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印度富士康小镇：“印度制造”野心下的年轻人

每天下午两点，斯里佩鲁姆布杜尔镇（Sriperumbudur）的主干道都会被几百辆白色巴士占领。这个地处金奈（Chennai）到班加罗尔高速上的小镇，平时路上跑的都是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但在工厂换班的时段，是大巴车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送进工厂。

斯里佩鲁姆布杜尔是莫迪政府“印度制造”计划中的明星小镇。来自台湾的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落脚在此，并打算在这里为全世界生产苹果手机。在中美博弈的风暴中，富士康是拉动印度制造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吸引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的谋生机会，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年轻女性——在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20%的印度，富士康的“女工工厂”曾登上头条。

寻找富士康女孩似乎并不困难，小镇周日的集市上，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孩结伴而行，随便询问一下，十有八九都在附近的工厂工作；但实际上也不容易，女孩们大多面露难色，简单交谈后就匆匆离去。在上下班的换班间隙，她们被大巴从工厂直接送往四五十公里外的宿舍，大半张脸被统一发放的一次性口罩遮住，只露出一双双眼睛。

在富士康工厂外遇到卡莱（化名）的时候，她还没有正式入职，一行九个女孩来做Covid-19核酸检测，我才有机会和她搭上了话。她有点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和我聊聊。

和其他女孩相比，22岁的卡莱已经算是“高龄女工”。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中介们最喜欢的是高中或者工业培训学院（相当于中国的技校）毕业的女孩，她们在18到20岁之间，比起同龄的男孩更勤勉细心，也更好管理。

卡莱花了四年时间拿到了工程学位。她的家乡在200公里外的韦南杜村（Vannathur），地处国家级落后区古德洛尔县，在村里，女孩们往往一满18岁就会出嫁。卡莱本来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拿到工程学位，意味着她或许能在金奈或者班加罗尔工作，将婚期推迟个四五年。但她没想到，毕业这年赶上Covid-19，就业市场很不景气，她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村里很多人都去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作，我想或许我也有机会。”她说。

从一个朋友那听到招聘的消息后，卡莱和其他六个女孩结伴来到了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她们进了富士康的印度子公司 Rising Star 做流水线组装工，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是10500卢比（约合1059港币）。对于工程学院毕业的卡莱来说，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她没有选择。

“有总比没有好。”她说，她怕自己不符合招工要求，只出示了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并未提及自己的工程学位。

为了省钱，卡莱没有选择住在富士康统一提供的宿舍里，住宿舍每个月要扣1500卢比，她和其他四个女孩在30公里外的村子租了一间房子，均摊下来，每人一个月只要出700卢比。五个女孩共享一间不到40平米的一居室，带一个小厨房，厕所是公用的。

上早班时，她们不到五点就要出发，坐快一个小时的大巴去工厂。公司在40公里的范围内提供班车，每月只扣200卢比（约合21港币），还提供一日两餐，卡莱盘算着，自己每个月留2500卢比就够用，剩下的8000卢比都寄给父母。

从农田到工厂

富士康的印度故事起源于诺基亚。

2004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宣布在印度建厂，多个邦政府都向其伸出了橄榄枝。

2004年之前，所有在印度销售的诺基亚手机都从中国大陆进口，在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富士康深圳工厂生产。时任泰米尔纳德邦领袖，当地人口中传奇的“妈妈”贾亚拉利塔（J. Jayalalithaa）看到新闻后下令引进工厂。泰米尔纳德的官员在两天之内就见到了诺基亚高管，考虑到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离金奈国际机场只有30公里，出口非常方便，诺基亚选择了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经济特区。工厂在2006年投产，其主板供应商富士康的工厂也在同年落成。

诺基亚和富士康的到来，为附近的年轻人创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让他们走出农田，跳上大巴车进入工厂流水线。

今年32岁的埃兰戈（Elango）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家在70公里之外的瓦拉贾贝德镇，父亲靠种地养活了一家人。2008年，19岁的埃兰戈进入了富士康做流水线组装工，每月的工资是7500卢比。相比之前工作的另一家诺基亚供应商，富士康的规模更大，为员工提供班车和食堂，他起初很满意。

在鼎盛时期，诺基亚、富士康和其他供应商雇佣了近五万名工人，工厂在金奈-班加罗尔高速上依次排开，24小时持续运转。工厂的巴士穿梭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和周围小镇的大街小巷，新闻里播放着食堂和托儿所的画面，“在诺基亚工作”是邻里间炫耀的谈资。2007年8月，时任国大党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党领袖索尼亚·甘地曾到访诺基亚，在工厂里参观了三个小时。

“诺基亚出现之后，周围村里的年轻人都开始学习电子专业，希望能进入工厂工作。”在富士康工作了五年的奥尔苏（Arasu，化名）告诉我。

但诺基亚和工人之间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2012年开始，单调乏味的工作、培训期的争议以及工资纠纷，多次引发了工人罢工。随后，诺基亚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的巨额债务纠纷让它的处境雪上加霜。2014年4月，已经被微软收购的诺基亚宣布对员工提供“自愿退休计划”，有五千多人拿到了30到50万卢比的补偿，工厂于当年的11月停工。

富士康也关闭了它的两个工厂。埃兰戈失业了，作为一名外聘合同工，他不能拿到任何补偿。在富士康工作的六年里，他的工资只涨了2000卢比。工厂停产后，短期的劳动力过剩让埃兰戈很难找到工作，2015年，富士康在安德拉邦的工厂开业，重新雇佣了2000多名前工人，但埃兰戈在六年里都没能从组装工升级到技工，没能搭上这班车。“后来我在汽车和太阳能工厂干过，工资最高时也只有每个月1.2万卢比。”他说。

受疫情影响，埃兰戈失业了，现在在村里帮父亲种地。从去年七月开始，他就一直在到处找工作，至今颗粒无收。他把自己的号码留在了脸书上富士康劳务中介的招聘页面，期待有一天能接到电话。但他也知道市场供过于求，工厂都希望找20岁出头的年轻人，自己希望渺茫。在中介的脸书主页，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像埃兰戈一样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诺基亚的退场，并没有阻挡其他的手机厂商落地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相反，正是诺基亚和富士康等供应商培育了电子制造的产业生态。2017年，富士康的工厂重新投产，并投资30亿卢比进行扩张，称将在三年内创造三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当年因诺基亚倒闭而失业的工人数量。这一次，富士康成为了主角，一波又一波年轻人继续向斯里佩鲁姆布杜尔涌来。

卡莱的父母也以务农为生。家里有1.5英亩的田地，种些芝麻、扁豆和玉米。和印度数以亿计的小农一样，田里并没有灌溉系统，全靠季风带来的雨水赏饭吃。气候变化让雨水越来越捉摸不定，一旦雨水少了或晚了，收成就明显受到影响，有时连种地成本都收不回。在上一个冬收季，芝麻就因为少雨而歉收赔了钱。

“现在务农就是赔钱的行当，所以我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卡莱说，她急着找工作就是为了支持父母，也给自己挣点嫁妆。她知道自己已经逼近晚婚线，并没有在工厂里长远干下去的打算，更没考虑过职业发展。

从刺绣小镇到电子重镇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第二高的邦。在首府金奈获得“亚州底特律”的美称之前，泰米尔的轻工纺织业就已经闻名世界。斯里佩鲁姆布杜尔也是泰米尔纳德邦工业发展的缩影，曾经，这里的人们靠种田和手工刺绣为生，最出名的历史事件是1991年5月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这里被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暗杀者刺杀身亡。

21世纪开篇，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印度的汽车和电子制造重镇，工厂和外地工人的到来，也改变了本地的经济生态。

桑谷村（Sunguvarchatram）距离富士康所在的工业园只有10分钟路程，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镇。街道两边商店林立、餐馆众多，很多民居都作为旅馆和宿舍向外出租，路边停满了摩托车。普拉卡兰（Prabhakaran）在路边开了一个小超市，在过去的五年里，他的顾客大多数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他告诉我，传统上，周围的村民都以手工刺绣为生，刺绣工艺品远销欧洲。但后来，刺绣机器出现了，一台机器可以代替20个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此后，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大家都去了工厂工作。本地人也将房子租给附近的工人，一个人一个月收2000到2500卢比的房租。

巴瓦尼（S Bhavani）也在工厂附近做生意。七年前，丈夫出车祸陷入昏迷，她只得出来谋生供两个儿子读书。她在工业区门口的高速路边搭了一个简易的亭子，为工厂的员工和过路的司机提供茶点、午餐。

“村里没有人想要种地了，工厂就在附近，报酬比农业好。”巴瓦尼说，周围有很多村民在工厂做后勤工作，休息间隙会来喝茶。大多数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会去食堂，但偶尔也会有人光顾。如果哪天工厂放假或者停工，她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关于工厂生活，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无技能的，在工厂里“像驴子一样干活”，他们在流水线上快速流转，两三年就换一拨，只有极少数会拥有升迁机会，在工厂里长久地做下去。还有一点，流水线工人很少有本地人。

在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大多来自周围的县镇，甚至临近的安德拉邦，只雇佣本地人做保洁、保安等后勤工作，“外地的工人住在40公里外的集体宿舍里，好管理、不会制造麻烦，还拉动地方消费。”出生在附近村子的奥尔苏说，村子周围本来很荒凉，没有多少人，工厂来了之后，很多村民都做起了生意，也有不少年轻人在附近买了地。

另外，流水线上有至少60%是像卡莱那样的年轻女孩。女孩们往往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短短几年的就业年限里，她们挣钱补贴家里、供兄弟读书，也为自己的婚姻做准备。

“公司不需要招聘工程毕业生，只需要低级的技工，高中毕业足够了。”他说，流水线工人一般都是通过第三方招聘的合同工，只有技工和工程师等更高的级别，工厂才会直接雇佣，“（组装工人）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雇主是谁”。

在狭窄的晋升通道里，奥尔苏是少数的成功者。在2015年加入富士康之前，他也做了十年的合同工。他为戴尔、纬创等公司的供应商工作过，直到加入富士康才晋升为工程师，不仅定期可以获得加薪和晋升，还可以拿到公司直聘的员工福利。2019年，他还曾被公司派去武汉的富士康进修。

“我是村里唯一的富士康工程师”，他说。

这与诺基亚时代的富士康并无差别。一项由Finnwatch等劳工权益组织2011年发布的报告里指出，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厂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了滥用合同工、实习工、培训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以及未给雇员提供应有的保障和晋升。十年后，竞争更加激烈，拥有工程学位的毕业生排队等一份组装工的工作，也依然有附近工业学院的巴士驶近富士康。

甚至，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也被其他工厂借鉴。奥尔苏告诉我，最先只有富士康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后来，伟创力等工厂也学习了这种模式。

从印度到世界？

严苛的劳动法，向来被外资尤其是东亚企业视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最大瓶颈。

在印度见过的几乎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华人，都曾或明或暗地表示过一样的想法：制造业的利润来自于高效、密集的劳动，就像深圳富士康那样的“血汗工厂”。

虽然印度的劳动法在执法层面并不严格，劳工权益保护长期受到批评，但对于外资来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在印度国内，推动劳动法改革以吸引外资的呼声一直很高，却一直未能有实质进展。但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这样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劳动法实际上被放宽，以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创造就业。

早在1965年，印度政府为推动印度制造和出口，就设立了“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它就是经济特区的前身。进入21世纪，印度宣布设立经济特区，进一步简化制造业的管制和进出口流程，提供中央和邦政府的“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经济特区，外资可以享受慷慨的免税额，无需遵守最低出口销售额，甚至有75%的面积可用于非出口目的。

经济特区最常被提及的合法性在于“创造就业”。但根据Finnwatch等组织的报告，很多企业在进驻经济特区时，甚至并未承诺投资额和岗位数量，在当年泰米尔纳德邦的18个经济特区中，实际创造的就业数量只是承诺的42%。

但这并不影响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享受免税特权和法律豁免。根据2003年的《泰米尔纳德邦经济特区政策》，在简化审批申报、减少劳动稽查的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些新概念，比如“自我认证”、“弹性工作时间”、“女工夜班”等，来为外资冲破劳动法的阻碍。在这样的制度下，工厂可以向特区专员自证其法律遵守情况，而无需接受劳动稽查或法院审查。

另外，所有经济特区单位还被认为是“公共事业服务”，从而限制了工人的权利，比如在调解程序期间不能罢工，而且在发起罢工前必须提前六周通知，在收到罢工通知后才可以罢工。

Finnwatch等组织的报告认为，这种量身定做的“简化劳动法”，让经济特区的工厂合法地违反《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条款。

在“印度制造”的话语中，重要的是“富士康”，而不是“工人”。2014年，富士康的工厂受诺基亚影响关闭后，印度中央政府就立即与郭台铭展开了密集沟通，印度各邦也纷纷伸出橄榄枝，展开了一场富士康争夺战。

据《商业标准报》报道，2015年4月，时任印度电子和通讯技术部部长夏尔马（Ram Sewak Sharma）就带队会见了郭台铭，邀请他再度落地印度，六个小时的长谈中，郭台铭表示了担忧，涉及基础设施、政策以及此前与工会打交道的经验，但最终接受了印方的邀请，在当年7月到访了印度，并在8月再次来到印度，与一年前提出“印度制造”计划的新任总理莫迪会面。

这次会面后，郭台铭与莫迪“达成了协议”。很快，他宣布富士康将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厂，雇用100万名工人，并与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了投资5亿美元的备忘录。

迄今为止，郭台铭的承诺还远未兑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设厂的计划也在最近宣布作废。目前，富士康在印度有两处生产基地，据彭博社2019年8月的报道，安德拉邦斯里城（Sri City, Andhra Pradesh）的工厂有约1.5万名工人，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厂的规模也与之相当，且未来还将继续扩大——政府备忘录显示，富士康在这里又拿下了30.83英亩的土地，计划为1.95万工人建造宿舍。据路透社报道，未来三年富士康还将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工厂投资10亿美元。

郭台铭六年前向印度政府表达的担忧得到了回应。除了政策优惠，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改善。安德拉邦斯里城的官网网站上设置了中文，在基础设施栏目中，详细承诺了公路、24小时不间断的稳定电力、24小时饮用水和地下污水网。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工业园对面，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输电塔，为园区提供电力。

另外，富士康内部的工会也不复存在。奥尔苏对我说，基本上就是因为工会的存在，诺基亚才土崩瓦解，所以现在电子手机厂内部都不设工会。为了防止内部结盟，工厂管理层也是多元混搭，有北印度人、南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派来的经理。

截至2019年7月，印度有232个已投入使用的经济特区，其中泰米尔纳德邦就有40个，居各邦之首。在2018年，经济特区共吸引了693亿美元的外资，是2006年所吸引外资额度的117倍。这232个经济特区，和它吸纳的一波又一波年轻劳动力，是印度在中美关系变化和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浪潮中，实现制造业转型最重要的筹码。

见到卡莱的那天，她和其他女孩穿着花花绿绿的纱丽克米兹长衫，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女孩们大多瘦小纤弱，长长的披肩从胸前绕到双肩，几乎快要拖到地上，从路边落满了灰尘的树叶上扫过。她们脚上的脚链叮当作响，依次走进了高耸的工厂大门。

在那扇门后，她们都要穿上统一的白色防尘服，把长长的黑发包进防尘帽，车间里只有机器的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