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載《蘋果日報》恐畫句號，四個壹傳媒人記憶中的瘋狂與自由

【編者按】創刊於1995年、與香港一同跌宕26載的《蘋果日報》，今年風雨飄搖。繼多位高層因國安罪、詐騙罪被起訴、壹傳媒多個公司帳號被凍結後，集團董事局於2021年6月21日開會商討應對方案。據多家媒體消息，董事局傾向結束《蘋果日報》及蘋果動新聞的營運，同時將本周五（25日）定為死線，若被凍結的資產當日未獲得香港保安局解凍，將會停止營運。

因此，6月26日週六，或是《蘋果日報》最後一份報紙出街的日子。面對一份重要的政治異見報章的終結，不少香港市民，難掩驚愕與悲痛。

提起《蘋果日報》以及同一集團下的《壹週刊》，香港市民以前總有不同意見，「又愛又恨」或許是不少市民甚至是壹傳媒人的心內話。今天，在句號即將被畫上之前，端傳媒邀請了四名壹傳媒人寫下他們與蘋果、壹週刊、肥佬黎的經歷和思索，他們每一個人的所感所受，都將成為香港傳媒史中不可磨滅的重要切片。

Then we will fight in the shade

文：不具名《蘋果日報》法庭版記者

說實話，我一開始對《蘋果日報》印象不太好。

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總會與同學討論蘋果某些報導的嘩眾取寵、渲染情緒、深度不足…… 縱然知道蘋果也有專業優秀的報導，但畢竟印象已深種，始終感覺還是違和。不過，對當時每天「F5」刷新招聘網站的我來說，這是三個月以來首個全職記者的工作機會，我想也沒想，欣喜若狂地接受。

當初說要做記者，是究竟為了什麼？誠實點面對自己，那些所謂「社會公義」、「為民請命」似乎很虛無，更可能是「熱血」本身這個概念聽起來很誘人，說白一點就是虛榮。至於血為何要熱，是完全沒有頭緒的。直至我開始在蘋果工作，我才發現：社會公義嘛，我固然在意；但更重要是，記者就是我的本能，我喜歡觀察，喜歡聆聽，更喜歡記錄別人的故事。

法庭版記者，流連在法庭的時間遠多於在公司。所以直至現在，我座位的桌面仍然十分整潔，連一個屬於自己的水杯也沒有。歸屬感這回事，與我似乎有點距離。

《蘋果》的法庭版有點特別，特別在人手相對充裕，每一單與反送中相關的案件都不會放過，案情即使瑣碎乏味，也要寫得仔細齊全。在這背景之下，我遇上一宗聽障少年涉襲擊警司的案件。

首日審訊，瘦削的少年被告戴着一副黑色耳機，身邊是負責複讀庭上內容的傳譯員。似乎這就是庭上唯一的異常，其餘一切都如常運作，正常的語速、正常的盤問……直至控方案情完畢，少年決定出庭自辯，在最後關頭聽錯控方一系列的關鍵問題，錯將「冇」聽成「有」，回答了對他不利的答案。少年至休庭時才得知自己答錯問題，不禁自責落淚。

我在散庭後與少年攀談後才得知，若然沒有助聽器的幫助，他的狀況近乎全聾。庭上每句說話，他都需要聚精會神地傾聽，如果語句複雜冗長，要準確理解就更加困難。然而，不論是裁判官抑或兩方律師都從未探究過他的聽力狀況，大多時間亦沒放慢語速，或脫下口罩方便被告讀唇。

經過一輪資料搜集後，我才發現司法機關對聽障和聾人的理解和支援嚴重不足，而這宗襲警案或許只是冰山一角。當時入職不足一個月的我，擔心老細會認為這個選題超越了法庭版的工作範疇，或者不符蘋果的風格，但有前輩提醒我：「你未試過點知唔得？（你沒有試過怎麼知道不可以？）」

我回到公司整合好資料，在腦中綵排數次，再糾結了片刻，才鼓起勇氣走向老細的位置，將我所想的通通「嘔」出來。結果，老細很信任我，給予我空間和時間去跟進故事，討論過程中非常尊重我的意見，同時給予我適當的指導。

事實是，沒有人要我將報導寫得嘩眾取寵，也沒有人要我刻意的煽情，就只是單純說好故事，單純做好新聞。

聽障少年最後被判入更生中心，裁判官狠批少年謊話連篇。少年臨被押走那一刻，從鐵欄的夾縫間躍出半身，口齒不清地對着母親高喊：「媽！生日快樂！」散庭之後，我走到法庭的出車口外，彆扭的站在一班「送車師」身旁，目送着囚車在筆直的太安街上遠去。我抹去疑惑和哀傷的淚水，反覆告訴自己，我已做盡了。

我相信用心的報導，能夠帶來可能性，而可能性正是改變的基礎。我眼中的蘋果，是一份自由，免於紅線的自由，容許記者創造可能性的自由。

報導刊出之後，另一單案件的聽障被告獲法庭安排即時文字轉錄服務，可透過文字了解審訊內容。報導同時在聾人和弱聽人士的圈子得到廣泛迴響，少年最後也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定罪和判刑，暫時可以與母親重逢。

我不禁想，若然沒有蘋果的影響力，這些改變仍會發生嗎？當然，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我相信用心的報導，能夠帶來可能性，而可能性正是改變的基礎。我眼中的蘋果，是一份自由，免於紅線的自由，容許記者創造可能性的自由。所以，即使蘋果並不完美，即使蘋果有時不夠專業，即使我也有恐懼，我樂意與其他同事，守護這份自由至最後一刻。

「你點解會揀蘋果？」

七個月之前，我到壹傳媒大樓面試那天，老細好奇的打量着我，似乎隱約有一句潛台詞：「呢個時候，你仲想入嚟？（這個時候，你還想進來工作？）」我望向窗外片刻整理思緒，看着外面空無一人的大馬路，嘗試想像就在兩個月前，停泊在那裏的衝鋒車、藍白相間的封條、踏進大樓的上百名警員……我已忘了自己當時的答案。

我只想起電影《戰狼300》中，被斬去右手的波斯信使警告一眾斯巴達戰士：「我們的箭矢會遮天蔽日。（Our arrows will blot out the sun) 」斯巴達戰士微笑着說：「那我們會在陰影下戰鬥。（Then we will fight in the shade) 」

現在的我會答，我很想很想很想戰鬥，以我的方式，直至最後一刻。

我還是應該在桌上放一個水杯吧。

是你教我用身體守護新聞自由的

文：關震海

2020年8月10日，在國安法通過後一個月，警察浩浩蕩蕩衝入壹傳媒大樓。晨早我坐在旺角一間茶餐廳一角，食了一啖公仔麵，右手拿着手機睡眼惺忪在掃新聞。

WhatsApp傳來一張百警衝入壹傳媒大樓的相片，前輩留言：「海，快快散出去！」之後沒有更多的資訊。我匆匆忙用單手按手機將訊息傳給外媒，讓世界早點知道這宗新聞。當我食完碗麵之後，我察覺茶餐廳四周開始議論紛紛，討論《蘋果》的生死。

在直播畫面，看到一名便衣警員進入突發組的「心戰室」，便衣警漫不經意翻一翻編輯桌上的檔案，自轉一圈，又走了。該名便衣警背面的一張張「貼堂」（公開展示）的頭版新聞，是一組人人公認的好新聞，不少是記者賭上性命搏回來的真相，是我們的命。

我們辛苦記錄在記者簿的，獨立自主的第三權，實在不容許有任何不知名的人隨意翻弄。這幾幕對我這個前蘋人，實在揪心，看得淚珠翻滾。做了37年人，還是第一次在茶餐廳落淚⋯⋯ 一時感觸，百警駐守的大樓，六年前正正是我們跟黑幫大媽作戰之地，當日聲稱反佔中的黑勢力用盡方法阻止《蘋果》出紙。

香港百多年報業史，記者要用身體護送報紙出街，當時還是第一次。

報紙同業也知道，《蘋果》出名出紙快。平日晚上9時半截稿，急稿10時下單，寫手11時前快快完稿。凌晨零時30分左右，須送到旺角報攤。這是1995年來《蘋果日報》對讀者的承諾，十號颱風也不容延誤。就算晚上遇上南丫海難的突發事，先出第一版紙，12時快快更改，凌晨3時半印出即時第二版。

2014年10月，佔中開展了10多天，另一佔領區旺角暴力事件不絕，有涉黑人士連日到旺角挑釁集會人士。10月3日衝突中，警方拘捕19人，當中8人有黑幫背景，社會浮現警方縱容黑勢力襲擊市民的指控，但警方強力否認。10月4日筆者近距離拍攝到香港電台電視部記者麥嘉緯遭反佔中人士揮拳擊倒，在大庭廣眾下向記者施襲，當時是十分罕見。

而在壹傳媒大樓，連日也有「大媽」阻止貨車運送《蘋果》，開始時兩、三名婦人紮營，後來者足以堵塞要道，滋事者的行為亦越來越野蠻，一見到記者就撲前粗言穢語對待，埋身肉搏，故意跟記者作肢體碰撞。

我一直被派往旺角駐守採訪，港台記者麥嘉緯被打之後，我也被反佔中人士襲擊，這數天，佔領者及市民開始尋找《蘋果》記者去問候：「你是蘋果記者嗎？加油，要鬥贏大媽黑幫。」執筆的記者，怎想到在旺角食完拳頭，還要回公司救駕；在文明社會報導要出街，真的需要靠拳頭嗎？我當時有這樣的疑問。

突發組那邊的前輩很多是做了廿年的記者，平日抱着「搵兩餐」的心態，這幾天他們也收起笑臉，嚴肅起來。有資深記者對我說：「海，《蘋果》出不到紙不是《蘋果》一間媒體的事。我是不會為《蘋果》搏命的，但講到新聞自由⋯⋯」

10月13日當晚收到的消息是，晚上「招呼」蘋果的，不再只是大媽，還涉及元朗黑幫，他們已坐大巴往將軍澳的路程上。我們不負嵎頑抗，明天的《蘋果日報》肯定出不到紙。危機迫在燃眉，心裏不斷詰問，新聞自由的底線在哪裏。自問做記者不求獲新聞奬，但如果此仗怯懦屈服於黑勢力，未來報館門前只要動刀刀槍槍，我們便乖乖收起筆來，香港還有真相？

公司召了我們突發組「男丁」早點回公司「備戰」，回到「心戰室」，公司上下輕鬆氣氛不再。陪上司抽煙，上司說公司有話傳給前線記者：「堅哥話，今日唔洗咁斯文。（今日不用太斯文）」（編按：堅哥為葉一堅，《蘋果日報》高層，現任壹傳媒董事會主席。）話說到此，我們點頭示意明白，但沒有計劃如何做，總之可以暫時拋開「記者」的身份吧。

袋好一排排電芯，閃光燈儲好電便落樓，向樓下的「愛國份子」近距開閃光燈影相，腳步不再後退，「攝走」他們。我絕不想手上的相機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武器，內心十分矛盾。

一如所料，隨後而來的不止是大媽大叔，而是元朗黑幫頭目，蘋果記者很快識別中間有不同字頭的人物。入黑後兩、三部大巴載滿30三十多人下車堵路。有些較魁梧的記者，早早埋伏在大路的邊陲路壆位，匿在漆黑的草叢堆。當小混混、大媽靠近，記者便由草叢衝出來，用大射燈照着他們，替他們照全相，然後迅速在動新聞發新聞，將記者近在咫尺的荒謬事公告天下。

我身邊的記者平日文質彬彬，見到大媽黑幫，竟衝上前截查可疑人士，兇神惡煞：「你係邊個呀，咁夜入嚟將軍澳做乜呀？」有些小混混、大媽被我們趕至入美亞工廠，我們也不知為何美亞會開門給黑社會。記者們在壹傳媒大樓築起人牆，遲遲未增援的軍裝警察夾在中間，狀甚尷尬，但見記者忍不了動手打大媽和小混混，只客氣說：「喂，好喇好喇。」

到凌晨出紙的關鍵時刻，《蘋果》高層早準備了吊機將報紙吊到貨車上，有大媽急不及待爬上車上大呼大叫，我們見狀沒有法子，軟硬兼施：「不要那樣激動呀，你看，那些是《南華日報》來的，寫英文的，你先下車吧。」

記者跟勤力德（編按：書報發行商）的員工苦苦相勸，大媽不虞有詐，賴死不下車。警方介入調定，大媽們驗了報紙確認了「不是《蘋果日報》，可以落車」，從貨斗下車。大媽檢驗後才可以開車離開的一刻，是全世界新聞界的奇恥大辱。

踏入14日凌晨12點，香港法院頒布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阻礙壹傳媒大樓的出入通道。
不過，公司出動吊車、大燈，報紙還是送不出去。快破曉，再延遲送《蘋果》到旺角，實在愧對10多萬買報紙的讀者。心在焦，看似沒有去路之際，蘋果人上下一心築成長長的人鍊，護送第一輛貨車突破大媽黑幫的人群，成功衝出堆填區。第一車出到環保大道，四周都是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我不肯定警察有沒有露出笑臉，但肯定的是黑幫在關鍵時刻並沒有出拳頭，可能是直播的關係吧。

六年之後，2020年8月10日新聞界受到的屈辱，只要想起那一天的人鍊、笑臉，做傳媒的挫折感亦隨風而散......《蘋果》會有一天消失，凡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只有價值和實踐，有人就有燈。

天矇光之前，大媽快收工，小混混和大媽像殭屍額上貼了符靈一樣，變回正常人了。警察沒有拘捕任何人。而可能大巴不夠座坐位，遺下一大堆大媽。她們上前問記者：最近的地鐵站在哪裏？記者禮貌告訴他們，日出康城站很遠的，而且第一班列車在早上6時半才開出，建議送他們出去。大媽不好意思的婉拒了，寧願一步一步走到日出康城站。

《蘋果》的貨車駛出將軍澳之後，不知為何雙方再沒有敵對的情緒，說話都客氣起來。

護《蘋果》出紙成功後，公司上下歡喜若狂，大伙兒在大射燈下留影。縱然《蘋果》內部不和諧是日常，為了「鋤報」（報紙評稿）升職有時鬧得面紅耳赤，那天我看到的是「和勇不分」的大團結，大家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守護新聞自由。

六年之後，2020年8月10日新聞界受到的屈辱，只要想起那一天的人鍊、笑臉，做傳媒的挫折感亦隨風而散。那一天教曉我印刷、出版是什麼？無論網絡如何發達，印刷永遠是彰顯新聞自由的一種方法，守住它，實行它，守護新聞自由畢竟要身體力行，自由從沒有從天而降的。

《蘋果》會有一天消失，凡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只有價值和實踐，有人就有燈。

堆填區的芬芳

文：小二

人到中年，身上多了包袱，那是年少的甜美回憶。

記憶中的壹傳媒，滋潤心靈。但回想昔日在堆填區上班，戰戰兢兢。

加入《壹週刊》的那個年頭，雜誌每周銷逾10萬份，有錢賺、有資源，那是它可以打敗對手的最大武器。只要有新聞、有故題，記者隨時可以飛到天涯海角，公司包食包住。在美國採訪三星期，文字加攝影兩記者花費10多萬元閒閒哋（至少都要），老細簽單爽快利落。當然，大家心知要有貨交，料要爆，故出差不是吃喝玩樂，而是終日想着如何做到新聞的壓力。

《壹週刊》是開創香港調查報導的鼻祖。做調查，記者的腦筋、投入錢和時間是王道。行內人都知道，調查報導要消耗大量財力、心力，付出與收穫往往不成正比，但成功的話，卻最能彰顯社會公義。《壹週刊》之所以做到調查，也是因為有資源，不單可請到有經驗的記者，還有全天候配套，例如揭發某富豪婚外情，可連續幾個月派狗仔隊全天候24小時追蹤；要揭發新界僭建，可按土地劃分逐個lot買地契（lot為地段編號），再查公司、查車牌，一大疊厚厚文件動輒花費幾萬元；要解開六四事件的第一手史料，又可付錢要求外國檔案館整理並傳來珍貴的歷史檔案。

我的前輩記得，在《壹週刊》最好景的年代，他們一年出十幾個月糧，廿多歲就有錢買車買樓。

當然，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肥佬黎出得起錢請叻人，你受得佢份糧，就要做到加零一。（你拿得起這樣的薪水，就要做到非常厲害）唔掂呢，炒人在壹傳媒司空見慣，小菜一碟。我曾經聽不少人說過，在堆填區上班，帶一隻茶杯就足夠。

肥佬黎的管理之道是鼓勵競爭。在《壹傳媒》打工比較難捱的，是複雜的人事問題。A、B、C、D四個部組，每個星期都要做到有份量的故仔爭上雜誌封面，開會過程互相批鬥，爭勝者不要沾沾自喜，到了雜誌出版後的鋤書會，又來一次大廝殺。每個星期輪迴式的針鋒相對，人與人之間充斥着大量是非與不信任。

以往《壹週刊》不時有報導被批作大、失實，我曾經很認真思考，為何這樣的事情會持續發生。或許，在這兒打工的人，無法承受找不到新聞、沒有稿件刊出會被炒魷的壓力，於是鋌而走險；又或許，在雜誌賺個盆滿砵滿的年代，他們追求的是夠爆、夠搶眼球、夠賣書交數，而非新聞操守與公信力。

肥佬黎視傳媒為一盤生意，有風骨的記者，怎麼接受到？

吊詭的地方就在此：正因為肥佬黎是生意佬，重視市場反應，相信香港人肯俾錢買今期雜誌（名人包二奶養小三封面真的好賣！），證明這類題材有市有價，為什麼不可以跟香港人的口味來做新聞？書生的頭巾氣，怎及真金白銀的貼地氣呀。

正因為壹傳媒重視市場，摒棄教條式的規範，隨社會大環境改變，結果孕育了自由、開放、創新、地道的文化，拒絕因循守舊和設定框框。

市場主導是壹傳媒的核心價值，而它也有一個靈魂：肥佬黎與八九六四和爭取民主的故事。在堆填區工作的人，每年六四、七一，會自動波埋位準備年度專題（會自動就位準備年度專題）。或許，這是員工和肥佬黎最同聲同氣的時候。

這幾個月，維多利亞港夕陽西下，心頭不禁再泛起昔日在堆填區上班的日子，辛苦、發癲，但很滿足，因為你的老闆，無嘢怕，那是最大後盾。

貼身服侍過肥佬黎的人，一律被他用「N」字真言連環罵得體無完膚。他們都大呻頂唔順肥佬黎的霸氣、五時花六時變，還有他塑造的競爭文化。但他們不約而同懷念的，是巨大工作壓力之下，那一陣陣自由空氣。

我這個在壹傳媒待過的人，每當想到那片自由天空，總感到一陣回甘在喉頭。這兒，什麼題材的新聞也可以嘗試，上級不會下令你和某某官員吃飯、不會指令你要接受「吹風」洗腦、不會怕因為得罪某人而將鐵證如山的採訪摒棄、不會因為某個權貴而跪。

所以，做過壹傳媒的人，對肥佬黎又愛又恨。這幾個月，維多利亞港夕陽西下，心頭不禁再泛起昔日在堆填區上班的日子，辛苦、發癲，但很滿足，因為你的老闆，無嘢怕，那是最大後盾。（因為你的老闆，什麼都不怕，那是最大後盾。）

這應該是香港傳媒史裏，不能磨滅的回憶。

堆填區裏脫俗的自由芬芳，在臭氣中教人特別難忘。

遺憾往事，只能回味。

最後的日子

文：方俊傑

我在2000年2月加入《壹週刊》B書編輯部，當時還在就讀大學三年級，直到2015年年底離開，讓我常覺得自己是《壹週刊》的青訓產品。有關《壹週刊》的風光輝煌，很多人品題過，在壹傳媒飽受政權打壓的黑暗時刻，最想記錄一下我在《壹週刊》的最後日子。

最初我在《壹週刊》，主要負責紙本雜誌編採。由一開始任職資料搜集員，做過不少現在會被視為犯法行徑的查冊調查；到轉職記者，撰寫電視節目介紹、電影介紹、人物專訪、旅遊飲食專題⋯⋯ 可算目擊《壹週刊》在銷量及營業額的不斷滑落。2015年年中，《壹週刊》大裁員，我被調派到主理手機應用程式的新部門，掙扎了半年。

同系的《蘋果日報》一早開始兼顧網上平台，銳意發展《蘋果動新聞》。《壹週刊》沒有。直到紙媒市場岌岌可危，才正式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壹週plus》。聘請了為數約20人的年青團隊，能拍片、剪片、錄VO、美術設計，也有外型吸引適合作幕前演出的。絕對有足夠人才營運一條網上頻道。

《壹週plus》的運作模式是另一回事。當時，《壹週刊》的規模雖已縮減，但仍定期有刊物面世。某程度上，《壹週plus》似《壹週刊》的附屬，把雜誌內容製成短片，放上網，供讀者免費觀看。因為免費，用另一個角度衡量，《壹週plus》也似《壹週刊》的競爭對手，直接打擊《壹週刊》的銷量。

如果，單單倚靠一本週刊的內容來支撐一個網絡平台的更新需要，根本遠遠不足夠。因此，《壹週plus》也相當重視即時新聞。舉個例子，蔡卓妍跟陳偉霆宣佈分手，如果以週刊的一貫做法，可能是追訪兩位當事人，或找跟事件有關的人士套料，做一個資料比較詳盡或者有另外一個獨特角度的專題，不搶時機，注重深度。《壹週plus》不能這樣做，因為失去先機，便好像沒有意義。分手事件在凌晨曝光，我在清晨6時回到公司，用最快速度寫了一條短片的內容，找資料片段，安排剪片人員用最簡易的方法整理，務求搶先將消息以短片形式推出市面。

只求報導能夠盡快面世，不求精細。跟以往做雜誌的要求，是完全兩種極端。

但如此做法，其實跟當時的《蘋果動新聞》接近一模一樣，而《蘋果動新聞》的資源，大概是《壹週plus》的好幾倍。做週刊的日子，再忙碌，每個週二晚上，完成了稿件，總有一種告一段落可以舒一口氣的輕鬆。做《壹週plus》的半年，我每日有接近18至20小時留在公司，一旦有新聞爆發，需要即時調動人手趕出稿趕出片趕出手機警示，是一種壓力大到無以復加的經歷。

如果，做法有效，再辛苦再疲勞，也可能覺得值得，但將《壹週刊》的強項和特性殺死，改為跟市場上已經站穩了腳步的同類型競爭對手硬拼，事倍功半。在維持《壹週plus》日常運作以外，曾經希望兼顧到一條我認為較有前途的出路，例如找同事前住外地拍攝短片，製作網上旅遊節目；又或者改以短片形式作主導製作訪問節目，讓受訪者不再以傳統形式接受文字記者訪問，生硬地坐定定在鏡頭前說出答案，可以比較活潑地閒聊，加添短片可觀性。

較年輕的一眾新同事，入行後，一直缺乏當記者的基本訓練，未有足夠能力去偵查去挖料去開創新題目，不過，要他們像機械人一樣，把新聞東抄一點西抄一點，也未免大材小用，而且毫無獨持性。

我曾經很堅持，《壹週plus》應該脫離《壹週刊》的框架，盡力避免成為一個同類型得來還要次一級的《蘋果動新聞》，甚至可以轉走較為年輕化的路線，用一種更生動更似電視節目的形式去表達，即使是稍為嚴肅的題材，受眾也會更容易接受，才是將有限資源運用得最有效的方法。結果，不得要領。我也在《壹週plus》逗留了約半年後，辭職，離開效力15年的壹傳媒。

以前很難想像香港有一天連《蘋果日報》也容不下，但現在看來，似乎是越來越難想像香港還容得下《蘋果日報》。

對於壹傳媒，我向來為曾經服務過而自豪不已。《壹週刊》當然不是完美，有什麼不完美，也不用再多提一次。但以我工作多年的經驗，它至少自由。你會因為寫一篇文章寫得不夠好而被上司痛罵得體無完膚，但你不會因為寫一篇文章寫得不符合上司立場而被刪減或被抽走。我好記得，我訪問過一次歌手，大讚歌手的為人，上司看完，罵了我一句天真幼稚，半粒字也沒有改動過，便任由文章刊出。換了在另外的傳媒機構，大概早早強逼我轉換立場遷就上司口味吧。你看看今日的無綫新聞，有線新聞，甚至Now TV也會抽起報導⋯⋯

以前很難想像香港有一天連《蘋果日報》也容不下，但現在看來，似乎是越來越難想像香港還容得下《蘋果日報》。

我們是否真的只值得餘下《文匯報》、《大公報》，或者是掛了其他名號的《文匯報》、《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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