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已成为新的战场”——制裁过后，欧盟如何看待中欧的未来？

对于很多欧洲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而言，欧盟针对新疆问题对中国作出制裁只是时间问题。诸多背景都在为这一行动做出铺垫，2020年12月7日才在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则给这一政治意图提供了完美的工具。

中欧之间在过去数年的各种暗涌，在过去一周汇聚在了一起。在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作出针对中国4名个体和1个实体的制裁后，中国旋即对欧洲10名个体和4个实体作出制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舆论对全球服装供应链的“去新疆化”作出了激烈反应，要求抵制西方时装巨头；这一声浪传递到欧洲，令商界领袖意识到，在原则和价值观上做出选择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在欧盟与中国“人权外交”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全新的场域。此前，中欧的“人权外交”，通常透过一个名为“中欧人权对话”（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的机制进行。但是，这个从1995年就开始，迄今已进行了37次的中低层级、以闭门“静默”为特色的人权对话，早已被欧洲认为是一项效果有限、甚至有反作用的外交策略。

这次“制裁风暴”会彻底改变中欧人权议题的对话机制吗？未来，人权会在中欧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面对中国的“反击”，欧洲各界当下的反应又是如何？端传媒采访了欧洲的智库、人权机构和商界代表。

绥靖不再，人权成“战场”

一方面，中国人权问题在中国与欧盟层面的关系中，一直相对边缘和低调，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新疆人权议题一直在欧洲舆论中持续发酵。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欧盟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以往的人权对话机制没有能够回应到严重的人权担忧。”利用新的机制作出表态，欧盟是想要“非常清晰地表达出对中国人权情况的担心。”

一方面，中国人权问题在中国与欧盟层面的关系中，一直相对边缘和低调，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新疆人权议题一直在欧洲舆论中持续发酵。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欧关系研究员吕里希（Tim Rühlig）对端传媒说：“中欧关系间如今存在的挑战多过机会，这给原本就非常关注人权的声音更多回旋的余地，让他们能进一步发声，并且，比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也在更为明显地侵犯人权。”

在过去数年中，中欧关系在经历急剧的变化，而这次的制裁，标注出了一个临界点。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项目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分析，近些年，欧盟决策层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先是意识到中国不会变的更自由主义，没有趋同的可能性；接着是意识到中国正在价值观上变得咄咄逼人，并且在治理模式上争夺领导地位。换句话说，不止不会趋同，还会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杜懋之对端传媒说：“人权问题正在破坏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政治信任。”

不过，杜懋之并不认为欧洲作出的制裁是针对中国的总体策略的一部分，而是“欧盟内部机构和成员国基于来自新疆的信息而作出的强烈的声明。”理查森也认为，欧盟针对新疆问题所提出的制裁名单其实相当之窄，“过去这一周，北京作出的回应所带来的损害，要比欧洲这些制裁的损害严重得多。”

从欧洲议会议员到成员国议会议员，从中国研究中心墨卡托等智库到专注新疆政策和研究孔子学院的学者，从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到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中国外交部发出的制裁名单涉及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即刻升级了此次制裁的风暴等级。也将中欧关系推到了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用杜懋之的话说：“中国传递出的信息是：如果你向中国挥舞拳头，中国会以枪杆子回击，如果你举起了枪，那么就是以炮弹回击……中国一定会打得更狠。”这让事态变得极为困难，“要么你停止脚步，绕过问题、绕过中国，一旦你想要回应，中国要让你付出代价。”

“人权，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战场。”杜懋之说。

“静默外交”的失败和反作用

国际人权学者分析了从1995年到2010年间的中欧人权对话，中国从一开始“故意的虚伪”到后来的“公开不感兴趣”，欧盟则是从一开始的“相当乐观”到后来的“完全走过场”。

1995年，为了应对欧盟对天安门事件的武器禁运制裁和联合国的各种批评，中国主动建议与欧盟展开以保密为前提的人权对话。自1998年2月以来，截止2019年最近的一次，在过去的将近30年里，中欧人权对话已经举办了37次。

除了欧盟的公开申明、成员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人权讨论外，人权对话是中欧官员讨论人权议题的唯一官方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一对话，让中国政府和官员能够被动地受到欧盟价值观/模式的影响。这是典型的“静默外交”，在人权议题上尤为常见，外交官们希望关起门来的讨论，也许对方政府会更灵活——因为能够避免屈服于外国压力的公众形象。

国际人权学者金策巴赫（Katrin Kinzelbach）的著作《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静默外交及其局限》分析了从1995年到2010年间的中欧人权对话。这期间，金策巴赫总结，中国从一开始“故意的虚伪”到后来的“公开不感兴趣”，欧盟则是从一开始的“相当乐观”到后来的“完全走过场”。

基于闭门的前提，很长一段时间，外界都很难知道中欧人权对话任何的细节。在2020年的一份研究中，中欧外交关系学者泰勒（Max Roger Taylor）采访了一些欧盟代表团成员。研究引用了一位欧洲外交官员的话，在与中方对话过程中，“一旦你提到一些字眼，中国代表团就会非常不高兴……很生气，大喊‘你们为什么总是要提（对待法轮功追随者），或者西藏，你们讲的是300万人口，而中国人口有14亿’。香港也是触发点。”

不仅对话难，组织对话也难。研究中另一位外交官员说，2014年的时候，中方组织者提议的日期“虽然不是圣诞夜，却是12月23日”，被抱怨后，后来竟又提议在12月31日开，最后好不容易在12月初得以举办。

三十多次对话下来，中欧人权对话的频率、级别都在降低，成果也乏善可陈。金策巴赫分析：“多年来，（中国官员）早已成了人权对话的专家……依照惯例进行的秘密会谈有如为少数中国官员提供的密集培训，学习如何回应——并有效反制——关于人权的询问、批评和建议。”而数十年之后，“欧洲与中国的与会者从原则、事实和程序上都未能达成共识。”

不止没有效果，在很多NGO和人权机构看来，这一机制的存在，还有着明显的“反作用”，因为这些闭门会议已经成了中国人权议题的避风港。2019年4月，在第37次、也是迄今最后一次中欧人权对话结束后，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评论称：“十多年来，欧盟官员一直坚称人权对话是他们与中国官员讨论人权问题的唯一可靠机会，而且‘聊胜于无’。但相反的，这一对话机制已经成了人权关切和批评声的垃圾场，令欧盟和中国领导人可以摆脱在高层直接面对这些问题的困境。”

用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懋之的话说：“对欧洲而言，中欧人权对话机制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使中国的行为发生任何改变；但对中国而言，这个过程也是失败的，因为它也没有抵消掉欧洲在人权层面的推动。”

如果欧洲高层直接正视人权问题，又会产生怎样的困境呢？此次的制裁风暴，给出了例证。

“回击”的后座力

“中国还在乎自己在欧洲的形象吗？中国到底希望透过这些反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中欧之间会如此剑拔弩张，这在一周前还很难想像。中欧在2020年都加速推进了谈判了七年的中欧投资协议（《全面投资协定》，简称CAI）——并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前通过——这被普遍解读为中欧在国际地缘政治局面下作出的策略。

然而，协议的仓促达成，也在欧盟内部留下了颇多不满。

欧洲曾对这一协议抱有的希望甚高（也即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最后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于欧洲只是很小的一步。协议的获益者包括德国的汽车业与化学工业及它们在中欧和东欧的分包商，但即便在德国，仍有很多部门，比如电信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对协议表达了质疑。

如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吕里希所说：“一部分人在CAI中看到潜力，但还有很多人对CAI是很失望的。在投资协议这件事上，欧洲商界的态度并不统一。”而中国的报复性制裁，则“让那些并没有在协议中获益的部门更为强势。”

吕里希分析：“如果中国一直以好坏参半的方式对话，那么那些想要与中国合作或是那些不再相信中国也不想再与中国合作的，都还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这一次，没有哪方能够支持这样的行为。”

尽管欧盟必然会在新疆问题上应用制裁机制的苗头，此前已经颇明显——2020年12月，欧洲议会就通过了决议，要求理事会使用制裁来谴责在新疆发生的人权侵犯，但是中方的回应，在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主任理查森看来，更像是“一种机械的反应，一种本能反应——我们必须报复，我们必须显示力量、不能被任何人批评。”

与欧盟基于“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以及专门就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而作出的4名个体和1个实体的制裁名单、并辅以详细的报告和证据不同，中国的回击并非针对欧盟内部的任何人权议题、也并没有言明是基于中国哪一条法律所作出的决议。在欧洲看来，中国这一份“回击”的对象就是那些试图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个人和实体，且远不止新疆问题。

无论中方的回击是否是有备而来，或是对这份制裁名单会在欧洲产生何种效果有过预期，至少短期来看，这一轮制裁风暴，正让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统一。

以法国为例，杜懋之提到，如果说法国政治光谱中，有对中国保有同情的派系，那就是极左翼——“可是，极左翼派系恰恰也是对主权极为看重的，当中国攻击学术独立的时候，就把这一派系也输掉了。”

从法国外贸及经济吸引力部长里斯特（Franck Riester）自CAI谈判时就对强制劳工议题的重视，到在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RS）研究员邦达兹（Antoine Bondaz）被中国驻法国使馆官方推特以“小流氓”（petite frappe）回击后，法国政界对邦达兹的支持。杜懋之观察到，一些原本并不特别关注中国的政客、议员，也在因中方回击所伤害到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主权站出来，给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

“中国还在乎自己在欧洲的形象吗？中国到底希望透过这些反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杜懋之说，“也许中国已经决定不在乎当下人们会说什么，就等着十年、十五年后，等到所有人都接受了中国作为国际主导力量。”

未来，人权在中欧关系中的位置

“如今，经济关系便是人权关系。”

也许，中国的确不在乎这些后座力。而随即在中国互联网上开启的“新疆棉风波”，更是让一直试图在西方和中国的针锋相对中找到平衡的跨国企业也意识到，至少当事涉新疆的时候，不再有“微妙”平衡可言。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主任理查森说：“跨国企业要直面两套完全不同的舆论，而北京正在逼着他们作出选择。”

很多国际人权组织都一直在商业人权领域发声，理查森认为，北京的做法恰好证明了人权组织试图提出的一个关键点：“（跨国企业）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能够免受中国的任意迫害，因为这是中国政府专横的本质：不管你是人权律师还是少数民族群体，是联合国人权专家还是国际品牌。”

“如今，经济关系便是人权关系。”理查森说。

这与往常务实的、政经分开的中欧关系大相径庭，但对欧洲商界而言，已经不是无法接受的现实，而是迟早会面临的选择——即便这意味著严重的损失。不同的是，这在早几年还只是愈发明显的一个可能，被新疆棉推到台前的H&M这样的公司，却已经到了不得不做选择的地步。

即便生产线看似不在新疆的企业，也不能不在乎。关于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新疆转移到全国各地工厂的报告，加之欧盟和成员国在供应链立法上的加强，让更多供应链复杂的欧洲企业担心，会不会有一天被媒体或人权组织发现，自己的供应链上就出现了强制劳工的身影。

这不等于“脱钩”，放弃中国这一增长中的市场的代价太大，但就如同一位商界代表对端传媒所言，“中国上周的作法给欧洲商界泼了冷水，也给宣扬‘脱钩’的人更多的空间。”

“欧盟针对新疆的制裁，表达了将中欧关系不同部分区分看待的愿望，也可以谈投资协议，也可以表达担忧，”这位商界代表说，“但是中国的反应，将所有的事项都合成了一样。”

中欧之间的各种官方对话机制林林总总有60多个，人权对话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把不同政策分隔开来的做法，也阻碍了将不同议题有策略地联系在一起的可能。

吕里希并不认为中欧人权对话机制毫无意义，很多欧盟外交官员也是这么觉得的。“聊胜于无”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透过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至少还有一个专注于人权的平台；即便这一外交工具远远不够，总好过完全失去这一手段。

大赦国际欧盟外交资深主任戴德里安（Katharine Derderian）多年来在中欧人权对话之前与欧盟有接触，她对端传媒说：“其他的对话中也需要贯穿人权问题。”在戴德里安看来，NGO提出的意见并不时批评人权对话，恰是为了让对话机制变得“有意义”。

只是，2020年的中欧人权对话，大概率因为疫情的阻碍，并未有消息。进入2021年，此次制裁风暴之后，很难想像这样中低层级的对话还会如旧召开。在中欧外交关系中，人权议题还会有对话的空间吗？在其他的外交关系中，人权又是否会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由中欧亚洲研究所（CEIAS）与“Sinophone Borderlands”在2020年下半年所做的一份关于中国在欧洲各国的民意调查，欧洲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三年迅速恶化，如今负面态度居多，而欧洲公众认为中欧关系中最重要的政策领域，便是国际议题的合作、网络安全以及人权和民主。

而且，如果正视人权议题的话，中欧之间的很多对话中，都可以更多加强人权的考量，如吕里希所列举的，“法治对话中可以讨论劳工权益，电子经济对话中也可以讨论监视。”

在杜懋之看来，在人权这一“战场”上，中欧双方在自家阵营所持有的“力量”都相当可观。“中国的力量在于动员，在中国互联网上，人们信任国家主义的话语，真的会因为听到对中国的批评而被冒犯，并且相信这些批评都是基于错误的信息；而在欧洲，人权也是普通人价值观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们认为自己占据道德高地，对此坚持很难动摇，你若试着去推倒这份信念，还会带来反作用。”

只要还对从中国传出的信息有怀疑，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放过或是绕过新疆问题。

换句话说，只要还对从中国传出的信息有怀疑，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放过或是绕过新疆问题。而如果中欧人权对话不再召开，那么也许人权议题更能出现在其他高规格——包括中欧峰会在内——的场合。

2019年3月，首次将中国称做“系统性竞争对手”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中，“人权”也被数次提起，称其为双边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并明确点出了新疆的人权问题。从大赦国际对欧盟自2014年以来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做出对公开表态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欧盟每年都有6-10份公开申明，明确提及中国的人权卫士（human rights defender）、活动家或人权组织，从数量到措辞都有升级。

在欧盟看来，人权、法治和自由民主是写入《里斯本条约》的欧盟价值，其外交政策也有传递这些价值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诉求——不止为了影响对方政府，也为了在欧盟内部兑现这个承诺。只不过，统一意见是欧盟外交最重要的内部挑战。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向来与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牵扯在一起，尤其类似制裁这样的外交决定更是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欧盟的制裁基于“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主导制裁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此次针对新疆的制裁（同一批制裁名单还包括朝鲜、利比亚、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由27个欧盟成员国的外长全部同意通过。

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经常唱反调的匈牙利，也在这次投出支持票。虽然其外长西雅尔多（Szijjártó Péter）在投票后又立即对媒体说，制裁的决定“尤其地毫无意义。”

面对北京的愤怒，欧盟是会得到更强的政治力量来做对抗，还是会面临内部更多不同的声音而放低音量？前者似乎已经在舆论场得到力证，后者，尚难得知。

此次制裁被放在国际关系或是大国斡旋的大趋势下讨论，杜懋之补充道，“但真正重要的是新疆本身。”与中低层级的“人权对话”一样，制裁也只是外交工具——旨在传递信息、表达姿态。

很多作用，在于它所产生的涟漪。此番涟漪不绝，也将新疆问题摆在了中欧绕不过去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