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抗议现场：莫迪急推新改革，谁收割利益，谁被收割？

12月8日，全印度各地的农会发出号召，要求举行全国大罢工，以抗议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修改三项农业法案的决定。早先，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农民已经抵达首都德里的边境。与此同时，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和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等遥远省份，当地农民也组织抗议活动，声援德里街头的人群。

这三项新的修订是印度人民党各类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也被农民们称为“反农民法”。在上世纪的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印度完成了一场“绿色革命”：大规模引入拖拉机，高产种子和化肥，最终使粮食生产自给自足。从此，印度北部以锡克教徒为主的旁遮普邦变成了印度的粮仓。全印每年出产的小麦和大米中，来自旁遮普的比例达到了20％和9％。

绿色革命的另一遗产是，印度政府承诺以固定协议价格收购农产品，催使农民提高生产力。如今，随着新农业法案提上议程，这一制度行将不保。农民普遍认为，新法案会改变原先的收购制度，进一步威胁农民的生计，从而只有利于那些天生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

农民不赚钱

农民们发起罢工的12月8日当天，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卡纳塔克邦立法会通过了一项邦级立法，允许非农业居民购买农地。这一立法争议重重，因为农民们认为其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反对党、贱民团体和农民们联合起来抗议立法。不少农民从数百公里外赶到，组织队伍向立法会大楼进发。警方对此严阵以待。当天上午10时，立法会大楼召开会议，门外驻守了密集的警察队伍，他们手持木棍封锁了周围道路。警方允许抗议者去旁边的“自由公园”（Freedom Park）集会，但是不允许他们到达邦立法会大楼。

在集会人群中，我遇到了来自卡纳塔克邦北部南迪卡塔（Nandikatta）村的农民乔基（Shivanand Jogi）。乔基今年51岁，在六英亩（约合36中国亩）的政府公地（Bagar Hukum）上种植甘蔗，粟米和水稻。农民耕种政府公地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是印度农业中的默认现象。乔基一边在努力根据政府政策索求这块地的正式所有权，另一方面也在应对近年来的农业危机——种地的利润不断下降，成本不断攀升。像他这样的中等规模农户，很担心新农业法案下自己会失去土地，变成无地劳工。

乔基种植三种农作物，都以不高于政府最低保障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出售。他一般用2.5英亩地（约合15中国亩）种稻米，单季产出4500公斤；另外的1.5英亩（约合9中国亩）的土地种上粟米，一季能收获约2000公斤，剩下的土地每年种一季甘蔗，能收获4000公斤。为了这些作物，他要从年头忙到年尾。

乔基说，要种出1公斤稻米，花费大约是10卢比。也就是说，他每个种植季要在水稻上花费45000卢比（约合4738港币）。这里面包括了平整土壤、育秧、肥料、用水、收割、清洁，以及包装和运输。乔基一般依靠季风雨灌溉作物，但也会抽用地下水以防季风不稳定。至于收入，稻米的政府收购价则因州而异，也取决于质量。去年天气很好，单产很高，收购价达到了每公斤19卢比，一季能赚40000卢比（约合4200港币）。但是今年，他的出售价只有13.5卢比（约合1.42港币），一季收成下来只赚了15750卢比（约合1657港币）。此外，乔基的粟米每年能赚12000卢比（约合1263港币），甘蔗能赚大概22000卢比（约合2315港币）。因此他一家的年收入大约是49000卢比（约合5150港币）。在印度，像乔基家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经算是大农户。不少小农只有零散的小块土地，收入也远比不上乔基。

在政府收购量之外的稻米，往往卖给私人商贩，这些商贩与农民协商的价格要比政府收购价低很多。2020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通过了三部新的农业法案，旨在允许农民自由交易，不用再受到许可证或政府储备的限制，从而促进商业竞争，提高农民收入。

但很多农民不觉得这些修改对自己有利。在政府颁布新法例之前，农民就已经私下自由地交易各种农产品了，只不过很多交易并没有法律基础。

国家收购对乔基来说也有问题。尽管政府为稻米制定了最低保障计划，从农民那里收购收成，但货款却常迟交两到三个月。而乔基需要现金周转。由于支付拖延，他常常有陷入债务陷阱的风险，或者需要把农产品卖给私人收购方。后者支付的价格低于政府收购价。私人买家给乔基开出的稻米收购价是13.5卢比一千克，他们从他的田地里直接运走农产，并立即保证付费。乔基说这有助于他维持其他农作物所需的资金，并维持家用。甘蔗和其他农作物也是类似，大多数糖都是由国营糖公司或少数私人公司购买的。但公司常常延迟采购，这使得甘蔗原本11个月就可以收成出售，却有时要在田里停留近15个月。收割的延迟会导致糖分减少，从而减少收益，也阻碍了下一季的种植。因此，乔基这样的农民也常常低价出售甘蔗。

在新的自由市场改革中，政府取消了国营农业市场的收购义务。这让乔基感到他会进一步被市场摊薄利润。他认为占印度农户的80％以上的小农户会在新法律下被私人企业控制。更多的批评者们则认为，政府没有修复现有法律的漏洞，反而进一步削弱了法律规管。

“我们家祖上三代都是农民。这个年龄，我也不能转去做其他工作。如果政府不允许土地转到我名下，甚至没收我的土地，我该怎么办？”乔基担心。“无论我是否赚钱，我都会继续种田，我只知道做这个。”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刚刚读完中学，另一个在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我的儿子们不想继续务农。但如果每个人都不做农活了，谁来养活大家呢？”

谁会吃亏？

在“2020促进与便利农产品贸易法案”之外，政府还通过了“2020农民赋权、保护与价格保障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法案修正案”。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反对党的抗议中匆忙通过了这些立法。农民最大的担忧则是政府会否取消收购农作物的最低保障价格，这将对农民造成致命打击。

“2020农民赋权、保护和价格保障法案”，实质上禁止了各邦政府对本邦国营市场以外的农产品买卖收取费用。尽管有几个邦拥有农业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但中央立法超然于这些法律之上，令全国范围内将来都可以推广合同农业。与此同时，新法案也剥夺了农民的合法诉讼权。其中第13条规定，任何人只要“怀着善意或真诚地”执行这一法案中的规定，那么就不得对他们“提起诉讼，起诉或其他法律程序”。这条条款事实上令农民难以起诉政府或公司对他们的盘剥。

例如，农民斯里拉姆（Sriram ）告诉《端传媒》，在印度全国封城前，有一家果汁公司和自己承诺收购大量番石榴。因此他准备了收成，然而就要交货时，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这家公司随即关闭了收购部门。斯里拉姆的番石榴卖不出去，全部投入都打了水漂。而公司没有任何赔偿，因为“不可抗力”条款在突发情况和自然灾害中生效。斯里拉姆不得不把番石榴丢在街上任由它们腐烂。

在班加罗尔郊区，67岁的万塔卡帕（Ventakappa）近年来经营玫瑰种植。一开始，许多公司来到农村收购，并且以较高的收购价引导人们种植玫瑰。然而当几年之后土地因为过度种植和缺水而产量下降时，这些公司就转去和其他地方的农户签约了。

在农业大省——北方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印度巨头ITC和百事等跨国公司承包农业，采购小麦、水稻、马铃薯。百事多年来以将农民告上法庭而著称。现在，新法律对农民更加不利，农民担心这将进一步鼓励公司剥削他们。因此，不仅是小农，富裕的农民也担心新的农业法案，许多人都加入到这场进行中的农民抗议中来。

谁会得利？

谁会是新农业法案的受益者？人们目前认为最大的获益者会是两家巨头：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和戈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他们将进军食品和农业供应链。在新的法律下，大企业更容易一次性购买或租赁数百英亩土地，推动合同农业，把一切都整合进自己的供应链，最终用供应链驾驭客户。而新法例又让农民更缺少应对垄断企业的法律武器。

对这些批评，莫迪政府的发展与改革部门“转型国家研究院”（Niti Aayog）首席执行官阿米塔布·康特（Amitabh Kant）抱怨说印度的改革会很艰难，因为印度享有太多民主。

42岁的赛义德·卡尼·汗（Sayed Ghani Khan）来自距班加罗尔100公里的曼迪（Mandya），他对《端传媒》表示，政府完全没有聆听农民的意愿。

赛义德是个很成功的农民，拥有十英亩水田。他种植稻米，还种芒果、甘蔗和蔬菜，并且通过农民合作社的网络销售产品，并获得政府颁发的杰出农业奖。不久之前，中央政府官员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寻求他的建议，希望法案能够改善农民的处境。赛义德在会上表示，农民的生产到消费者餐桌之间的一大障碍是运输，因此他建议政府安排车辆帮助农民对接产地和市场，这样农民就不用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低价将农作物卖给私人商贩。然而政府显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我要求他们为农民创建运输链。但法律只是剥夺我们的权利。如果他们不想听农民的话，那找我们提建议干什么呢？”

印度农业中的国家采购，长期以来保证着农民可以在一些很难盈利的作物上维持生活。以蔗糖产业为例，制糖业缺乏有意愿进入的私人投资，因而总体上是个买方市场。农民常常面临采购商延期收货导致甘蔗烂在地里的情况。也就是说，虽然国营糖厂会拖欠货款，但整个领域都交给私营企业也并会改善这一情况。

在班加罗尔的抗议人群中，邦农业价格委员会前任主席卡马蒂（Kammardi）博士与农民站在一起，他认为，政府不能突然将自己控制着的甘蔗，小麦和稻谷的产量和采购量未经辩论和讨论就完全交给私人。他担心政府未来会放弃补贴，不再为农业研究和大学提供资金，最终农产会变成一个垄断市场，像信实工业和阿达尼集团这样的大公司会掌控产业链条，最终，小农会成为市场中的彻底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