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庐的小桌上烧著水，茶叶在壶里候著，一本被拆卸外封后裸著身子的书，灰褐色封皮上除了黑白照片，也印有法文铅字：“Le Météorologue”，意指“气象学家”。从“气象学家”背后的老式窗棂，可窥看隔间房里的油画个展，画幅上是油彩深浅积累成的，形似东台湾的海与山，树和云。若趋身细看，还会见到画作角落里平涂著小小的“Matz”字样。
屋外开始下雨，画面外罩上一层薄薄的阴霾。“你们可以早上有太阳时再来看画，光从天窗照进来，刚好打在海上，很不一样！”人称“麻子”的画家王智章招呼完朋友，朝我们走来，同我们提示“屋内看海”的时机，“每天看海，就知道每天的海都长得不一样。”
提起海岸山野形容的莫测，麻子的语气欣悦，也苦恼。他喜的是世上恁无单调重复风景，恼的是他得开车载著成批挑拣过的，貌似与当日天气“高吻合度”的画作半成品上路，并沿途祈祷到场时云影天光仍如愿“连戏”。声称自己喜爱记录自然光影的“印象派”，麻子坚决反对看照片作画，常年“看天吃饭”地这么画下来，待到数月或几年后，一张张画终于成作之际，他约莫也把自己画成了个气象学家。
“我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宁静拥抱著我，这时，我是飞鼠，是山羊，是初生的小儿。”
街头社运纪录者
不过，说起王智章最为人知的“创作”身分，倒不是画家，自然也不是什么气象学家，而是“绿色小组”的创作者之一。1984年，在多家党外杂志担纲美术编辑的他，与同在《前进周刊》工作的陈素香发现海山矿灾惨况，气愤主流媒体试图掩埋、扭曲实情的恶质手法，遂弄来一台摄影机，奔赴医院拍摄以原住民为主的伤患，办记者会，邀与会者正视那一尊尊病体化身成的影像颗粒，直白地交代出一次又一次被封锁的灾情。
隔年，麻子自己买了台摄影机，1986年更找来李三冲、傅岛等伙伴，创设了独立影像纪录团体“绿色小组”。1986到1990年代间，绿色小组在街头记录社运，更将社运记录也视为社运的本身。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他们从环保、原住民、政治、农民、母语等众多街头运动的滥觞处，就义无反顾地肩扛起摄影机，开始一系列看上去不懂松懈为何物的，紧迫盯人的长年追踪。
这些他们与摄影机共同投身现场的时间，最终积累成3000小时的毛片带，一如这次访谈和多次的口述历史中，麻子尤其喜欢“当年的这些影像堆成一面高墙”── 这样朴素却能直观时代“量感”的说法。
麻子说，这些毛片当下来不及建档，只能在脑内暂存，即时抽取并快刀剪辑。影像叙事的讲究，美学创意云云，显然不是绿色小组关心的范畴。他们热衷偏爱的，是活动歪脑筋，进行媒体突围和传播革命。比方四处办放映会，比方通过邮寄、机车派送，或在蚵仔面线摊寄卖等各种旁门左道，让绿色小组发行的录影带于全台流窜。越干越起劲的他们，曾走私发射器，将货柜堆高成一座绿色电视台。麻子甚至起意成立“ENG联盟”，联系各地独立摄影，在全台高速公路交流道收集资料带，剪接制作全国的选战新闻⋯⋯
屏幕里的屏幕
2020年的今天，紫藤庐的小小展场中央给搁放了张小凳，坐在椅凳上，你可以选择面对上下阵列的油画风景，也可选择反身正对角落的一台电视屏幕。那屏幕里播放的，除了麻子作画的情境，也播放著屏幕里的另一台屏幕。而里头那台屏幕里播放著的，则是当年绿色小组拍摄的，30余年前他们大力推送至家户屏幕上的风景。
他们拍摄的影像及其构成的墙，见证著台湾社运云涌的时代，见证了青壮年的他们于街头的“此曾在”，也见证当年他们的人生曾经是如何在这面墙的里外打转。“加入绿色小组后，我根本没法想画画的事，以前三冲也喜欢电影啊，很多后来跑社运的人都是艺文爱好者，可那个时候，我们是整个都放下了。”麻子接著说起当时的人生回路，“那时体力真好，早上冲游行，下午座谈会，晚上可能参加演讲，跑得很累但心情很亢奋，不可能拖著那样兴奋的身体回家，我们一定要去‘摊’和‘阿才的店’喝，喝到那个样子，然后隔天再来一次。”
那段时间无论于他们的人生，抑或台湾民主化的历程都至关重要，但那样高张力、高密度的紧盯看顾，也曾把这些年轻人的其他爱好、生活远远地抛离自己。甚至连三十余年后的此刻，即使为画展见面，多数时候聊的，仍不是画展墙上展出的东西。
“90年代台湾街头运动少了，群众运动渐渐转为议会路线，开始看到许多妥协，运动质变。”
现在与过去不必相关
水烧滚起来，散漫的茶叶绕著玻璃壶身兜转，麻子边为我们斟茶，边松开身心好随著抛出的问题，顺势答上一圈。当我问麻子画作是不是某种纪录型态的延续，他笑说，“不是啦，如果要记录我会拍照、摄影，或是用其他媒材速写，不会用油画。”当问起展场电视萤幕里呈现他边作画边看当年影带一事，麻子揶揄这个问题天真，“拜托，谁看不出来那是假的，是绿色小组为展览效果弄的，编导的啦！”问他为何不画人，只画景？“我有想画原住民朋友，但一来我功力未到，又不想要一直打扰他们。而且我做过模拟，画一半一定酒拿出来喝，画不下去。”
紫藤庐副执行长许馨文在这群选材自花东各地，互不相连的风景间，找到了上下两道相平行的地平线与海平线，并沿著山棱线的轨迹拉开恰若其份的间距，画面在白墙上织串起来，观众自动自发的想像填入，则为空拍补遗。可真正的难题，是当我们试图寻找这些画作与麻子往昔生活一脉相承的关系，觉察彼此连动的线索，却被他的笑亏一再否决，处处碰壁。
作为观者与访问者的我们，往往比之受访对象不容易面对，还有承认的，是他们人生前后彼此间对照或逻辑关系存在之“未必”。事实上，2012至2020年间，画作角落注记“Matz”型态的此曾在，早就在组成、质地、色系与时间上，和身为绿色小组的他自己，远远地拉开了距离。
1990年代，就在ENG联盟失败、绿色电视台成立又收摊没多久之后，麻子毅然自台湾街头离席。回到原乡花莲的整整半年时间，他独自住在溪谷边上一座无水没电的帐篷里，晚上就用汽化灯照明。半年后他买了台“刚来时连钥匙孔都不知在哪”的小怪手开垦荒山，在原住民朋友的协助下，用古法盖房砌墙，自溪谷引水。房子落成后，他整地垦田，种木瓜，此后又学原住民熏飞鱼、酿米酒，做起小本生意。
“我的熏飞鱼很受好评喔！”麻子得意盖的房子至今稳当，飞鱼风味美矣，但当时的他以全心全力的山间劳动来断然割席的，是热烈拥抱过的街头的曾经，“90年代台湾街头运动少了，群众运动渐渐转为议会路线，开始看到许多妥协，运动质变。ENG联盟运转不起来，又有政客出来搞民主电视台，想要挖角绿色小组整票人。”
“可是当我们想帮忙做人员训练，他们却只心心念念想多拉几个客户，身在其中还怀抱理想很痛苦，到后来一直被消磨，就真的厌倦了，不想玩了。”麻子说，“35岁我就离开了。十年，后来整整十年我不看电视，不看报，不听收音机。连相机也不想拿，一张照片都没拍过。”
不想再谈绿色小组
展览现场提供的小册里，收录了归隐山林的麻子于2008年夏季写下的劄记，其中一段这么写著：“农历十八的夜晚九点，月亮从海上缓缓升起，慢慢地把海铺成银白，此时此刻，心中充满著感动，烦恼和不快暂时都抛开了，我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宁静拥抱著我，这时，我是飞鼠，是山羊，是初生的小儿。”
一周后，试著以单纯的观众身分再去展场，只见麻子自任导览员，顺著2012至今的作画时序，他介绍风景座落于花莲丰滨玉里，台东长滨。他指认一块群青是秀姑峦溪，另一批笔触是风扫状态下的尤加利叶，一群细小斑点也长出学名，叫作紫花藿香蓟。
其他不存在画上的事情，麻子也用话语和肢体填白。譬如未到季节的太阳麻，错身的菅芒花。譬如港口部落海祭完成后被卷走的竹台，再访惊见已然倒散的路树礁石。麻子用手迂回出朝画外延的海岸线是如何地曲折，如何地长。他也讲起在彰化新村和居民的一场闲聊，闲聊时一边吃完的便当。说起四十年前有位在同个地方，同个角度拍照的少年，说起那个少年现在有了花发，他画画。
导览完毕，有人问画家，画里为何没有人？画家无奈笑说，“以前天天拍人，拍太多了啦，一天就拍几千几万个人⋯⋯”又有人问，何以展览叫做《背向的风景》？画家笑著发牢骚，“刚要办画展的时候，我真不想再谈绿色小组，想聊风景却不行，你知道吗？首先是团队里有人想到‘背向的风景’，大家就说‘就是这个！’然后小册子里的文章，也通通从绿色开始写起⋯⋯”
“我的生命跟那个连在一起，好像不可分割⋯⋯”那些答句常话到一半消音，无有结论，便由人浮想。想那语气和颜面肌群的运动，究竟由来自一团什么样的情绪，又该怎么为之命名。
离开前，我问麻子大哥正在看的书是否关于“气象”？他笑称那是一本关于转型正义的书。事后查找方发现原来那本书有层外皮，外皮上的中文书名是《古拉格气象学家》，说的是1930年代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里，一名气象学家遭受迫害，却持续给年幼的女儿寄去小画、标本、谜语的事。
“古拉格”与“背向”这些附加的外皮一旦加身，自由无国界的“气象”与“风景”登时显得深沉而复杂。然而，平实的画册里，或许就只注记著身而为人一帧帧平实的愿望，只是，那些愿望曾为时代压迫，为时代延迟。就像作家朱嘉汉在该书序文中写的，一如气象学家送给女儿的画册，麻子的画或许也“不是谜语，而是谜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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