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走了，但绿卡“战争”还未结束：反S386法案运动中的美国华人

在疫情来临前，Ting 给参议员打电话，往往选择工作日上午。在反S386法案的微信群里，每当有人号召大家赶紧打电话，她都会按反志愿者小组总结的优先级，一次打20多通电话。

COVID-19给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议会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大选，微信群中也好久没有了声音。直到大选后的12月2日，参议院突然通过了S386，微信群瞬间又热闹了起来，人们急着了解这突如其来的新版法案，商量着该怎么办。这次通过的版本削弱了对华人的伤害，排期上略有变化，又增加了明显的“第九条”：严禁与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入境或改变移民状态。在12月18日国会休会前，参众两院尚未就新版法案达成一致，法案又回到了搁置状态，支持者和反对者只能等待下届国会。

S386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在特朗普执政的末期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突然中断。

反S386运动，尽管相对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并不起眼，却成为不少在美华人与本地政治动员的第一次接触。

族群与配额

“嗨，我想对参议员说，我反对S386法案”，Ting告诉我，在反对S386法案的运动中，如果电话能接通，她会这样开门见山地试图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传达消息。

几通电话下来，她已经轻车熟路。一开始，她还会脱口而出“这个法案是为印度人的利益服务的”，但群里的同伴表示，这样的言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之后，她便会注意自己的用词——尽量不出现具体族裔名称。对民主党议员，她会说法案通过后，职业移民签证将主要被一个国家的移民垄断，这会伤害美国就业市场的多元性；对共和党议员，她会表达说，这会让外包公司侵吞大量就业岗位，损害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工作人员往往会询问来电人的邮编，有时她会说，因为这是全国性议题，所以虽然不是本州居民，但依然想表达自己的意见。

Ting在美国留学，拿的是学生签证，平常的时间比较灵活。她说自己打得远不够勤，尤其是比起支持S386法案的印度裔，她觉得自己打得太不够了。“只有每天打，挨个把参议员电话打遍，才能差不多赶上对方的阵势，对方打电话的量很大。”

S386法案，全称“高技能移民公平法”（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 of 2019），旨在取消美国每年发放的十四万职业移民绿卡的国别配额，按“先到先得”的方式统一处理绿卡申请。

在美国，分给每个不同国籍群体的职业移民配额是7%。即理论上任何国籍身份居民拿到的移民量，都不能超过每年十四万张职业移民绿卡的7%。一旦这一限制取消，那么绿卡申请积压量最大的印度人将成为最大受益者。虽然印度职业移民获得的绿卡占每年绿卡总发放量的52%，但因为申请者数量巨大，积压者众，目前申请职业移民绿卡（EB-2 visa）的工作签证（H-1B）持有者，往往要等待十年甚至更久。中国大陆公民的平均排期则是三到六年。而很多其他国别移民都不需要等待。一旦法案通过，那么所有移民将被“公平对待”，三年缓冲期过后，排期都将变成八到十年。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印度移民绿卡等待人数的积压，是因为一些印度外包公司（Indian Consulting Companies）大量引进印度劳动力，同时滥用工作签证申请。每年各类外包公司拿到的工作签证，足以占总发放量的三分之一。因而美国本土的小公司常常难以与其竞争，甚至无法为本公司员工申请到签证。2019年，仅在EB-2签证领域，就有55万雇员在等候绿卡批准，其中51.2万人来自印度。如果S386法案按原版本通过，从2023到2030年，几乎所有EB-2 绿卡都将发给印度人，其他国家的EB-2职业移民将出现断层。而由于绝大多数的印度职业移民都是高科技行业从业者，届时职业移民绿卡也会大概率单一行业从业者“全取”。

2019年7月，S386法案的众议院版本通过投票。直到当时，不少华人也没有听说过这一法案。有一些人表示了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法案的内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公平”。但很快，各种说法在华人中传开，比如法案的背后推手可能是印度外包公司，又或是法案将会大幅延长之后其他国家职业移民等待绿卡的年限。华人开始感到愤怒。陆续有人成立了志愿组织来研究和反对这一法案，试图阻止它在参议院通过继而成为法律。

但法案真正获得全美华人社群中的普遍关注，是在2019年9月。提出法案的犹他州参议员 Mike Lee 发起第一次“无异议表决”（Unanimous Consent），这是一项参议院制度，它假设“所有人都支持”某法案，如无参议员当场反对，就能绕过投票直接通过。

Ting 记得那是她第一次拿起电话。2019年的9月18日周三。因为第二天据传 Mike Lee 将于参议院发起“无异议表决”闯关。“那是我们第一次真实感到情况比较危急”，她说，“我在的两个微信群，一个本州的群，一个全国群，原本就五十个人左右，那一天都一下加到了五百人满群。大家不停地在群里交流自己打了多少电话，有没有人工接听，分别收到了什么回复。”一时间，社交网络里遍布或已拿到绿卡，或还在等待绿卡的移民转发的电话动员帖文。关注这一议程的，则主要是在美国读书之后找工作，想拿H-1B签证再拿职业移民绿卡而获得永居权的华人。这是新一代华人移民的主体。

一个反对S386法案的草根民间组织叫做“咔咔行动联盟”（CACAA, the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ction Alliance）。联盟的一位组织者对我说，除了打电话给参议员，他们还写信、联络所在州的参议员办公室约见面。她认为电话比写信还有用，因为电子邮箱可能没人管，电话铃一响，一层楼都听得见。打电话还能直接得到人工回复，能迅速表达意见。但也有部分华人质疑——“打电话没用，是僵尸水军攻击，只会让参议员厌烦”。咔咔行动联盟则称，议员的工作人员接到来信、电话，会记录每一个 “yes or no”，然后存档，“这个数据很多时候是最重要的参考项。”尤其是，很多议员并不清楚某些具体冷门议题，这时根据民意收集的情报就非常重要。又或者一个议员想反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民意支持，这时各种意见背后统计的电话量就举足轻重。

去华盛顿“扫楼”

除了打电话和约见本州议员，华人行动者也组织起来去华盛顿DC见参议员“扫楼”。

Andy 是居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华人大学教授，2019年9月，他参与了一次“扫楼”行动。

9月25日，参议员 Mike Lee 宣布将于第二天再次用“无异议表决”强行闯关。与此同时，华人组织、微信群里开始转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Dick Durbin 将于第二天在办公室举办咖啡早会的消息，号召大家去参加。因为 Durbin 很有可能在参院提出反对意见。

9月26日一早，近百名华人从各地汇集到华盛顿特区的参议员办公楼。Andy 联系上网上组成的志愿者小组，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和自己的母亲一早乘车赶来。他告诉我，当天的早会现场大约有两百多人，一百多华裔，五十多印裔，还有一些巴基斯坦裔和伊朗裔。参议员 Durbin 首先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取消国别配额不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绿卡名额有限。解决的方法是要“把蛋糕做大”，不要让大家再围着这么小的一点数额争。“做大蛋糕”是民主党的一贯想法，但在特朗普治下基本难以实现。共和党参议员们的讨论围绕着法案细节，比如如何给部分行业如医疗护工保留绿卡名额。Durbin 作为少数党党鞭则出面反对该法案。反之，他提出要大幅增加每年发放的绿卡总量。他对等候绿卡的印度移民表示同情，特别希望印度人能够留下，“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但他也说，解决问题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移民为代价。

咖啡早会前后经历两个小时。散会后，在场的华人互相认识了一番。简短讨论后，他们三到五人一组，开始“扫楼”——接连拜访参议员办公室，表达意见、发资料、传单。Andy所在的组，中午没吃饭，连续4个小时“扫”了好几层。每到一层，他们就把材料递到三五个参议员办公室。他告诉我，一天下来，他们不分党派拜会了大约15位参议员。

在一些议员办公室，他们获得了突破。马里兰州参议员 Chris Van Hollen 的办公室接待人员帮助华人行动者联系了移民专员，并安排了下午的见面。但他们也在一些办公室碰了钉子。 提出法案的参议员 Mike Lee 的工作人员就很强硬，说S386法案是为了取消国籍之间的限制，带来公平和更多的高技术移民。扫楼小组的每一条观点都被对方一一反驳。

Andy 觉得自己通过这一天的“扫楼”学到了很多。比如，什么联系方式最有效，参议员的立场是什么。对政治经验较少的移民和美国华人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他感到首先要了解规则，“follow rule （跟着规则）了才能玩。”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有组织地“长期耕耘”才能建立政治影响力，而不是临时抱佛脚。“不能一个人顶着干两三周一个月”，做这些工作还得有专职人员和轮转的志愿者岗位。

相比华人，S386的支持方，印度移民的代表组织“移民之声”（Immigration Voice）在各方面都更为成熟。他们为法案筹备了十多年。利益相关方——硅谷的一些大科技公司——也正是提出法案的参议员背后的金主。一位反S386网站的创建人告诉我，印度人做得早，做得多。他们“打电话、发Twitter、写信，还真人集结到参议员办公室哭诉，带着自己的配偶或孩子，说自己家庭分离”。许多议员直到法案进入表决，才接到来自其他国籍移民的电话，发现原来有人反对这个法案。

跨组织的“扫楼”行动收获了一些成效：参议员 Durbin 表示可能反对S386法案，参议员 Mike Lee 因此推迟了原计划当天举行的表决。华人的一些社交网络中里开始庆祝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也开始发布新一阶段的行动攻略。

国会“闯关”与各方角力

进入2019年10月，法案开始僵持。月中，参议员 Durbin 提出了S386法案的替代方案，其核心是增加绿卡总量以解决印度移民大量积压问题。不在现场的参议员 Mike Lee 委托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反对。第二天，Mike Lee再次试图让S386法案闯关，Durbin 反对，Durbin 试图让自己的替代方案闯关，但 Mike Lee 反对。两人激辩对战了几回合，互相揭短，僵持不下。

法案对移民的调整引发了美国本地工会的反对声音。本土科技行业从业者成立的高科技劳工组织“美国技术工人”（U.S. Tech Workers），既反对S386，也反对修正案。对于前者，他们认为它会导致高科技行业被印度人霸占，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经由不严谨的H-1B或层层外包得以找到工作的便宜劳工，会拉低行业平均待遇；对于后者，他们反对增加绿卡总数以照顾移民而不是美国人，因为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的硅谷科技行业从业者是美国公民”。

推特等社交媒体是另一个战场。华人、伊朗人及其他移民作为法案的反对方，和以“移民之声”为代表的印度移民，在网上交锋，双方痛陈往事、历数移民辛酸，并不忘向当事几位参议员表示感谢或愤慨。为了让Durbin一直保持反对的态度，法案的反对方源源不断地留言以表达感激，也为他受到的骚扰表示抱歉。为了表达对“孤军作战”的 Durbin 的支持，“咔咔行动联盟”还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刊登了三天的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反对S386法案，并向当地人宣传华人社区的态度。

但华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历史上、地理上、祖籍和代际上的区别造就了各色各样的华人内部社区。他们各有各的利益，多大程度上能被“美国华人”这个词概括，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参与反对S386法案的，主要是拿H1-B签证，通过留学、就业等途径留在美国的“中产新移民”，其中大部分又是高科技行业从业者。

拿到绿卡和已有公民身份的华人部分觉得与己无关，并不关注有关绿卡改革的法案。有参与者对我表示，一部分华人平时没有参政经验，出于习惯也没有行动，继续保持“不闯祸不闹事不发声”的模范少数族裔心态，即便等到了绿卡或成了公民，也没太强的参与意识。

还有一批华人移民坚定地支持这个法案。走 EB-2 签证（职业绿卡）的华人移民和 EB-5 签证 的投资移民受到S386的影响不同，EB-5 的华人排期目前为10到20年，据说法案通过后可以减少3到5年。因此，整个 EB-5 产业，包括移民中介和律师等，都是S386法案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通过媒体和公众号宣传S386法案如何真正有利于广大的华人移民，是真正的“助华法案”。尽管他们人数上没有反对法案的华人多。

在华人群体内部的利益分歧下，法案的反对者们发现自己无法“高调”。我接触到的反对者均表示，硅谷大科技公司事实上支持S386法案。有人甚至担心，如果员工公开反对S386，可能会被公司解雇。

2019年，苹果公司的CEO蒂姆·库克曾经在推特上高调表示支持S386法案，并催促参议员“快速”通过法案。他说移民让国家强大，让经济更有活力。“美国技术工人”工会则表示了反对，他们称库克并不在乎移民，他在乎的是便宜的劳动力。有积极参与反对S386法案的志愿者告诉我，科技公司也聘用说客做其他议员的工作。她认为很难说 Mike Lee 代表的究竟是印度裔移民的利益，还是中介公司和大科技公司的利益。也许，表面上的族群间的斗争，只不过是资本运作的常规范本。

对于反S386的美国华人来说，前半期动员的核心议程是发起听证，通过公开辩论让更多人看到法案的问题，并拖住它在国会闯关的脚步。后半程，随着民主党参议员Durbin的加入，形势愈加错综复杂。

到了2019年底2020年初，有传言称 Mike Lee 已与 Durbin 达成协议，Durbin 将不再出面表示反对。2020年是大选年，议员精力有限，无暇他顾，疫情到来后，S386更是在这一年大多数时候保持沉寂。

不过，华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拿到稳定身份的华人，却仍在被“一天一个移民新闻”轰炸。不是H-1B抽签的新标准，就是取消颁发绿卡，或取消某一部分人的签证。自《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中规定职业移民仅有14万的年度限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间，美国经济翻了数番，绿卡总数却一张也不见变多。

无论如何，美国依旧算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原本已经很少的合法移民数额之上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无法从结构上解决移民面对的主要问题。任何移民签证/身份的发放、许可，都不免变成蝇头小利般的计算，和移民内部各族裔间的争抢。在签证上，华人与印度人争抢，放到入学权的问题上，如ACA-5法案，两者又得同仇敌忾，共同应对除白人外的其它少数族裔。这层问题在2020年特朗普时代的背景下更加明显而突兀。当行政令越来越频繁使用，纠结于7%配额究竟需不需要取消的争论，会不会只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