒品、精神疾患、性交易、犯罪，求生的，垂死的为伍。在通州街公园，你见到有囤物癖的，连腹中也藏著东西。有吸毒至消瘦、困顿。有的年轻，喃喃自语。也有个葡萄牙男人半年前拿行街纸来，住进公园，不与别人交谈，只用蹩脚的英文说，自己来自葡萄牙。越南籍无家者说，他来香港45年，我问：

识唔识亚十？
（认识亚十？）

识，死左嘛，差佬不嬲咁对我地。
（认识，他死了，警察一向这样对待我们。）

点解唔返越南？听说返越南都觉得好景过留在香港⋯⋯
（为什么不回越南？听说回去越南的，都觉得好过留在香港⋯⋯）

返过去两次，穷，无晒屋企人，又返来。
（回去两次，穷，没有家人，又回来。）

听李庭丰说，通州街天桥一带一直有滥药、毒品交易，无家者和难民问题，政府不想市政局的地方有一处积存无家者，也想帮海坛街一带豪宅洗太平地（扫除障碍）。“政府宁愿驱赶，不想处理，一直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而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根据社署2019年初的报告，全港约有1270名已登记的露宿者，实际上约一半人没有接受登记，故此露宿者人数多达2000多名，“重灾区”深水埗占约1/4。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在2017年《有关露宿者政策及相关支援服务与行动措施意见书》上，指香港现时并无法例或政策保障无家者基本权益，如基本的住屋权，并提出落实无家者友善政策，李庭丰说，未见到政府有动作去做这件事。因为疫症令区内许多人失业，连㓥房也租不起。他眼见通州街公园新搬来许多年轻的无家者，整体数量应该超过一百。

上年3月，因为无家者协会要装修，需要一个地方让无家者暂住6个月。阿Pat见旅舍没什么生意，便让他们入住。也因2019年社会运动，阿Pat说，因为这边的空间有牧师，所以做最多的，反而是安抚人的心灵，包括她自己。她曾形容深水埗，最妙之处是“罅隙里的乌托邦”——每个人即使匮乏，也可能建立到自己的乌托邦。“但仕绅化的现象，是令这些人很少的选择，又再失去一些。”

E 庞克篇：空降艺术，真假庞克

光怪陆离，城市飞地，这样的深水埗，香港政府也很想包装它。

2018年，旅游事务署推出地区旅游，重新包装深水埗，请香港设计中心帮忙，后者就策划了一个“数码庞克号”艺术项目，也同时作为自己“设计香港地”（ddHK）的项目之一。此项目以Cyberpunk为主题在深水埗打造超现实科幻空间，据介绍是因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的未来城市取材香港，经典动漫《攻壳机动队》更直接取景深水埗，密集霓虹光管及大都会摩天大厦，都是深水埗为未来世界美学形态的贡献。因此该活动融合创意、设计、时尚，于2020年10月在深水埗一连9日，主场地点正是多年前聚集过很多露宿者的通州街桥底（通州街临时街市）。同时市建局和地产发展商长江实业合作的私人住宅爱海颂，也据说将建造设计及时装基地，并由香港设计中心营运。

于是——在深水埗，房地产、地区旅游和文化活动推广，三者有了藕断丝连的关系。

可就在数码庞克号举行前夕，无家者亚十事件发生了。公众开始质疑数码庞克号看似艺术活动，实则是为政府兴建豪宅“洗太平地”，驱赶无家者，再办一场盛大展览。

关于舆论质疑，香港设计中心回复传媒：“我们没有能力影响及促使让任何人、团体及政府部门为我们只举行9天的临时活动而进行清理露宿者行动，两者本身根本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地产商、政府旅游部门、艺术专业机构三者加强串连，在区议员李庭丰眼中，这确实在2018年较为明显；但2019年社运一来，翌年再疫症，一切又不同了：

“当政府和市民关系跌至冰点，做什么都不会顺利。一直以来，深水埗发生的事，多是自然出现，由下而生，不是有人加只手来，就能成事。”

李庭丰认为这活动本是好事，他曾和策划人讨论过，后者想在社区做试点，在公共地方做开放式展览。怎奈疫情爆发，活动才由被迫关闭的公共球场迁至丢空的通州街临时街市。而据报导，桥底露宿者2015年被驱至附近通州街公园，桥底曾在2017年新春办过熟食墟市。2018年底，政府清拆桥底露宿者自己搭建的木屋区，用铁丝网围封，拟定让附近钦州街棚仔布贩迁入通州街临时街市，但计划胶著，两年来一直丢空。是以李庭丰认为亚十事件其实不关香港设计中心的事，露宿者也并非中心赶走，但舆论发酵至此，只是因为最终：

“香港市民不再信任政府”。

我们就此访问了ddHK项目总策展及策划人林美华，她说：“我们机构或团队，清楚知道想做什么。ddHK和 City Programme本是同一个Project，但申请不到这么大笔钱。所以拆开ddHK展览，由旅游事务署资助，变成一个旅游项目。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关心好多议题。三年来，我们合作的单位超过220个，每年和70个机构、个人和设计单位合作，今年10个区的 City Programme，合作伙伴也超过400个。有时想，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找不同单位？何不找个超有名的艺术家做件大作品就够？因为我们团队好想Work on Public Space，做对社会有Impact的工作。与其留在象牙塔讲社会议题，何不带观众到现场去看？由街坊带路，参加区内十间小店，了解新旧变迁，和个社区到底发生什么事。”她说，同时她希望推广到本地出色的设计和创意。

“当政府和市民关系跌至冰点，做什么都不会顺利。一直以来，深水埗发生的事，多是自然出现，由下而生，不是有人加只手来，就能成事。”

对于有人质疑，整个项目被利用，是为政府地产及旅游项目背书，林美华认为：“反而是我们利用政府的资助，传递我们的Public Mission。”

香港政府改变迅速，它与香港设计中心这样的领域专业机构的关系可也随之变化？数码庞克号争议出现后，不少文化人、艺术家开始讨论如何衡量今后申请政府资助的伦理？大是大非当前，创作机构与创作者会否成为帮凶而不自知。

Wontonmeen主理人阿Pat也是设计师，参与了“ddHK”另一个计划“深水埗人_人”。阿Pat本是深水埗街坊，她觉得“深水埗人_人”项目正是从历史和设计角度再看深水埗，“真正由区内人视点出发。”

“例如我们在南昌公园展示区内家庭全家幅；在南昌街休憩处的艺术作品上，你只要刷二维码，就可以听到不同种族街坊唱出的8种语言地道歌曲和音乐录像。”阿Pat有感过去一年，艺术同行选项目都更加小心，而自己因曾与香港设计中心合作过，有感创作自由度大，不觉得有hidden agenda，故她今次有信心再合作。

“深水埗人_人”活动筹备半年，阿Pat全情投入，疫情令大家不再只顾赚钱，“我们一班设计师真心想在香港做有趣、有深度的事。”也因疫症关系，据闻“ddHK”希望一系列展览照样去马，但尽量保持“Low Key”，只当作是区内的“decoration”。

F for Future：在香港，第四代道路可行吗？

深水埗迟早死。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但死之前，可以给多一点挣扎？
“留在香港，决定不移民的人，更用力想做点事。”

深水埗复杂魔性之声名，也远播国际。2020年，《TIME OUT》选出全球40个最型格社区（The 40 coolest neighbourhoods in the world），深水埗排名第三。杂志认为香港深水埗“随著艺术家和年轻创意人进驻，不但为社区注入新活力，甚至推广了深水埗的历史遗美，建造与旧城和谐共融的空间。”

店东林欣杰说，你知道吗，现在这地方就是在寻找从前出口转口、小工厂、批发零售行业之外的“第四代道路”，而也是香港一直在找的那条路。

同之前的历史一样，人们涌来这里，聚于一处，再一起创造一点什么，然后幅射向世界。“我们这‘第四代’，也正在经历这种历史，但我们刚好站在中间，即变化的过渡中。”林欣杰回想，最初艺术家、文青落脚大南街，老店主起初好惊，不知道他们企图何在。“后来我们甚至和老店店主相约中秋食饭，听好多深水埗故事”，例如大南街野史，南亚裔在深水埗也有两代，同样是“万事屋”（只要付钱什么都可以帮你处理），每天为店舖搬布，在门口等待地盘开工。大南街原来以前不是由警察、政府封街，而是居民自发组织，因上落货会霸占条街，封了不让车辆随便驶入，哪架车要入来运货，大家先商量好，正是“这些分工，造就这条街的邻舍关系。”

回想和邻舖老店的交流，有点像从前：“那时新旧交错的风景，很美丽。”

林欣杰说，当时不少老业主宁愿租给文化艺术工作者，也不租给连锁集团，或影响街坊生活的行业。他也和其他小店主想办法，挖业主资料出来做资料库配对，便无需通过地产中介陈先生。“后来发现不容易做到，一来业主缺乏意欲，租金太吸引，有的业主移民在外，考虑不如卖掉更好。”

记得阿Pat说过，这几年，也见过很多老店不知如何延续，没生意也没意思，最后沦为地产项目。

深水埗迟早死。什么时候死？林欣杰说不知道。

“好被动，业主一句唔该（不好意思）就收皮（玩完）。但死之前，可以给多一点挣扎？”他说，这几年因后社运时期和疫症，大南街一带反而多了很多年轻创业人：“留在香港，决定不移民的人，更用力想做点事。”林欣杰的年轻同事，都说有很多计划想付诸实行。

那一班进驻深水埗、大南街的店主或是来消费的文青，不少经历过2014年雨伞、2019年反修例运动，或更早的反国教、占领中环等社运。林欣杰很记得，2019年运动期间，大南街几乎不见人来光顾，大家都出去帮手。“有几次示威冲突就在深水埗，街坊围差馆（警察局），丧拉人（拼命逮捕人），又扑头（拿警棍敲人头）。好几晚小店、街坊都不关门，留久一点，看附近有没有人需要帮手和照应。”

第四条路或指涉，不再如之前只为揾食（赚口饭吃），而是“和共同理念的人走在一起”，如何更好地连结著人和人。

“我们不知道，几时走出黑暗隧道，但放弃了，什么也不做，那天会再押后多几多时间？所谓煲底见，见完还有好多个煲底。”

尾篇：革命的预演

庞一鸣的“一拳书店”上年9月落户大南街，总觉得那间书店已超出一个物理空间，它甚至是一个真实呈现融合的“实验场”，或以庞一鸣的字眼：“革命的预演”。

书本对庞一鸣的影响很大，他曾于教育和戏剧范畴，读过一系列由Paul Freire写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Augusto Boal所作《被压迫者的戏剧学》，启发至深。做书店或社区活动，他一直保持从书中习得的观念，转化成为行动。

“深水埗有不少弱势社群，我们不是要为他们充权，分析受压迫的原因，叫他们如何反抗压迫。《被压迫者的戏剧学》指出，剧场是革命的预演（Rehersal of Change），课室也是。不是停留在分析社会实况，而是让不同的人展演，交流和回响。当你讲出你的台词，别人又怎么想？怎样回应你？”

一拳书店也像一个Rehersal of Change之地，不是教你改变生活、充权或者争取什么。“这里保有开放性，让你‘预演’你所想。”也一如之前所说，深水埗本质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更重要，他指的“人”，是更多共同生活的他者。

庞一鸣说：“我希望，把不来书店的人，重现在书店。来走一下，翻一下书，就有点什么可能发生。”

例如他想过，希望从来无法逛独立书店的轮椅人士可来，空间足够容他出入。附近住㓥房的人，无家者来这边叉电透气。还有书店可能“动物友善”？让养狗、养猫的人士可以带来动物来看书、买书。印尼或菲律宾家庭佣工、南亚裔人士也来参加活动、交流故事？庞一鸣说，在开业三个月，这些都一一实现。把被排拒的，被忽略的人，带回书店。

而且这里所办的活动，有别于一般书店以新书发布的讲座为主。他希望“把主导权还给普通人，办的活动，也是能融入大家的生活多一点。”例如之前书店办过“陈浩基推理小说”的读书会，由外佣和雇主一齐读，雇主读小说中文版、外佣读印尼文版；也办过和行山诗人行山读诗，很多人因为行山，买了人生第一本诗集。一拳书店任由不同的人，来实践他所想的，如放下两架单车，让人借去，在城市中游荡；或者放下书籍，让探监的人带去给在囚手足等等。

庞一鸣在其他访问说过，他开书店，基于一种末日感。也因为末日感，不如“做尽”，如此时势更需要阅读，驱使做了此决定。但2019年后，一切急速败坏，香港还有深耕细作的空间吗？庞一鸣也想过，自己再次做回如同从前“衣食住行”层面、日常层面的抗争，有用吗?

“我的末日感不止于香港，而是在于，这是一个没有政治道德和理念的时代，都是经济、权贵利益挂帅。然而社会运动增加了变数，包括上年的反修例运动，法国黄背心革命等，横空出世，是好难得而奇怪。然而，我们受大国政策影响，连棋子也不如，过去建立的价值和逻辑，去到了无足轻重。我的无力感在此，究竟做些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庞一鸣说，也因此，他走进历史的“认信”（Faith），重新有了动力。“我们不知道，几时走出黑暗隧道，但放弃了，什么也不做，那天会再押后多几多时间？所谓煲底见，见完还有好多个煲底。”

“认信”来自他所读过的书，关于拉丁美州抗争史、韩国民主运动和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等，别国漫长、曾经以为见不到终点的压迫史、抗争史。

揽炒时代完结，到了营造、建立的时候。未来才有新的可能出现。
所以，他在大南街开了书店。

注1：据政府资料，在港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每月可得由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提供 1,500 港元的房屋津贴、1,200 元的超市现金券、300 港元杂项津贴以及不到 500 港元交通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