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翻译家”李静宜：1989年以来，最了解李登辉的人

不论你用什么标准来看，李静宜可能都是台湾最畅销、读者群最广泛的“译者”之一。

她翻译的《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一共加印了四百多刷、将近一百万册；2020 年曾占据畅销文学书榜首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也是出自她的译手。

但若要论读者数，她还有一项“作品”，恐怕才是几乎每个台湾人都读过的：她曾担任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文胆；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几乎所有文告与谈话，都曾经过她手。

比如 1995 年李登辉访美期间，在康乃尔大学发表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后来几乎成为李登辉生前在台湾流传最广的名言——这篇讲稿，就是李静宜操刀撰写的。

如果不说，大概很少有人猜得到，身材娇小、笑容腼腆的李静宜，曾经为台湾总统李登辉写过无数讲稿。不过身为总统文胆这种事情，当然不能随便让人知道，一直到李登辉卸任、李静宜出版《近写李登辉：红树林生活笔记》之后，才终于在书中揭露。

然而李静宜并没有因为总统文胆的身份而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三任总统任期中，她依然每天到总统府上班，白天埋首在公文堆里，晚上则继续执起译笔，在书海之中笔耕，从 2004 年至 2017 年从总统府退休之前，一共翻译了近 30 本书，产量未必逊于专业译者。而退休之后的李静宜，更开了一间出版社，一人兼起编辑、翻译的角色，日子并不比在总统府时还要清闲。

李静宜原本以为，帮李登辉拟稿的往事，大概只会埋在自己心底——直到李登辉于 2020 年七月传出身体状况恶化，李静宜每天看着新闻，心绪跟着起伏不定，回忆也因为搅动而卷上心头。深怕琐碎记忆流逝的李静宜，于是决定给自己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作，记录自己与李登辉共事的片段与感想，最后赶在李登辉奉安入土之前，出版了《漫长的告别》。

和李静宜约访，她的助理给了一个台北城南、位在河畔的地址，说可以直接到李静宜退休后开的出版社拜访。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出版社就在一幢寻常的住宅大厦里，“我家就住在楼上，每天上班、回家，就是坐电梯上下楼而已。”

这种安排，确实很适合她这样的“工作狂”——事实上，二十多年前她和丈夫之所以把房子买在这里，一部分原因就是距离总统府不远，“我可以傍晚回来陪孩子吃饭，晚上再回总统府加班。”李静宜笑着如此说道，语气却全无抱怨的意思。

永远的“李总统”、身后的“李秘书”

就某个意义来说，李静宜和李登辉一样，都是 1990 年代台湾的缩影。

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于 1988 年因为蒋经国过世而继任总统的李登辉，一直到 2000 年才卸任，任期贯穿了整个 1990 年代，也为不少八〇后的台湾人，铺垫了儿时记忆的时代背景。

今日德国有个玩笑是，有些德国小孩从小大到只看过梅克尔当总理，于是以为总理是一个只能由女性担任的职位。这个笑话，在台湾也有另一个版本：有些八〇后台湾人小时候曾经以为，总统是只能姓李的。

巧合的是，李静宜的公职生涯，几乎就是和李登辉的总统任期同步开启的。

1988 年，李静宜通过外交特考，开始进入外交部的发言人办公室工作；当时台湾刚刚解严，新闻媒体百花齐放、有几十家报社，而她一开始在外交部的工作，就是负责新闻联系，“那时每天看记者在走廊上来来去去，都能感觉到无限的可能性。”

现在回看，李静宜的公职初体验，确实充满了 1990 年代初台湾热钱涌动、乐观向好的社会气氛。

“现在很难想像，但当年的台湾人，每天都会有种又获得多一分自由的感觉，仿佛枷锁正在一个一个解开。”

出身云林虎尾的李静宜，就连讲起国语，也都是 1990 年代的口音——那是本省人受过“正音国语教育”后的腔调，声线悦耳、音频柔和，但某些卷舌音的咬字却又格外标准，带着矫正后才有的清晰感，就像李安《饮食男女》里朱家大姐讲的国语那样。

然而李静宜并没有在外交部停留太久。同样是 1988 年，原本在史瓦济兰（Swaziland， 2018 年改国名为史瓦帝尼，Eswatini）担任大使的邱进益受召回国，进入总统府担任副秘书长。“邱进益毕竟是出身外交体系的嘛，可能觉得外交部的人比较耐操（台语词汇，意指很能吃苦），所以就开始从外交部找人，想借调去总统府。”

当时正准备受外交部派送出国进修的李静宜，连签证、护照都办好了，却在听到总统府的征人消息之后，决定去面试看看。“其实也没什么原因，每天在外交部上班都看得到总统府，但还是好奇在里面工作的感觉，所以就想试试看。”

因为这种理由而自愿转调总统府，在当时许多人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李静宜在总统府人事室报到时，承办职员还不解地问她，“你为什么要来总统府，薪水比较少你知道吗？”李静宜这才知道，原来总统府的薪水比外交部少了四分之一。

于是一只好奇的小白兔，就这样闯入了台湾政坛的权力中枢，一待就是近三十年。

“如果是元旦，讲话内容就必须激励大家往哪个方向努力，语气要很阳光；如果是除夕，则要很温馨。”

90年代：世界向台湾敞开大门

虽然李静宜自己说，调任总统府没什么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换个尺度来看，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当时正在迅速转变的世界局势与两岸动态。

“之所以要让外交人员进入总统府，就是因为李登辉想要推动『务实外交』、引入新作法，因此需要有外交底子、英文能力不错的人。”

李静宜回忆道，她 1989 年底进入总统府时，台湾的景气正好、共产阵营也颓势尽现，而中国大陆又刚发生六四事件，国际局势仿佛突然就在台湾人面前敞开了大门。“你会觉得那个环境是新的，而台湾在那个世界秩序里面，是可能会有一席之地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李登辉上任后做了很多突破，不只亲自出访与中国大陆维持邦交的国家，也开始在大量无邦交的国家增设代表处。这种新的路线，除了打破台湾过往“汉贼不两立”的外交心态之外，也反映了李登辉不再坚持中华民国是“正统中国”的唯一代表，并开始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此外，李登辉也开创出很多“非典型”的出访行程，比如 1994 年以“度假”名义出访菲律宾、印尼、泰国，接着又在前往哥斯大黎加和南非的途中，以“过境”名义在美国停留——所谓的“度假外交”、“过境外交”，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因为“务实外交”而进到总统府的李静宜，最后为何会成为总统的文胆呢？这个问题，就连李静宜至今也不得其解，只能解释是自己近水楼台。

“我当年在总统办公室工作，所有的公文、讲稿本来就会经过我的办公室。”对文字敏感讲究的她，为了让讲稿更贴近李登辉的语气，开始顺手润饰起转呈的文稿，于是久而久之，拟稿、改稿就成了她的工作。

“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会写讲稿、文告的人，但看多了就会慢慢找到逻辑。”二十多年下来，李静宜也摸索出了些心得。

比方说，拟稿前她首先会厘清讲话的场合和性质，“如果是元旦，讲话内容就必须激励大家往哪个方向努力，语气要很阳光；如果是除夕，则要很温馨。”其次则要确认，总统有没有重大的政策或讯息，需要借由某个场合宣布，不论直白或隐晦，李静宜都得想办法将讯息包装在演讲稿里。

但李静宜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必须适应总统讲话的口气——为此，她甚至还会在稿子上，帮李登辉标出换气的时间点。“我们当然可以把稿写得很好，但如果那不是他的口气，演说就会像在念稿子，但我们又不能让大家这么觉得，所以帮不同总统拟稿时，我的写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这些要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困难——尤其是最后一点，如果不是真的长期贴近总统，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再说，李登辉往往只会提供一、两个他想表达的重点，剩下的讲稿内容，则必须由李静宜自己建构，如果总统对拟稿、改稿的人不够信任，那么李静宜也很容易做白工。

被视为李登辉心腹、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苏志诚，在《漫长的告别》的新书发表会上，就这样挖苦过“其他总统”。

苏志诚说，有次某个总统找李静宜改稿，她尽责地改完之后，还附上一个签条，说明自己改稿的原因，然而稿子上呈之后就没了下文。几天过后，总统演讲的内容，依然是李静宜改稿之前的版本。

“所以说总统有两种：一种能信任部属，一种坚持己见、刚愎自用。哪种好？我不知道，因为我只追随过一位总统，但你们可以问问李静宜，她经历过四位总统，应该是能比较高下的。”苏志诚当时语带玄机地如此说道。

被问到这件事时，李静宜又腼腆笑了。“其实我只有在李登辉任期间，做过专职拟稿、改稿的工作；后来有些总统希望我写稿，我都会婉拒，偶尔真有需要时才会去帮忙，但我不是专责的人，而且后面几届总统的讲稿、文告，也都有一个团队在负责。”

李静宜总觉得，总统说话必须要有高度，不该讲枝微末节的事情，“太多细节一来很容易被挑毛病，二来又太琐碎，容易让人分心、感觉不出力量。”

但究竟哪个总统好、哪个不好呢？如果你直接这样问李静宜，她自然是不会明说的。

两岸风云中的“国家级”翻译

还有些幽微的差异，李静宜说，或许是做翻译的人才能懂的。

有一次，李登辉要在“国家统一委员会”致词，因为涉及两岸政策定位，事前必须由多个部会和幕僚召开会议，共同协商致词内容。“后来各个部会东一句、西一句，写出了一篇拼装文稿，李登辉看了并不满意，于是便交代我全文重写。”

国家统一委员会

然而撰稿会议成员收到李静宜重写的讲稿之后，却将讲稿最末的一个动词，由主动语态改成了被动语态。李静宜得知之后，坚决不愿妥协，“主动语态才能给人雄心壮志的印象；改成被动语态，只会让语气在最后变得疲弱，严重影响演讲的气势。”

李登辉后来曾和李静宜说，“我心里想什么，你是最清楚的。”

多年之后，曾有不知道李静宜就是总统文胆的朋友和她说，以前帮总统写稿的人，句法比较有逻辑；李静宜认为，这或许就是她长年翻译、在中英文语境之间来回穿梭的意外好处，能留意到中文有时不太严谨的句法结构。

“很多人说中文没有『文法』，但如果做过翻译就会知道，一些稍微细微的更动，也能带来幽微的变化。比如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一个动词，语气的强跟弱，也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也就是因为中文没有非常明确的文法规则，所以要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写法，反而并不容易。”

话说回来，帮总统写稿，有时也的确就跟翻译没什么两样，都是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试图重建讲者／原作者的旨意，帮助语言两端的人彼此沟通。

由于李登辉的教育背景非常复杂，说话会夹杂国、台、日、英语，所以很多人总认为他讲话是跳跃式的、很难听懂，因此李静宜必须用大部分人能理解的方式，再帮他重述一遍。

“有人会觉得，李登辉讲话时经常前后两句没有关系，但那其实是因为他中间省略了些东西，所以我就必须想办法把中间那段补起来，但这些都需要和他长期互动，才能做得到。”

还有一次，李登辉要李静宜以他的名义，写一篇司马辽太郎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文，让她伤透了脑筋。

为了以李登辉的视角悼念司马辽太郎，李静宜于是找出了李登辉 1993 年和司马辽太郎见面前后阅读的书籍和谈话记录，试图重建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互动的“上下文”，最后写出来的结果，让李登辉大为激赏。为此，李登辉后来曾和李静宜说，“我心里想什么，你是最清楚的。”

仔细想想，这种回溯“上下文”的转译，跟书籍翻译也有几分相似——有时作者的原文太过刁钻，无论如何就是看不懂，译者也是只能搜寻原作者的经历、引用的书籍，如此反覆推敲，才能逼近原意。

还有一种转译的意境，则是像她这样“历经四代总统”的事务官，才能体会到的。

“每次政权交替，就会有批新的政务官上任，他们总会需要熟悉环境的人，当他们和基层官僚的沟通桥梁。”而这种桥梁般的转译工作，就会落到李静宜这样的人身上。“其实我早在 2016 年就能退休了，之所以拖了一年，就是因为府方希望我能留下来帮助新上任的政务官熟悉环境。”

对李静宜来说，“转译”和“拟稿”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很多时候也是双向的——在读者的心目中，李静宜的翻译作品一向以“口语化、很好读”为名，或许就和她长年为总统写讲稿有些关系。

“我总觉得，书就是要拿来读的，不流畅、不通顺是不行的。我不喜欢让文字读起来不通顺，或是要读个两三遍，才能知道在说什么，但翻译书经常就会有这种问题、容易有翻译腔，所以我总会想办法重组句子，从头思考一句话如果是用中文写的话，我会怎么写它，而不是单纯把英文语句翻成中文而已。”

然而翻译终究是翻译，不能逾越译者身份、替原作者代言——就和为总统拟稿一样，李静宜终究不是总统。“译者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原作者的文风，不能距离原本的意旨和风格太远，也不能只想着要满足自己的创作欲。”

第二人生：真正的翻译

这种对文字近乎洁癖般的严谨要求，也是李静宜在退休之后决定开出版社的原因之一。热爱“社会写实派”侦探小说的她，一直都是约翰・哈威（John Harvey）的粉丝。

“在约翰・哈威的小说里，主角都是同一人，所以我很希望系列译本里的主角，都能维持同一个讲话的口气。然而一般出版社总有其他考量，很难每本都找同个译者来翻译，但换了译者，主角的语气又会出现变化。”

于是乎，希望让约翰・哈威的主角能在系列中保持同个语气，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书”的李静宜，还没等到正式退休，就先请丈夫登记创立了间出版社。现在的她，工作节奏几乎和退休前没有不同——白天处理编务，晚上专心译稿。

这并不是李静宜第一次在出版社工作。“当年念研究所时，硕士论文写着写着，突然有点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干嘛，于是就先去找了份工作。”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版业是最蓬勃的产业之一，很多出版社几乎是每一、两个星期就会招募新人，人手永远不够；李静宜当时看到牛顿杂志出版社在招编辑，于是便去应征。

“面试时总编辑告诉我，我的英文很好，但他不知道要让一个学外交的人进去做什么。”哭笑不得的李静宜，于是和他说，不如就干脆录用自己、 看看到底能干嘛，没想到总编还真的被说服了。

说到这里，李静宜露出了苦笑。三十年前刚解严时，出版社还缺人缺到先录取再说；现在轮到自己退休、能够开出版社了，出版却成了这么难赚钱的行业。

当年进入牛顿出版社之后，出版社把其他编辑不想做的工作，都丢给了她，而她接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哲学辞典。“一接下这个工作，我就知道为什么没人想做。我把书稿的原文发出去找人翻译，没想到因为实在太难，根本找不到译者愿意接案，但我每个月还是得交代进度，于是只好开始自己翻译。”

于是李静宜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开启了自己的翻译人生。后来她又陆续接下了科学辞典、伟人传记漫画书的编辑工作，愈做愈开心，就连自己考上了外交人员，都还在犹豫是否要保留录取资格，先在出版社做完一年，再去外交部上班。

有趣的是，明明在总统府做了快三十年的公务员，但李静宜却一直说自己不喜欢当公务员，“其实我是非常害怕一成不变的工作的。”当年之所以成为外交官，只是因为联考分数刚好落到了政大外交系，然后顺理成章地又念了个外交硕士、报名了外交特考。虽然她语气轻松，但在当年保守的气氛下，女性在外交部里十分少见，李静宜报考那年，只开放了两个女性名额。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限制女性名额的作法有点不可思议，但当时很多长官对于使唤女同事有所顾忌，他们怕你体力不好、又有安全顾虑。如果我继续留在外交部，不一定真能做到退休。”

那个时代的保守气氛，也可以从苏志诚在新书发表会上讲的小故事看出。李登辉得知帮自己拟稿的人就是李静宜之后，也感到非常诧异，还告诫苏志诚不能和别人说——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三十岁不到、刚进总统府的公务员，能替国家元首写稿，政治界大概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公开了，李静宜可能就没法继续做了。这与今日流行的总统幕僚年轻化、请网红宣导政令的气氛，大不相同。

“所有上呈总统的公文，都会经过我手里，但出了办公室，就什么都不能说。再说，这种工作如果曝光了，难免就会遇到别人请托，但我们又必须避嫌，所以我都觉得这份工作做久了会没朋友。”

于是虽然亲戚、朋友都知道她在总统府工作，却都不知道她的工作内容。

在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里，有次李静宜的弟弟在她家借住，和朋友正讲着电话，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插播进来，说有个重要电话要进来，要他把电话挂掉，原来是因为李登辉有事急着找李静宜，一直打不进来，所以就叫电信局把电话插播了进来。

“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不会把公私领域划得太清楚，做这份工作就是觉得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在待机，老板随时打电话来找你都是正常的。我爸妈公婆都不知道我在干麻，只觉得奇怪，没看过公务员这么忙的，直到《漫长的告别》出版之后才恍然大悟。”

现在的她，觉得自己像绕了一圈，在总统身边经历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之后，才发现自己始终都在努力做好“翻译”这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