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影片：超过16000枚催泪弹，给香港留下了什么？

第一次吸入催泪烟，是许多香港市民在2019年共同的经历。第一次体验无法呼吸、眼泪披面、瘫坐在地，学习被浓烟呛到时要放慢呼吸，抑或学习在一片混乱中，帮身旁陌生人的眼睛滴上生理盐水。

根据警方回复端传媒的最新数据，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30日，超过16223枚催泪弹砸向香港。不过，截止去年12月，警方已经发射逾1万6千枚催泪弹应付示威活动。全港多区，包括狭窄的街头巷尾，几乎都曾经被催泪烟包围。在此之前，港人对催泪弹的记忆停留在雨伞运动的87枚催泪弹，不过，反修例运动让所有人突然遭受更剧烈的体验。

去年的7月28日晚上，大批示威者在西环和警方对峙，警方在港岛中西区发射408枚催泪弹，成为香港人“催泪弹放题”的开端。到了11月18日，理大反包围事件当日，警察更在24小时内发射3292枚催泪弹，相当于每30秒发射一枚催泪弹。

“被焗住，好似监狱的感觉。”一年后，17岁的前线示威者阿乐对端传媒回忆起被催泪烟困住的经历。她正是在去年7月28日的阵地战现场，仅仅戴了N95口罩便站在前线，吸入大量催泪烟后，她开始出现咳血、掉发、经血变黑等症状，恶梦也开始闯入阿乐的睡眠。为了安全考虑，她选择以化名接受采访。

一年过去，此刻的香港街头不再浓烟呛人，更因疫情而人流冷清，但许多像阿乐一样的市民仍被困在催泪弹的记忆迷雾中。放眼全球，阿乐亦并非孤例。2019年可谓全球示威之年，许多国家也经历著政治震荡与社会风暴，抗议声浪席卷法国、智利、黎巴嫩、玻利维亚、印尼、西班牙和伊拉克等地，使用催泪弹对付示威者成为许多国家机器的选择。

除了香港的催泪弹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也联系上远在英国的学者 Anna Feigenbaum。作为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学院的副教授，Anna曾经投入长时间研究催泪弹的历史和政策。面对催泪烟弥漫全球多国，她指出，许多民众正在被一些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的化学武器所瞄准，这将带来严重的问题，除了生理影响以外，心理创伤也不容忽视。

“催泪弹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一种惊慌的感觉。它会让你感觉你好像快要死去，你必须逃离它才能活下来。”Anna对端传媒表示，“这种经验会一直跟随你，并在其他恐惧的时刻被再次触发。”

他们问了一年都没有答案

自去年6月以来，香港许多示威者、专业人士和普通市民纷纷发问：催泪烟的成分具体是什么？会给人体长远带来什么影响？根据不同媒体报导，不少接触过催泪烟的市民出现久咳、咳血、湿疹、腹泻等症状。

对于这些症状和催泪弹之间的关系，目前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人们甚至连弹壳内的具体成分和比例都不清楚。此外，对比全球情况，香港在人口密集、楼群密集的地区长期频繁发射催泪弹的情况，亦属罕见。端传媒翻查多年文献发现，目前并没有针对长期受催泪烟影响的研究。

目前所知，催泪弹的主要化学成分是CS，这种化学物会在高温后分解成氯苯，再在持续高温下可能转为不同有毒物质，包括二恶英、山埃等。不过，在香港示威现场采样的化验结果，目前没有验出这些毒性残留物。除了CS外，催泪弹中还会混入其他化学物。香港政府和警方表示，因担心影响针对示威的行动部署，拒绝公开催泪烟的具体成分。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博士后余柏康，过去一年一直追踪催泪烟对市民的影响。

“去年我们处于一个充满催泪弹的城市，我们非常急切的想要得到答案，并且很多人的情绪也受之影响，比如家中有婴儿，或是老人家，又或是你本身就是长期病患，长期呼吸系统比较弱。”余柏康说。

他与团队在去年9月、11月和12月的五次合法游行集会现场进行民调，探究市民对催泪弹的感知风险。在最后一次民调现场，逾3000人的问卷回复中，八成人表示曾吸入催泪烟。余柏康在民调的数据基础上，加以催泪烟在居民区波及的人数和其他未参与是次游行的市民等，推算全港至少有100万人曾吸入催泪烟，催泪弹的影响范围非常广。

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市民接触催泪烟之后，由于担心泄漏个人信息而不敢去公立医院求医，往往找“地下医生”求医或选择自行处理。而另外，由于不知道催泪烟的确切成分，许多医生感到忧虑，不知该如何具体医治。

对于这些公众忧虑的问题，香港政府至今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今年5月，针对反修例运动的监警会报告出炉，就催泪弹成分引起的争议，报告仅建议警方委任由医学及科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探讨催泪烟含量可接受的毒理水平，并未要求警方公开催泪烟的成分。

警方回复端传媒查询指，对于监警会报告，政府保安局已设立一个专责小组跟进，关于催泪弹的问题，则有该小组下负责“检讨武力使用指引”跟进，拟定于今年8月向特首提交首份工作报告。

从军事到示威管理，催泪弹是“药物”而非武器？

催泪弹原是一种用于大型战争中的武器。

1919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发开出化学武器催泪弹，在一战战争中登场，在战争中，目的是使敌军离开战壕。随著《日内瓦公约》在1925年出台，催泪弹等化学武器被禁止使用于战争。其后，美国陆军化学兵团第二负责人Amos Fries，联合科学家、政客及作家，为催泪弹开展公关活动，将这个“有毒的化学武器”包装为镇压异见者的“无害”工具。1928年，毒性较弱的CS被研发出来，逐渐成为催泪弹的主要成分。无论在美国20年代的劳工运动，还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骚乱，催泪弹被大量使用，成为镇暴武器的标配。

来自美国、目前任职于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研究的学者 Anna Feigenbaum，曾与团队花了五年时间深入探索与爬梳催泪弹的历史，于2017年出版专著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W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她在书中阐释了催泪弹如何从战争中的化学武器一步步成为政客口中的“无害的”镇压示威冲突的工具。

Anna Feigenbaum在书中写道，目前对催泪弹安全评述的引用，来自1970年代的《Himsworth 报告》。该报告其实由有军方及政府背景的所谓“第三方机构”完成，它将催泪气体淡化为一种药物，而非武器，将死亡等严重个案影响，描绘成稀有的“副作用”，亦将心理创伤撇除于催泪弹的“实际影响”之外。

“但问题在于，武器与药物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Anna指出，《Himsworth 报告》意在用分析药品毒性的方式，告诉人们为何催泪弹是非致命性的，但报告并没有考虑到武器的使用，会涉及公民安全及其将承受的代价；若催泪弹在密闭空间释放，这种非致命武器的伤害将急剧加大。

“若你身处密闭空间，例如牢房、汽车、地铁站，使用超过一罐催泪弹，那你身处的地方就从一个非致命的场所变成致命性的了。”Anna说。

这样的情况，在去年的香港屡屡发生。今年6月，国际特赦组织推出全球滥用催泪弹的互动地图，检视自2016年以来，在全球22个地区80宗不当使用催泪弹的案例。其中，香港反修例运动涉及6宗不当使用催泪弹案例，包括6月12日中信大厦和8月11日葵芳港铁站，涉于“密闭空间”发射催泪弹；另外，6月12日金钟示威、7月21日中上环示威、8月5日三罢大埔示威，涉过量使用催泪弹， 而8月5日三罢金钟现场，警方曾从高空发射催泪弹，涉“直击瞄准发射”。

针对这六宗个案，监警会报告认为就612中信事件，警方应检讨持续发射催泪弹的策略、应与集会人士沟通和指引人群疏散；对于葵芳站事件，报告则指，葵芳站是半开放式车站，车站有足够通风让催泪气体快速散去，同时，警队指引并没有订明在半封闭式空间使用催泪弹的规定。另外四宗案例，报告没有提及。

Anna指，对于催泪弹研究的匮乏，是当代的困境，而且，投入大量金钱研究和开发的人，往往也是制造和销售催泪弹的有军方背景的团体。她也强调，问题并不仅仅在催泪弹，倘若政府对市民示威的管理思维不转变，那么即使禁止了催泪弹，政府也有另外大量的武器可以使用。

时隔一年，由于疫情冲击与街头示威难测，余柏康表示他的学术研究难以进行下去。余柏康觉得香港人对于催泪弹的研究还是在瞎子摸象，许多问题问了一年，有些人已经问到麻木了，累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答案。

端传媒实习记者李海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