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抖音到反中国APP，瘟疫时代的印度反华潮走向何处？

34岁的苏里亚坎特（Suryakanth S Jevalagi）在印度西南海岸小城乌杜皮（Udupi）的农村做救护车司机。乌杜皮有不少人在孟买打工，后者目前以48744例（占全印度的18.8%）确诊病例成为了印度疫情的“震中”。

跨邦流动放开，让这座五月初还属于绿区（连续21天未报告新病例）的小城，在一个月内成为了南印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疫情最严重的县，截至6月8日已报告902例确诊病例，占卡邦的16.5%）。这意味着，封城期间工作还算轻松的苏里亚坎特，最近正面临着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感染风险。

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下班后浏览短视频应用TikTok（字节跳动公司的抖音短视频的国际版）的习惯，甚至还抽时间拍跳舞视频上传。两年前，苏利亚坎特还在老家卡尔伯格（Kalburgi）工作。作为私立急救公司的合同工司机，当公司调他去600多公里之外的乌杜皮时，他没有太多选择。公司本来承诺，四个月之后他就可以调回去，但两年后，他还是一个人待在乌杜皮，远离家乡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拿着每月12000卢比（约合港币1232元）的薪水，甚至还要花额外的钱来租房。

TikTok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一年前，苏利亚坎特下载了TikTok，很快就成了忠实粉丝。每天下班后他都会花一个小时左右看视频，TikTok上的视频通常只有15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讲一个故事，很合他的口味。“我喜欢看一些帮助人的正能量视频，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苏利亚坎特告诉我。

去年9月开始，他也开始尝试在TikTok上自己拍视频。苏利亚坎特的视频大多关于自己的工作、儿子和女儿，今年来他学会了用特效，拍了不少同屏的互动搞笑内容。

他是这款短视频应用在印度的2亿用户之一。像他一样，TikTok成了很多印度人封城期间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根据数据分析站App Annie的数据，3月24日封锁后的第一个月，印度的社交应用下载量激增，其中TikTok下载量最多，超越了Facebook和WhatsApp。

它的用户平均每日使用时长也从39.5分钟增加到了56.9分钟，仅次于Facebook。

封城只是为TikTok又添了一把火。不到三年的时间里，TikTok已成为了印度最炙手可热的社交应用，下载量在2019年超越了Facebook，正面挑战后者的全球社交霸主地位。2019年6月，TikTok宣布它在印度的用户数超过2亿，其中1.2亿为活跃用户，预计2020年底将拥有3亿用户；相比之下，Facebook目前在印度拥有2.8亿用户，和TikTok一样，印度也是它最大的海外市场。

但TikTok也在印度不断遭遇质疑和批评。从色情擦边球内容到数据隐私安全，再到多次被抵制，伴随TikTok的争议声从未停止。在它最大的海外市场印度，TikTok引发的抵制声浪甚至波及了其他来自中国公司的产品，捧红了一款“一键卸载中国APP”的应用。

短暂的抵制风波正在平息，但TikTok在印度的未来却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因素：全球疫情下的反华情绪与中印边境摩擦的合力之下，印度的执政党正拿中国大做文章。TikTok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在印度的“黄金时代”，是否在走向尽头？

内容争议再起

6月初在印度掀起的“抵制TikTok”风波的导火索，是平台上的争议性内容。

今年5月，在TikTok上拥有1350万粉丝的创作者费萨尔·西迪克（Faizal Siddiqui）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费萨尔向一名年轻女孩的脸上泼洒液体，说，“那个让你抛弃我的男人，现在也抛弃你了吗？”女孩的脸上随即用化妆表现出受伤状态。

这则视频被批评宣扬和美化了“硫酸攻击”。硫酸攻击事件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频发，但主要集中在南亚、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在2014年到2018年间，印度记录的硫酸攻击有约1500起，且呈逐年上升态势，立案率却逐年下降，这其中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例因施害者求爱被拒引发，是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年1月上映的印度电影《Chhapaak》，就是根据一名硫酸攻击的幸存者拉克西米·阿加瓦尔（Laxmi Agarwal）的经历改编，由宝莱坞一线女星迪皮卡·帕杜科（Deepika Padukone）领衔出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硫酸攻击”事件之后，TikTok创作者雷曼（Mujibur Rehman）的一则视频又被指“宣扬强奸文化”。视频中，雷曼和另一位男子正在拉裤子的拉链，画面中还有一名女孩哭泣着整理身上的衣衫。

这两则视频引发了大规模要求“封杀TikTok”的呼声。在推特上，#BanTikTok、#TikTokExposed、#TikTokDown等标签开始出现在热搜榜。印度国家妇女委员会（NCW）主席沙尔玛（Reka Sharma）向TikTok发函，要求删除视频并封禁违规账户。此后，费萨尔·西迪克的账户因“多次违反社区准则”被TikTok封禁。但“封杀TikTok”的呼声却并未平息，甚至愈演愈烈。

5月8日，在Youtube上拥有约1100万粉丝的博主CarryMinati（真名为阿吉·纳加尔，Ajey Nagar）发布了一则名为“Youtube对TikTok之战结束了”（YouTube vs TikTok — The End）的视频，攻击和羞辱在TikTok上拥有380万粉丝的创作者阿米尔·西迪克（Amir Siddiqui）。后者宣称“TikTok是比YouTube更好的创作平台”。CarryMinati的这则攻击视频算是时下流行的攻击性的“roasting video”——在互联网上公开贬低其他人，但内容是无关紧要的玩笑，并且以轻松幽默的形式呈现。

这则视频在10个小时内获得了7000多万播放，成为YouTube上非音乐类中最受欢迎的视频之一。但视频随后被YouTube下架，称其违反了社区服务条款。这引发了舆论分裂，支持者认为CarryMinati的视频只是“无害的幽默”，但反对者认为视频攻击了他人并助推了网络暴力。这又引发了另一波呼吁“封杀TikTok”的风波。CarryMinati的支持者在推特上高呼#JusticeForCarry，要求在印度封禁TikTok应用，还自发到谷歌（Google）应用商店为TikTok打低分——到5月21日，TikTok的评分从5天前的4.5星跌到了1.2星。在谷歌商店介入，删除了恶意评论之后，评分才逐渐恢复。

瘟疫时代的反华情绪

这并不是TikTok第一次因内容争议而引发抵制风潮。

2019年4月17日，TikTok在印度被App Store和谷歌应用商店下架，8天后才恢复下载。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称，禁令给公司每天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美元，导致它每天损失100万新用户。这次下架的导火索是印度公益律师、社会活动家库马尔（Muthu Kumar）在四月初向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高院提交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称，TikTok平台上存在“色情内容”，并可能将儿童信息暴露于性侵犯者面前，要求封禁TikTok。

禁令之前，泰米尔纳德邦的信息技术部长曼尼坎丹（M Manikandan）就在2月公开称，TikTok的内容让人“无法忍受”，会导致“文化退化”。

印度右翼政治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RS）下属的民族主义商业组织Swadeshi Jagran Manch（SJM）更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要求封杀TikTok。它认为，作为中国这个“敌对国”的应用，TikTok正在利用印度用户的数据“获得经济利益”。

一年前的封禁风波，最终以TikTok不惜成本公关，承诺未来三年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用于在本地建造数据库并扩编内容审核团队，而暂告一段落。

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印度爆发后，TikTok也在四月初承诺，向印度捐赠价值10亿卢比（约港币1.03亿元）的医疗防护物资。但显然印度人并不买账。疫情引发的反华情绪和近期中印小规模边境冲突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给了此前正因“反公民身份法案抗议”而泥足深陷的执政党一次机会。4月17日，印度政府收紧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仅针对与印度陆地接壤的国家，此举被认为是针对中国。五月初，中印两国军队又在印度拉达克边境爆发冲突，双方均向边境增派军队，以加强安全措施。持续一个月的边境对峙，也助长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经济活动尚未解封时就呼吁“自力更生”，政府还出台法律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外资、为从中国迁出的投资者提供落地印度的优惠条件。

印度智库塔克夏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在今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印度人（67％）认为中国是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该调查于3月26日至4月3日进行，有1299名受访者（1156名印度人）参与。大多数人还认为，中国政府掩盖了疫情的真实数字。

甚至，印度的主流媒体都纷纷加入这一队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举动也是在为未来的选战作准备。印度大恒竺成（Link Legal）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白大山（Santosh Pai）认为，政党号召抵制中国产品的呼声，总是在大选或者出现边境争端时特别强烈。“印度的政党在选举时，经常发表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来吸引媒体关注，不仅仅是关于中国，而是任何争议性的内容。”他对端传媒说。

为什么是TikTok?

在印度，来自中国的手机应用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在2017年的谷歌应用商店年度下载榜单中，中国应用占到18个，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至44个。在前10位的APP中，更是有5个来自中国公司。目前，除了TikTok之外，腾讯开发的手机游戏也在印度拥有5000万日活跃用户。

在印度成为中国科技公司的重要淘金地之前，早一步出海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也曾在印度遭遇过货真价实的抵制。2017年6月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印度国内出现了强烈的抵制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呼声，甚至出现了小范围的线下抵制活动。

此后，中国的智能手机公司都把工厂搬到了印度，响应政府“印度制造”的号召，本地化之路走得更为深远，品牌形象也逐渐向正面转变。“我们在努力本地化，和本土利益深度捆绑。”一名中国手机品牌驻印度的员工告诉端传媒。这其中的逻辑是，手机本身作为载体，实际效益更容易让本地人受益，且不会触及本地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争议内容。

TikTok的快速崛起，让它成功“接棒”，成为了“抵制中国产品”的出头鸟。

白大山告诉我，TikTok在印度的开场就颇具争议。当时，短视频这种内容形式在印度并不存在，是TikTok将它介绍给了印度用户。刚进入印度市场时，TikTok在印度并没有本地团队，平台上有很多打色情擦边球的内容，这加速了它最初的增长，但也为它开了个不好的头。

5月15日，在YouTube上拥有1700万粉丝的博主“技术大师”（Technical Guru Ji）上传了一则视频，视频中，他在桌子上摆了17台智能手机，一台接一台卸载了TikTok应用。在这个200万观看量的视频中，没有人注意到的是，他用的手机中，除了三台三星、Google和iPhone外，均属于中国品牌。

相比手机这种线下产品，抵制线上产品的成本也更低。白大山说，“手机的价值更高，而线上的产品只需要简单卸载就可以了。”

已经在印度市场中待了十三年的科技从业者赵一鸣认为，“线上产品很容易被煽动。尤其是内容产品，更容易出现争议，尤其是自己的文化还不够强势的时候。”他举例说，YouTube上面也存在争议性的内容，但印度不会出现针对整个平台的抵制。

在印度的娱乐行业创业五年的张宇则认为，这次抵制TikTok的风波，与TikTok和YouTube的生态竞争有关系。TikTok作为后来者，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印度视频内容行业的生产规则。但与此同时，YouTube的用户更多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层，而TikTok则更多吸引小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当出现内容争议时，YouTube的用户与推特（Twitter）重合更高，他们的声音会被放大。

对于抵制Tiktok的风波，张宇的态度相对乐观，以他的经验来说，印度的用户足够多元化，也有理性的用户，抵制中国产品只会是一阵风。但赵一鸣担心这种风潮会日趋频繁。他感觉，中印之间的互信正在减弱，印度政府层面的引导，可能会让中国产品在民间积攒的口碑受到影响。

TikTok难以替代

“封杀TikTok”的余波，让两款名不见经传的APP冲上了谷歌商店的免费下载榜。

5月30日，一款名为Mitron（印地语“朋友”）的短视频应用问鼎谷歌商店的免费下载榜，紧随其后的是一款名为“Remove China Apps”（一键卸载中国APP）的应用。前者基本上完全克隆了TikTok，在一个月内获得了500万次下载；后者则提供简单的“一键清理”功能，并鼓励用户分享和转发。

这两款应用随后引发争议，“Mitron”更面临开发者身分不明的疑云。6月2日，两款APP分别被谷歌下架，但Mitron在“修复了设计和用户体验”后已重新上架。短暂的抵制已经让TikTok感受到了阵痛。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分析平台Sensor Tower的数据，五月TikTok在印度的下载量，比刚封城的三月下降了51%。

如果封杀TikTok，像Mitron这样的本地产品有机会取代它吗？

恐怕很难。

印度社交媒体Samosa Lab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伊努梅拉（Abhilash Inumella）告诉端传媒，就日活跃用户和月活跃用户数据而言，TikTok的数据并没有下降。“用户体验胜过民族主义。”他说。

伊努梅拉认为，TikTok作为一个短视频产品，整个生态已经与竞品拉开了明显差距：它不断地在花时间做产品微调、改进用户体验，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吸引优秀的创作者，并不断培训和提升他们的创作；相比其他中国公司，TikTok印度团队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本地化的功能和内容上做得更好。

就在2018年，TikTok平台上的内容还与中国国内的抖音存在明显差距：基本上都是伴着宝莱坞音乐跳舞和对嘴型的视频，有时内容甚至会重复出现。但仅仅两年之后，TikTok上的内容已经在多元化和质量上明显提高，并且出现了一批优质创作者，在创意和内容上也明显融入了本地特色。

伊努梅拉认为所有的平台都会出现像TikTok这样的争议内容，但“也许TikTok更显眼，就更容易成为某些人的目标。”

白大山则补充说，在法律上封禁所有中国应用是行不通的，这可能涉嫌违宪。政府对互联网产品的规范更可能从内容出发，而非其所属地，唯一比较模糊的地带就是“安全威胁”，但即便如此，政府只能对军事等相关人员进行规范，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封禁它。

民间反华情绪高涨时，右翼的国民志愿服务团也更进一步，从“封杀Tiktok”，提出要抵制一切中国产品。

“我们保证，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抵制中国产品。”RSS的下属组织SJM全国联合召集人马哈詹（Ashwani Mahajan）说。他指责中国应该为新冠疫情负责，说封锁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失业是“中国病毒”造成的后果，印度应该助力本土产业取代中国产品。

相对而言，印度政府的态度更为微妙。在总理莫迪宣布Aatmanirbhar Bharat（自力更生的印度）经济计划后，印度联邦部长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表示，Aatmanirbhar Bharat运动不针对任何国家。

“取代中国产品”的目标似乎还很遥远。在抵制中国应用的风潮中，印度政府在4月17日开通了TikTok帐户，在疫情期间发布相关信息，目前拥有近一百万的粉丝。

苏里亚坎特也在WhatsApp上收到过一些虚假信息，称如果继续使用TikTok，他的手机就会感染病毒，TikTok会获取他的个人数据用以非法目的。他并不太相信，用了一年多，也没收到任何威胁。

“我不会因为它是中国的应用就卸载。政治原因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苏里亚坎特说，“我只看它里面的内容，以及它是不是能逗我开心。”

（文中赵一鸣、张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