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縮影了香港過去、現在、未來三重時空⋯⋯

經歷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2020年疫症肆虐和炎夏裡國安法實施，兩年間，香港最古老區域之一深水埗一再發生熱議事件。最先是區內大南街附近湧現咖啡、手作、畫廊、唱片行等特色小店，連帶滿街前來打卡飲咖啡的港式文青，夾雜在舊區、地攤與街坊之間，蔚為催淚煙霧之中、疫情甚囂之時的香港，所發生的「特別」景觀。

這自然引發一眾媒體關注，一年多來，關於「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深水埗是新的布魯克林區）、「文青小店進駐是否招來仕紳化」等命題，均成全港公眾熱議，火爆程度僅舉語音社群Clubhouse上相關討論不絕，同時在線者數百之多。

另一方面，這裡畢竟是香港最為老舊窮困、肌理混雜、草根活力與壓力同顯的街區。無懼社運、瘟疫與文青依然存在的，有大街小巷，天光至午夜，無牌小販不絕；通州街公園無家者死亡事件；海壇街靠近南昌街一帶的典型香港模式市區重建高歌；以及前來擺設「High Tech，Low life」的數碼龐克藝術家；地區傳統大商場設立的性感少女廣告牌被親建制政黨說是有傷風化，偏偏插畫家越玩越過癮⋯⋯

所有這些，都是深水埗的共時性切片，謀合其市井粗野、不畏踩界的本性——而這也正是香港性格的關鍵組成。

來到2021年中，香港受社運傷口、病毒、簇新法律框架輪番洗禮，勉力掙扎日久。我們選取深水埗大南街一帶，為「後反修例時代香港」的一處街區案例，切為六篇：自下而上的庶民混雜形態，與自上而下的資本及政治力量的對峙與爭奪；新老代際思維經受考驗和挑戰；當公民與政府的信任降至冰點，專業機構在撕裂框架中運行受阻⋯⋯

在這些掃蕩、拆毀、轉型之間，香港的命運劇本會是哪一齣？街區面貌固然不同以往，人心又何去何從？死的、活的、退場的、得意的、被收編的⋯⋯掀起種種熱議的，可寓示著香港即將重來的宿命？一城的命運密碼又能被我們看見嗎？

A 文青篇：大南街入侵事件

「這區的人是否一定需要那杯咖啡？」

沒來過你也可以想像到：深水埗混跡各種鮮明人群。這裡有自稱「傘皇」、道光22年已創店的白鬚老伯；滿身玉器，手拿放大鏡和小燈筒來照射的古玩阿叔；有花名「響尾蛇」，拖鐵罐穿梭大街的流浪漢；也有終日撿紙皮、擺賣二手日用品的花布衫婆仔（中老年女性）⋯⋯近年卻發生集中於大南街的另類「入侵事件」，那是極易辨識的文青：

年輕；光鮮；多為素色日系打扮；手持一杯咖啡；消費手作；志在打卡⋯⋯

「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這口號隨文青湧入而在去夏發酵，彷彿街頭煙霧與病毒真的散淨，即使國安法大駕光臨重啓整個香港界面，港式消費潮流依然死性不改，短時間即可無縫銜接，煙火熱度，朝向紐約飛地的希望一時大造。

眼望自上年疫症，商場十室九空，大南街不少咖啡店或展覽空間卻大排長龍，黃色經濟圈壯大令許多人選擇光顧同路人。有人曾笑言，大南街是大黃街。想創業的年輕人進場，二十多間咖啡店以外，深水埗大南街一帶也多了其他類型小店，如賣書和辦社區活動的「一拳書店」；做公共空間策展的「Openground」和「合舍」；素食餐廳「素年」；賣單車的「Location Cycles Limited」；做陶瓷的「物器堂」；賣塊根植物與多肉植物的「INFECTMENT」；賣二手舊物的「店小二」；賣唱片和黑膠的「White Noise」等。而前身為油麻地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蘇波榮的「黑窗里」最近也來到深水埗開店——他們曾在油麻地進行了八年社區實驗，開闢與街坊、不同社群交流的空間，食物自由定價等模式，如今，深水埗也成為其連結社群、共同學習的新據點。

深水埗區議員李庭豐觀察到，疫症期間，不只大南街，整個深水埗都人流不絕。「這邊一向便宜，經濟低迷，想消費自然來深水埗。北河街多了很多凍肉店，和大南街小店一樣，逆市開張。」

一時間，大南街、汝州街、基隆街一帶，幾乎每月都有新店開張。截至7月3日，大南街一帶，包括黃竹街、基隆街、汝州街和鴨寮街，合共23間咖啡店。平均一杯Latte或Cappuccino約40－45元港幣，Cold Brew或特別咖啡豆約60－70元。一些大排長龍的精品咖啡店如Flow，單杯咖啡港幣70元起跳，特別咖啡豆的則要120元。這價錢雖同香港其他商務、金融區相若，但相對深水埗區內基層水準，顯然昂貴得離地。倒是不遠處一家「藍山咖啡店」，顧客以普通深水埗居民為主，格局頗為茶餐廳，即使一杯特製咖啡也只需19元。

00後Coco和90後Koey都從外區來此消費。Coco兩三個月來一次，「因文青小店比較集中，咖啡店的類型也多。」Coco覺得那些文青小店的確價格偏貴，「但因附近有不同新舊店舖、車房、茶餐廳和布行等，感覺仍然多元化，各取所需。」Koey對深水埗的印象本是基層舊區，「這幾年活化，新舊交替，文青小店吸引年輕人來舊區，我覺得幾好。」但另一方面「租金很有可能推高」，「最後要看業主，究竟是牟利還是為街坊著想，是否願意原租讓老店留下。」

「有錢都想搬走啦！但到底交通方便，消費低，適合我這種低收入人士住。」

本地街坊的想法，卻與文青不盡相同：李伯在深水埗成長和變老，訪問這日他在街邊抬頭研究新落成的一棟「納米樓」（指樓盤每戶面積細小至約200呎，約等於18平方米或5.6坪）。對於深水埗近年變化，李伯覺得：「時代梗係（當然）會進步！經濟發展，好多事物會被淘汰。」這改變是否不關自己事？「你覺得有需要就買囉，我不會光顧咖啡店，習慣去茶餐廳。後生仔未經歷過舊時日子，來這裡享受生活，飲杯咖啡，當然覺得新事物好。哈哈，不過納米樓就未必啦！」

李伯指著街上幾處，講起早已消失的深水埗印象：南昌街兩行賣衫賣日用品的鐵皮屋、日本人經營的妓院；汝州街、基隆街的布行、鈕扣行；大南街的舊茶樓、賭檔和白粉檔。「現在一樣好多道友（吸毒人士），也多了好多南亞難民，大家生活習慣、思維又不同。人口雜亂，你可以點（你可以怎麼辦）？有錢都想搬走啦！」但深水埗到底「交通方便，消費低」，「適合我這種低收入人士住。」

年輕街坊蓉小姐住在深水埗多年，她較喜歡早期大南街的面貌變化——老店與新店交織在同一條街，也沒有改變整條街的氣氛。「但今日過量進駐的文青小店，確實令這裡面貌變得模糊，失去原有的舊區情懷。大量扎根多年的布店丶金屬建材店悄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咖啡『打卡』地圖。可惜不少新店質素參差，如何稱得上Brooklyn? 或許這是反映了我們時下年青人想chill的口味？如今，路經大南街時總會看到一兩間正準備開業的新店，我卻少了一份熟悉感，恐怕這不是老街坊期望的改變。 」

只要你是外來人，就不利此區？

「深水埗是個很好的實驗場，階級融合、種族融合，新舊融合，而這些問題一直都是香港的縮影。」

媒體和公共討論也批判聲四起，文青及引來文青的小店成為批判對象，多數認為文青們與本地脈絡格格不入，消費完即走人；或是熱潮會引發「仕紳化」，租金上漲，延禍本地居民及無法負擔租金的小店本身。

回到故事的最初。在大南街開設複合文化空間Openground的林欣傑見證了大南街事件全過程。他是最早一批進駐這裡的藝術家，時為2016年，不用3萬港幣已能租兩層，供他構思理想中的迷你版「Museum」，集咖啡店、書店和展覽空間於一身，促進設計界交流。

「最初我們搬來時，格格不入，像局外人走進來，會擔心這區的人是否一定需要那杯咖啡？」

對於深水埗仕紳化與社區發展的討論早自2016年。深水埗旅舍Wontonmeen的FB 貼文曾寫，那年進駐鴨寮街的「咩事藝術空間」牽頭，聯繫新業主和評論人舉辦對談，卻各有各說，未能為深水埗找到新方向。「最後這個藝術空間的歷史唐樓已全棟拆卸，成為另一個發展中的地盤。」第二次廣泛討論即是2020年，參與者由區內人擴散至全港。其實「仕紳化」在香港早有範例——灣仔利東街、太平山街或九龍東。

譬如上環太平山街，也曾是香港具歷史價值的古老街區，因租金相宜吸引了小型畫廊、藝文獨立小店、古著店和咖啡店等，遠離由私人業主主導重建的中環蘇豪區。後來人流推高租金，地產商買起整幢唐樓改建，再租給更高檔的藝廊、餐廳和服務式酒店，消費水平超過居民負擔。原本的年輕藝術家、小店店主、印刷老店、草根車房負擔不來，被迫遷離，過去新舊混雜、宜居和多元的社區面貌自此消失。

而現在的大南街？有咖啡店店主告訴我們，深水埗地舖月租已近港島西環區，6至7萬港幣每月，但覺得大南街未來更有潛力，才決定來此開店。林欣傑說部分店主是與業主直接聯繫，繞開地產經紀（房仲），才免於加租，但未來難保。根據他和李庭豐觀察，一年間，大南街、黃竹街有一些地舖，租金升近一倍。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地租估算，2021/22年度非住宅單位租值，其中舖位及商業單位，下降幅度達10.2%。但傳媒抽查部分數據顯示，深水埗大南街有地舖租金上升的幅度為10%-20%，也有的維持租金不變。

「如果要抗衡地產霸權，不是對立彼此，而應該向那班地產商甚至最大的持份者香港政府去抗衡。」

大南街可會重蹈太平山街覆轍？李庭豐說，「你入來做旺個場，業主自然加租，這是市場定律。」他提出這次「仕紳化」討論的幾點誤區：「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令深水埗好多布行、皮革、鈕釦行業都式微，因疫症無法出口，好多老店都索性不做，又乏年輕人入行。之前大南街整條街都是空舖，反而文青小店進駐後人流增加，多了活力。」這也是學者稱之為「地方營造」（place-making）。

有人問，會否影響樓上的租金？李庭豐說，地舖和樓上公寓是平行時空，香港租務市場一向熾熱，深水埗劏房（隔間套房）一路加租。「另一誤區在於（租金上漲）是誰的責任？有人覺得文青小店該為社區做點什麼，為加租負責任，為什麼不叫黃金商場的電腦店發放電腦給基層家庭？大家都是做小生意。」他反而看到近年，大南街很多小店做生意之餘，很有意識連結社區，從個人、空間或定位，與區內街坊建立良好關係：小至派發物資和食物予無家者，大至構思社區項目，如大南學堂、深水埗老店舊物Pop up展、由無家者收集咖啡渣，再運給農耕組織做肥料等。

李庭豐強調，深水埗確實有仕紳化現象，但比起文青小店聚集地，更是在海壇街一帶，即是由政府市建局主理的豪宅重建地段。林欣傑亦認為這輪批判走向無限放大與簡化，似乎反正只要你是外來人，就不利此區。「如果要抗衡地產霸權，不是對立彼此，而應該向那班地產商甚至最大的持份者香港政府去抗衡。而非將受害者變成施害者，這討論非常不健康。」

B 地產篇：大南街背後操盤手

「香港有沒有未來？2019年社會運動，樓一樣有人買，所以放心，政府加辣招三年，（呎價）至少上升五成。」——深水埗地產經紀陸先生

深水埗市區重建計劃（都更）始於2009年，地產商和香港政府市建局合作的豪宅樓盤一一落成，如海壇街一帶，有長江實業的愛海頌、丰匯，德祥地產的海珀，遠東發展的傲凱，通洲街的WEST PARK，鄰近的有新鴻基地產及港鐵發展的匯璽等。隨著市建局在區內發展，不少中小型地產發展商也開始「插旗」。

雖然深水埗是全港最多劏房的地區之一，曾是人均收入最低、全港最貧窮的地區。近年不少私人樓宇落成，搬入中產家庭。根據扶貧委員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觀塘成為全港貧窮率（19%）最高的地區，而深水埗以16.6％排名香港第六。報告也顯示，深水埗區貧窮住戶中，單親住戶 （8.7%）及新移民住戶（7.1%）的比例，依然為18 區最高。

路過海壇街，不少地盤在趕工，搭了棚，蒙上綠色紗網。街上除不少南亞裔人搬運二手電器上貨車，最多就是地產經紀。那一帶牙籤樓和豪宅，據說不少早已沽清。經紀陸先生在海壇街一帶兜售「愛海頌」、「丰匯」，他手指深水埗舊區方向，說這些未來會逐一拆毀，舊的殘的老的，換成我身後這些私樓豪宅。「我們和市建局合作（售樓），來年深水埗的發展都瞭然於胸，哪區怎樣發展，我們都一清二楚。長沙灣發展了起碼數年，深水埗也步其後塵。」

如此時勢，市道仍熾熱？

他反問，沙士那年一樣，你有見過樓市真的大跌嗎？後來甚至價格升到要加辣招防炒賣。疫情影響？他摸著口罩說，這個遲早脫下。任職中原地產的他，看不起區內四處流連兜客的經紀小子，街頭巷尾，搶他飯碗的人多了，年資不夠他深，行情知識皮毛，他不想指縫間漏出客人，給這些小子白搶了便宜。臨走時，他叫我，小心啲賊仔（小心有賊），有一秒，我不知他指的是誰。「隨著這區變天，近幾年露宿者由通州街天橋掃蕩至公園那邊，這區連老鼠也少了。」他說。

後來我反而跟著年輕經紀李先生，上了海珀樓盤睇樓。「香港哪些房地產最受注目？啟德、長沙灣和深水埗。」他努力游說，560萬283呎（約2016萬新台幣7.9坪，或467萬人民幣26平方米）的一房單位好抵買。他明知實用空間並不實用，那一個迷你房間，放床還是衣櫃只能二選一；開放式廚房在客廳一角，只是個小爐頭。他說 ：「特高樓底（挑高）3.5米，可以考慮裝修，加多半層。」

「深水埗和大角咀是傳統舊區，收購地價18000元一呎，賣出去起碼27000元起跳。有間中資地產公司叫萬科，收購海壇街一幅地，賣出去起碼30000元一呎，就在這邊望過去斜對面，但這間呎價只賣19000！」李生指著，房間一面向城市景，一面向海，你可預想，幾年內將越來越多高樓大廈遮擋。

李生自己本也是深水埗居民，因重建獲得賠償，先在將軍澳置業，當樓價由500萬升值至700多萬時，套現150萬；又覺得西九高鐵通車，定必有利樓市，就在南昌站上蓋「匯璽」再買了個細單位，現在租出去。「只是兩年時間，市值已經由500多萬，升至600多萬了。南昌、深水埗和長沙灣繼續發展，未來樓價只會繼續升。」他暗示，那些納米樓不是用來自住，而是用來等升值，樓換樓。

2017年，長沙灣興華街臨海地段，由信和等發展商合組財團，以172.88億投得，成為新地王，估約十年時間發展，延伸至深水埗，或將變天。

「對深水埗變遷有什麼想法？這裡只會越變越好。」他說。

區議員李庭豐也提到，港英政府早年提出「玫瑰園計劃」，西九龍填海後，慢慢開始起樓，形成了一個交匯點，接駁位便是南昌站，再伸至長沙灣、深水埗。深水埗沿海填海區，如海壇街，越來越多市建局的高級住宅大廈，引發社區和地理面貌的變更。

「傳統舊區收購地價18000元一呎，賣出去起碼27000元起跳。有間中資地產公司收購海壇街一幅地，賣出去起碼30000元一呎⋯⋯」

「過去幾年，地產商敲門，向小業主收地，例如見到李根興（盛滙商舖基金創辦人）高調投資收店舖。另一種，區內業主想重建收購，見尚未發生，就自己先做發展商的角色，所以你見到唐樓中間偶爾一座半座冒出來的牙籤樓。」林欣傑也感覺到，幕後有地產商在操作，也不只海壇街，他聽說在深水埗中心一帶，某商舖基金已掃了50多間店舖，業主樂於賣出去，出現了爭舖情況。看來，業權從分散的小業主，正慢慢集中到中小型地產發展商手中。

在深水埗，收八成樓作強拍，並不容易，因業權分散，許多業主移民外國，不容易聯繫。李庭豐說：「好難短時間內有大規模的重建，但仕紳化就無可避免。」

他認為，深水埗樓宇太舊，租客或業主也辛苦，沒有樓梯，業主年紀又大，重建有其需要。但問題是推土機模式的市區重建，「正是高度資本主義下造成的畸型結果，一重建就變仕紳化，繼而引入連鎖式高消費店家。一重建所有都移走。即使你得到賠償，亦不能買到同區樓盤，發展商一定不會租給小本經營的店，或者厭惡性行業如車房。」

林欣傑也同意，暫時，巨大的無形之手未踩得入來，而這邊操控小店和居民生死的，是小業主，甚至是他們的第二代。「估計我的業主十年之內，就會傳給下一代。」他苦笑說，如果店主沒有辦法直接聯繫小業主，就只能靠區內地產經紀陳先生，變成經他開價：「他是大南街操盤手，很多小業主都靠他租出去。他每次見到我，都說多謝我，說你一來租，就帶旺條街。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如果你再加租，我們只會一個個搬走。我想，他當然希望啦，可以賺多一次佣金（中介費）。」

這一年，林欣傑見地產陳先生換了兩次車，變得很富貴。

C 南亞裔小販篇：流轉的物，流轉的生命

「小販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換來的不是清潔得有條理的市容，而是一個不會使人著魔的世界。」——馬國明

經紀換車，文青看展覽，巴基斯坦人Ali就繼續看著自己腳邊攤開的貨物。深水埗令人著魔的，都在街道上發生。

世人皆知，這裡一直可以容納最窮。窮人知曉如何能生存，以最低成本。說最窮，但竟最「物質」，只是「物」都是二手、三手、四手⋯⋯陳舊的，次等的，曾被棄於無用的。五元、十元，就有人一直延續物的壽命，一手一手流轉下去。

如李庭豐所說，深水埗住了好多匱乏的社群，如劏房戶、新來港家庭、無證難民、無家者、少數族裔等，族裔也包括尼泊爾、孟加拉，越南、日本、泰國等。社群生活複雜，也有好多不同狀況，「如果其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回應，結構上不改變，看不到十年有什麼大的變化。」

但即使錢不多，人也總想買到自己心儀的波鞋（球鞋）或電飯煲（電飯鍋），我甚至曾在地攤，見到幾十元的二手LV手袋和Gucci銀包（錢包）。曾和一兩個在大南街擺檔的南亞人聊過，不少人是難民，法律上不許工作，無牌小販又是違法。每次我問，你們在大南街擺檔多久？都劃一口徑答，不是我擺，是朋友的。問及他朋友，也不會承認，只說，我坐在這裡而已。

Ali以巴基斯坦難民身份在香港生活了五年，他反問我，每月1000多元食物津貼，在香港如何生活？（見註1）「所以每日來這坐一坐。」他指指地上的貨，每日僅賺幾十至百元。這些貨主要來自結業店舖，整批彼此毫無關連，拆開是耳筒、紀念杯、手機套、Ｔ恤或化妝品⋯⋯整箱運來賣，倒在地上，價錢5至20元不等。「疫症後，警察經常來巡，捉我們沒戴好口罩，而政府那些人（食環署職員）也經常來，能擺20分鐘，已很好。」

在香港數年，他認識的朋友都是難民，就相約擺攤，和本地人無瓜葛地和平共存。「最多有時叫我『阿叉』。」Ali說，他喜歡深水埗，因能容他身，食住他都可以負擔，也能認識和他背景相近的巴基斯坦難民。

小販主要是婆仔、零散工人、退休人士、以及不能合法工作的南亞裔難民，多數每天只能擺兩三小時，賺到幾十元，低於香港最低工資。地攤以外，你還可以經常見到一班南亞裔人坐在街邊，等待各種散工：幫人泊車（停車）、搬運、送貨、外賣、地盤工⋯⋯區議員李庭豐說，全香港二手電器都來深水埗流轉了，非常誇張。如海壇街、荔枝角道一帶，開了好多二手電器回收店，本地人開，南亞裔人負責回收，24小時運作。

「香港小販不被承認，一路游擊。（他們）是有機形成，很香港精神，關乎拚搏，努力搵食，競爭性好強。」

文青商店在這一方面脫離社區？大南街「店小二」老闆Eddie卻串連文青與小販，買賣二手舊物。物之價值，本也在於尋寶、收藏和愐懷。Eddie說在深水埗，舊物有其特色，它一再轉手，物件一直在買賣市場中流轉，不會消失。「我們成日講，講得出的物品，深水埗都有，甚至軍火、煙花。不是走私，而是以前老人家儲存了也不知道。又如子彈殼，有些老軍人留的，你都可能在小販地攤找到，你覺得去商場有無可能買到？這是深水埗有趣之處。」

他喜愛5、60年代香港舊物，因彼時香港，給他一種重新出發、破舊立新的感覺。戰後慢慢建立了香港風格及「香港人」的認同。眼見現在政府有意消滅英殖時代記憶和歷史，「郵筒也由紅變成綠。」他自覺有使命，讓年輕人透過舊物，知道香港歷史。所以他租了附近另一間POP-UP SHOP，展覽香港舊物。展品之一，是最近深水埗結業的剪刀老店「得利林記」手寫招牌。那個所謂的「香港歷史」，是近在咫尺、沒幾天就會消失的那個香港歷史。

但Eddie說，年輕人來深水埗尋舊物的文化不如從前了。「以前市場吸納所有東西，現在未必賣得出，或已非舊物，更多是在賣倒閉店舖的貨，真正的舊物賣少見少。」他也留意到，之前旅發局推廣深水埗，想市容乾淨些，便大力掃蕩無牌地攤。疫症後，食環署也常來掃蕩，忽略了地攤經濟對當區的重要：「以前下午至夜晚都好旺。這兩三年，只可擺兩小時，下午6-7點，或者夜晚11-12點。」聽小販說，食環署人手多了，分三更巡視。基本上24小時都有巡，放工時間、午夜或者星期六日都不放過。要擺攤賣物，比從前困難得多。

研究地攤經濟、小販政策的學者梁志遠（阿蟲）說，「香港小販全盛時期真的可以養家」，現在則生存艱難。那為何深水埗有買賣二手舊物的傳統？阿蟲說起因是這裡的界限街，街以南是清政府在1860年割讓予英國，另一邊以北則1898年租借給英國，最早也是難民移民聚居地。「戰後，好多人在那買賣死人衣物，也因近深水碼頭，一直是二手物品集散地，當時很出名，也影響至今日。深水埗多窮人住，小販自然也多。」

他2005年的博士論文，就以深水埗無牌小販為題。他說十多年前，小販集中在桂林街和基隆街附近，約20多檔。現在規模增加，延伸至北河四街（北河街、基隆街、大南街及桂林街）和鴨寮街。他特別觀察到大南街一段，變成主要是南亞裔人的地攤。「他們以前主要收二手電器、電子產品，再運送到東南亞銷售。但現在多是本地居民光顧，很多賣日用品，部分有車的南亞裔人，白天收貨，夜晚就散賣。」

「香港小販不被承認，一路游擊。（他們）是有機形成，很香港精神，關乎拚搏，努力搵食，競爭性好強。好味的魚蛋不是偶然性，小販一定要好味又便宜，才有人光顧。」阿蟲覺得，非目的性城市交往在現代社會被輕視，墟市、地攤最大的好處是沒門檻，有錢沒錢都可以來，不一定消費也會產生不同的社區交往，可能買一次菜就知道哪檔可以修鞋，哪檔中醫好，令你感覺到社區參與。「商場卻是你不消費，就不能來，它讓人不能聚合。」

眼見以前政府不做事，小販尚有空間百花齊放，今日連空間也沒有。他說現下本地社工未接觸到這些人，所以談墟市經濟、墟市政策，很多時會忽略這班南亞裔人。「政府無前膽的視野和政策，如何發展小販墟市這方面，比好多亞洲地區落後。政府即使不直接禁絕，也以逐步淘汰方式，令小販行業式微。」而最近兩個月，原來大南街一段的地攤位置更已被幾重鐵馬（政府設置的路障）取代。

阿蟲覺得深水埗之可貴，恰恰在於這裡「容納性好大，好多人——連無家者——都能容身。這是個開放、多元、呈現複雜性的社區。如果墟市也是一種消費場所，有無可能拓寬一點？與小販、傳統商店、文青小店有關，最好是多元連動。」他說，深水埗是個很好的實驗場，階級融合、種族融合，新舊融合，而這些問題一直都是香港的縮影。

D 無家者篇：不在「社區」，在江湖

「深水埗警區今年 2 月 24 日在通州街公園一帶進行代號『晴天』的反罪惡行動，有露宿者早前投訴被便衣警員用鐵鎚打爛露宿者的椅子、罐頭等物品，更有露宿者指被警員扯頭髮及踩下體⋯⋯」

立場新聞報道的這次事件，在更早前2月4日也發生過一次。越南裔無家者亞十就是受襲者之一。後來亞十曾被收治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還押期間，於10月8日，突然被指「長褲纏頸自殺」身亡。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要求翻看閉路電視，警方卻拒絕提供片段。

2019年運動以來，香港公眾面對警暴，對年內頻密出現「死因未明」事件心存疑慮。無家者亞十死亡事件，也因此在很多人心中陰霾不散。11月21日亞十喪禮上，不少身穿黑衣、不認識亞十的香港人，前來參加。邵家臻在喪禮上說到認識亞十的過程，「認識時是街友，離開時是囚友，現在他是戰友。」因為亞十曾在記者會上，與他一同炮轟政府，遣責警暴。

林國璋牧師說，亞十平時不愛說話，沉默是他的標記。

亞十的越南兄弟們，努力想著悼詞該說什麼，想不到，說感到混亂。亞十為什麼突然死在囚室？越南兄弟無言語，口齒不清，如同平日，是些不合理事件令他一再喪失詞彙。眾人唱著聖詩，叫亞十歸家吧歸家，客死異鄉？不，他當這裡是家。歸家吧歸家，回去你應屬的家，而非這輕賤你，看不見你，讓你不明不白死去的家。

但他知道回家的路嗎？亞十在越南兄弟姐妹和父母9人，看著喪禮直播，聽著他們所不懂的廣東話，看著一群素未謀面的人默哀。

香港電台拍到過亞十睡的地方，木長椅和公園欄干瘦長空隙，他藏在裡面。直到有一日惡意來臨，打翻他的米，罐頭和家當，那些不是身外物，是他的自尊——惡意專門挑選無權無勢的人，也毋需害怕一群無家者。越南人黎民十，40年前逃難來港，住進深水埗越南難民營，後來是通州街公園，一直屈縮在這個狹長的小小的空間。

旅舍結合文藝空間「Wontonmeen」主理人阿Pat（Patricia），在深水埗十幾年，她很想和這區多點互動，嘗試由下而上做些事，在take之餘也要give。她說，後雨傘時期，旅舍前舖租給「兩個從事金融行業的年輕人」開的手工咖啡店Urban Coffee Roaster，「我好鼓勵人追夢。但四年合約後，覺得他們和社區有點脫節，多服務中產，我也無理由叫他們降價或服務平民。」後來，阿Pat認識了黃志誠牧師，知道他一向接觸無家者，聽他說想開一間結合跑步、社區關懷和健康飲食為主題的餐廳，便決定合作。

「他不只定期派飯，還鼓勵無家者跑步鍛鍊，我覺得很有趣。」跑緣餐廳在Wontonmeen開了一年多，定期和無家者協會及基督徒義工一起派飯。跑緣義工說，他們（無家者）不在社區內，而是在江湖。

什麼是江湖？

就是既成秩序以外，有另一種生存法則，必然和毒品、精神疾患、性交易、犯罪，求生的，垂死的為伍。在通州街公園，你見到有囤物癖的，連腹中也藏著東西。有吸毒至消瘦、困頓。有的年輕，喃喃自語。也有個葡萄牙男人半年前拿行街紙來，住進公園，不與別人交談，只用蹩腳的英文說，自己來自葡萄牙。越南籍無家者說，他來香港45年，我問：

識唔識亞十？
（認識亞十？）

識，死左嘛，差佬不嬲咁對我地。
（認識，他死了，警察一向這樣對待我們。）

點解唔返越南？聽說返越南都覺得好景過留在香港⋯⋯
（為什麼不回越南？聽說回去越南的，都覺得好過留在香港⋯⋯）

返過去兩次，窮，無曬屋企人，又返來。
（回去兩次，窮，沒有家人，又回來。）

聽李庭豐說，通州街天橋一帶一直有濫藥、毒品交易，無家者和難民問題，政府不想市政局的地方有一處積存無家者，也想幫海壇街一帶豪宅洗太平地（掃除障礙）。「政府寧願驅趕，不想處理，一直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而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接受傳媒訪問時說，根據社署2019年初的報告，全港約有1270名已登記的露宿者，實際上約一半人沒有接受登記，故此露宿者人數多達2000多名，「重災區」深水埗佔約1/4。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在2017年《有關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與行動措施意見書》上，指香港現時並無法例或政策保障無家者基本權益，如基本的住屋權，並提出落實無家者友善政策，李庭豐說，未見到政府有動作去做這件事。因為疫症令區內許多人失業，連劏房也租不起。他眼見通州街公園新搬來許多年輕的無家者，整體數量應該超過一百。

上年3月，因為無家者協會要裝修，需要一個地方讓無家者暫住6個月。阿Pat見旅舍沒什麼生意，便讓他們入住。也因2019年社會運動，阿Pat說，因為這邊的空間有牧師，所以做最多的，反而是安撫人的心靈，包括她自己。她曾形容深水埗，最妙之處是「罅隙裡的烏托邦」——每個人即使匱乏，也可能建立到自己的烏托邦。「但仕紳化的現象，是令這些人很少的選擇，又再失去一些。」

E 龐克篇：空降藝術，真假龐克

光怪陸離，城市飛地，這樣的深水埗，香港政府也很想包裝它。

2018年，旅遊事務署推出地區旅遊，重新包裝深水埗，請香港設計中心幫忙，後者就策劃了一個「數碼龐克號」藝術項目，也同時作為自己「設計香港地」（ddHK）的項目之一。此項目以Cyberpunk為主題在深水埗打造超現實科幻空間，據介紹是因經典科幻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的未來城市取材香港，經典動漫《攻殼機動隊》更直接取景深水埗，密集霓虹光管及大都會摩天大廈，都是深水埗為未來世界美學形態的貢獻。因此該活動融合創意、設計、時尚，於2020年10月在深水埗一連9日，主場地點正是多年前聚集過很多露宿者的通州街橋底（通州街臨時街市）。同時市建局和地產發展商長江實業合作的私人住宅愛海頌，也據說將建造設計及時裝基地，並由香港設計中心營運。

於是——在深水埗，房地產、地區旅遊和文化活動推廣，三者有了藕斷絲連的關係。

可就在數碼龐克號舉行前夕，無家者亞十事件發生了。公眾開始質疑數碼龐克號看似藝術活動，實則是為政府興建豪宅「洗太平地」，驅趕無家者，再辦一場盛大展覽。

關於輿論質疑，香港設計中心回覆傳媒：「我們沒有能力影響及促使讓任何人、團體及政府部門為我們只舉行9天的臨時活動而進行清理露宿者行動，兩者本身根本完全沒有因果關係。」

地產商、政府旅遊部門、藝術專業機構三者加強串連，在區議員李庭豐眼中，這確實在2018年較為明顯；但2019年社運一來，翌年再疫症，一切又不同了：

「當政府和市民關係跌至冰點，做什麼都不會順利。一直以來，深水埗發生的事，多是自然出現，由下而生，不是有人加隻手來，就能成事。」

李庭豐認為這活動本是好事，他曾和策劃人討論過，後者想在社區做試點，在公共地方做開放式展覽。怎奈疫情爆發，活動才由被迫關閉的公共球場遷至丟空的通州街臨時街市。而據報導，橋底露宿者2015年被驅至附近通州街公園，橋底曾在2017年新春辦過熟食墟市。2018年底，政府清拆橋底露宿者自己搭建的木屋區，用鐵絲網圍封，擬定讓附近欽州街棚仔布販遷入通州街臨時街市，但計劃膠著，兩年來一直丟空。是以李庭豐認為亞十事件其實不關香港設計中心的事，露宿者也並非中心趕走，但輿論發酵至此，只是因為最終：

「香港市民不再信任政府」。

我們就此訪問了ddHK項目總策展及策劃人林美華，她說：「我們機構或團隊，清楚知道想做什麼。ddHK和 City Programme本是同一個Project，但申請不到這麼大筆錢。所以拆開ddHK展覽，由旅遊事務署資助，變成一個旅遊項目。雖然如此，但我們也關心好多議題。三年來，我們合作的單位超過220個，每年和70個機構、個人和設計單位合作，今年10個區的 City Programme，合作伙伴也超過400個。有時想，為什麼我們這麼辛苦找不同單位？何不找個超有名的藝術家做件大作品就夠？因為我們團隊好想Work on Public Space，做對社會有Impact的工作。與其留在象牙塔講社會議題，何不帶觀眾到現場去看？由街坊帶路，參加區內十間小店，了解新舊變遷，和個社區到底發生什麼事。」她說，同時她希望推廣到本地出色的設計和創意。

「當政府和市民關係跌至冰點，做什麼都不會順利。一直以來，深水埗發生的事，多是自然出現，由下而生，不是有人加隻手來，就能成事。」

對於有人質疑，整個項目被利用，是為政府地產及旅遊項目背書，林美華認為：「反而是我們利用政府的資助，傳遞我們的Public Mission。」

香港政府改變迅速，它與香港設計中心這樣的領域專業機構的關係可也隨之變化？數碼龐克號爭議出現後，不少文化人、藝術家開始討論如何衡量今後申請政府資助的倫理？大是大非當前，創作機構與創作者會否成為幫兇而不自知。

Wontonmeen主理人阿Pat也是設計師，參與了「ddHK」另一個計畫「深水埗人_人」。阿Pat本是深水埗街坊，她覺得「深水埗人_人」項目正是從歷史和設計角度再看深水埗，「真正由區內人視點出發。」

「例如我們在南昌公園展示區內家庭全家幅；在南昌街休憩處的藝術作品上，你只要刷二維碼，就可以聽到不同種族街坊唱出的8種語言地道歌曲和音樂錄像。」阿Pat有感過去一年，藝術同行選項目都更加小心，而自己因曾與香港設計中心合作過，有感創作自由度大，不覺得有hidden agenda，故她今次有信心再合作。

「深水埗人_人」活動籌備半年，阿Pat全情投入，疫情令大家不再只顧賺錢，「我們一班設計師真心想在香港做有趣、有深度的事。」也因疫症關係，據聞「ddHK」希望一系列展覽照樣去馬，但盡量保持「Low Key」，只當作是區內的「decoration」。

F for Future：在香港，第四代道路可行嗎？

深水埗遲早死。什麼時候死？不知道。但死之前，可以給多一點掙扎？
「留在香港，決定不移民的人，更用力想做點事。」

深水埗複雜魔性之聲名，也遠播國際。2020年，《TIME OUT》選出全球40個最型格社區（The 40 coolest neighbourhoods in the world），深水埗排名第三。雜誌認為香港深水埗「隨著藝術家和年輕創意人進駐，不但為社區注入新活力，甚至推廣了深水埗的歷史遺美，建造與舊城和諧共融的空間。」

店東林欣傑說，你知道嗎，現在這地方就是在尋找從前出口轉口、小工廠、批發零售行業之外的「第四代道路」，而也是香港一直在找的那條路。

同之前的歷史一樣，人們湧來這裡，聚於一處，再一起創造一點什麼，然後幅射向世界。「我們這『第四代』，也正在經歷這種歷史，但我們剛好站在中間，即變化的過渡中。」林欣傑回想，最初藝術家、文青落腳大南街，老店主起初好驚，不知道他們企圖何在。「後來我們甚至和老店店主相約中秋食飯，聽好多深水埗故事」，例如大南街野史，南亞裔在深水埗也有兩代，同樣是「萬事屋」（只要付錢什麼都可以幫你處理），每天為店舖搬布，在門口等待地盤開工。大南街原來以前不是由警察、政府封街，而是居民自發組織，因上落貨會霸佔條街，封了不讓車輛隨便駛入，哪架車要入來運貨，大家先商量好，正是「這些分工，造就這條街的鄰舍關係。」

回想和鄰舖老店的交流，有點像從前：「那時新舊交錯的風景，很美麗。」

林欣傑說，當時不少老業主寧願租給文化藝術工作者，也不租給連鎖集團，或影響街坊生活的行業。他也和其他小店主想辦法，挖業主資料出來做資料庫配對，便無需通過地產中介陳先生。「後來發現不容易做到，一來業主缺乏意欲，租金太吸引，有的業主移民在外，考慮不如賣掉更好。」

記得阿Pat說過，這幾年，也見過很多老店不知如何延續，沒生意也沒意思，最後淪為地產項目。

深水埗遲早死。什麼時候死？林欣傑說不知道。

「好被動，業主一句唔該（不好意思）就收皮（玩完）。但死之前，可以給多一點掙扎？」他說，這幾年因後社運時期和疫症，大南街一帶反而多了很多年輕創業人：「留在香港，決定不移民的人，更用力想做點事。」林欣傑的年輕同事，都說有很多計劃想付諸實行。

那一班進駐深水埗、大南街的店主或是來消費的文青，不少經歷過2014年雨傘、2019年反修例運動，或更早的反國教、佔領中環等社運。林欣傑很記得，2019年運動期間，大南街幾乎不見人來光顧，大家都出去幫手。「有幾次示威衝突就在深水埗，街坊圍差館（警察局），喪拉人（拼命逮捕人），又扑頭（拿警棍敲人頭）。好幾晚小店、街坊都不關門，留久一點，看附近有沒有人需要幫手和照應。」

第四條路或指涉，不再如之前只為搵食（賺口飯吃），而是「和共同理念的人走在一起」，如何更好地連結著人和人。

「我們不知道，幾時走出黑暗隧道，但放棄了，什麼也不做，那天會再押後多幾多時間？所謂煲底見，見完還有好多個煲底。」

尾篇：革命的預演

龐一鳴的「一拳書店」上年9月落戶大南街，總覺得那間書店已超出一個物理空間，它甚至是一個真實呈現融合的「實驗場」，或以龐一鳴的字眼：「革命的預演」。

書本對龐一鳴的影響很大，他曾於教育和戲劇範疇，讀過一系列由Paul Freire寫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Augusto Boal所作《被壓迫者的戲劇學》，啟發至深。做書店或社區活動，他一直保持從書中習得的觀念，轉化成為行動。

「深水埗有不少弱勢社群，我們不是要為他們充權，分析受壓迫的原因，叫他們如何反抗壓迫。《被壓迫者的戲劇學》指出，劇場是革命的預演（Rehersal of Change），課室也是。不是停留在分析社會實況，而是讓不同的人展演，交流和迴響。當你講出你的台詞，別人又怎麼想？怎樣回應你？」

一拳書店也像一個Rehersal of Change之地，不是教你改變生活、充權或者爭取什麼。「這裡保有開放性，讓你『預演』你所想。」也一如之前所說，深水埗本質的開放性，和實驗性。更重要，他指的「人」，是更多共同生活的他者。

龐一鳴說：「我希望，把不來書店的人，重現在書店。來走一下，翻一下書，就有點什麼可能發生。」

例如他想過，希望從來無法逛獨立書店的輪椅人士可來，空間足夠容他出入。附近住劏房的人，無家者來這邊叉電透氣。還有書店可能「動物友善」？讓養狗、養貓的人士可以帶來動物來看書、買書。印尼或菲律賓家庭傭工、南亞裔人士也來參加活動、交流故事？龐一鳴說，在開業三個月，這些都一一實現。把被排拒的，被忽略的人，帶回書店。

而且這裡所辦的活動，有別於一般書店以新書發佈的講座為主。他希望「把主導權還給普通人，辦的活動，也是能融入大家的生活多一點。」例如之前書店辦過「陳浩基推理小說」的讀書會，由外傭和僱主一齊讀，僱主讀小說中文版、外傭讀印尼文版；也辦過和行山詩人行山讀詩，很多人因為行山，買了人生第一本詩集。一拳書店任由不同的人，來實踐他所想的，如放下兩架單車，讓人借去，在城市中遊蕩；或者放下書籍，讓探監的人帶去給在囚手足等等。

龐一鳴在其他訪問說過，他開書店，基於一種末日感。也因為末日感，不如「做盡」，如此時勢更需要閱讀，驅使做了此決定。但2019年後，一切急速敗壞，香港還有深耕細作的空間嗎？龐一鳴也想過，自己再次做回如同從前「衣食住行」層面、日常層面的抗爭，有用嗎?

「我的末日感不止於香港，而是在於，這是一個沒有政治道德和理念的時代，都是經濟、權貴利益掛帥。然而社會運動增加了變數，包括上年的反修例運動，法國黃背心革命等，橫空出世，是好難得而奇怪。然而，我們受大國政策影響，連棋子也不如，過去建立的價值和邏輯，去到了無足輕重。我的無力感在此，究竟做些什麼，還有什麼意義？」龐一鳴說，也因此，他走進歷史的「認信」（Faith），重新有了動力。「我們不知道，幾時走出黑暗隧道，但放棄了，什麼也不做，那天會再押後多幾多時間？所謂煲底見，見完還有好多個煲底。」

「認信」來自他所讀過的書，關於拉丁美州抗爭史、韓國民主運動和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等，別國漫長、曾經以為見不到終點的壓迫史、抗爭史。

攬炒時代完結，到了營造、建立的時候。未來才有新的可能出現。
所以，他在大南街開了書店。

註1：據政府資料，在港尋求庇護者和難民每月可得由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提供 1,500 港元的房屋津貼、1,200 元的超市現金券、300 港元雜項津貼以及不到 500 港元交通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