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游击队员与青年网红：两个伦敦库尔德人的口述故事

全球大疫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战事。2020年初以来，土耳其越过伊拉克边境，对被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目标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六月以来，土军发动连串进攻，试图将后者消灭殆尽。5月，库工党领导人之一的Kasim Engin死于土军空袭。

进入6月，土军攻势更强，进入伊拉克北部的哈夫塔宁（Haftanin）地区，空袭轰炸库尔德工人党传统避难所——位于伊拉克北部的辛贾尔（Singara）和坎迪尔（Qandil）山区，并将其逼入山区腹地。

土耳其的越境行为不乏先例。2019年10月的“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跨境进攻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聚集的罗贾瓦（Rojava）自治区。罗贾瓦又和库工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聚集着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关键力量——“叙利亚民主军”（SDF）。然而，2019年10月初，特朗普撤出驻扎在罗贾瓦、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美军，为企图在叙利亚开辟一条纵深三十公里安全区的土耳其开了绿灯，变相“抛弃”了同盟对抗ISIS的库尔德人。世界范围内此时以“反对入侵罗贾瓦”为标语、呼吁西方政府对土耳其实行经济制裁的大规模游行，如石沉大海，并未得到期待中的回应。受到土耳其攻击与美国“背叛”的罗贾瓦区无奈转向阿萨德政府寻求援助，允许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库尔德地区共同防御。

与处于混战的叙利亚相比，伊拉克近年来局势较为稳定。面对土耳其侵犯主权的越境行动，伊拉克政府只在6月26日发表了声明谴责。这相对温和的外交处理方式，隐隐折射了伊拉克政府、库工党、土耳其，甚至与曾经发起“独立公投”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定程度上，土耳其此次打击库工党的行动，暗合了伊拉克政府长久以来希冀压制国内库尔德独立势力的私心。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区政府关系不差，甚至有消息指土在当地首府埃尔比勒（Erbil）发展了情报网络。

我见到Sarbest先生，是在一场“反对入侵罗贾瓦”的集会上。房间已经坐了不少人，我在第一排坐下。几分钟后Sarbest坐到了我的身边。头发花白的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几乎整场集会上他的身体都紧绷着，尤其当亲库尔德的土耳其人民民主党（HDP）成员，前土耳其东南部最大城市迪亚巴克（Diyarbakır）市长Osman Baydemir发表演讲时，他微微前倾握紧双拳，激动地说着“Exactly”。

他对库尔德事业的热情令我好奇他的故事。我向他约访，随即得到了他的爽快答应。他约我在咖啡馆见面。一见面就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五本书摆在桌前，告诉我这都是他写的关于库尔德的书。曾经在伊拉克做反萨达姆游击队宣传员，担任过伦敦库尔德中心负责人的Sarbest，对库尔德往事无比熟稔地信手拈来，甚至具体到月日的回溯——尽管其中不乏无法确证的历史，或对族群历史与压迫的过度“发明”。比如，他把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面临的压迫归咎于土耳其人是“外来者”，而认为库尔德人是土地上的“原住民”。而在历史上，这一地区民族和土地的关系，要比这种理解复杂得多。

年轻时，Sarbest曾经因库尔德人的身份而屡遭歧视甚至生命威胁，“如果你不是库尔德人，你当然有属于你个人的烦恼，但至少你拥有正常的生活。 生而为库尔德人，你无法只为自己而活”。他是坚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但他也坦诚地说，即便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也并未做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准备，现阶段的自治权是最好的选择。

Sarbest面临的境况，是“库尔德斯坦”的今日处境——存在于理想中的“库尔德斯坦”散落于四个主权国家之内——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究竟是否是一个整体？谁能代表库尔德人？究竟他们是因为想要追求民族自决建立独立国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还是因为受到压迫，才更激起独立意识？流血、纷争与压迫在此循环。在土耳其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脉络里，想要独立建国的库尔德人无疑在分裂国家；而在库尔德人眼里，他们才是这块土地自古以来的主人，拥有“理所当然”的民族自决权利。而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更因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被多方势力觊觎。地下的黑色黄金是馈赠亦是牢笼。

长久以来，各国出于各自的政治与经济考量，以不同形式插手库尔德问题，将它作为一个可观的谈判筹码。一战结束后，为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鄂图曼帝国），1920年8月10日，英法等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于巴黎签署了对后者而言极为苛刻的《色佛尔条约》，除废除征兵制、限制军事活动，并将其大量土地割予周边各国如希腊，亚美尼亚等，也第一次正式承诺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但不久，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这份条约展开了强硬反抗，并于1922年在已持续了四年的希土战争中战胜希腊，成功迫使协约国重回谈判桌废除《色佛尔条约》。经过一年多的协商，双方于1923年的7月24日正式签订《洛桑条约》，土耳其的主权独立得到确认，东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主权被重新交给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建国梦则被一并交付了出去。

这个古老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没有过自己的国家。相同的历史文化让库尔德人彼此相连，但这份纽带也不断地受到挑战。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不被官方承认，他们的具体人数没有数据（尽管据猜测可占土耳其人口的五分之一），强制学习土耳其语，“被”成为“山地突厥人”，这一现象持续至1990年代。一小部分人，如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选择采取暴力袭击和战争来反抗压迫。但库工党激进的混合民族主义和左翼政治的议程是否被许多库尔德人接受？

相对而言最顺利的是伊拉克的库尔德人。1991年，伊拉克库尔德人爆发起义反抗萨达姆，其民兵组织“自由斗士”成功迫使伊拉克部队撤出其北部地区，为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打下了基础。1991年10月，伊拉克军队正式撤出库尔德地区，后者获得事实上的自治权。这背后挟裹着许多并不隐秘的悲剧，譬如1988年因伊拉克使用毒气而丧命的约5000库尔德人。2005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两年，伊拉克新宪法承认其自治权利。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举行独立公投，330万选民参与投票并以92%的高支持率收尾。但结果不被伊拉克政府承认，在对伊拉克库区的军事包围下，自治政府宣布冻结公投结果。

相较之下，土耳其的库工党则更富争议。1978年，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创建了库工党，致力于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但其暴力武装斗争路线争议重重，因采用绑架、暗杀、人体炸弹等极端方式，被指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甚至成为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名单上的恐怖组织。1999年，奥贾兰被捕并被判处死刑，随后改为终身监禁。失去领袖的库工党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将总部迁往伊拉克的坎迪尔（Qandil）山区，在“建国”问题上软化立场，转而要求政治与文化的自治权。

2013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两年后停火协议告吹。直至今日，库工党仍是活跃反抗土耳其的武装力量，但因其“恐怖行为”，库工党也成为了其他渴望独立建国的库尔德人中的一个微妙话题：是否应该将被西方政府指控为恐怖组织的库工党视为相同阵营的队友？对不同的库尔德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时大相径庭。

在欧洲的库尔德移民则是一个新现象。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据估计，目前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库尔德人生活在欧洲各个国家，其中约近百万在德国。这个巨大的库尔德群体，成为“库尔德斯坦”政治主张的重要后盾。他们积极组织“反对入侵罗贾瓦”等游行活动，希望唤起西方政客对库尔德人的关注；文化层面上，他们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库尔德人文化中心，传播库尔德语言、文学、音乐等，使之成为海外库尔德人加强亲密纽带的重要地点。

相对于经历丰富的Sarbest， 1996年出生的理发师Tola是新一代旅欧库尔德人的代表。他是拥有三十多万粉丝的YouTube网红，自诩为“英国最具人气的库尔德人”。幼时便跟随父亲来到英国定居入籍的他，直言自己“几乎从未因为库尔德人身份而受到歧视”。他既拍各式各样的恶搞视频，也在土耳其入侵罗贾瓦时组织抗议游行。他认为自己仍是库尔德人，对英国并无任何“爱国情怀”，热切地希冀库尔德斯坦可尽快独立成国。在他眼中，库尔德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自然而然便有权利成为主权国家。但当我问他”，如果库尔德斯坦真的独立成国了，他会否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他的回应则有些不确定：“即使库尔德斯坦真的独立了，我也不会马上回去，除非我看到那个区域真正地趋于稳定，就业率逐渐提高。”

Sarbest和Tola对我分别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许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他们的记忆和描述可能会和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毕竟，他们对历史和现实有不同的理解和故事版本，切入现实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这是两代海外库尔德人变化的缩影。

“库尔德人领略着生活的两面性”

我叫Sarbest。我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1970年代末，我在巴格达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入伍当兵，我的同期同学因为是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成员，便成了我的长官。同样作为士兵为祖国效力，我们却有如此大的差距。一年军旅生涯后，我作为财务专家被指派到一个直属伊拉克总统的部门工作。七个月后，我的上司对我说，或者加入复兴党，或者离开。我完成大学学业时曾试图保持中立，不卷入任何政治事端，但身为库尔德人，这是一个明摆着无法实现的愿望。当我十七岁的兄弟在一次游行中被复兴党成员杀死后，我如何还能不知羞耻地允许自己成为这个党派的一员？

23岁，正是一个异常敏感的年纪，我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在家待业。一年后，我在家乡苏莱曼尼亚（Sulaymaniyah）的大学入职成为了一名经济学教师。21天后，系主任与我谈话。说来巧合，这位系主任曾是我巴格达大学时期的一位老师，彼时我与他已有多次争端，因他曾在上课时当众多次羞辱库尔德人。他见到我时便对我说，“我记得你”，我笑笑对他说“我也记得你。”

他接着对我说：“我骄傲曾经的学生到这里任职，但你应该成为复兴党的成员，这是为了伊拉克”。我问他复兴党的全名是什么，他不解地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我继续笑笑对他说，“所以我不会加入，因为这是阿拉伯人的政党，我是库尔德人。把它的名字换成伊拉克复兴党，我就考虑加入”。当然，我立刻面临了处罚，从教师被降职为文员。

在处理财务的文员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后，我发现，一个加入复兴党的库尔德教师，自1978年以来的4年间，一直通过伪造证明偷窃学校的资金。于是我整理了所有相关文件后向大学举报了他。而大学的回应则是，这不可能，这个男人是复兴党忠诚的党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党员，你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诋毁诬陷他。对此，我只能说，我尽我的职责，至于如何处理这个偷窃你们钱的男人，是你们的决定。一周后，那位被我指控的男人带着手枪来到我的房间。我对那个男人说我不怕他的手枪，也不怕他的党派，请立刻走出我的房间。又过了没多久，大学便用一些荒唐的理由将我辞退。

这次事件后，我决定进入大山加入反抗萨达姆（Saddam Hussein）的游击队。我的父亲央求我别那么做，因为一旦我的信息被政府获悉，我的家人也会受到逮捕，政府会对我的五个姐妹做任何龌龊的事情。我一开始答应了父亲，但随后仍前往了大山。为了保护自己与家人，我不断变换着姓名与外貌。记得在几个政治活动中，有人试图拍下我的脸。但所幸那时没有便携式手机，只有显眼的大块头相机，当他们暗暗地把相机放在桌子底下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举动。

大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什么都没有，晚上住在寒冷的山洞里，依赖村民提供的一些免费基础食物，他们也会为我们浣洗衣物，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战斗。我在大山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前线战士，而是一个媒体报导者，将前线的事迹整理成文，与各国不同的政治记者交流通信。那段时日里最困难的是缺少必备的药物，这也成为了当时重病的我被迫离开大山的原因。因为无法再回到家乡，我辗转离开伊拉克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为当地的档案部门以及不同的政治活动家工作。

两年半后，我作为政治难民前往丹麦，为苏格兰广播工作了三年。最终来到英国定居，在这儿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在伦敦的库尔德文化中心，我工作了整整十四年，最后成为文化中心的直接负责人。尽管这个中心主要负责组织文化事宜，但我们也直接领导了几十次不同目的的游行。就像面对土耳其入侵罗贾瓦，库尔德人聚集起来在土耳其或美国大使馆前抗议。诚实地说，我个人不相信这种形式的抗议对罗贾瓦问题有太大意义，因为游戏规则就是西方国家创建的，罗贾瓦问题的起因就是美国抛弃了我们。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为了展示自己。告诉西方国家，我们在受苦，记住我们所受的苦。

我们从抗议中能获得什么呢？唯有一件事，这个抗议的过程让我们的人民变得更团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我写了许多介绍库尔德斯坦历史、语言与哲学的书。我要通过这些书告诉库尔德人，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有丰富流长的历史，你们有璀璨动人的文化，你们有不该被遗忘的哲学，你们更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当一个库尔德人忘记这些时，他作为库尔德人的身份（identity）也慢慢归零了。比如迪亚巴克（Diyarbakır）市长Osman Baydemir，作为库尔德人，却几乎不会讲库尔德语。因为在土耳其，库尔德人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在家说库尔德语。

如何仅仅因为生而为库尔德人就受到无尽的苦难，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一生都在和“身份”（identity）作斗争。如果你不是库尔德人，你当然有属于你个人的烦恼，但至少你拥有正常生活。大多数库尔德人都领略着生活的两面性，你既可以感受到许多快乐，也会遭受许多无端的磨难，失去自己的时间与梦想，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无法只为了你个人而活。就像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考虑过婚姻，因为我已朝不保夕，为什么还要拖累一位女士？就像当年，我因为不肯加入复兴党而失去了教职，但对年轻的23岁的我而言，成为大学教师是我从小的目标。我认识至少30个当年取得了机械工程学位的朋友，他们去了大山斗争，同时也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和梦想。现在你与他们交谈，他们已对工程一无所知。

库尔德斯坦的悲哀源于它关键的地理位置和丰沃的石油资源。是谁四裂了库尔德斯坦？西方国家。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曾在1918年，1919年，1920年，1945年（伊朗），1975年（伊拉克）发生过。我们当然不再信任西方国家，它们只关注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毫不在乎人道主义。他们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同为“人”吗？不是的。比如俄罗斯和美国，它们公开地告知我们可以帮助守卫库尔德斯坦，但需要我们把石油以每桶10美元的低价售卖给它们。站在石油最丰沃的库尔德斯坦土地上，你可以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之下，是奔腾的石油。但我们从中收获了什么？只有悲剧。

当政府连基本的权利都不给予时，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只有斗争。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器和钱财，我们又如何斗争？我们完全明白西方国家什么也不能为我们做，也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并不天真愚蠢，我们明白什么是现实。罗贾瓦的领导者清楚地知道美国和特朗普背叛了罗贾瓦，但是除依赖西方国家外我们别无他法。

四裂的库尔德斯坦中，受压迫最为严重的就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始终污名化库工党，告诉它本国的民众甚至全世界这个党派是恐怖组织。在那个“阻止土耳其入侵”的活动中，我一直试图告诉Osman Baydemir不要做任何极端的事情，我们需要用证据告诉西方国家，告诉那些有权力的西方政客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没有理由的炸毁城市杀害平民。库尔德人有炸过伊斯坦布尔吗？甚至，库尔德战士有杀过捕获的ISIS恐怖分子吗？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些战俘直到他们被审判。如果库尔德战士在对待这些杀害他们同胞的ISIS恐怖分子时都能做到公正，我们又怎么会去杀害平民？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在土耳其的选举中，仍有许多库尔德人将票投给了埃尔多安。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就像当年日本入侵中国时，也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帮助日军，或者为钱，或者为权；第二，在土耳其的许多库尔德人甚至没有能力说库尔德语，对库尔德的文化历史也一无所知，他们对库尔德斯坦的感情已逐渐消失且正在被同化为土耳其人；第三，百分之九十的库尔德人都是穆斯林。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人把伊斯兰放在其民族国家之前。于我而言，民族远比伊斯兰重要。因为民族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命运相连，而宗教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幸福。如果你问我，我是穆斯林还是库尔德人，我会说我首先是个库尔德人。这不代表我反对伊斯兰，我是一个信仰着伊斯兰的库尔德人。

相较于土耳其而言，在伊拉克，人们正在逐渐接受库尔德人，有时伊拉克政府甚至会下放给库尔德人一些权力。自伊拉克政府成立以来直至1991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只有一所大学和400多所中小学校。1991年库尔德人掌控了这些区域后，我们已经建立了20多所大学和4000多所学校，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令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比肩欧洲城市。而位于叙利亚的罗贾瓦，原本可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和发展样本。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库尔德人还是阿拉伯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以在罗贾瓦这个多元社会里获得平等生活的权利。你可以发现大多数罗贾瓦的领导人是女性，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甚至有时觉得女性比男性聪明。

对于罗贾瓦的战斗，我们并不需要西方国家的其他帮助，只求它们能够在罗贾瓦上空划出禁飞区，使得我们与拥有战斗机的土耳其的力量对比不至于太悬殊。就在前不久的一次入侵中，土耳其政府轰炸了罗贾瓦的一个学校，11个孩子被杀死，14个孩子受了重伤，但没有任何国家公开谴责这件事。罗贾瓦的库尔德武装别无选择，只能开始示好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无疑，他们作为库尔德人的权利会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每一个库尔德人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现实与梦想不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不同。许多库尔德人不同意我的以下观点，但现阶段，我真实的只希望每个国家能给予我们自治权。在2017年9月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公投中，尽管我投票表明支持独立，但内心是犹疑的，因为我明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如果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政府想要繁荣，先应该从给予库尔德人应有的权利开始。而我们库尔德人，也会一直为自己的权利斗争。否则20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像你一样的人，继续和我们讨论同样的问题。

“即使库尔德斯坦成为独立国家，我也不会马上回去”

我叫Tola，是个理发师，也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

我没有什么团队，开始制作YouTube视频主要是出于对表演的热爱，这是个能够让我自由表达心声的机会，我想我是英国境内最有人气的库尔德人了。

得到关注自然令我开心，但我不会因为关注度而过度欣喜。如果你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被关注，那就像赌博一样，你永远得不到满足。

制作视频时，如果我说英语，我会配上库尔德语的字幕，因为我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库尔德粉丝，我想让他们能够参与理解我的视频。这些视频往往超过10分钟，因为这个长度更容易插入一些YouTube广告，获得一些经济上的报酬，不多，一个月也许只有300英磅。而我所花的精力远远高于这些价值，我通常需要花整整一天拍摄视频，两到三天剪辑视频，尤其理发店开张后，我每天需要在店里从早到晚工作，只能在晚上回家时继续剪辑。

当然，有很多人不喜欢我的视频，这很正常，你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我的许多视频包含了政治和宗教信息，比如我曾让一个穆斯林朋友在公开场合祷告，然后我前去侮辱骚扰他，作势用脚踩他。这其实像一个大型社会实验，通过秘密拍摄，我们展示了公民的真实一面，观察他们是否接受公开祷告的穆斯林，他们是否会来阻止我的侮辱性行为，是否会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恐惧和憎恶。当然，如果有人觉得被冒犯，我们会给他/她加上马赛克。许多人说我不应该制作宗教相关的视频，因为我会让人们错误理解伊斯兰的面貌。但我觉得这是我的宗教，我有权自由地在任何我想要的地方祷告。两年前我刚开始制作时，完全没想到这些视频会获得这么大成功，因为我是穆斯林，所以我大概只能说“真主才知道”（God knows） 。我想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热爱伊斯兰，所以我的视频才会如此的成功。

我也曾经制作过一个YouTube视频，在曼彻斯特的街头询问路人是否听说过库尔德斯坦。诚实来说，直到ISIS造成动乱之前，大多数人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存在。随着ISIS的出现，库尔德斯坦这几年常常在新闻中出现，但也总与“战争”“流血”等词相连，导致一旦提到库尔德斯坦，人们脑海中首先涌现的就是些不好的混乱的景象。当然，有不少人对库尔德斯坦仍一无所知，尤其在大学里，我曾采访过许多中国人，他们都从未听过这个词。我想人们不应该只专注于自己的文化，而也应该去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地区。

库尔德斯坦身处几个国家之中。如果别人提到伊拉克，你会联想到伊拉克人；提到伊朗，则联想到伊朗人；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叙利亚，则是叙利亚人的。那么库尔德人呢？我们是被忽视的，隐形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每一个库尔德人都梦想着独立，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我们理应受到尊重。尽管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比其他三个国家都更为繁荣和平，人民也过着更好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想要独立，因为独立的愿望与我们是否过着一个好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关系。

不幸的是，库尔德斯坦有许多不同的党派， 每个党派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想法，内部之间很难达成一个统一的协议，也缺乏必要的团结。就像英国一样，仅仅脱欧这一件事便悬而不决争论不休。你可以想像，英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库尔德斯坦则是一个身处四个国家境内的分裂的民族，事情自然变得更为尴尬棘手。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库尔德政治家在我心目中可以真正地领导库尔德人。

如果库尔德斯坦真的独立了，我想它会与众不同，尤其在宗教问题上，库尔德斯坦境内和平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但在政治问题上，我想贪污现象仍会十分严峻，毕竟不是每一个库尔德人都是无辜善良的。

在罗贾瓦事件发生后，我曾组织过多次游行。但诚实地告诉你，许多在这儿生活的库尔德人也许只会去参加一次游行。一开始时大家都情绪饱满，但慢慢的的就没了声音，来参加游行的人也越来越少。最近一次我组织的游行中只有五六个人来到了现场，当时的场面真令人尴尬。我想这是因为，库尔德人一直处于苦难之中，你可以想像，每年库尔德斯坦至少经历一次类似罗贾瓦的事件，无论是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还是伊拉克。你无法要求所有人整天都只游行不工作不生活，对吗？我对游行的感情是复杂的，没有什么目标因为游行就达成了，土耳其依旧在轰炸罗贾瓦，西方国家也对我们的苦难继续视而不见。但是，游行至少向别人传达了我们的想法与声音。

另外对于在国外的库尔德移民而言，我们对库尔德斯坦的感情在慢慢减弱。譬如我们家，2003年我的父亲因为家乡太过穷困而逃难至英国，在这儿开了一家卖报纸的小商铺，也曾在洗车场和不同的工厂工作。大约十岁时，我和其他家人一起来英国投奔我的父亲，那时我的两个弟弟一个7岁，一个3岁。他们在英国长大，不太会说库尔德语，不知道罗贾瓦发生着什么，自然不像我那么爱国。

尽管我们全家都已是英国公民，我也在英国超过十年了，但我不像我的弟弟们，我不热爱英国。因为英国正是致使库尔德斯坦陷入如今分裂混乱局面的主要国家之一。一战后，我们本应被给予属于我们的土地，成为独立的国家，但英国和法国联手出卖了我们。我从未见过英国人在他们的议会里讨论任何库尔德人的相关事宜，也未给予我们任何真正的救援措施，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理由热爱英国，我想它也不需要我的热爱。

于我而言，爱国情怀表示我爱这个国家，我愿意为它战斗。我当然是热爱库尔德斯坦这个民族国家的，但是诚实地告诉你，我不愿意回到伊拉克或叙利亚，将我的生命置于危险中为库尔德斯坦战斗。也许这是一个懦夫的表现吧。

我的父亲曾是一个士兵，我忘了他的长官的名字，只记得他的脖子因为受过严重的枪伤而总是歪着。我的叔叔曾是一个高级指挥官，在当时十分有名。我不确定他具体何时被杀死，但他遇难的时候只有二三十岁。他确实死于一场战争，但却不是一场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由萨达姆发起的战争，而是一场库尔德人之间争夺权力的内斗，真是愚蠢的事实，我希望这样的事再也不要发生了。

所以，即使库尔德斯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也不会马上回去，除非我看到那个区域真正地趋于稳定，就业率逐渐提高。新政府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发展国家，而那些贪污的库尔德政客令我难以信任。说了这些，我还是想说我对库尔德斯坦是有爱国情怀的，至于我如何表现我的爱国，我想如果有人说库尔德斯坦的坏话，我可能会和他打一架。我也相信媒体可以影响人的想法，因此也做过一个关于罗贾瓦的视频，希望利用我的名气提高大家对罗贾瓦的关注度，这个视频随即被分享了上千次。我一直和朋友说库尔德语，新年时也会穿传统服装，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