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農民抗議現場：莫迪急推新改革，誰收割利益，誰被收割？

12月8日，全印度各地的農會發出號召，要求舉行全國大罷工，以抗議執政的印度人民黨修改三項農業法案的決定。早先，來自全國各地的抗議農民已經抵達首都德里的邊境。與此同時，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和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等遙遠省份，當地農民也組織抗議活動，聲援德里街頭的人群。

這三項新的修訂是印度人民黨各類改革計劃的一部分，也被農民們稱為「反農民法」。在上世紀的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印度完成了一場「綠色革命」：大規模引入拖拉機，高產種子和化肥，最終使糧食生產自給自足。從此，印度北部以錫克教徒為主的旁遮普邦變成了印度的糧倉。全印每年出產的小麥和大米中，來自旁遮普的比例達到了20％和9％。

綠色革命的另一遺產是，印度政府承諾以固定協議價格收購農產品，催使農民提高生產力。如今，隨着新農業法案提上議程，這一制度行將不保。農民普遍認為，新法案會改變原先的收購制度，進一步威脅農民的生計，從而只有利於那些天生具有壟斷性質的大企業。

農民不賺錢

農民們發起罷工的12月8日當天，印度人民黨控制的卡納塔克邦立法會通過了一項邦級立法，允許非農業居民購買農地。這一立法爭議重重，因為農民們認為其傷害了自己的利益。反對黨、賤民團體和農民們聯合起來抗議立法。不少農民從數百公里外趕到，組織隊伍向立法會大樓進發。警方對此嚴陣以待。當天上午10時，立法會大樓召開會議，門外駐守了密集的警察隊伍，他們手持木棍封鎖了周圍道路。警方允許抗議者去旁邊的「自由公園」（Freedom Park）集會，但是不允許他們到達邦立法會大樓。

在集會人群中，我遇到了來自卡納塔克邦北部南迪卡塔（Nandikatta）村的農民喬基（Shivanand Jogi）。喬基今年51歲，在六英畝（約合36中國畝）的政府公地（Bagar Hukum）上種植甘蔗，粟米和水稻。農民耕種政府公地沒有任何正式文件，是印度農業中的默認現象。喬基一邊在努力根據政府政策索求這塊地的正式所有權，另一方面也在應對近年來的農業危機——種地的利潤不斷下降，成本不斷攀升。像他這樣的中等規模農戶，很擔心新農業法案下自己會失去土地，變成無地勞工。

喬基種植三種農作物，都以不高於政府最低保障價格（Minimum Support Price）出售。他一般用2.5英畝地（約合15中國畝）種稻米，單季產出4500公斤；另外的1.5英畝（約合9中國畝）的土地種上粟米，一季能收穫約2000公斤，剩下的土地每年種一季甘蔗，能收穫4000公斤。為了這些作物，他要從年頭忙到年尾。

喬基說，要種出1公斤稻米，花費大約是10盧比。也就是說，他每個種植季要在水稻上花費45000盧比（約合4738港幣）。這裏面包括了平整土壤、育秧、肥料、用水、收割、清潔，以及包裝和運輸。喬基一般依靠季風雨灌溉作物，但也會抽用地下水以防季風不穩定。至於收入，稻米的政府收購價則因州而異，也取決於質量。去年天氣很好，單產很高，收購價達到了每公斤19盧比，一季能賺40000盧比（約合4200港幣）。但是今年，他的出售價只有13.5盧比（約合1.42港幣），一季收成下來只賺了15750盧比（約合1657港幣）。此外，喬基的粟米每年能賺12000盧比（約合1263港幣），甘蔗能賺大概22000盧比（約合2315港幣）。因此他一家的年收入大約是49000盧比（約合5150港幣）。在印度，像喬基家擁有的土地面積，已經算是大農戶。不少小農只有零散的小塊土地，收入也遠比不上喬基。

在政府收購量之外的稻米，往往賣給私人商販，這些商販與農民協商的價格要比政府收購價低很多。2020年9月，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通過了三部新的農業法案，旨在允許農民自由交易，不用再受到許可證或政府儲備的限制，從而促進商業競爭，提高農民收入。

但很多農民不覺得這些修改對自己有利。在政府頒布新法例之前，農民就已經私下自由地交易各種農產品了，只不過很多交易並沒有法律基礎。

國家收購對喬基來說也有問題。儘管政府為稻米制定了最低保障計劃，從農民那裏收購收成，但貨款卻常遲交兩到三個月。而喬基需要現金週轉。由於支付拖延，他常常有陷入債務陷阱的風險，或者需要把農產品賣給私人收購方。後者支付的價格低於政府收購價。私人買家給喬基開出的稻米收購價是13.5盧比一千克，他們從他的田地裏直接運走農產，並立即保證付費。喬基說這有助於他維持其他農作物所需的資金，並維持家用。甘蔗和其他農作物也是類似，大多數糖都是由國營糖公司或少數私人公司購買的。但公司常常延遲採購，這使得甘蔗原本11個月就可以收成出售，卻有時要在田裏停留近15個月。收割的延遲會導致糖分減少，從而減少收益，也阻礙了下一季的種植。因此，喬基這樣的農民也常常低價出售甘蔗。

在新的自由市場改革中，政府取消了國營農業市場的收購義務。這讓喬基感到他會進一步被市場攤薄利潤。他認為佔印度農戶的80％以上的小農戶會在新法律下被私人企業控制。更多的批評者們則認為，政府沒有修復現有法律的漏洞，反而進一步削弱了法律規管。

「我們家祖上三代都是農民。這個年齡，我也不能轉去做其他工作。如果政府不允許土地轉到我名下，甚至沒收我的土地，我該怎麼辦？」喬基擔心。「無論我是否賺錢，我都會繼續種田，我只知道做這個。」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剛剛讀完中學，另一個在一家私營工廠工作。「我的兒子們不想繼續務農。但如果每個人都不做農活了，誰來養活大家呢？」

誰會吃虧？

在「2020促進與便利農產品貿易法案」之外，政府還通過了「2020農民賦權、保護與價格保障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法案修正案」。印度人民黨政府在反對黨的抗議中匆忙通過了這些立法。農民最大的擔憂則是政府會否取消收購農作物的最低保障價格，這將對農民造成致命打擊。

「2020農民賦權、保護和價格保障法案」，實質上禁止了各邦政府對本邦國營市場以外的農產品買賣收取費用。儘管有幾個邦擁有農業法保護農民的利益，但中央立法超然於這些法律之上，令全國範圍內將來都可以推廣合同農業。與此同時，新法案也剝奪了農民的合法訴訟權。其中第13條規定，任何人只要「懷着善意或真誠地」執行這一法案中的規定，那麼就不得對他們「提起訴訟，起訴或其他法律程序」。這條條款事實上令農民難以起訴政府或公司對他們的盤剝。

例如，農民斯里拉姆（Sriram ）告訴《端傳媒》，在印度全國封城前，有一家果汁公司和自己承諾收購大量番石榴。因此他準備了收成，然而就要交貨時，2019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這家公司隨即關閉了收購部門。斯里拉姆的番石榴賣不出去，全部投入都打了水漂。而公司沒有任何賠償，因為「不可抗力」條款在突發情況和自然災害中生效。斯里拉姆不得不把番石榴丟在街上任由它們腐爛。

在班加羅爾郊區，67歲的萬塔卡帕（Ventakappa）近年來經營玫瑰種植。一開始，許多公司來到農村收購，並且以較高的收購價引導人們種植玫瑰。然而當幾年之後土地因為過度種植和缺水而產量下降時，這些公司就轉去和其他地方的農戶簽約了。

在農業大省——北方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印度巨頭ITC和百事等跨國公司承包農業，採購小麥、水稻、馬鈴薯。百事多年來以將農民告上法庭而著稱。現在，新法律對農民更加不利，農民擔心這將進一步鼓勵公司剝削他們。因此，不僅是小農，富裕的農民也擔心新的農業法案，許多人都加入到這場進行中的農民抗議中來。

誰會得利？

誰會是新農業法案的受益者？人們目前認為最大的獲益者會是兩家巨頭：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和戈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他們將進軍食品和農業供應鏈。在新的法律下，大企業更容易一次性購買或租賃數百英畝土地，推動合同農業，把一切都整合進自己的供應鏈，最終用供應鏈駕馭客戶。而新法例又讓農民更缺少應對壟斷企業的法律武器。

對這些批評，莫迪政府的發展與改革部門「轉型國家研究院」（Niti Aayog）首席執行官阿米塔布·康特（Amitabh Kant）抱怨說印度的改革會很艱難，因為印度享有太多民主。

42歲的賽義德·卡尼·汗（Sayed Ghani Khan）來自距班加羅爾100公里的曼迪（Mandya），他對《端傳媒》表示，政府完全沒有聆聽農民的意願。

賽義德是個很成功的農民，擁有十英畝水田。他種植稻米，還種芒果、甘蔗和蔬菜，並且通過農民合作社的網絡銷售產品，並獲得政府頒發的傑出農業獎。不久之前，中央政府官員邀請他參加了一個座談會，尋求他的建議，希望法案能夠改善農民的處境。賽義德在會上表示，農民的生產到消費者餐桌之間的一大障礙是運輸，因此他建議政府安排車輛幫助農民對接產地和市場，這樣農民就不用為了節省運輸成本而低價將農作物賣給私人商販。然而政府顯然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我要求他們為農民創建運輸鏈。但法律只是剝奪我們的權利。如果他們不想聽農民的話，那找我們提建議幹什麼呢？」

印度農業中的國家採購，長期以來保證着農民可以在一些很難盈利的作物上維持生活。以蔗糖產業為例，製糖業缺乏有意願進入的私人投資，因而總體上是個買方市場。農民常常面臨採購商延期收貨導致甘蔗爛在地裏的情況。也就是說，雖然國營糖廠會拖欠貨款，但整個領域都交給私營企業也並會改善這一情況。

在班加羅爾的抗議人群中，邦農業價格委員會前任主席卡馬蒂（Kammardi）博士與農民站在一起，他認為，政府不能突然將自己控制着的甘蔗，小麥和稻穀的產量和採購量未經辯論和討論就完全交給私人。他擔心政府未來會放棄補貼，不再為農業研究和大學提供資金，最終農產會變成一個壟斷市場，像信實工業和阿達尼集團這樣的大公司會掌控產業鏈條，最終，小農會成為市場中的徹底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