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走了，但綠卡「戰爭」還未結束：反S386法案運動中的美國華人

在疫情來臨前，Ting 給參議員打電話，往往選擇工作日上午。在反S386法案的微信群裏，每當有人號召大家趕緊打電話，她都會按反志願者小組總結的優先級，一次打20多通電話。

COVID-19給一切都按下了暫停鍵。議會和公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大選，微信群中也好久沒有了聲音。直到大選後的12月2日，參議院突然通過了S386，微信群瞬間又熱鬧了起來，人們急着了解這突如其來的新版法案，商量着該怎麼辦。這次通過的版本削弱了對華人的傷害，排期上略有變化，又增加了明顯的「第九條」：嚴禁與中國軍隊、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人入境或改變移民狀態。在12月18日國會休會前，參眾兩院尚未就新版法案達成一致，法案又回到了擱置狀態，支持者和反對者只能等待下屆國會。

S386引發的一系列爭議，在特朗普執政的末期以這樣戲劇化的方式突然中斷。

反S386運動，儘管相對於美國的兩黨政治，並不起眼，卻成為不少在美華人與本地政治動員的第一次接觸。

族群與配額

「嗨，我想對參議員說，我反對S386法案」，Ting告訴我，在反對S386法案的運動中，如果電話能接通，她會這樣開門見山地試圖向民主黨和共和黨參議員傳達消息。

幾通電話下來，她已經輕車熟路。一開始，她還會脱口而出「這個法案是為印度人的利益服務的」，但群裏的同伴表示，這樣的言論帶有種族歧視色彩。之後，她便會注意自己的用詞——儘量不出現具體族裔名稱。對民主黨議員，她會說法案通過後，職業移民簽證將主要被一個國家的移民壟斷，這會傷害美國就業市場的多元性；對共和黨議員，她會表達說，這會讓外包公司侵吞大量就業崗位，損害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詢問來電人的郵編，有時她會說，因為這是全國性議題，所以雖然不是本州居民，但依然想表達自己的意見。

Ting在美國留學，拿的是學生簽證，平常的時間比較靈活。她說自己打得遠不夠勤，尤其是比起支持S386法案的印度裔，她覺得自己打得太不夠了。「只有每天打，挨個把參議員電話打遍，才能差不多趕上對方的陣勢，對方打電話的量很大。」

S386法案，全稱「高技能移民公平法」（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 of 2019），旨在取消美國每年發放的十四萬職業移民綠卡的國別配額，按「先到先得」的方式統一處理綠卡申請。

在美國，分給每個不同國籍群體的職業移民配額是7%。即理論上任何國籍身份居民拿到的移民量，都不能超過每年十四萬張職業移民綠卡的7%。一旦這一限制取消，那麼綠卡申請積壓量最大的印度人將成為最大受益者。雖然印度職業移民獲得的綠卡佔每年綠卡總發放量的52%，但因為申請者數量巨大，積壓者眾，目前申請職業移民綠卡（EB-2 visa）的工作簽證（H-1B）持有者，往往要等待十年甚至更久。中國大陸公民的平均排期則是三到六年。而很多其他國別移民都不需要等待。一旦法案通過，那麼所有移民將被「公平對待」，三年緩衝期過後，排期都將變成八到十年。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印度移民綠卡等待人數的積壓，是因為一些印度外包公司（Indian Consulting Companies）大量引進印度勞動力，同時濫用工作簽證申請。每年各類外包公司拿到的工作簽證，足以佔總發放量的三分之一。因而美國本土的小公司常常難以與其競爭，甚至無法為本公司員工申請到簽證。2019年，僅在EB-2簽證領域，就有55萬僱員在等候綠卡批准，其中51.2萬人來自印度。如果S386法案按原版本通過，從2023到2030年，幾乎所有EB-2 綠卡都將發給印度人，其他國家的EB-2職業移民將出現斷層。而由於絕大多數的印度職業移民都是高科技行業從業者，屆時職業移民綠卡也會大概率單一行業從業者「全取」。

2019年7月，S386法案的眾議院版本通過投票。直到當時，不少華人也沒有聽說過這一法案。有一些人表示了支持，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法案的內容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很「公平」。但很快，各種說法在華人中傳開，比如法案的背後推手可能是印度外包公司，又或是法案將會大幅延長之後其他國家職業移民等待綠卡的年限。華人開始感到憤怒。陸續有人成立了志願組織來研究和反對這一法案，試圖阻止它在參議院通過繼而成為法律。

但法案真正獲得全美華人社群中的普遍關注，是在2019年9月。提出法案的猶他州參議員 Mike Lee 發起第一次「無異議表決」（Unanimous Consent），這是一項參議院制度，它假設「所有人都支持」某法案，如無參議員當場反對，就能繞過投票直接通過。

Ting 記得那是她第一次拿起電話。2019年的9月18日週三。因為第二天據傳 Mike Lee 將於參議院發起「無異議表決」闖關。「那是我們第一次真實感到情況比較危急」，她說，「我在的兩個微信群，一個本州的群，一個全國群，原本就五十個人左右，那一天都一下加到了五百人滿群。大家不停地在群裏交流自己打了多少電話，有沒有人工接聽，分別收到了什麼回覆。」一時間，社交網絡裏遍布或已拿到綠卡，或還在等待綠卡的移民轉發的電話動員帖文。關注這一議程的，則主要是在美國讀書之後找工作，想拿H-1B簽證再拿職業移民綠卡而獲得永居權的華人。這是新一代華人移民的主體。

一個反對S386法案的草根民間組織叫做「咔咔行動聯盟」（CACAA, the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ction Alliance）。聯盟的一位組織者對我說，除了打電話給參議員，他們還寫信、聯絡所在州的參議員辦公室約見面。她認為電話比寫信還有用，因為電子郵箱可能沒人管，電話鈴一響，一層樓都聽得見。打電話還能直接得到人工回覆，能迅速表達意見。但也有部分華人質疑——「打電話沒用，是殭屍水軍攻擊，只會讓參議員厭煩」。咔咔行動聯盟則稱，議員的工作人員接到來信、電話，會記錄每一個 「yes or no」，然後存檔，「這個數據很多時候是最重要的參考項。」尤其是，很多議員並不清楚某些具體冷門議題，這時根據民意收集的情報就非常重要。又或者一個議員想反對，但沒有足夠的證據和民意支持，這時各種意見背後統計的電話量就舉足輕重。

去華盛頓「掃樓」

除了打電話和約見本州議員，華人行動者也組織起來去華盛頓DC見參議員「掃樓」。

Andy 是居住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名華人大學教授，2019年9月，他參與了一次「掃樓」行動。

9月25日，參議員 Mike Lee 宣布將於第二天再次用「無異議表決」強行闖關。與此同時，華人組織、微信群裏開始轉載伊利諾伊州參議員 Dick Durbin 將於第二天在辦公室舉辦咖啡早會的消息，號召大家去參加。因為 Durbin 很有可能在參院提出反對意見。

9月26日一早，近百名華人從各地彙集到華盛頓特區的參議員辦公樓。Andy 聯繫上網上組成的志願者小組，帶着自己的兩個孩子和自己的母親一早乘車趕來。他告訴我，當天的早會現場大約有兩百多人，一百多華裔，五十多印裔，還有一些巴基斯坦裔和伊朗裔。參議員 Durbin 首先談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取消國別配額不解決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綠卡名額有限。解決的方法是要「把蛋糕做大」，不要讓大家再圍着這麼小的一點數額爭。「做大蛋糕」是民主黨的一貫想法，但在特朗普治下基本難以實現。共和黨參議員們的討論圍繞着法案細節，比如如何給部分行業如醫療護工保留綠卡名額。Durbin 作為少數黨黨鞭則出面反對該法案。反之，他提出要大幅增加每年發放的綠卡總量。他對等候綠卡的印度移民表示同情，特別希望印度人能夠留下，「成為我們未來的一部分」。但他也說，解決問題不能以犧牲其他國家移民為代價。

咖啡早會前後經歷兩個小時。散會後，在場的華人互相認識了一番。簡短討論後，他們三到五人一組，開始「掃樓」——接連拜訪參議員辦公室，表達意見、發資料、傳單。Andy所在的組，中午沒吃飯，連續4個小時「掃」了好幾層。每到一層，他們就把材料遞到三五個參議員辦公室。他告訴我，一天下來，他們不分黨派拜會了大約15位參議員。

在一些議員辦公室，他們獲得了突破。馬里蘭州參議員 Chris Van Hollen 的辦公室接待人員幫助華人行動者聯繫了移民專員，並安排了下午的見面。但他們也在一些辦公室碰了釘子。 提出法案的參議員 Mike Lee 的工作人員就很強硬，說S386法案是為了取消國籍之間的限制，帶來公平和更多的高技術移民。掃樓小組的每一條觀點都被對方一一反駁。

Andy 覺得自己通過這一天的「掃樓」學到了很多。比如，什麼聯繫方式最有效，參議員的立場是什麼。對政治經驗較少的移民和美國華人來說，「美國的政治制度非常複雜」。他感到首先要了解規則，「follow rule （跟着規則）了才能玩。」另一方面，他也認為要有組織地「長期耕耘」才能建立政治影響力，而不是臨時抱佛腳。「不能一個人頂着幹兩三週一個月」，做這些工作還得有專職人員和輪轉的志願者崗位。

相比華人，S386的支持方，印度移民的代表組織「移民之聲」（Immigration Voice）在各方面都更為成熟。他們為法案籌備了十多年。利益相關方——矽谷的一些大科技公司——也正是提出法案的參議員背後的金主。一位反S386網站的創建人告訴我，印度人做得早，做得多。他們「打電話、發Twitter、寫信，還真人集結到參議員辦公室哭訴，帶着自己的配偶或孩子，說自己家庭分離」。許多議員直到法案進入表決，才接到來自其他國籍移民的電話，發現原來有人反對這個法案。

跨組織的「掃樓」行動收穫了一些成效：參議員 Durbin 表示可能反對S386法案，參議員 Mike Lee 因此推遲了原計劃當天舉行的表決。華人的一些社交網絡中裏開始慶祝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也開始發布新一階段的行動攻略。

國會「闖關」與各方角力

進入2019年10月，法案開始僵持。月中，參議員 Durbin 提出了S386法案的替代方案，其核心是增加綠卡總量以解決印度移民大量積壓問題。不在現場的參議員 Mike Lee 委託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反對。第二天，Mike Lee再次試圖讓S386法案闖關，Durbin 反對，Durbin 試圖讓自己的替代方案闖關，但 Mike Lee 反對。兩人激辯對戰了幾回合，互相揭短，僵持不下。

法案對移民的調整引發了美國本地工會的反對聲音。本土科技行業從業者成立的高科技勞工組織「美國技術工人」（U.S. Tech Workers），既反對S386，也反對修正案。對於前者，他們認為它會導致高科技行業被印度人霸佔，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經由不嚴謹的H-1B或層層外包得以找到工作的便宜勞工，會拉低行業平均待遇；對於後者，他們反對增加綠卡總數以照顧移民而不是美國人，因為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的矽谷科技行業從業者是美國公民」。

推特等社交媒體是另一個戰場。華人、伊朗人及其他移民作為法案的反對方，和以「移民之聲」為代表的印度移民，在網上交鋒，雙方痛陳往事、歷數移民辛酸，並不忘向當事幾位參議員表示感謝或憤慨。為了讓Durbin一直保持反對的態度，法案的反對方源源不斷地留言以表達感激，也為他受到的騷擾表示抱歉。為了表達對「孤軍作戰」的 Durbin 的支持，「咔咔行動聯盟」還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刊登了三天的四分之一版面的廣告，反對S386法案，並向當地人宣傳華人社區的態度。

但華人也並非鐵板一塊。歷史上、地理上、祖籍和代際上的區別造就了各色各樣的華人內部社區。他們各有各的利益，多大程度上能被「美國華人」這個詞概括，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參與反對S386法案的，主要是拿H1-B簽證，通過留學、就業等途徑留在美國的「中產新移民」，其中大部分又是高科技行業從業者。

拿到綠卡和已有公民身份的華人部分覺得與己無關，並不關注有關綠卡改革的法案。有參與者對我表示，一部分華人平時沒有參政經驗，出於習慣也沒有行動，繼續保持「不闖禍不鬧事不發聲」的模範少數族裔心態，即便等到了綠卡或成了公民，也沒太強的參與意識。

還有一批華人移民堅定地支持這個法案。走 EB-2 簽證（職業綠卡）的華人移民和 EB-5 簽證 的投資移民受到S386的影響不同，EB-5 的華人排期目前為10到20年，據說法案通過後可以減少3到5年。因此，整個 EB-5 產業，包括移民中介和律師等，都是S386法案的堅定支持者。他們通過媒體和公眾號宣傳S386法案如何真正有利於廣大的華人移民，是真正的「助華法案」。儘管他們人數上沒有反對法案的華人多。

在華人群體內部的利益分歧下，法案的反對者們發現自己無法「高調」。我接觸到的反對者均表示，矽谷大科技公司事實上支持S386法案。有人甚至擔心，如果員工公開反對S386，可能會被公司解僱。

2019年，蘋果公司的CEO蒂姆·庫克曾經在推特上高調表示支持S386法案，並催促參議員「快速」通過法案。他說移民讓國家強大，讓經濟更有活力。「美國技術工人」工會則表示了反對，他們稱庫克並不在乎移民，他在乎的是便宜的勞動力。有積極參與反對S386法案的志願者告訴我，科技公司也聘用說客做其他議員的工作。她認為很難說 Mike Lee 代表的究竟是印度裔移民的利益，還是中介公司和大科技公司的利益。也許，表面上的族群間的鬥爭，只不過是資本運作的常規範本。

對於反S386的美國華人來說，前半期動員的核心議程是發起聽證，通過公開辯論讓更多人看到法案的問題，並拖住它在國會闖關的腳步。後半程，隨着民主黨參議員Durbin的加入，形勢愈加錯綜複雜。

到了2019年底2020年初，有傳言稱 Mike Lee 已與 Durbin 達成協議，Durbin 將不再出面表示反對。2020年是大選年，議員精力有限，無暇他顧，疫情到來後，S386更是在這一年大多數時候保持沉寂。

不過，華人，尤其是那些還沒有拿到穩定身份的華人，卻仍在被「一天一個移民新聞」轟炸。不是H-1B抽籤的新標準，就是取消頒發綠卡，或取消某一部分人的簽證。自《1990年移民與國籍法》中規定職業移民僅有14萬的年度限額，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三十年，這三十年間，美國經濟翻了數番，綠卡總數卻一張也不見變多。

無論如何，美國依舊算是一個移民國家，在原本已經很少的合法移民數額之上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無法從結構上解決移民面對的主要問題。任何移民簽證/身份的發放、許可，都不免變成蠅頭小利般的計算，和移民內部各族裔間的爭搶。在簽證上，華人與印度人爭搶，放到入學權的問題上，如ACA-5法案，兩者又得同仇敵愾，共同應對除白人外的其它少數族裔。這層問題在2020年特朗普時代的背景下更加明顯而突兀。當行政令越來越頻繁使用，糾結於7%配額究竟需不需要取消的爭論，會不會只是隔靴搔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