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印度富士康小鎮：「印度製造」野心下的年輕人

每天下午兩點，斯里佩魯姆布杜爾鎮（Sriperumbudur）的主幹道都會被幾百輛白色巴士佔領。這個地處清奈（Chennai）到班加羅爾高速上的小鎮，平時路上跑的都是滿載貨物的大卡車。但在工廠換班的時段，是大巴車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送進工廠。

斯里佩魯姆布杜爾是莫迪政府「印度製造」計劃中的明星小鎮。來自台灣的電子製造商富士康落腳在此，並打算在這裏為全世界生產蘋果手機。在中美博弈的風暴中，富士康是拉動印度製造業的一張名片，也是吸引無數年輕人背井離鄉的謀生機會，尤其是數以億計的年輕女性——在女性勞動參與率只有20%的印度，富士康的「女工工廠」曾登上頭條。

尋找富士康女孩似乎並不困難，小鎮週日的集市上，三三兩兩的年輕女孩結伴而行，隨便詢問一下，十有八九都在附近的工廠工作；但實際上也不容易，女孩們大多面露難色，簡單交談後就匆匆離去。在上下班的換班間隙，她們被大巴從工廠直接送往四五十公里外的宿舍，大半張臉被統一發放的一次性口罩遮住，只露出一雙雙眼睛。

在富士康工廠外遇到卡萊（化名）的時候，她還沒有正式入職，一行九個女孩來做Covid-19核酸檢測，我才有機會和她搭上了話。她有點猶豫，但最終還是答應和我聊聊。

和其他女孩相比，22歲的卡萊已經算是「高齡女工」。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中介們最喜歡的是高中或者工業培訓學院（相當於中國的技校）畢業的女孩，她們在18到20歲之間，比起同齡的男孩更勤勉細心，也更好管理。

卡萊花了四年時間拿到了工程學位。她的家鄉在200公里外的韋南杜村（Vannathur），地處國家級落後區古德洛爾縣，在村裏，女孩們往往一滿18歲就會出嫁。卡萊本來是少數的幸運兒之一。拿到工程學位，意味着她或許能在清奈或者班加羅爾工作，將婚期推遲個四五年。但她沒想到，畢業這年趕上Covid-19，就業市場很不景氣，她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村裏很多人都去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工作，我想或許我也有機會。」她說。

從一個朋友那聽到招聘的消息後，卡萊和其他六個女孩結伴來到了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她們進了富士康的印度子公司 Rising Star 做流水線組裝工，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是10500盧比（約合1059港幣）。對於工程學院畢業的卡萊來說，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她沒有選擇。

「有總比沒有好。」她說，她怕自己不符合招工要求，只出示了自己的高中畢業證，並未提及自己的工程學位。

為了省錢，卡萊沒有選擇住在富士康統一提供的宿舍裏，住宿舍每個月要扣1500盧比，她和其他四個女孩在30公里外的村子租了一間房子，均攤下來，每人一個月只要出700盧比。五個女孩共享一間不到40平米的一居室，帶一個小廚房，廁所是公用的。

上早班時，她們不到五點就要出發，坐快一個小時的大巴去工廠。公司在40公里的範圍內提供班車，每月只扣200盧比（約合21港幣），還提供一日兩餐，卡萊盤算着，自己每個月留2500盧比就夠用，剩下的8000盧比都寄給父母。

從農田到工廠

富士康的印度故事起源於諾基亞。

2004年，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手機制造商諾基亞宣布在印度建廠，多個邦政府都向其伸出了橄欖枝。

2004年之前，所有在印度銷售的諾基亞手機都從中國大陸進口，在諾基亞東莞工廠和富士康深圳工廠生產。時任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塔米爾納度邦）領袖，當地人口中傳奇的「媽媽」賈亞拉利塔（J. Jayalalithaa）看到新聞後下令引進工廠。泰米爾納德的官員在兩天之內就見到了諾基亞高管，考慮到斯里佩魯姆布杜爾離清奈國際機場只有30公里，出口非常方便，諾基亞選擇了斯里佩魯姆布杜爾經濟特區。工廠在2006年投產，其主板供應商富士康的工廠也在同年落成。

諾基亞和富士康的到來，為附近的年輕人創造了上萬個工作崗位，讓他們走出農田，跳上大巴車進入工廠流水線。

今年32歲的埃蘭戈（Elango）就是其中一個。他的家在70公里之外的瓦拉賈貝德鎮，父親靠種地養活了一家人。2008年，19歲的埃蘭戈進入了富士康做流水線組裝工，每月的工資是7500盧比。相比之前工作的另一家諾基亞供應商，富士康的規模更大，為員工提供班車和食堂，他起初很滿意。

在鼎盛時期，諾基亞、富士康和其他供應商僱傭了近五萬名工人，工廠在清奈-班加羅爾高速上依次排開，24小時持續運轉。工廠的巴士穿梭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和周圍小鎮的大街小巷，新聞裏播放着食堂和託兒所的畫面，「在諾基亞工作」是鄰里間炫耀的談資。2007年8月，時任國大黨總理曼莫漢·辛格和黨領袖索尼亞·甘地曾到訪諾基亞，在工廠裏參觀了三個小時。

「諾基亞出現之後，周圍村裏的年輕人都開始學習電子專業，希望能進入工廠工作。」在富士康工作了五年的奧爾蘇（Arasu，化名）告訴我。

但諾基亞和工人之間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2012年開始，單調乏味的工作、培訓期的爭議以及工資糾紛，多次引發了工人罷工。隨後，諾基亞與泰米爾納德邦政府的鉅額債務糾紛讓它的處境雪上加霜。2014年4月，已經被微軟收購的諾基亞宣布對員工提供「自願退休計劃」，有五千多人拿到了30到50萬盧比的補償，工廠於當年的11月停工。

富士康也關閉了它的兩個工廠。埃蘭戈失業了，作為一名外聘合同工，他不能拿到任何補償。在富士康工作的六年裏，他的工資只漲了2000盧比。工廠停產後，短期的勞動力過剩讓埃蘭戈很難找到工作，2015年，富士康在安德拉邦的工廠開業，重新僱傭了2000多名前工人，但埃蘭戈在六年裏都沒能從組裝工升級到技工，沒能搭上這班車。「後來我在汽車和太陽能工廠幹過，工資最高時也只有每個月1.2萬盧比。」他說。

受疫情影響，埃蘭戈失業了，現在在村裏幫父親種地。從去年七月開始，他就一直在到處找工作，至今顆粒無收。他把自己的號碼留在了臉書上富士康勞務中介的招聘頁面，期待有一天能接到電話。但他也知道市場供過於求，工廠都希望找20歲出頭的年輕人，自己希望渺茫。在中介的臉書主頁，還有成百上千的人像埃蘭戈一樣留下了自己的號碼。

諾基亞的退場，並沒有阻擋其他的手機廠商落地斯里佩魯姆布杜爾，相反，正是諾基亞和富士康等供應商培育了電子製造的產業生態。2017年，富士康的工廠重新投產，並投資30億盧比進行擴張，稱將在三年內創造三萬個工作崗位，相當於當年因諾基亞倒閉而失業的工人數量。這一次，富士康成為了主角，一波又一波年輕人繼續向斯里佩魯姆布杜爾湧來。

卡萊的父母也以務農為生。家裏有1.5英畝的田地，種些芝麻、扁豆和玉米。和印度數以億計的小農一樣，田裏並沒有灌溉系統，全靠季風帶來的雨水賞飯吃。氣候變化讓雨水越來越捉摸不定，一旦雨水少了或晚了，收成就明顯受到影響，有時連種地成本都收不回。在上一個冬收季，芝麻就因為少雨而歉收賠了錢。

「現在務農就是賠錢的行當，所以我用自己的收入補貼家用。」卡萊說，她急着找工作就是為了支持父母，也給自己掙點嫁妝。她知道自己已經逼近晚婚線，並沒有在工廠里長遠幹下去的打算，更沒考慮過職業發展。

從刺繡小鎮到電子重鎮

泰米爾納德邦是印度工業化程度最高的邦，也是國內生產總值第二高的邦。在首府清奈獲得「亞州底特律」的美稱之前，泰米爾的輕工紡織業就已經聞名世界。斯里佩魯姆布杜爾也是泰米爾納德邦工業發展的縮影，曾經，這裏的人們靠種田和手工刺繡為生，最出名的歷史事件是1991年5月21日，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在這裏被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暗殺者刺殺身亡。

21世紀開篇，憑藉着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基礎設施，它搖身一變成為了印度的汽車和電子製造重鎮，工廠和外地工人的到來，也改變了本地的經濟生態。

桑谷村（Sunguvarchatram）距離富士康所在的工業園只有10分鐘路程，過去的二十年裏，它從一個小村莊發展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小鎮。街道兩邊商店林立、餐館眾多，很多民居都作為旅館和宿舍向外出租，路邊停滿了摩托車。普拉卡蘭（Prabhakaran）在路邊開了一個小超市，在過去的五年裏，他的顧客大多數都是附近工廠的工人。

他告訴我，傳統上，周圍的村民都以手工刺繡為生，刺繡工藝品遠銷歐洲。但後來，刺繡機器出現了，一台機器可以代替20個工人，絕大多數的工作都被機器取代。此後，工廠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大家都去了工廠工作。本地人也將房子租給附近的工人，一個人一個月收2000到2500盧比的房租。

巴瓦尼（S Bhavani）也在工廠附近做生意。七年前，丈夫出車禍陷入昏迷，她只得出來謀生供兩個兒子讀書。她在工業區門口的高速路邊搭了一個簡易的亭子，為工廠的員工和過路的司機提供茶點、午餐。

「村裏沒有人想要種地了，工廠就在附近，報酬比農業好。」巴瓦尼說，周圍有很多村民在工廠做後勤工作，休息間隙會來喝茶。大多數流水線上的工人都會去食堂，但偶爾也會有人光顧。如果哪天工廠放假或者停工，她的生意就會受到影響。

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關於工廠生活，人們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是無技能的，在工廠裏「像驢子一樣幹活」，他們在流水線上快速流轉，兩三年就換一撥，只有極少數會擁有升遷機會，在工廠裏長久地做下去。還有一點，流水線工人很少有本地人。

在富士康，流水線的工人大多來自周圍的縣鎮，甚至臨近的安德拉邦，只僱傭本地人做保潔、保安等後勤工作，「外地的工人住在40公里外的集體宿舍裏，好管理、不會製造麻煩，還拉動地方消費。」出生在附近村子的奧爾蘇說，村子周圍本來很荒涼，沒有多少人，工廠來了之後，很多村民都做起了生意，也有不少年輕人在附近買了地。

另外，流水線上有至少60%是像卡萊那樣的年輕女孩。女孩們往往更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在短短幾年的就業年限裏，她們掙錢補貼家裏、供兄弟讀書，也為自己的婚姻做準備。

「公司不需要招聘工程畢業生，只需要低級的技工，高中畢業足夠了。」他說，流水線工人一般都是通過第三方招聘的合同工，只有技工和工程師等更高的級別，工廠才會直接僱傭，「（組裝工人）不會知道自己真正的僱主是誰」。

在狹窄的晉升通道里，奧爾蘇是少數的成功者。在2015年加入富士康之前，他也做了十年的合同工。他為戴爾、緯創等公司的供應商工作過，直到加入富士康才晉升為工程師，不僅定期可以獲得加薪和晉升，還可以拿到公司直聘的員工福利。2019年，他還曾被公司派去武漢的富士康進修。

「我是村裏唯一的富士康工程師」，他說。

這與諾基亞時代的富士康並無差別。一項由Finnwatch等勞工權益組織2011年發布的報告裏指出，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工廠普遍存在的問題包括了濫用合同工、實習工、培訓工等非正規就業形式，以及未給僱員提供應有的保障和晉升。十年後，競爭更加激烈，擁有工程學位的畢業生排隊等一份組裝工的工作，也依然有附近工業學院的巴士駛近富士康。

甚至，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也被其他工廠借鑑。奧爾蘇告訴我，最先只有富士康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後來，偉創力等工廠也學習了這種模式。

從印度到世界？

嚴苛的勞動法，向來被外資尤其是東亞企業視為印度發展製造業的最大瓶頸。

在印度見過的幾乎所有從事製造業的華人，都曾或明或暗地表示過一樣的想法：製造業的利潤來自於高效、密集的勞動，就像深圳富士康那樣的「血汗工廠」。

雖然印度的勞動法在執法層面並不嚴格，勞工權益保護長期受到批評，但對於外資來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礙。在印度國內，推動勞動法改革以吸引外資的呼聲一直很高，卻一直未能有實質進展。但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這樣的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勞動法實際上被放寬，以吸引外資、拉動經濟、創造就業。

早在1965年，印度政府為推動印度製造和出口，就設立了「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它就是經濟特區的前身。進入21世紀，印度宣布設立經濟特區，進一步簡化製造業的管制和進出口流程，提供中央和邦政府的「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在經濟特區，外資可以享受慷慨的免税額，無需遵守最低出口銷售額，甚至有75%的面積可用於非出口目的。

經濟特區最常被提及的合法性在於「創造就業」。但根據Finnwatch等組織的報告，很多企業在進駐經濟特區時，甚至並未承諾投資額和崗位數量，在當年泰米爾納德邦的18個經濟特區中，實際創造的就業數量只是承諾的42%。

但這並不影響在經濟特區的外資企業享受免税特權和法律豁免。根據2003年的《泰米爾納德邦經濟特區政策》，在簡化審批申報、減少勞動稽查的同時，它還創造了一些新概念，比如「自我認證」、「彈性工作時間」、「女工夜班」等，來為外資衝破勞動法的阻礙。在這樣的制度下，工廠可以向特區專員自證其法律遵守情況，而無需接受勞動稽查或法院審查。

另外，所有經濟特區單位還被認為是「公共事業服務」，從而限制了工人的權利，比如在調解程序期間不能罷工，而且在發起罷工前必須提前六週通知，在收到罷工通知後才可以罷工。

Finnwatch等組織的報告認為，這種量身定做的「簡化勞動法」，讓經濟特區的工廠合法地違反《最低工資法》、《勞動合同法》等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保護條款。

在「印度製造」的話語中，重要的是「富士康」，而不是「工人」。2014年，富士康的工廠受諾基亞影響關閉後，印度中央政府就立即與郭台銘展開了密集溝通，印度各邦也紛紛伸出橄欖枝，展開了一場富士康爭奪戰。

據《商業標準報》報導，2015年4月，時任印度電子和通訊技術部部長夏爾馬（Ram Sewak Sharma）就帶隊會見了郭台銘，邀請他再度落地印度，六個小時的長談中，郭台銘表示了擔憂，涉及基礎設施、政策以及此前與工會打交道的經驗，但最終接受了印方的邀請，在當年7月到訪了印度，並在8月再次來到印度，與一年前提出「印度製造」計劃的新任總理莫迪會面。

這次會面後，郭台銘與莫迪「達成了協議」。很快，他宣布富士康將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廠，僱用100萬名工人，並與西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簽訂了投資5億美元的備忘錄。

迄今為止，郭台銘的承諾還遠未兑現，在馬哈拉施特拉邦設廠的計劃也在最近宣布作廢。目前，富士康在印度有兩處生產基地，據彭博社2019年8月的報導，安德拉邦斯里城（Sri City, Andhra Pradesh）的工廠有約1.5萬名工人，斯里佩魯姆布杜爾工廠的規模也與之相當，且未來還將繼續擴大——政府備忘錄顯示，富士康在這裏又拿下了30.83英畝的土地，計劃為1.95萬工人建造宿舍。據路透社報導，未來三年富士康還將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的工廠投資10億美元。

郭台銘六年前向印度政府表達的擔憂得到了回應。除了政策優惠，經濟特區的基礎設施也正在逐步改善。安德拉邦斯里城的官網網站上設置了中文，在基礎設施欄目中，詳細承諾了公路、24小時不間斷的穩定電力、24小時飲用水和地下污水網。在斯里佩魯姆布杜爾的工業園對面，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輸電塔，為園區提供電力。

另外，富士康內部的工會也不復存在。奧爾蘇對我說，基本上就是因為工會的存在，諾基亞才土崩瓦解，所以現在電子手機廠內部都不設工會。為了防止內部結盟，工廠管理層也是多元混搭，有北印度人、南印度人、中國人，還有其他東南亞國家派來的經理。

截至2019年7月，印度有232個已投入使用的經濟特區，其中泰米爾納德邦就有40個，居各邦之首。在2018年，經濟特區共吸引了693億美元的外資，是2006年所吸引外資額度的117倍。這232個經濟特區，和它吸納的一波又一波年輕勞動力，是印度在中美關係變化和全球製造業產業鏈轉移的浪潮中，實現製造業轉型最重要的籌碼。

見到卡萊的那天，她和其他女孩穿着花花綠綠的紗麗克米茲長衫，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女孩們大多瘦小纖弱，長長的披肩從胸前繞到雙肩，幾乎快要拖到地上，從路邊落滿了灰塵的樹葉上掃過。她們腳上的腳鏈叮噹作響，依次走進了高聳的工廠大門。

在那扇門後，她們都要穿上統一的白色防塵服，把長長的黑髮包進防塵帽，車間裏只有機器的嗡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