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關係 深度 評論

「戰狼外交」的進化?——以近期中國對法外交為樣本

道義感不能代替現實應對,對「一味蠻」的鄙夷不屑,不能遮蔽對「一味詐」的警惕和拆解。


2019年3月25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後會舉行新聞發布會。 攝:Yoan Valat/Reuters/達志影像
2019年3月25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後會舉行新聞發布會。 攝:Yoan Valat/Reuters/達志影像

2021年3月22日,以新疆人權問題為導火索,中國與歐洲同日宣布對彼此有關機構和人員實行制裁,這構成自1989年之後中歐關係最大幅度的下挫。在Covid-19疫情和美歐重新接近的背景下,中歐關係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

在這場轉折的前後,中國駐法使館及大使盧沙野的表現,可以說既是整個格局的縮影,同時又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今年二月,盧沙野致函法國參議員李察(Alain Richard),要求其取消赴台參訪行程。此舉被拒絕並經媒體曝光後,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RS)研究員邦達茲(Antoine Bondaz)發推文叫好,而中國駐法使館官方推特賬戶19日以「小流氓」(petite frappe)進行回擊,導致輿論大譁。法國外交部為此召見盧沙野,後者卻以行程不便理由拒絕,並延後一日前往法國外交部就新疆和台灣事態進行「交涉」。這一連串舉動,更加強化了外界對其「戰狼大使」的觀感。

2015年的電影《戰狼》,為大致在此前後的中國外交轉向引入了一個圖騰式符號。但外界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往往強調的是晚清外交官郭嵩燾所謂「一味蠻」的一面,而忽略了「一味詐」的另一面。而事實上,後者不僅是前者的並行產物,而且甚至更加符合「戰狼」的本意。作家姜戎2005年出版的小說《狼圖騰》,則更點出戰狼的這一面向,狼群並非「一味蠻」便可成功出擊獵食,它們紀律嚴明、進退有度、在獵物選定和攻擊手段上甚至頗有謀略,懂得忍耐、配合和謀定後動。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近期對法外交來看,「戰狼外交」似乎變得更傾向短兵相接、更不忌憚發生官方層面的衝突,更善於利用所在國的疏漏展開攻擊,而不是像留聲機一般重複傳統的陳詞濫調,從某種意義上說,相比外界以為的「一味蠻」、一味放狠話,這種「戰狼」其實已經有所進化,更加凸顯其本身可能具有的危險屬性。

這種進化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對個人的攻擊、對媒體的反擊、以及對官方的輕蔑。

2021年2月8日華盛頓,美國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美國國會大廈進行表決後離開參議院。

2021年2月8日華盛頓,美國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美國國會大廈進行表決後離開參議院。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針對個人:以人身攻擊作為外交武器

從個人攻擊層面來看,此次引發輿論軒然大波的「小流氓」辱罵之詞,並非近年來「戰狼外交」的首例。至少從近期來看,2020年12月3日美國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發推文抨擊「中國有5000年欺騙和盜竊史」,中國日報駐歐盟分社社長陳衞華立即用「bitch」(婊子)來回擊。更早之前,陳衞華還用「The Fucking Maas」來攻擊德國外交部長馬斯。而2020年1月台灣舉行大選後,部分法國議員發去賀電,盧沙野也曾用輕蔑口吻評價稱,這就像蛤蟆跳到腳上,雖然不咬人,但讓人噁心。

在當下中國戾氣橫生的輿論場中(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體面」和「恥感」幾乎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而且在「對外鬥爭」中,倘若對象選擇得當,以粗口為工具,非但不會減分,反而可以激起對「性情中人」的讚許和叫好之聲,贏得加分效果。而且以民選代表和研究人員(而不是掌握實權的政治高官)作為攻擊靶子,在政治上相對安全(陳衞華對德國外長的辱罵或許是個少有、而且不明智的例外,但作為常駐布魯塞爾的外宣人員,也不會直接受制於德國外長)。

更何況,這些辱罵對象此前的言論本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爭議性(當然這並不是爆粗口的理由),以他/她們作為攻擊目標,既凸顯出「戰狼外交」的殺氣來立威,也有把握引導國內輿論的戾氣為己所用,而且不至於導致官方層面立即惡化(後續發展另當別論)。因此,無論是「婊子」還是「小流氓」,戰狼外交對攻擊對象的選擇,即便不是在「下一盤大棋」,至少也不是完全一時衝動的產物。

此外,「粗口外交」的一個隱含後果是,它無形中拓展了鬥爭的外部界限。當一國駐外使館用「小流氓」來攻擊所在國一名學者時,固然是不體面的行為;但若衝撞邊界而不會受到實質性懲罰,那麼下次該使館用「無知」「愚蠢」攻擊其他學者,反而會顯得沒有那麼不可接受,因為畢竟有更加出格的言論在前,換來了更大的行事餘地。對於不被「體面」所拘束的戰狼外交而言,戰場的擴大本身就是有利因素。

小說《狼圖騰》在中國上海的一家書店發售。

小說《狼圖騰》在中國上海的一家書店發售。攝:Eugene Hoshiko/AP/達志影像

針對媒體:短兵相接和信息扭曲

其次,中國駐法使館的輿論戰並不滿足於用常規外交辭令說「車軲轆話」,而是敢於同法國媒體短兵相接,在具體問題上近身肉搏,這是「戰狼外交」升級的一個重要表現。

這種近身肉搏的典型表現,是中國駐法使館3月21日在官網發表的《關於言論自由的民主討論》一文。這篇文章的出台時機,是在使館推特賬戶辱罵邦達茲「小流氓」之後,意在為這種辱罵進行辯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戰狼外交」的正當性——「如果真有『戰狼』的話,那是因為『瘋狗』太多太兇,包括一些披着學術和媒體外衣的『瘋狗』對中國瘋狂撕咬。有人希望中國的外交最好是『羔羊外交』,對外來的攻擊忍氣吞聲、息事寧人。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除了為「戰狼外交」正名之外,《討論》一文的文風,或許會在中國外交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前的「小流氓」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很大程度上是推文中單獨一個詞的衝擊力,但若論用語的惡毒程度,《討論》不但沒有後撤一步,反而更加升級,針對邦達茲使用了「不甘寂寞」「譁眾取寵」「挑釁」「意識形態噴子」「跪舔」「瘋狂」「死乞白賴」等密集轟炸,而前述「瘋狗」一詞無疑也正以邦達茲作為典型。這顯示出,中國使館並不覺得「小流氓」是失言,反而以此為契機,將罵戰進一步升級。而且其不堪程度(例如「跪舔」),其實遠遠超過此前的「小流氓」。

除了針對邦達茲本人,一向同法國媒體交惡的中國使館,也借這次機會一抒胸臆,再次將法國媒體作為罵戰標靶。除了一般性的指責外,文中還針對媒體提出兩次點名抨擊:一是稱「《解放報》不是在頭版封面文章使用法國國罵來批評政府的封禁政策嗎?」,二是舊調重彈,稱「《巴黎人報》去年4月18日推特上稱『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護理人員拋棄』,該詞也被LCI等多家媒體在涉外報導中使用。這些媒體揣着明白裝糊塗,蓄意對號入座,然後反咬一口栽贓給中國使館。」

對於「戰狼外交」的批評者來說,這種措辭很容易被當作「強詞奪理」而被不屑一顧。但如果從戰術應對層面來看,中國使館的這種指控,其中摻雜着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並利用對手的微小漏洞來反擊。

作為和政府保持距離的左派報紙,《解放報》向來注重頭版言簡意賅的視覺衝擊力。該報今年3月19日的頭版標題是「Reconfinement, Putain, un mois…」(再度封城,媽的,要一個月……)中國使館說Putain是「法國國罵」固然並不算錯,但這個詞用在辱罵意義上有不同用法:既可以做「妓女、婊子」解(類似英文中的bitch),也可以做一般性發泄情緒的語氣詞(類似英文中的shit)。放在3月19日的語境中,很明顯是採用後一種情緒發泄、而非定向人身攻擊的意義。

然而中國使館的邏輯是:既然你們可以在報紙頭版上說「媽的」,為什麼不允許我們說邦達茲是「小流氓」?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實際上是在混淆視聽,將對政策發泄不滿和對個人進行攻擊混為一談。運用同樣邏輯的,還有《討論》一文中理直氣壯質問「法國不是連上帝都可以褻瀆嗎?」,言下之意是,既然上帝都可以褻瀆,褻瀆個把凡人就更不在話下。然而現代意義的政教分離和法治原則恰恰在於:作為言論自由的表現,可以批評甚至攻擊宗教(例如最近法國沸沸揚揚的「米拉事件」,以及馬克龍明確表態捍衞的「瀆神的自由」),但不能攻擊作為肉體凡胎的教徒,後者在民刑事上享有一系列權利的保護。

而中國使館舊事重提的「《巴黎人報》發推使EHPAD一詞」,雖然有明顯的泄舊憤痕跡,卻仍是整個事態中最有新意的一筆。

2020年4月12日中國使館在官網上發表《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一名中國駐法國使館外交官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察》(雖然並未署名,但外界一般認為出自盧沙野之手,或至少得到其授意),其中聲稱在疫情初期,「養老院」(該文法文版本用詞為EHPAD)護士曾拋棄住院老人。但EHPAD是法國「無自主能力高齡人口居住機構」(Etablissement d』Hébergement pour Personnes Agées Dépendantes)的特定稱呼,因此該文引發法國政界和輿論的不滿,也導致了盧沙野本人被法國外長召見,成為疫情初期體現兩國關係不睦的最重大事件。

事件發生後,中國使館將引發爭議的文章刪除,但數日後發文辯解稱「法國媒體也廣為使用EHPAD指各國醫療養老院。比如,《巴黎人報》4月18日在推特上就曾使用,稱『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護理人員拋棄』。該詞也被LCI等多家媒體使用。」

經檢索後不難發現,《巴黎人報》相關推文的確屬實,如今仍可檢索到,但這一推文是根據網站文章自動生成或者手動發表的,而網站文章在標題中使用Ehpad一詞後,當天即進行了修改(從標題下方修改時間可見),修改後從題目到內文僅出現過一次該詞,即介紹魁北克省「長期居住與照護中心」時解釋稱「即魁北克對應於Ehpad的機構」。

可見,《巴黎人報》在用詞不嚴謹之後,當天即進行了更正,但舊有痕跡卻留在了推文中,成為中國使館的一個口實。而在LCI網站上相關文章中,雖然正文其實通篇都並未使用這一字眼來指稱加拿大養老院(唯一一處使用方式和《巴黎人報》相同),但標題卻並沒有像《巴黎人報》一樣足夠謹慎,導致更坐實了這種指控。

可見,中國駐法使館在一年時間裏兩次援用法國媒體的表述,其實是利用法國媒體操作的瑕疵(必須承認,法國媒體的職業水準遠非無懈可擊),完成了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看到這種指控中有報紙名稱、有日期、有發文平台,會大概率地認為此言不虛。雖然這種信息扭曲經不起進一步的探究,但對於滿足公眾的淺層資訊需求、散播疑心、定向突出於己有利的碎片信息來說,卻是卓有成效的,這也是「今日俄羅斯」(RT)、俄羅斯衞星網(sputniknews)等外宣機構在歐洲展開信息戰的典型手法。外界往往通俗地將這種俄式信息戰稱之為「假新聞」(Fakenews),而嚴格意義上的「假」新聞固然已經被大量炮製,但這種具有一定真實成分、卻意在信息扭曲和操控的手法,卻比純粹的「假」新聞更隱蔽、更難以對付。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和外宣的「俄羅斯化」,是這一波「戰狼外交」中最值得矚目的動向之一。頗具巧合意味的是,就在中歐雙方互相施加制裁措施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訪華,中俄雙方發表《關於當前全球治理若干問題的聯合聲明》,兩國事實上的結盟已經呼之欲出,而這種「俄羅斯化」也不難獲得更大的動能。

2020年8月26日法國巴黎,法國前總理尚比耶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左)坐在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Lu Shaye)旁邊。

2020年8月26日法國巴黎,法國前總理尚比耶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左)坐在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Lu Shaye)旁邊。攝:Cyril Marcilhacy/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針對官方:刻意藐視和分庭抗禮

再次,此次盧沙野的矛頭不僅指向了研究人員和媒體,更非常罕見地同法國外交部掰起了手腕。這種對官方機構的刻意藐視姿態,是這一波「戰狼外交」進化的另一個重要標誌。

3月22日,法國外長勒德里安針對盧沙野連發兩條推文,一條稱「在我們同中國的關係之間,沒有針對共和國民意代表和研究人員進行侮辱和試圖恐嚇的餘地。我們保護那些體現言論自由和民主的人」,另一條稱「中國駐法大使的針對民意代表、研究人員和歐洲外交官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我已要求召見中國大使,向他堅決重申這些信息。」

然而面對法國外交部的召見,中國駐法使館卻回應稱,大使盧沙野22日當天另有行程,23日會到法國外交部,針對歐盟制裁和與台灣有關的問題「向法方提出交涉」。

很明顯,這一回合交手中,中國使館不惜打破外交慣例和禮儀,拒絕法國外交部的「召見」,以爭取一種表面上的戰術主動權。

在外交慣例中,「召見」是一種半強制性的行為,這種性質來自於東道國和派遣國之間天然存在的主賓關係。所謂「客隨主便」,駐外使館在面對東道國召見時,除非有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否則這種召見應當在日程上佔據絕對優先位置,其他一切既定安排都應為此讓道。但中國使館在明知這一點的情況下,依然刻意將日期推後一天,單方面將此次見面的性質改為上門「交涉」(並且在國內以這種口徑大肆宣傳),以示「不吃這一套」,從官方層面上分庭抗禮。

倘若換位思考,如果中國外交部召見法國駐華大使,而後者明明人在北京,卻以行程為由拒絕,刻意推後一日上門交涉,恐怕中國人會條件反射地理解為「太上皇做派」「帝國主義嘴臉」「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等等;由此不難想像(雖然不能完全等同),當盧沙野拒絕法國外交部的召見時,給法國朝野和整個歐洲外交圈留下何種印象。

這種戰術上嘗試奪取主動權的做法,是否在戰略層面上同樣能起到效果?恐怕不同立場會有不同判斷。一方面,法國同樣在戰術層面進行了反制。盧沙野聲稱要針對歐盟對華制裁和台灣問題提出交涉,法國方面並未否決此次會面,但有報導稱勒德里安並沒有給盧沙野機會,在對方開口提及台灣問題時便予以打斷;另一方面,已經有不具名外交人士表態稱,「我們不想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士,但我們希望停止攻擊。他的態度與其尋求共同點的角色不相符,反而已成為法中關係的問題。」法國外交部亞洲司還稱盧沙野是「兩國元首所表達政治意願的障礙」。這些表態實際上暗示,盧沙野已經走到「不受歡迎人士」的邊界上。

不過從盧沙野這一方看來,所謂戰略上的勝利,恐怕既不是衝撞紅線後免於被驅逐,也不是代表中國同法國「尋求共同點」,而是在其自身與當下方興未艾的戰狼外交之間、或者說是與最高領袖之間「尋找共同點」。如果法國投鼠忌器,不願冒着徹底撕破臉的巨大代價來驅逐盧沙野,那麼這次衝撞紅線就算成功;即便法國通過外交渠道以彈性手段促成盧的調任,他仍然可以作為「在外交戰線上堅決捍衞國家利益」的代表而獲得政治紅利。從中共官僚系統的上升通道來看,這種着力點並非是單線程的,尤其以其從加拿大調任法國的經歷來看,即便因為履職受阻而再次調任,只要和最高領袖之間形成共鳴,便不會構成仕途上升的障礙。

2020年7月20日中國北京,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儀式。

2020年7月20日中國北京,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攝: Cui N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戰狼外交本質上是一場「選美比賽」

中國駐法使館近期的一系列舉動,很難說是整個外交口上統一部署的「規定動作」,更大程度上是盧沙野的個人「即興發揮」,因為從中國駐美、英、德、意等國使館的官網公開表態來看,除了近期因為新疆問題、歐中相互制裁而引起的外交爭端外,基本仍維持常規做派,沒有一處像中國駐法使館一樣、在過去這一年間頻頻發炮。另一位以「戰狼」形象為外界所側目的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據法國和瑞典媒體稱,他在兩年間被瑞典外交部召見40餘次,但其本人否認均屬「召見」性質),從他去年年底接受《快報》專訪的表態來看,甚至可以說頗諳剛柔相濟的外交之道,遠不如盧沙野殺氣騰騰、睚眥必報。

據法國媒體此前分析,盧沙野的種種舉動,背後可能有個人政治晉升野心的成分,但同時也順應了「戰狼外交」更具攻擊性的趨勢。

《觀點》(Le Point)雜誌在2020年4月底的一期中國專號中,將這種戰狼風格稱之為中國外交的「新紅衞兵」,並特別點名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駐法大使盧沙野、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戰狼圈」的骨幹力量。該雜誌引述法國前任駐華大使黎想(Jean-Maurice Ripert)的分析稱,中國缺少一種「談判外交」的傳統:中華帝國自視為世界中心,其領導人直到20世紀都不大習慣於處理國際關係。毛澤東就是這種類型,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試圖填補這條鴻溝,但習近平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他們不要求大使去談判,或者讓中國顯得更友好,而是要去捍衞它。」黎想不無諷刺地稱,中國各駐外大使的強硬姿態,本質上是一場「選美比賽」,而目的只有一個——「取悅君主」。

而盧沙野從駐加大使到駐法大使的躍升,則是這場「選美比賽」最直接的獎賞展示。因為按照一種《動物農莊》式的邏輯,在中國的外交話語中雖然「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有些駐外大使比其他大使「更加平等」,駐美、英、法、德、俄、日、朝、印度、巴西九國的大使,具有副部級標配。盧沙野在駐加大使任上,雖然孟晚舟事件導致兩國關係急轉直下,而且他咄咄逼人的風格無助於事態緩解,卻由此得到高層認可,從駐加大使調任駐法大使,意味着跨上了至關重要的副部級台階。而且在上述九國大使中,1964年出生的盧沙野屬於最年輕之列,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更加廣闊。

加拿大漢學家佩耶特(Alex Payette)用一種頗富「克里姆林宮學」色彩的方式觀察中國的「戰狼」外交,認為盧沙野在2015-2016年間曾出任中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長,這使得他有機會同主管政策研究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王滬寧接觸。而盧沙野的履歷中自然也同前外交部長、現國務委員楊潔篪多有交集。這兩點對於盧沙野在政治上的升遷不無裨益。這種「克里姆林宮學」很難說有多大的準確預判性,但從近期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楊潔篪的表現來看,盧沙野無疑是當下駐外使節中最得其衣缽真傳的一位。

2021年3月18日美中會談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外交部部長王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

2021年3月18日美中會談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外交部部長王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攝:Frederic J. Brown/Pool via Reutets/達志影像

結語:「戰狼外交」的另一種啟示

中國駐法使館近期一系列舉動中透露的新跡象,是否會促成「戰狼外交」的總體升級迭代?目前看來還很難下這種定論。畢竟,種種舉動中都有強烈的盧沙野個人色彩,很難輕易推廣到其他國家。即便盧因此在這場「選美比賽」中佔據有利位置,引發同僚豔慕效仿,但整套外交思維和語彙模式的改變,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像俄羅斯一樣短兵相接、主動出擊的風格,需要具有極富手段的專業人才,以及整個體系相當程度的容錯能力,這對於中國外交而言仍然是短板所在。

在很大程度上,郭嵩燾對晚清外交的十二字評論「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對於當下並未完全過時。當然,「怕」和「蠢」的因素已經褪去很多,而「蠻」和「詐」則推陳出新。面對這種挑戰,道義感不能代替現實應對,對「一味蠻」的鄙夷不屑,也不能遮蔽對「一味詐」的警惕和拆解。

在15年前出版的《狼圖騰》當中,姜戎從漢人視角出發,對「狼性」頗多讚美,對農耕民族(以漢族為典型)的劣根性進行了嚴厲批判,這種立場瑕瑜互見,不乏爭議聲音,甚至被德國文學批評家顧彬斥之為「法西斯主義」,但耐人尋味的是,15年之後,在「戰狼外交」興起的背景下,相關語境卻時移勢易,彷彿換了人間。在某種意義上,曾經以堅船利炮扣開中國國門的歐洲人,如今在戰略上已處於守勢,變成了數字時代的農耕民族,而中國作為一個野心勃勃的後來者,對歐美既有秩序發起挑戰,彷彿狼群闖入農耕民族的領地,「戰狼外交」既有時代的偶然性因素,同時也很難說完全出於偶然。

無論對於力圖捍衞價值觀的歐洲人,還是對於力圖在廢墟中有所重建的中國人來說,面對「戰狼」,只停留在「友邦驚詫」或者鄙夷不屑的層面,是遠遠不夠的(這甚至可以說正是「農耕民族」的軟弱和逃避表現),即便無須像姜戎一樣完全折服於「狼性」,也必須努力分析其行事邏輯、手段和強弱,甚至在必要時從對手身上借鑑,才能真正有效地予以羈束和回擊。

而從更大的政治生態來說,「戰狼」及其代表的壓迫性中國外交風格(在更廣泛意義上還包括俄羅斯),對歐洲而言亦是福禍相依之事:從「一帶一路」以來,中國對歐洲內部的離心作用已經相當明顯,尤其在中東歐和南歐已經開始接出果實,但自疫情經年未息、又疊加新疆事態發酵之後,「戰狼外交」(以及中國對歐洲開出顯著超出對等範圍的制裁清單)加速了歐洲下一階段在相關問題上的重新定位和立場整合。狼群環伺,對歐洲固然構成威脅,但未嘗不構成一種契機。正如法國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研究員顧德明(François Godement)所言:有史以來第一次,歐洲、美國和亞洲多數國家萌生出一種「集體意識」,共同將中國視為21世紀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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