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悼念活動被禁止，集會場地被封鎖，如想繼續面對記憶深處的集體哀痛，還可以做些什麼？怎樣做？我們帶著這些日子縈繞於許多香港人心頭的疑問，訪問了五位香港藝術家。藝術未必能給我們確切的解決方法，但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方式，來思考這件事。
在書裏傳遞維園「燭光」
「當人打開書本，就見到一隻燭火。」漂書架裏的書，總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轉，書中藏着的「燭光」也會在不同人手中傳遞。
雖是藝術家，程展緯卻常出現在民生、社區有關的新聞版面上，他擅於從小處入手，再利用藝術手法，去推動一些社會議題，且往往能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比如為香港待遇較為苛刻的保安員、收銀員爭取一張可以坐的櫈子，或是改造街頭垃圾桶上的煙灰缸，方便清潔工倒煙灰。
有次在維園漫步，他看到大葉桉樹的落葉長得就像燭光。這種樹葉尖尖長長的，且有紅黃綠各種顏色，落在地上，猶如一地的燭光。
「像我這樣1970年代出生的人，一見到眾數的東西，就很容易有所觸動。譬如我現身在芬蘭，見到外面一大片蒲公英，也會想起30多年來，我們在維園締造的集體記憶。六四集會上，每個人都好像一個pixel，一個發光的最小單位。大家集結在一起，將維園發光，維園容納不下，就擴散出去。大家互相見到彼此，並在那個場合下再次互相肯定，大家仍然記住這樣一件事。所謂紀念儀式，就是為了確認大家同在一起，其實投票也是一樣，給大家確認一次理念相同的人有多少。」
於是，他靈機一動，把維園這些落葉收集了來，夾進跑馬地一個漂書架的書裏。他說：「當人打開書本，就見到一隻燭火。」
這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而漂書架裏的書，總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轉，書中藏着的「燭光」也會在不同人手中傳遞。當悼念一次重大公共事件的公衆集會被禁，即使疫情過去，將來能否繼續在維園點燃蠟燭，仍是當下香港人心頭的一大疑問，但或許，像程展緯放進書裏的這些「燭光」，仍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人們之間傳遞和發光。程展緯相信，政府只能壓制人們悼念的形式，只能打散某種形式上的聚集，卻打不散人們幾十年來的默契；即使因為政府的壓制，大型集會那種視覺化的呈現會因此暫時喪失，但每個人依然能夠用各自的方式去做。
蠟燭作為一種「社會雕塑」
「每一支曾經點燃過的蠟燭，都是一個雕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就是社會記事的一個證據。如果未來有一個民主博物館，這支蠟燭必在其中。
同樣用從維園收集到的物件去創作的，是另一名藝術家黃國才。不過，他收集的，是在維園真實燃燒過的蠟燭。
黃國才認為，蠟燭是一個重要的意象：「燭光給人溫暖的感覺，它象徵了很多東西，像活生生的靈魂，或者像希望的燃點，雖然是一個老土的儀式，但也很人性。它的人性在於，人類最初也喜歡看著一堆火，未來的人當然也是。」
他看重的是，藝術在悼念這件事上，能否能真正喚起人們心底那種「毛管戙」（起雞皮）的情感。「如果不能夠喚起那種真實的、悲哀的情感，那麼，即使有1000萬人聚集，也只不過是一個儀式而已。」
在香港，黃國才是其中一個非常關注政治議題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幽默、諷刺，不怕試探底線，又能瀟灑遊走其中。香港的每一場大型公衆遊行，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六四也一直是他的作品所關注的議題，他曾經踩單車扮六四學生，甚至扮演過解放軍，在街上拉手風琴。「像不同的鬼魂，在訴說故事。」他說。2021年6月4日下午兩點，香港警察以公安條例封鎖維園，有網民便戲謔道：這些人是否在cosplay警察在悼念六四？
去年他做了一個作品，叫《黃雀的羽毛》，用那些從維園收集回來的蠟燭，熔化後再倒模成一個羽毛；而今年他又再次利用收集回來的維園蠟燭，做一個叫《燭光有罪》的作品，作品的名字啓發自黃耀明的歌曲《回憶有罪》。 黃國才將這個作品稱為「社會雕塑」，一支三角錐形狀的白色蠟燭，它很容易讓人想到在維園點燃的蠟燭。每年的悼念活動上，民衆舉起的蠟燭都會套上一個三角錐形紙杯，防止蠟滴落到手上，而蠟熔了在紙杯裏就會變成三角錐形。黃國才說：
「每一支曾經點燃過的蠟燭，都是一個雕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就是社會記事的一個證據。如果未來有一個民主博物館，這支蠟燭必在其中。我的這個作品有雙重意思，其一當然是哀悼八九年的六四民運，而同一時間也是哀悼香港失去了哀悼的權利。」
黃國才的創意和勇氣，對於一般人來說，或許難以複製，但在公衆集會成為禁忌之後，如何保有最真實的情感，避免在高氣壓下慢慢麻木，卻值得參考。
更重要的，是如何製造出同在感
黃宇軒認為，如今雖然失去了這座每年都會出現的臨時紀念碑，但每個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這些悼念的畫面。「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種雖然在網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覺，而這正是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在網上看到黃國才《燭光有罪》的概念後，黃宇軒甚是欣賞。黃宇軒是城市研究方面的學者，也是藝術家，他和創作拍檔林志輝一齊創作過不少公共藝術作品，像「打氣機」、「倒數機」，都是比較知名的作品，也常能引發香港市民的共鳴。他形容，其實香港人每年都有一個虛擬紀念館在網上，到了六四前後，人們便自發地分享相關的文章、影片和新聞，創造一些新的說法，而這些比維園這個物理空間來得更加重要。「如果網上的這些東西都失去了，其實比失去維園帶來的打擊會更大。」他說。
三年前香港電台有一集《五夜講場》，黃宇軒和李立峯等學者上去討論紀念碑，說起怎樣的紀念碑才算好的設計。至今他仍記得有個嘉賓提出的說法，就是每年維園的燭光都好像一個臨時的紀念碑。黃宇軒認為，如今雖然失去了這座每年都會出現的臨時紀念碑，但每個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這些悼念的畫面。
在創作上，黃宇軒有過不少整合的經驗。「我經常做這種整合的東西，叫大家做同一件事，再整合成一個畫面。」他說。
2017年特首選舉時，黃宇軒叫大家拍下各自特首選舉投票時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都沒票可投嘛，結果大家拍下的畫面，有的是在吃麵，有的是在放狗，有的是在做其他事情。前些日子我又在想，是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將無數的燭光畫面整合到一起。」
其實自去年七月以來，黃宇軒就經常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虛擬的空間裏，通過網上的展示也能產生衆人一同參與的感覺。他說：「就像網絡遊戲裏的萬人公會大戰，玩家會有一種同在感；又或者像Clubhouse，那種一兩千人在同一房間討論的感覺，和開Zoom是不一樣的。我們如果要做一個平台出來，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種雖然在網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覺，而這正是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黃宇軒還提到，類似香港這樣幾十年都在紀念同一件公共事件，在外國也有不少例子，像利物浦球迷紀念1989年的「希斯堡慘劇」。一直以來，利物浦球迷都被當成肇事者，而直到2012年英國政府公佈了所有的相關檔案，利物浦球迷才洗刷了罪名。
藝術無用但能傳達善意
他又相信，來自政治文化的壓迫，總有一天可能轉化成一種創作的動力。「我們可以看看1989年前東歐的藝術家，以及中國大陸現在的藝術家，怎麼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
在剛過去的6月3日晚上，藝術家三木在銅鑼灣街頭舉起一個牌子，牌子上寫著：「不要去維園點燃燭光」。6月4日晚上，他也在維園閘前舉起吉他，背貼同一句話。這是他對政府禁止維園集會的無聲抗議，也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這個名為「這一代的六四」的活動，已經連續舉辦十多年，像是香港藝術家之間的一個約定，每年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自動出現在銅鑼灣東角道，然後以各自的方式悼念六四。黃國才就是在這個活動上扮演過解放軍拉手風琴。
1989年，三木還是一個年輕人。他說在那之前，他一直迴避自己的創作與政治有關，而六四事件的發生，成了他的轉折點，從此他的命運就彷彿和六四捆綁在了一起。當時他發現，對於六四這樣的人道災難，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做什麼，只有藝術。
他清楚，其實藝術也是無用的，但「藝術是一種最起碼的善意」。「如果我們表達出善意的時候，亦都有人接受這種善意，那他的接受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善意。像我之前回中國大陸做關於六四的作品，有些六四倖存者和家屬會感覺到安慰，他們感受到有人和他們一樣沒有忘記。他們會哭，會講很多當年的事，作品能讓大家有個一個共情。 」他說。
對於普通人來說，藝術也可以是一個始點。三木表示，最擔心的其實是香港人會像大陸那樣，因為無力反抗時而沉默接受，然後逐漸習慣於專制統治。「但是藝術能幫助我們用一種和日常慣性不同的視點，去重新啓動對問題的感知。如果夜晚不可以點蠟燭，那白天總可以吧？如果不準去維園，那我舉個牌叫人不要去維園總可以吧？難道這樣你也要抓我嗎？你叫大家不要去，那我幫你呼籲而已。」
藝術不僅「無用」，而且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它的表達空間同樣受到壓縮。從去年開始，「這一代的六四」已經聘請了律師，為可能的被捕做好準備。三木坦言：「謹慎是必要的，因為藝術不需要用命去拼。」
他又相信，來自政治文化的壓迫，總有一天可能轉化成一種創作的動力。「我們可以看看1989年前東歐的藝術家，以及中國大陸現在的藝術家，怎麼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他們都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他提到捷克曾有搖滾樂隊的樂手被捕後死在獄中，當地市民被禁止前往樂手家中獻花悼念，於是市民便在城市裏到處畫樂隊的標誌。
2019年後，相信港人的創意
「心態上不要過於恐懼。處於弱勢時，你就等待，去裝備。而在大家覺得全部辦法都難以實行的時候，藝術某程度就是給我們更多選擇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就是通過創意和創造力，不按常規出牌。」
藝術家盧樂謙也是「這一代的六四」的發起人之一，他曾經在活動上扮演過六四最知名的一個符號──Tank Man。當時，全身塗上黃色的他，提着兩個膠袋，默默站在一架假的坦克面前，在熱鬧的銅鑼灣街頭，特別引人注目。
盧樂謙坦承香港現在的情況很差，也很難說不絕望，但是他又說：「因為我見過2019年的香港是怎樣的，見過運動中的那些操作，我會選擇相信香港人。」他從2019年的社會運動中，看到了港人的創意、行動力和犧牲精神。「以前香港人給人的感覺是，不是不會幫人，但通常是某地遇到水災或者其他事情，香港人就捐錢，然後在家裏舒舒服服地坐着，很少人會身體力行去幹些什麼。香港人似乎沒有那種DNA，但2019年後有了很大的轉變。」
正常運動中，最令他感到澎湃的，就是那些創作，而葵芳連儂牆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認為民衆的創作力、在城市中遊擊的方式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人之前或許都沒想過，在公共場所可以出現如此巨大的抗爭宣傳海報。這些創作很多都是出自一般市民，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背後參與，是一種集體的創作，你不清楚是哪個藝術家或者機構在做，這其實是最好的。」
他說，作為長期的抗爭，民衆不能總是採用2019年那種硬碰硬的方式，以香港人從小缺乏身體上的練習，這種硬碰的方式也只能短期做。「對抗極權其實有很多方式。在這樣的時間裏，最主要是先去理解這個背景，理解自己擅長的能力，再去鑽研那些方法。另外一個是要處理好情緒，心態上不要過於恐懼。處於弱勢時，你就等待，去裝備。而在大家覺得全部辦法都難以實行的時候，藝術某程度就是給我們更多選擇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就是通過創意和創造力，不按常規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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