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廬的小桌上燒著水，茶葉在壺裡候著，一本被拆卸外封後裸著身子的書，灰褐色封皮上除了黑白照片，也印有法文鉛字：「Le Météorologue」，意指「氣象學家」。從「氣象學家」背後的老式窗櫺，可窺看隔間房裡的油畫個展，畫幅上是油彩深淺積累成的，形似東台灣的海與山，樹和雲。若趨身細看，還會見到畫作角落裡平塗著小小的「Matz」字樣。
屋外開始下雨，畫面外罩上一層薄薄的陰霾。「你們可以早上有太陽時再來看畫，光從天窗照進來，剛好打在海上，很不一樣！」人稱「麻子」的畫家王智章招呼完朋友，朝我們走來，同我們提示「屋內看海」的時機，「每天看海，就知道每天的海都長得不一樣。」
提起海岸山野形容的莫測，麻子的語氣欣悅，也苦惱。他喜的是世上恁無單調重複風景，惱的是他得開車載著成批挑揀過的，貌似與當日天氣「高吻合度」的畫作半成品上路，並沿途祈禱到場時雲影天光仍如願「連戲」。聲稱自己喜愛記錄自然光影的「印象派」，麻子堅決反對看照片作畫，常年「看天吃飯」地這麼畫下來，待到數月或幾年後，一張張畫終於成作之際，他約莫也把自己畫成了個氣象學家。
「我與大自然融合為一體，寧靜擁抱著我，這時，我是飛鼠，是山羊，是初生的小兒。」
街頭社運紀錄者
不過，說起王智章最為人知的「創作」身分，倒不是畫家，自然也不是什麼氣象學家，而是「綠色小組」的創作者之一。1984年，在多家黨外雜誌擔綱美術編輯的他，與同在《前進週刊》工作的陳素香發現海山礦災慘況，氣憤主流媒體試圖掩埋、扭曲實情的惡質手法，遂弄來一台攝影機，奔赴醫院拍攝以原住民為主的傷患，辦記者會，邀與會者正視那一尊尊病體化身成的影像顆粒，直白地交代出一次又一次被封鎖的災情。
隔年，麻子自己買了台攝影機，1986年更找來李三沖、傅島等夥伴，創設了獨立影像紀錄團體「綠色小組」。1986到1990年代間，綠色小組在街頭記錄社運，更將社運記錄也視為社運的本身。如今為我們所熟知的，是他們從環保、原住民、政治、農民、母語等眾多街頭運動的濫觴處，就義無反顧地肩扛起攝影機，開始一系列看上去不懂鬆懈為何物的，緊迫盯人的長年追蹤。
這些他們與攝影機共同投身現場的時間，最終積累成3000小時的毛片帶，一如這次訪談和多次的口述歷史中，麻子尤其喜歡「當年的這些影像堆成一面高牆」── 這樣樸素卻能直觀時代「量感」的說法。
麻子說，這些毛片當下來不及建檔，只能在腦內暫存，即時抽取並快刀剪輯。影像敘事的講究，美學創意云云，顯然不是綠色小組關心的範疇。他們熱衷偏愛的，是活動歪腦筋，進行媒體突圍和傳播革命。比方四處辦放映會，比方通過郵寄、機車派送，或在蚵仔麵線攤寄賣等各種旁門左道，讓綠色小組發行的錄影帶於全台流竄。越幹越起勁的他們，曾走私發射器，將貨櫃堆高成一座綠色電視台。麻子甚至起意成立「ENG聯盟」，聯繫各地獨立攝影，在全台高速公路交流道收集資料帶，剪接製作全國的選戰新聞⋯⋯
屏幕裡的屏幕
2020年的今天，紫藤廬的小小展場中央給擱放了張小凳，坐在椅凳上，你可以選擇面對上下陣列的油畫風景，也可選擇反身正對角落的一台電視屏幕。那屏幕裡播放的，除了麻子作畫的情境，也播放著屏幕裡的另一台屏幕。而裡頭那台屏幕裡播放著的，則是當年綠色小組拍攝的，30餘年前他們大力推送至家戶屏幕上的風景。
他們拍攝的影像及其構成的牆，見證著台灣社運雲湧的時代，見證了青壯年的他們於街頭的「此曾在」，也見證當年他們的人生曾經是如何在這面牆的裡外打轉。「加入綠色小組後，我根本沒法想畫畫的事，以前三沖也喜歡電影啊，很多後來跑社運的人都是藝文愛好者，可那個時候，我們是整個都放下了。」麻子接著說起當時的人生迴路，「那時體力真好，早上衝遊行，下午座談會，晚上可能參加演講，跑得很累但心情很亢奮，不可能拖著那樣興奮的身體回家，我們一定要去『攤』和『阿才的店』喝，喝到那個樣子，然後隔天再來一次。」
那段時間無論於他們的人生，抑或台灣民主化的歷程都至關重要，但那樣高張力、高密度的緊盯看顧，也曾把這些年輕人的其他愛好、生活遠遠地拋離自己。甚至連三十餘年後的此刻，即使為畫展見面，多數時候聊的，仍不是畫展牆上展出的東西。
「90年代台灣街頭運動少了，群眾運動漸漸轉為議會路線，開始看到許多妥協，運動質變。」
現在與過去不必相關
水燒滾起來，散漫的茶葉繞著玻璃壺身兜轉，麻子邊為我們斟茶，邊鬆開身心好隨著拋出的問題，順勢答上一圈。當我問麻子畫作是不是某種紀錄型態的延續，他笑說，「不是啦，如果要記錄我會拍照、攝影，或是用其他媒材速寫，不會用油畫。」當問起展場電視螢幕裡呈現他邊作畫邊看當年影帶一事，麻子揶揄這個問題天真，「拜託，誰看不出來那是假的，是綠色小組為展覽效果弄的，編導的啦！」問他為何不畫人，只畫景？「我有想畫原住民朋友，但一來我功力未到，又不想要一直打擾他們。而且我做過模擬，畫一半一定酒拿出來喝，畫不下去。」
紫藤廬副執行長許馨文在這群選材自花東各地，互不相連的風景間，找到了上下兩道相平行的地平線與海平線，並沿著山稜線的軌跡拉開恰若其份的間距，畫面在白牆上織串起來，觀眾自動自發的想像填入，則為空拍補遺。可真正的難題，是當我們試圖尋找這些畫作與麻子往昔生活一脈相承的關係，覺察彼此連動的線索，卻被他的笑虧一再否決，處處碰壁。
作為觀者與訪問者的我們，往往比之受訪對象不容易面對，還有承認的，是他們人生前後彼此間對照或邏輯關係存在之「未必」。事實上，2012至2020年間，畫作角落註記「Matz」型態的此曾在，早就在組成、質地、色系與時間上，和身為綠色小組的他自己，遠遠地拉開了距離。
1990年代，就在ENG聯盟失敗、綠色電視台成立又收攤沒多久之後，麻子毅然自台灣街頭離席。回到原鄉花蓮的整整半年時間，他獨自住在溪谷邊上一座無水沒電的帳篷裡，晚上就用汽化燈照明。半年後他買了台「剛來時連鑰匙孔都不知在哪」的小怪手開墾荒山，在原住民朋友的協助下，用古法蓋房砌牆，自溪谷引水。房子落成後，他整地墾田，種木瓜，此後又學原住民燻飛魚、釀米酒，做起小本生意。
「我的燻飛魚很受好評喔！」麻子得意蓋的房子至今穩當，飛魚風味美矣，但當時的他以全心全力的山間勞動來斷然割席的，是熱烈擁抱過的街頭的曾經，「90年代台灣街頭運動少了，群眾運動漸漸轉為議會路線，開始看到許多妥協，運動質變。ENG聯盟運轉不起來，又有政客出來搞民主電視台，想要挖角綠色小組整票人。」
「可是當我們想幫忙做人員訓練，他們卻只心心念念想多拉幾個客戶，身在其中還懷抱理想很痛苦，到後來一直被消磨，就真的厭倦了，不想玩了。」麻子說，「35歲我就離開了。十年，後來整整十年我不看電視，不看報，不聽收音機。連相機也不想拿，一張照片都沒拍過。」
不想再談綠色小組
展覽現場提供的小冊裡，收錄了歸隱山林的麻子於2008年夏季寫下的劄記，其中一段這麼寫著：「農曆十八的夜晚九點，月亮從海上緩緩升起，慢慢地把海鋪成銀白，此時此刻，心中充滿著感動，煩惱和不快暫時都拋開了，我與大自然融合為一體，寧靜擁抱著我，這時，我是飛鼠，是山羊，是初生的小兒。」
一週後，試著以單純的觀眾身分再去展場，只見麻子自任導覽員，順著2012至今的作畫時序，他介紹風景座落於花蓮豐濱玉里，台東長濱。他指認一塊群青是秀姑巒溪，另一批筆觸是風掃狀態下的尤加利葉，一群細小斑點也長出學名，叫作紫花藿香薊。
其他不存在畫上的事情，麻子也用話語和肢體填白。譬如未到季節的太陽麻，錯身的菅芒花。譬如港口部落海祭完成後被捲走的竹檯，再訪驚見已然倒散的路樹礁石。麻子用手迂迴出朝畫外延的海岸線是如何地曲折，如何地長。他也講起在彰化新村和居民的一場閒聊，閒聊時一邊吃完的便當。說起四十年前有位在同個地方，同個角度拍照的少年，說起那個少年現在有了花髮，他畫畫。
導覽完畢，有人問畫家，畫裡為何沒有人？畫家無奈笑說，「以前天天拍人，拍太多了啦，一天就拍幾千幾萬個人⋯⋯」又有人問，何以展覽叫做《背向的風景》？畫家笑著發牢騷，「剛要辦畫展的時候，我真不想再談綠色小組，想聊風景卻不行，你知道嗎？首先是團隊裡有人想到『背向的風景』，大家就說『就是這個！』然後小冊子裡的文章，也通通從綠色開始寫起⋯⋯」
「我的生命跟那個連在一起，好像不可分割⋯⋯」那些答句常話到一半消音，無有結論，便由人浮想。想那語氣和顏面肌群的運動，究竟由來自一團什麼樣的情緒，又該怎麼為之命名。
離開前，我問麻子大哥正在看的書是否關於「氣象」？他笑稱那是一本關於轉型正義的書。事後查找方發現原來那本書有層外皮，外皮上的中文書名是《古拉格氣象學家》，說的是1930年代蘇聯古拉格勞改營裡，一名氣象學家遭受迫害，卻持續給年幼的女兒寄去小畫、標本、謎語的事。
「古拉格」與「背向」這些附加的外皮一旦加身，自由無國界的「氣象」與「風景」登時顯得深沉而複雜。然而，平實的畫冊裡，或許就只註記著身而為人一幀幀平實的願望，只是，那些願望曾為時代壓迫，為時代延遲。就像作家朱嘉漢在該書序文中寫的，一如氣象學家送給女兒的畫冊，麻子的畫或許也「不是謎語，而是謎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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