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艺术的探戈:匿名群体获奖与共同的挑战

“当科技普及,社会大众发挥创意回应社会,传递信息”,这就是艺术的定义啊!
随身的数码科技流动如水,一宗新闻,可连环变化成不同的创作或焦体行动,图为去年8月21日,女急救在尖沙咀被手枪击中眼睛,单手掩眼的自拍照徰动,马上在网上如病毒式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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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香港反修例运动一周年,就在黑衣群众再次拥到金钟悼念梁凌杰的那个下午,远在奥地利的新媒体电子艺术中心(Ars Electronica Center),将年度媒体艺术金奖颁给了参与过去这一年来参与抗争的所有香港人。这项大奖“数码艺术金奖:电子社区项目”(Prix Ars Electronica Golden Nica: Digital Community),被誉为媒体艺术界(Media Art)的奥斯卡,每年颁发给跟数码科技有关的艺术创新作品,今年得奖者是所有香港匿名抗争者,而“代表”香港人、将过去一年事件发展及文宣写成报告来参加比赛的,是香港的媒体艺术家萧子文(Eric)及策展人邝佳玲(Joel)。

雨伞运动启蒙艺术家

“我记性差,但记得所有事情。运动期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回家便看直播。Joel 身处风眼,我则身处外国,有不同的痛若。”Eric是香港人,但定居日本多年,他与身在香港的Joel 相识许久,合作无间。由香港的抗争运动开始,Eric 便看着 Joel 常常参与游行,然后二人就在电话里讨论局势。每年三月,他们都会关注业界 Prix Ars Electronica 大奖的动向,今年三月某天,Eric 就突然起了个“天真的想法”——不如把运动写成报告去申请这个奖项。

被誉为新媒体艺术界的最高殊荣的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金像),得奖者是香港抗争者。
被誉为新媒体艺术界的最高殊荣的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金像),得奖者是香港抗争者。

做出决定时,距离截止日只余三星期,方法被二人形容为像做大学报告,题为《Be Water by Hong Kongers》的报告全长40页,单单是运动时序(Timeline)就写了七版,“它是很客观的,跟记者做的没分别。”

五名审委一致通过香港人得奖的决定,评委表示:“香港2019民主抗争运动的市民,是‘数码艺术金奖’史上首位匿名得奖者。如‘阿拉伯之春’、‘西班牙反撙节’及匿名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香港人以科技开展了一场没有领袖、没有组织的抗争。”

奖项首次颁给匿名者、香港人也是“首名”得奖的非艺术家。评委高度赞扬港人使用科技来实现文宣、众筹等抗争行动,又高度发挥“去中心化”、“无领袖”的观念,组织、沟通、纪录及躲避监察。并赞扬港人对科技的应用,一如李小龙口中的“Be Water”哲学,“无形无状”,灵活多变。

去日本前,Eric 在城大修读创意媒体,一级荣誉成绩毕业。从前的他埋首电子/虚拟世界,关心的是电子世界里的身体体验(Body Experience)和互动,少理世事。他说自己是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那87枚催泪弹,才被政治启蒙。当年10月他回港参加展览,遇上了占领,急忙中将作品换掉,创作了《死前烂打民主机》(Unuseless Machine for Democracy):一只鸟从盒子中弹出,点燃一支LED蜡烛,蜡烛熄灭,鸟儿又会出来,永恒不息。“做此作品,是因为香港人出名三分钟热度,当时很担心大家会放弃。”这作品曾在日本、台湾展出。

媒体艺术家萧子文(Eric),现长居日本。
媒体艺术家萧子文(Eric),现长居日本。

五年后反修例运动,Eric 再次重复这种相隔千里去关心香港的经验,焦急又痛苦,“作为艺术家、策展人,我们常问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只是见证者?从专业角度,我们还有事情可以做吗?我们会写字,会截图,不如就把这些历史文献收集起来,整埋出来,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获奖的是“电子社区”

策展人 Joel 也是到了2014年才觉醒,当年她旅居台湾,先经历了太阳花运动,再越洋看著香港占领运动爆发,感觉痛苦,“就像一人不能共侍两夫,我要做出抉择,终于决定回港。”去年运动期间,她一直参与游行,一直问自己“除了瞓街(睡在街上),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这问题自太阳花时期已在她心里,一问再问,今年三月,她终于在 Ars Electronica 上找到了答案:“直至今次,我才能解答心里的问题。Ars Electronica 有逾三十年历史,你可追溯第一届、第二届的所有资料,它是很好的 Archive(档案),我们希望把它留在历史里,等日后讨论。这(反修例运动)是一件全世界都要关注的事。”

策展人Joel(邝佳玲),摄于香港。
策展人Joel(邝佳玲),摄于香港。

“我们的工作如资料搜集,跟生活/社会关系密切,政治是其中一个面向。”写报告须翻看一年来历史,一幕幕痛苦影像回到眼前,二人边做边哭。搜集资料时遇上不少困难,印象深刻的文宣,一时未必就能找回来,“但你渐渐会发觉,这些都不是重点,我们不是在选择 artwork。因为这个奖是‘电子社区’,评委肯定的是香港人怎样有创意地利用科技。”视觉在媒体艺术上,其实不如我们想像重要,Eric说:“媒体艺术一直讨论的问题,是它的形式到底在哪里?有些媒体艺术的价值在视觉上,但有些在经验上,例如有些是互动艺术(Interactive Art )。媒体艺术本身的价值就是多变的。Be Water本身就是无形无状(Formless, Shapeless)的,很配合数码科技。如果不是有Telegram、Airdrop、连登⋯⋯这些科技,也不可能出现去中心化、Call to Action(行动呼吁)。我们最初是想赞扬香港人Be Water的智慧,而不是运动本身。”

二人去申报奖项,早达成了共识,决定不以“艺术家”名义参加,而只是“传信人”(Messenger)。到了五月,评审团联络 Eric,通知他获奖消息:“奖项有10000欧罗奖金,可以用你们二人名义领取吗?”虽然得奖后走到幕前,但他们(连同一名匿名的朋友)参与的性质却是非个人的。

10000欧罗奖金,二人会用回展览上面。Ars Electronica 每年九月都会在奥地利举办实体展出,今年因为疫情,仍未决定是否继续,“Ars Electronica 已肯定了香港人的智慧,因为得奖,有了标准,之后再去其他国家展出,也会事半功倍。”二人写成的近40页报告很可能之后会在网上公开,得奖后,他们也将会把计划延续。他们强调这项 Project 是organic(有机)的,得奖不是结束,反而匆匆写成的报告里的不足之处,日后将继续补足,以档案(Archive)形式库存。

“关于反修例的新闻奖,香港人都拿过了,艺术人权奖香港人也拿到了,会否有一天‘米猪莲’变成‘米芝莲’一样?既然媒体艺术界都做到,另一些界别是否也做到?”

W一开始画过习近平,半日后网上出现了改版、日文翻译版。不过他说国安法过了,未必敢再画。
W一开始画过习近平,半日后网上出现了改版、日文翻译版。不过他说国安法过了,未必敢再画。

千百个文宣参与者

新科技工具如加密软件、云端平台等,是反修例运动群众动员、资金物品流通与分发、及群体身份塑造的重要手段。科技带来新的想像力与实行力,社区般分工合作的同时却能令参与者保持匿名。正是这些征服了Ars Electronica 的评委们。事情发展过程如设计师 W 跟我们讲的,他本来是在游行中“不会走到最前,又不会留到最后”的人,“因此一直在想自己可以怎样帮上一把。”W 便想到用自己最擅长的绘画插画,制作文宣,“通常我晚上开工,画到夜深,睡醒起来再加上标题文字,交到‘文宣收集处’,然后才去上班。”

千百个参与者都同W不曾署名的文宣、插画一样,是匿名的。W 甚至刻意每次转变绘画风格,为什么?“我不是怕别人知道,而是我本来就想出一分力,不想突出自己。”埋头绘画,W感受到 Be Water 的特性,“我在 Telegram 交稿,隔了没一会儿就见到作品在 facebook 出现,然后会被人印出来贴在连侬墙,变成印刷品!”令他最惊讶的,是作品藉科技传送、变化之快,“感觉大家是一个共同体。我最初画过一张林郑,交稿半日就出现了改版,甚至半天内已在伦敦示威现场出现!”他将此归功于科技,“是有这样的通讯科技,大家才做得到。整个运动很机动性,参与中,我感受到大家是一个共同体”。

设计师W画的文宣,投稿后很快就在连侬墙上出现。
设计师W画的文宣,投稿后很快就在连侬墙上出现。

Bee 则是动画人,他记得去年“6.16”两百万人大游行后的三两天,政府不退半步,一众动画人愤愤不平,一起说要做点什么,“那一刻,我像感到有股怒气由丹田直涌胸口。”群组内,有人提议做出首条文宣动画,但时间紧迫,距离死线(21日)只余48小时,“怎么可能?”大家还是决定拼尽一试。动画在6月20日透过各网媒发放,造成轰动,短片浏览次数以百万计。

今天的 Bee 制作动画,除了起草稿会在纸上画上几笔,其他全用电脑制作,“制作上,它近似我接的商业Job,最大分别,是做这个无人监督你,而制作时间更紧迫!因为过了死线才发放就没有效果。但同时,创作自由度更高。”由10多人组成的团队,每人制作几秒,由当中一人统筹,再由一人整合,过程全靠网络沟通。虽然事前大家都说没可能,赶工到半夜,会不停有人说‘我快累死了’,手却没停下来。细看全片,会发现每一段由风格不同的画师绘制,风格迥异,Bee笑:“我做了这么久动画,从未试过毋须统一风格的动画!”

数码抗争由来已久

一场未完结的运动本身得到艺术界大奖,马上引发“它是不是艺术?什么是艺术?”的讨论。

回望香港上一次大型抗争运动,2014年的金钟也是遍布民间创作,有雕塑 Umbrella Man、有浸大学生以破伞缝制创作的“百家伞”,Joel 记得,运动尾声大家都说要保留作品,而在现场,一众艺术工作者还有余暇讨论“这些是不是艺术品?”五年过去,去年一场的抗争运动,已被国际机构肯定了它的无比创意。

身兼艺术家、城市研究学者、策展人等身份的黄宇轩(Sampson),曾以数码科技在香港贸易广场创作“倒数机”,对数码、艺术、政治、社运相当熟悉。谈到Ars Electronica,他说:“这个奖项,是欣赏你怎样掌握现今科技。香港人得到金奖,是评委赞赏在运动中,大家创新地使用科技媒体。”他解释,“媒体艺术”著重科技媒体的运用,“当中第一批前卫作品,就是用无人机(Drones)创作的”。只是到了最后,“被肯定的价值还是在艺术的前提下,要看到你的思想深度。”

Golden Nica此金奖分类在电子社区项目下,它表扬香港示威者擅用数码科技,灵活多变、择善而从,当中包括了Airdrop。
Golden Nica此金奖分类在电子社区项目下,它表扬香港示威者擅用数码科技,灵活多变、择善而从,当中包括了Airdrop。

港人得奖,他感鼓舞,“它确认了港人的创意和艺术性。曾有很多学者写到集体行动中的艺术性。在艺术的‘制建’内,也有不少人想表扬运动中的艺术性,十年前英国端纳奖(Turner Prize)曾颁过给一出社运纪录片,评审说它当中的创意,可以跟艺术品相比。”他说,这种“运动中的创意可比艺术品”的论调,在艺术学术界已出现了一阵子,“其实即使一般百姓也会说,抗争现场好Artistic!那这是不是艺术?不少理论家、文化研究者会去斟酌。”

艺术不断迎向社会议题与运动,这本是新世纪以来不断开放边界的趋势。2018年,端纳奖还颁了一个大奖给团体Forensic Architecture,再惹起争论,“他们是一个写调查报告的团体,以好花巧的手法去表达。这惹起不少争论:这是不是艺术?这个团体自己会回应,说是不是(艺术)并不重要,反而只要有‘大台’承认,他们就会接受奖项。”而在Sampson的认知里,Forensic Architecture的确是New Media Creativity(新媒体创造力)的表表者。

瑞士的Sabine Himmelsbach 是巴塞尔电子艺术中心(House of Electronic Arts,简称HeK)总监,也是今届Ars Electronica(互动艺术评委),她在采访中说:“讨论抗争运动是不是艺术根本错了重点。我认为整场运动中,香港人利用科技组织大量人流的做法,示范了新的标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运动中利用科技,敏捷的形式,而同时大家发明了匿名而持续沟通的方法。”对她来说,Ars Electronica从来都表扬人怎利用科技,将大家聚在一起,“这当然包括了数码抗争,它在媒体艺术由来已久。香港抗争运动,在世界各地掀起浪潮,得奖很合理。”

谈到这里,Sabine Himmelsbach想起了瑞士艺术团体eToy。在1999年,美国玩具商eToys控告1994年成立的艺术团体eToy,要关掉他们网站,结果eToy反客为主,发起Toywar(玩具战)引来各方支援,Toywar主要是一个MMO(大型多人线上)游戏,虚拟世界内,玩家可以把投诉寄到真实世界的eToys、制作大量文宣、侮辱eToys的公司及顾客,很快这些信息浮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上,几星期内,eToys股价跌了一半。当天dot.com热潮已到尾声,股市本来就摇摇欲坠,“以骇客策略(hacking strategies)作艺术手法,在媒体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玩具战’引来很多网上争抗者参与,他们发表宣言、动作多多,大家联合起来,结果终于令eToys这巨企停止了法律诉讼。”

奖项高度赞扬港人使用科技,发挥创意,其中包括了匿名避开被追踪。图为示威者做成的示威现场地图,有人负责做哨兵,报道警车及示威现场布局。
奖项高度赞扬港人使用科技,发挥创意,其中包括了匿名避开被追踪。图为示威者做成的示威现场地图,有人负责做哨兵,报道警车及示威现场布局。

艺术圈面临的挑战

回顾手机科技还没有这么盛行的年代,艺术与抗争一直同行,Sampson提到一个很重要而厉害的团体 Reclaim the Street:“他们搞很缤纷的抗争,声称要重夺街道,曾出版一本小册子,叫《User’s Guide to Demand the Impossible》,它是由两个策展人写的。去年V&A博物馆的抗命展(Disobedience Movement)也有展出。他们由2000年打后,积极参与很多反全球化运动,G8会议前出过很多文宣,到了2017年汉堡G20,集合了1,000人到现场扮丧尸,整个行动很有效果。”

随着科技和智慧型手机出现,艺术跟社运关系变得更密切,“近年,社运中的创意开始被肯定。社运中的创意不是纪录性的,不是单一,也不是文化,它很复杂。”当中,由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在2016年创立的MIT Disobedience Award(抗命奖),跟新媒体应用息息相关,2018年就把奖项颁了给 #MeToo 运动,奖金25万美元。

对此,Sampson说艺术界有两种看法,有人会认为社运中有强烈美学,有人会问是不是拍卖的才是艺术?官方有时也会想追上这风潮,去展示这种创意。但执行起来,反应两极,2012年柏林双年展将展览标题定为“忘记恐惧”(Forget Fear),更邀请占领团体(Occupy)在展期间进驻 KW 当代艺术中心、以色列Yael Bartana号召三百万犹太人重返波兰,结果备受抨击,“那一届反应欠佳,他们被骂得很惨。及后还是不少艺术展览有社运元素,2017-18的亚洲艺术双年展(Asian Art Biennial)也有很多抗争作品。”这次港人得奖,最令他鼓舞的是从前受运动启发,艺术家藉运动素材再创作,以个人名义得奖,但这次香港人得奖,“被表扬的是群众,这是近两三年才出现的事。”

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表扬的还有“黄色经济圈”,也是利用科技写成地图App,标示出店舖的黄蓝。
Prix Ars Electronica 2020 Golden Nica表扬的还有“黄色经济圈”,也是利用科技写成地图App,标示出店舖的黄蓝。

艺术的定义,本来就随时代和科技转变。Joel说,抗争跟艺术的关系像跳探戈,他们不是单一的,“艺术的本质好吊诡,它像是推广时,又好像在反讽。观众怎接收信息不是艺术家可控制的,观众及其反应,也是艺术品的一部份。”从前我们都认为艺术一定是个体、是精英主义的,“艺术是反叛的!”今天这想法可能要改改了。

Joel解释,媒体艺术本来就跟 Anti-art (反艺术)血脉相连,带反挑战艺术的传统,“60-70年代艺术团体Fluxus已具 Anti-art精神,讨论是不是艺术家做的才是艺术,挑战现有规范。媒体艺术很有趣,流着这血派。今天数码科技那么普及,大家只是想尽办法发挥创意,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艺术。但你想想,‘当科技普及,社会大众发挥创意回应社会,传递信息’,你仔细听这句说话,这就是艺术的定义啊!”Eric认同这说法,他说如今Youtube里很多想法,根本就是几十年前艺术界想法的实践及传承。

艺术史上,它的定义由后印象派开始就一次又一次被冲击。Eric跟Joel说,刚得奖已有学界已掀起讨论。Sampson:“其实Avant Garde刚刚出现,也是在体制以外,不想出名。即使今天名气大如Bauhaus(包浩斯)也一样没有想过要成名,是后世要写艺术史,翻查历史才将他们归纳进去。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去挑战甚么是好的。到了今天的艺术圈,没有从前这么多挑战了,如今有奖项去冲击它,又可以包容到不同,很好呀!”

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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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當照相機剛剛發明時,也有人質疑攝影是否藝術。

  2. @你老尾:好奇今年端的選題有比較差嗎~
    不過,這篇讀來確實精彩又動人!

  3. 嘩,超級好的一篇,選題和報導,好像端回到去年的感覺,希望不是錯覺,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