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悼念活动被禁止，集会场地被封锁，如想继续面对记忆深处的集体哀痛，还可以做些什么？怎样做？我们带著这些日子萦绕于许多香港人心头的疑问，访问了五位香港艺术家。艺术未必能给我们确切的解决方法，但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
在书里传递维园“烛光”
“当人打开书本，就见到一只烛火。”漂书架里的书，总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转，书中藏着的“烛光”也会在不同人手中传递。
虽是艺术家，程展纬却常出现在民生、社区有关的新闻版面上，他擅于从小处入手，再利用艺术手法，去推动一些社会议题，且往往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比如为香港待遇较为苛刻的保安员、收银员争取一张可以坐的櫈子，或是改造街头垃圾桶上的烟灰缸，方便清洁工倒烟灰。
有次在维园漫步，他看到大叶桉树的落叶长得就像烛光。这种树叶尖尖长长的，且有红黄绿各种颜色，落在地上，犹如一地的烛光。
“像我这样1970年代出生的人，一见到众数的东西，就很容易有所触动。譬如我现身在芬兰，见到外面一大片蒲公英，也会想起30多年来，我们在维园缔造的集体记忆。六四集会上，每个人都好像一个pixel，一个发光的最小单位。大家集结在一起，将维园发光，维园容纳不下，就扩散出去。大家互相见到彼此，并在那个场合下再次互相肯定，大家仍然记住这样一件事。所谓纪念仪式，就是为了确认大家同在一起，其实投票也是一样，给大家确认一次理念相同的人有多少。”
于是，他灵机一动，把维园这些落叶收集了来，夹进跑马地一个漂书架的书里。他说：“当人打开书本，就见到一只烛火。”
这是他纪念六四的方式。而漂书架里的书，总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转，书中藏着的“烛光”也会在不同人手中传递。当悼念一次重大公共事件的公众集会被禁，即使疫情过去，将来能否继续在维园点燃蜡烛，仍是当下香港人心头的一大疑问，但或许，像程展纬放进书里的这些“烛光”，仍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人们之间传递和发光。程展纬相信，政府只能压制人们悼念的形式，只能打散某种形式上的聚集，却打不散人们几十年来的默契；即使因为政府的压制，大型集会那种视觉化的呈现会因此暂时丧失，但每个人依然能够用各自的方式去做。
蜡烛作为一种“社会雕塑”
“每一支曾经点燃过的蜡烛，都是一个雕塑。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社会记事的一个证据。如果未来有一个民主博物馆，这支蜡烛必在其中。
同样用从维园收集到的物件去创作的，是另一名艺术家黄国才。不过，他收集的，是在维园真实燃烧过的蜡烛。
黄国才认为，蜡烛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烛光给人温暖的感觉，它象征了很多东西，像活生生的灵魂，或者像希望的燃点，虽然是一个老土的仪式，但也很人性。它的人性在于，人类最初也喜欢看著一堆火，未来的人当然也是。”
他看重的是，艺术在悼念这件事上，能否能真正唤起人们心底那种“毛管戙”（起鸡皮）的情感。“如果不能够唤起那种真实的、悲哀的情感，那么，即使有1000万人聚集，也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
在香港，黄国才是其中一个非常关注政治议题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幽默、讽刺，不怕试探底线，又能潇洒游走其中。香港的每一场大型公众游行，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六四也一直是他的作品所关注的议题，他曾经踩单车扮六四学生，甚至扮演过解放军，在街上拉手风琴。“像不同的鬼魂，在诉说故事。”他说。2021年6月4日下午两点，香港警察以公安条例封锁维园，有网民便戏谑道：这些人是否在cosplay警察在悼念六四？
去年他做了一个作品，叫《黄雀的羽毛》，用那些从维园收集回来的蜡烛，熔化后再倒模成一个羽毛；而今年他又再次利用收集回来的维园蜡烛，做一个叫《烛光有罪》的作品，作品的名字启发自黄耀明的歌曲《回忆有罪》。 黄国才将这个作品称为“社会雕塑”，一支三角锥形状的白色蜡烛，它很容易让人想到在维园点燃的蜡烛。每年的悼念活动上，民众举起的蜡烛都会套上一个三角锥形纸杯，防止蜡滴落到手上，而蜡熔了在纸杯里就会变成三角锥形。黄国才说：
“每一支曾经点燃过的蜡烛，都是一个雕塑。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社会记事的一个证据。如果未来有一个民主博物馆，这支蜡烛必在其中。我的这个作品有双重意思，其一当然是哀悼八九年的六四民运，而同一时间也是哀悼香港失去了哀悼的权利。”
黄国才的创意和勇气，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难以复制，但在公众集会成为禁忌之后，如何保有最真实的情感，避免在高气压下慢慢麻木，却值得参考。
更重要的，是如何制造出同在感
黄宇轩认为，如今虽然失去了这座每年都会出现的临时纪念碑，但每个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这些悼念的画面。“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种虽然在网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觉，而这正是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在网上看到黄国才《烛光有罪》的概念后，黄宇轩甚是欣赏。黄宇轩是城市研究方面的学者，也是艺术家，他和创作拍档林志辉一齐创作过不少公共艺术作品，像“打气机”、“倒数机”，都是比较知名的作品，也常能引发香港市民的共鸣。他形容，其实香港人每年都有一个虚拟纪念馆在网上，到了六四前后，人们便自发地分享相关的文章、影片和新闻，创造一些新的说法，而这些比维园这个物理空间来得更加重要。“如果网上的这些东西都失去了，其实比失去维园带来的打击会更大。”他说。
三年前香港电台有一集《五夜讲场》，黄宇轩和李立峰等学者上去讨论纪念碑，说起怎样的纪念碑才算好的设计。至今他仍记得有个嘉宾提出的说法，就是每年维园的烛光都好像一个临时的纪念碑。黄宇轩认为，如今虽然失去了这座每年都会出现的临时纪念碑，但每个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这些悼念的画面。
在创作上，黄宇轩有过不少整合的经验。“我经常做这种整合的东西，叫大家做同一件事，再整合成一个画面。”他说。
2017年特首选举时，黄宇轩叫大家拍下各自特首选举投票时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没票可投嘛，结果大家拍下的画面，有的是在吃面，有的是在放狗，有的是在做其他事情。前些日子我又在想，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将无数的烛光画面整合到一起。”
其实自去年七月以来，黄宇轩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虚拟的空间里，通过网上的展示也能产生众人一同参与的感觉。他说：“就像网络游戏里的万人公会大战，玩家会有一种同在感；又或者像Clubhouse，那种一两千人在同一房间讨论的感觉，和开Zoom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平台出来，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种虽然在网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觉，而这正是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黄宇轩还提到，类似香港这样几十年都在纪念同一件公共事件，在外国也有不少例子，像利物浦球迷纪念1989年的“希斯堡惨剧”。一直以来，利物浦球迷都被当成肇事者，而直到2012年英国政府公布了所有的相关档案，利物浦球迷才洗刷了罪名。
艺术无用但能传达善意
他又相信，来自政治文化的压迫，总有一天可能转化成一种创作的动力。“我们可以看看1989年前东欧的艺术家，以及中国大陆现在的艺术家，怎么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在刚过去的6月3日晚上，艺术家三木在铜锣湾街头举起一个牌子，牌子上写著：“不要去维园点燃烛光”。6月4日晚上，他也在维园闸前举起吉他，背贴同一句话。这是他对政府禁止维园集会的无声抗议，也是他纪念六四的方式。这个名为“这一代的六四”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多年，像是香港艺术家之间的一个约定，每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出现在铜锣湾东角道，然后以各自的方式悼念六四。黄国才就是在这个活动上扮演过解放军拉手风琴。
1989年，三木还是一个年轻人。他说在那之前，他一直回避自己的创作与政治有关，而六四事件的发生，成了他的转折点，从此他的命运就仿佛和六四捆绑在了一起。当时他发现，对于六四这样的人道灾难，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做什么，只有艺术。
他清楚，其实艺术也是无用的，但“艺术是一种最起码的善意”。“如果我们表达出善意的时候，亦都有人接受这种善意，那他的接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善意。像我之前回中国大陆做关于六四的作品，有些六四幸存者和家属会感觉到安慰，他们感受到有人和他们一样没有忘记。他们会哭，会讲很多当年的事，作品能让大家有个一个共情。 ”他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艺术也可以是一个始点。三木表示，最担心的其实是香港人会像大陆那样，因为无力反抗时而沉默接受，然后逐渐习惯于专制统治。“但是艺术能帮助我们用一种和日常惯性不同的视点，去重新启动对问题的感知。如果夜晚不可以点蜡烛，那白天总可以吧？如果不准去维园，那我举个牌叫人不要去维园总可以吧？难道这样你也要抓我吗？你叫大家不要去，那我帮你呼吁而已。”
艺术不仅“无用”，而且随著社会环境的改变，它的表达空间同样受到压缩。从去年开始，“这一代的六四”已经聘请了律师，为可能的被捕做好准备。三木坦言：“谨慎是必要的，因为艺术不需要用命去拼。”
他又相信，来自政治文化的压迫，总有一天可能转化成一种创作的动力。“我们可以看看1989年前东欧的艺术家，以及中国大陆现在的艺术家，怎么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他们都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他提到捷克曾有摇滚乐队的乐手被捕后死在狱中，当地市民被禁止前往乐手家中献花悼念，于是市民便在城市里到处画乐队的标志。
2019年后，相信港人的创意
“心态上不要过于恐惧。处于弱势时，你就等待，去装备。而在大家觉得全部办法都难以实行的时候，艺术某程度就是给我们更多选择的替代方法。这种替代方法，就是通过创意和创造力，不按常规出牌。”
艺术家卢乐谦也是“这一代的六四”的发起人之一，他曾经在活动上扮演过六四最知名的一个符号──Tank Man。当时，全身涂上黄色的他，提着两个胶袋，默默站在一架假的坦克面前，在热闹的铜锣湾街头，特别引人注目。
卢乐谦坦承香港现在的情况很差，也很难说不绝望，但是他又说：“因为我见过2019年的香港是怎样的，见过运动中的那些操作，我会选择相信香港人。”他从2019年的社会运动中，看到了港人的创意、行动力和牺牲精神。“以前香港人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不会帮人，但通常是某地遇到水灾或者其他事情，香港人就捐钱，然后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坐着，很少人会身体力行去干些什么。香港人似乎没有那种DNA，但2019年后有了很大的转变。”
正常运动中，最令他感到澎湃的，就是那些创作，而葵芳连侬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认为民众的创作力、在城市中游击的方式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人之前或许都没想过，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如此巨大的抗争宣传海报。这些创作很多都是出自一般市民，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背后参与，是一种集体的创作，你不清楚是哪个艺术家或者机构在做，这其实是最好的。”
他说，作为长期的抗争，民众不能总是采用2019年那种硬碰硬的方式，以香港人从小缺乏身体上的练习，这种硬碰的方式也只能短期做。“对抗极权其实有很多方式。在这样的时间里，最主要是先去理解这个背景，理解自己擅长的能力，再去钻研那些方法。另外一个是要处理好情绪，心态上不要过于恐惧。处于弱势时，你就等待，去装备。而在大家觉得全部办法都难以实行的时候，艺术某程度就是给我们更多选择的替代方法。这种替代方法，就是通过创意和创造力，不按常规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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