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虐猫社群·下篇】肆意的虐待：动物保护的执法立法有何争议？民间保护行动有何代价？

李悦然第一次听说虐猫者形成了组织，源自一起经过精心策划来袭击流浪猫的事件。

生活在上海的李悦然与两只猫咪相伴。去年，她开始使用“街猫”App，这是一款可以让用户远程喂养流浪猫的软件。该公司在大陆数个城市铺设装有摄像头和投食器的智能猫屋，用户可以实时观看流浪猫吃食的直播，App的用户注册数量高达千万。

喜欢看猫直播的人不在少数，一些流浪猫还因为吃食视频在网络上走红，成了网红猫。李悦然也觉得猫直播很可爱，不过，她使用“街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街猫”为照顾流浪猫提供了便利。

然而“街猫”吸引来的不仅有爱猫人士，也有虐猫者。2024年3月，网络上流传一张表格，上面记录了全国上万个智能猫屋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消息很快在用户间炸开，传闻有虐猫社群从“街猫”后台窃取数据并公之于众，虐猫社群内还同时发布了对网红猫的击杀悬赏。

“我觉得街猫是个大公司，我不太相信一群虐猫人士能攻破大公司的IP地址。”电子表格的内容让李悦然震惊。随后，网上开始有动物保护人士呼吁转移各地的街猫猫屋，李悦然也把家附近的猫屋移动到更隐蔽的位置。

几天后，在广东佛山，一只肢解的猫尸被抛在当地智能猫屋的直播镜头下。镜头拍下一个戴白色口罩的男子，他蹲下来，从塑料袋里把猫的身体一块块丢入猫屋。

攻击没有停止。2024年4月30日晚上，“街猫”App的群聊室里突然涌入一群没有注册的人，他们篡改群名，在群里发送猫被剥皮的图片和虐杀视频。

张海知道，这次入侵“街猫”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行动。他是一位大陆的反动物虐待（简称：反虐）志愿者。就在4月30日晚上七点，张海潜伏着的 Telegram 虐猫群组中，有人透露“今晚有猎巫行动”，三小时后，破解App的教程和软件便在各个虐猫群里散播。

在佛山抛猫尸事件后，张海立刻联系“街猫”客服，对方称已报案。当他再追问后续时，客服表示不便透露。佛山的抛尸者后来被警察找到，那是一位20岁左右的男子，警方对其批评教育，但不予立案。事情不了了之，没有人被惩处。

近年来，大陆虐猫事件层出不穷，它们接连不断地登上新闻和社媒热搜。有反虐志愿者如此形容，疫情之后，虐猫事件“井喷式”爆发。不同群体间积攒的社会矛盾、网络“抽象文化”（注：抽象文化是一种近年流行的青年网络文化，特点是用戏谑、娱乐化甚至有攻击性的方式来反讽）的兴起，都在虐猫现象中显影、相互作用。

生命逝去的同时，留下愤怒、悲伤和不解。在流浪猫议题上，政府管理如何缺位，法律对于动物的保护是否足够？中国民间又是如何开展反虐行动的？我们尝试探究最基本的问题，动物保护，难在哪里？

被瞄准的流浪猫

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1年中国流浪猫数量多达5300万只，流浪狗则有4000万。面对如此庞大的流浪动物群，政府并未系统规划过管理方式。流浪猫是否可以投喂、该如何管理，常常点燃网络争议。

管理缺位下，商业资本率先打出“流浪猫经济”的牌。2022年，大陆知名的共享单车企业哈啰推出新业务“街猫”App，在2023年已推广至十几个城市。截至2023年底，仅上海就铺设超过7000台猫屋。

猫屋的外形呈开放式的长方体，内设有投食器、水碗和三个方位不同的摄像头。流浪猫就像是猫屋的“主播”。当流浪猫进入，用户可以购买爱心币以换取猫粮，进行实时投喂和观看猫进食。观看和投喂的功能吸引了大量爱猫人士。

“街猫”承诺推进“抓捕—绝育—放归”(Trap Neuter Return，简称TNR）的方式来控制流浪猫数量，这是国际上较为广泛认可的流浪猫管理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主要是提供资金援助，需要用户在线下帮助流浪猫绝育。根据“街猫”的数据，目前完成 TNR 绝育的流浪猫有4.5万只，一只猫的绝育费用大约三四百人民币，而“街猫”发放的100元绝育补贴仅1.2万份，这意味着多数费用仍然要用户承担。此外，“街猫”也屡次被质疑使用廉价猫粮、猫屋卫生不达标等问题。

“街猫”引发巨大公众争议的事件发生在2023年。当时“街猫”与杭州西溪湿地执法中队合作，将猫屋投放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随后有网友质疑，此举或会让流浪猫变多，破坏公园内的国家保护动物和植物，猫屋随即被撤走。

在知乎问答上出现多条对此事的讨论，高赞评论几乎都是骂声，有人评价流浪猫必须被清理，有人嘲讽“街猫”“纯粹就满足一小部分爱猫人士的需求”。

张海认为，流浪动物的管理问题一直存在，“街猫”的出现更多是把问题“放在台面上”，“首先在（宠物）繁育上就没有禁止，是无计划的繁育，卖不出去的就丢弃，丢弃肯定又会产生新的流浪（动物）。对于弃养、散养这些动物，也缺少合理的管理系统。”

《2024年中国宠物管理白皮书》指出，流浪猫狗的泛滥，主要源于人类对动物的遗失和弃养。中国宠物市场的消费规模高达数千亿元，且仍在逆势增长，但宠物业繁育、饲主弃养问题仍然缺少约束。

2019年，官媒曝光过无人监管的地下宠物繁育场，该地猫狗多数未接种疫苗，因恶劣的健康和饮食状况，死亡率过半。这些不受保障的猫狗的命运，通常是以200-500元的价格被卖给全国的猫狗贩子。

大陆泛滥的宠物繁育问题，也早已扩散到港台。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曾指出，广东佛山的某宠物市场存在非法走私幼犬来港的现象，该市场的动物没有防疫措施和健康保障。2021年，台湾也有渔船被曝光从大陆走私154只品种猫。

“因为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饲养成本也很低，从那边进货来台湾能翻倍赚。”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SPCA）的执行长姜怡如对端传媒表示。

替代系统管理的是不定期的整治和扑杀。在中国，流浪动物问题多数由公安机关主管，少数城市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管等部门负责。近年来，合肥、泉州等地方政府以维护城市环境和秩序为由，展开过流浪动物专项整治行动。

“中国养宠家庭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养宠是很普及的现象，但是针对这方面没有约束的话，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流浪动物，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猫问题、人狗问题。”张海指出，政府管理缺位时，如果只依靠民间的动保或反虐志愿者的个体行动，效果相当有限。

一些国家在不断完善流浪动物的管理体系。例如，在近半人口拥有宠物的法国，当地政府为缓解流浪猫狗压力，从去年开始规定宠物店只能与动物保护协会合作，销售被遗弃、走失或流浪的猫狗，购买者还须签署证明具备饲养知识的文件，而虐待动物者最高可判5年监禁。

缺乏管理和保护的流浪动物，渐渐成为施虐者易得的虐杀资源。

在 Telegram 的虐猫群里，“街猫”是众矢之的。把流浪猫尸体抛在猫屋的摄像头前，成为虐猫者挑衅和激怒爱猫人士的方法。一些网红流浪猫则被虐猫社群列入悬赏名单中，“街猫”各猫屋的定位长期被公示在社群官网上。

关注厌猫趋势、做校园救助行动的陈玥在追踪虐猫社群时发现，虐猫社群会利用网上的流浪猫争议来吸引更多受众。

她曾在一个声援虐杀流浪猫的社交账号中，看到一条包含 QQ 群信息的留言。她进入群组后，发现群里有40多人，群公告含有虐猫视频集合的暗网截图、网站地址，另有一则虐猫社群公布的网红猫击杀悬赏信息。群组为防止举报设置了禁言。陈玥通过引流渠道找到了存放视频的暗网，“他们会把血腥视频和虐杀的人剪辑在一块，把虐杀视频做成争霸赛的形式。”

2024年3月，Telegram 的虐猫群里出现一张照片，像在戏仿疫情时期防疫人员扑杀动物的场景。照片中有两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手持铁棍和捕捉网，脚边躺着两只猫尸。这条信息获得六个笑脸、三个星星眼。群里为二人发起投票：“谁是你心中的击杀王”。

动物保护的立法与执法

针对虐猫这一行为，真的无法追责吗？

目前，中国有分散的动物保护法律，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和《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这类法律在制定逻辑上，偏向对不同类型的动物作为资源进行管理，能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如《动物防疫法》规定，禁止屠宰、经营和运输未经检疫的动物，该法条就可用于检举非法运输猫狗肉的黑色产业。

但必须指出，中国仍未有一部整全的动物保护法。

近年中国农业部将狗列入“伴侣宠物”而非畜禽，并明确猫、狗为非食用动物。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法条对“伴侣动物”（或称同伴动物）作出明确法律界定，伴侣动物的保护性立法仍然空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钱叶芳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除了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外，从虐杀血腥视频的制作和传播这一角度，虐待动物者也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处罚。这样看来，很多时候虐待动物并非无法可依。

“其实在当下，执法比立法更紧迫。”钱叶芳在上述访问中强调，“执法者不作为、推卸责任，也间接让公众、虐待动物群体以为虐待动物不会受到惩罚，或者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

在实际操作中，执法难是志愿者常常要面对的坎。因为没有针对“伴侣动物”的统一法律界定和相应保护法，当志愿者以“寻衅滋事”、“传播血腥视频”等条例来报案时，警方常常不愿管。有从事动物权益的律师提及，对于判断虐猫者是否违反这类条例 ，警察个人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在该律师经手的虐待动物案件中，警方立案的比率约为百分之一，立案成功的原因是志愿者在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

“有的（办案人员）回复说，杀条鱼拍视频教大家做菜，算不算血腥暴力视频？”张海回忆，“但是以食物为目的的宰杀，和以取乐为目的虐杀，它能是一回事吗？”

美国休斯顿大学市中心分校的副教授 Peter Li，多年来专注于东亚政治和中国动物法律与政策研究。Peter Li 对端传媒指出，“执法难”的本质还是在于法律界定不明确。以香港为参照，香港于1935年通过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此后仍有猫狗肉买卖，直到1950年的《猫狗规例》明确禁止杀猫狗卖肉，才取缔了猫狗肉的产业。

“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通常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办案。如果法律在特定问题模棱两可，又可能给执法和司法任意解读的空间。” Peter Li 表示。

回溯2006年，已有24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反虐待动物法》；直到今年的中国两会上，也有多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制定伴侣动物保护法和管理法》。但近20年来，中国的动物保护法仍未完善。

为什么在中国立一部完整的、专门的动物保护法那么难？

在 Peter Li 看来，原因有多重，其一是“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养殖业为例，如动保法通过，养殖厂必须改善养殖方法和动物生存环境，由此带来的成本或许会令养殖企业利益受损，也可能造成肉价上涨。其次，掌权的政治精英对动物的价值判断也有影响，许多政府高层曾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的“苦日子”，会预设人的经济利益高于动物权益。

从现行立法中也能折射出国家看待动物的态度。根据《中国环境报》的报道，动物法学者钱叶芳指出，中国在八十年代更多是把野生动物看作资源来管理，后来随着生态观念的发展，相关法律才增强了保护色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则表示，在中国设计动物保护的现行分类法中，多数把动物视为自然资源或财产来保护，“作为资源实际上更多的是利用，这会导致动物福利保障打折扣”。

大陆网络上有诸多反对动物保护立法的声音，“动保思想源于西方”是常见的观点。一些反对者认为，动物保护是西方的价值判断与“中华文明”不合拍。

“‘动物福利’‘动物权利’这些用词确实是从西方引进的，”但 Peter Li 强调，动物保护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古代就存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道教经典和朝代都禁止踢打家畜、捕捉冬眠动物、破坏巢穴以及骚扰或恐吓动物等行为；多个朝代的皇帝都会在祭祀、祈福或悼念等特殊时期“断屠”，在全国停止屠宰牲畜和捕鱼狩猎。这些观念都体现了古代尊重动物和自然的历史传统。

保护动物是伪善吗？

在大陆互联网上，“动物保护”的话题能轻易招来骂战。为什么要立法保护动物，但不保护同样有生命的路边野草？欧美现有的动物保护法为什么不禁止屠宰场宰杀动物？这类伦理质询不断出现在对动物保护者的批评声中，并将对方认定为“伪善”。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许多人倾向将“动物保护”视为单一主张。但事实上，该议题层次丰富，展现出包含不同立场座标的光谱。

首先，对于动物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学界就有不同观点。参照美国莱特州立大学的哲学系教授 Scott Wilson 的梳理，西方哲学对此建立的理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间接理论”认为，因动物缺乏与人类同等的意识而不具备道德地位，但这一立场仍然要求不伤害动物，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人类的道德；第二类“直接但不平等理论”赋予动物一定的道德地位，动物具有知觉这一点足以成为不直接伤害动物的理由，但当更具理性的人类和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人类利益；第三类“道德平等理论”则认为，动物具有和婴儿或残疾人相似的生理和心理能力，应该拥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

从不同哲学立场延伸到现实层面，目前对于动物保护的策略有两派主流观点：一派主张“动物福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人类可以适当利用动物（如养殖和食用），但有义务保证动物的生活质量，让其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另一派“动物权利”再进一步，认为动物应该与人拥有同等生命权，反对所有形式的动物利用和剥削。

目前，英美等国家的动物保护法，大多采用“动物福利”的理论框架——允许人类因特定利益使用动物，但禁止不必要的施虐。例如美国各州设有不同的《动物福利法》，虽未取缔养殖业或畜牧业，但对动物的处境有人道要求，如美国的多个州都明文禁止用层叠笼养殖蛋鸡，以改善蛋鸡的行动自由。

在司法实践中，对“虐待”的定义仍时有争议。典型一例是2010年加拿大惠斯勒一起轰动性的雪橇犬扑杀事件，一名男子供职于一家经营雪橇犬的公司，公司因生意低迷要求他杀死56只雪橇犬，男子通过枪决和割喉等方式执行了要求。法官判定，该男子在扑杀时考虑了狗的最大利益，此前也考虑过出售或招募领养，最终当事人因对其中九只动物造成不必要的折磨而判三年缓刑。事件引发巨大社会争议，部分民众和当地的爱护动物协会批评案件轻判。

Peter Li 指出，在欧美现行的动物保护法律下，容易判刑的通常是显然“过分的、毫无必要的”的虐待行为，诸如虐杀和暴打。有些争议行为目前还不被法律规管，例如养殖场会通过对蛋鸡断粮多日来让鸡脱羽，进入新一轮产蛋周期，这一方式屡遭动物保护组织批评。此外，欧美也有反对动物福利法的声音，许多来自动物产业的业者。

各国动保法中对“受保护的动物”的定义，以及“虐待”的判定，仍处在各方不断讨论和修正的过程中。值得留意的是，受访的学者、动保志愿者、NGO从业者都强调，动物保护不只是立法问题。

公民教育是另一重要环节。“很多人说台湾的法律走得很前面，但很多民众不遵守法律。我们发现不能只是立法，一定要做教育。”姜怡如提醒。

台湾农业部每年会提拨预算委托 NGO 做公众教育在内的动保计划。除全国性宣导外，TSPCA 也会去往资源更少的偏乡做动保教育。在揭露动物违规事件时，TSPCA 的原则是尽量避开过于残忍和悲情感的内容，将重点放在呼吁公民行动上，鼓励大家参与或检举，“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我们需要大家的协助。”姜怡如强调。

一些网民嘲讽动保人士只关心猫狗这类伴侣宠物。姜怡如指出这是误解，台湾对动物虐待的立法并无是否是伴侣动物的区分，动保法规定的是保护所有脊椎动物，她与团队也一直呼吁公众和政府关心鸟类、鱼类和爬虫等更广泛的动物处境。

“先关心跟你生命最贴近的那些动物，不能说‘如果不能所有动物都保护，那就都不保护’，” Peter Li 说，只有每个人都为自己关心的物种发声，才能一步步完善动物保护权益。

民间保护行动的难题，曝光、举报可以阻止虐猫吗？

回到大陆语境，当前没有完整的反动物虐待法，遇到普通人报案，基层警方常常不愿管。法律途径走不通，反虐志愿者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曝光，即通过施虐者的网络踪迹搜查其真实身份，在社交媒体公开。

然而，志愿者也要承担被曝光的代价。张海提及，曾有卧底志愿者被虐猫社群查到真实身份，其个人信息和手机号被扩散，“会有很多人打电话，如果是女生，会被造黄谣，被发骚扰的信息。”还有虐猫者盗用志愿者的网名和个人信息注册账号，发布虐杀内容，最终志愿者反遭网暴。

怒不可遏时，志愿者周柯曾发短信指责一位虐猫者。对方以一张照片回应，照片里是一只被剁去四肢和尾巴的猫，猫的旁边写着一串号码，那是周柯的电话号码。她立刻报警，警察说要调查核实，但再无音讯。

周柯考虑过起诉对方。但诉讼需要向法院提供姓名、工作单位和住址等身份信息，这些信息也会告知作为被告人的虐猫者。“提起法律诉讼等于说我就是做反虐的人，把我抛到明面上了。”周柯说。

会被报复的风险让志愿者的行动变得审慎。周柯最终放弃起诉。她后来又自责没能更勇敢地维权。

另一位志愿者小程曾多次举报抖音上的动物虐待视频。在他看来，抖音上虐待动物的尺度比 Bilibili 的更大。一些抖音账号展示杀猪、杀活鸡放血的擦边视频引流，提供“商务合作”的联系方式，实则售卖定制虐待不同动物的视频来获利。小程发现，这些擦边视频在多次被举报后不但没有下架，当他发布引用这类账号素材的反虐视频后，反而被平台判定“作品含有涉嫌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他的账号也多次被封。

在不同志愿者的讲述中，举报虐待行为之后，不了了之是常态。

“我们去曝光这些虐杀的时候，我们完全要依照法律，不能有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法律好像是只对我们善良的人起作用，对恶人却不起作用。”周柯说。

而以网络曝光、引起关注和公愤来替代法律后果的作法，也曾激起争议。

一位大学生去年曾因被曝光虐猫，遭学校处分，该男子今年在报考广西桂林某政府单位岗位时，再次被网友举报有虐猫前科，因未通过该单位的“政治审查”而不被录取。官媒新华社发文肯定，指该决定保证了公共服务岗位的品德廉洁。但有评论质疑这是否违背“一事不两罚”的法治原则，而当惩罚力度取决于舆论声量时，讨论容易沦为情绪化站队，应尽快明确虐待猫狗的法律责任。

李悦然遭遇过两难处境。她所在的公司楼下有一只受路人喜爱的流浪猫，后来猫被人毒死。她曾想在网上发帖找出投毒者，但她犹豫了，“我不确定舆论引起的对这个人的代价是否公平，更不确定这样的舆论和惩罚，是否会带给这个世界一点好的改变，还是会再次掀起一场对立的情绪风暴。”她最终选择什么也不做。

不过，让公众关注到虐猫事件，或能够影响到执法层面。张海观察到，如果事件被热议，上级部门下派指示，基层警方便会积极处理；如果仅是从下往上的民间报案，多数结果只是对当事人批评教育，一些派出所还会推托不处理。

对于曝光的做法，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执行长姜怡如有所担忧：曝光会否让问题本末倒置，舆论关注可能反而会让虐待者获得心理满足。在 Telegram 的虐猫群里，也多次有群员转发网友对虐猫者的谩骂来取乐。姜怡如和 TSPCA 团队的处理方式是呼吁报案民众不要事先在网上曝光，以免打草惊蛇影响搜证。但这是建立在有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的做法。

姜怡如续指，台湾各县市政府设有动物保护检查员（动检员），接到报案后动检员会协助调查。据1998年通过的台湾《动物保护法》，如果故意虐待动物致使动物残疾，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罚款，这包括所有脊椎类动物。除触犯刑责的情况外，针对“不当饲养”等更温和的情况，民众还可以请动保 NGO 介入、教育劝导并协助事主改善。

代价

目前在台湾注册立案的动保团体已有上百家，分布在救援、收容、绝育和法律倡议等不同领域。相比之下，大陆反虐行动松散且艰难。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教授 Deborah Cao 在2015年出版论著《Animals in China : Law and Society 》，将包括反虐在内的中国动物保护行动，称作一场自下而上的草根社会运动，“它完全基于志愿，不具备任何正式组织结构，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也没有正式会员”。她在调研中发现，这类行动中最重要的动员工具是微博这类网络社交媒体。

以志愿和网络动员为特征的民间反虐行动延续至今。但这也意味着，无论是被报复的风险还是行动中的心理压力，都落在志愿者个人身上。

做反虐志愿者，逃不开的是虐待影像，这些影像如蛛网扩散在百度贴吧、QQ、Bilibili、抖音和 Telegram 等海内外平台。除了观看，志愿者还要收集、截图和整理这类信息。周柯自认是阅历多、抗压强的人，也一度陷入抑郁情绪。志愿者中曾有一个读大学四年级的女孩，因长期看虐待视频患重度抑郁，周柯劝她退出了所有群聊和志愿工作。

在流动性较高的年轻志愿者中，张海是仍然坚持下来的人。

张海回忆，一开始是最难的，“那时候想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有时，他需要一帧帧细看虐杀视频，动物痛苦的表情反复出现。他的心理和精神受创，医生确诊他患上重度抑郁，需要持续服药。

压力过载时，幻觉袭来。在张海的世界里，气球上长花、身边有人影，还有别人对着自己的嘴吐痰，就像抖音上的训狗主播孙宏对狗做的那样。他听过另一位志愿者也曾陷入幻觉状态，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或者听到看不见的人说话。

暴露在心理健康的风险中，志愿者们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因为我们都是网络上（认识）的，不是生活里的，就算你个人出现了再大的困难，出现了再多的问题，都只有自我消化。”周柯说。

除收集检举证据之外，大陆志愿者还得寻找扩散渠道和媒体资源。一些人小心翼翼地隐蔽自己的真实信息，以免被对方报复。然而大多时候，历经艰辛地曝光之后，也不见得会有结果。

在张海看来，公开曝光施虐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曝光之后，他可能不虐了，但更可能他还在虐。至少他在中间被折腾了一下，只能这么想。”张海认为，真正有效的方法只有立法。

“这个世界不光属于人类”

回忆起做反虐志愿者的理由，周柯追溯到七八年以前，源于一件小事。

她在职业学校当老师。一次课间休息，六七个学生围在一起看手机，有人在尖叫和跺脚。周柯凑过去，受到学生们劝阻。她更好奇，坚持看了手机的内容，一个虐杀狗的视频映入眼帘。

“浑身的血液都僵掉了。”她愣在原地，想不到世界上有这种事情。那时她不养动物，很少上网，一心投入家庭和工作，视频的冲击力“是灭顶一样的”。这所职校的学生年纪大约分布在十五岁到二十岁。往后遇到每一届学生，周柯都会问学生是否看过虐杀动物的视频，无一例外，班里都有人看过。

在看过那则虐狗视频后，周柯开始上网查信息，成为了反虐志愿者。周柯50岁了，同伴来来去去，她成为经验丰富的前辈。疫情后，虐待事件频发，她逐渐对立法失去希望。反虐工作如同不断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但她不打算放弃。她去登山、徒步，以对抗抑郁情绪。

做了两年多的反虐行动后，张海也放下了对动保立法的期待。他的心里反而轻松了一些。“当你不再想改变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不期待结果就不会失望。”张海说，“我现在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应该做的。”

张海养了两只猫，一只是从快要倒闭的猫舍领养，另一只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捡来。如何保护两只猫，在后来的三年疫情里成了让他担惊受怕的事。2021年底，防疫人员入户消杀、处死宠物的事件在网上流传，他在家里的所有房间装上监控，想象如果有人上门消杀该怎么办。

那时他看到一些人反对动物消杀，在网上积极发声并引发社会讨论。也是从那之后，张海开始参与反虐的行动。“我觉得是因为有他们，才延缓了事情发展，让我的宠物没有遭受这种情况。”张海回想，“我应该做这件事，毕竟那些人也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过希望。”

虽然辛苦，周柯和张海还是想继续做下去。每天下班后，张海便打开电脑追踪虐杀者的动态。“我永远看不过去这样的事，”张海说，“人可以为自己发声，但动物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嘴发声，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成为牠们的嘴。”

聊起人和动物的关系，Peter Li 回忆起一个场景。

有一年，他去澳大利亚悉尼开会，和朋友在悉尼歌剧院旁边的咖啡馆谈天，坐在露台上喝咖啡。

相比起当时的动人海景，让他印象更深的是在他们头顶飞翔的海鸟。有时，飞过的海鸟的大便落在桌子上，服务员便走过来，把鸟粪擦掉。这件事让他感慨。

“如果在别的地方，有人可能会用各种手段把海鸟赶走，甚至打死他们，我觉得那样不对。”Peter Li 说，“这个世界不光属于人类，也属于海鸟。”

李悦然、张海、周柯、小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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