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抖音到反中國APP，瘟疫時代的印度反華潮走向何處？

34歲的蘇里亞坎特（Suryakanth S Jevalagi）在印度西南海岸小城烏杜皮（Udupi）的農村做救護車司機。烏杜皮有不少人在孟買打工，後者目前以48744例（佔全印度的18.8%）確診病例成為了印度疫情的「震中」。

跨邦流動放開，讓這座五月初還屬於綠區（連續21天未報告新病例）的小城，在一個月內成為了南印度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疫情最嚴重的縣，截至6月8日已報告902例確診病例，佔卡邦的16.5%）。這意味着，封城期間工作還算輕鬆的蘇里亞坎特，最近正面臨着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感染風險。

即便如此，他還是每天下班後瀏覽短視頻應用TikTok（字節跳動公司的抖音短視頻的國際版）的習慣，甚至還抽時間拍跳舞視頻上傳。兩年前，蘇利亞坎特還在老家卡爾伯格（Kalburgi）工作。作為私立急救公司的合同工司機，當公司調他去600多公里之外的烏杜皮時，他沒有太多選擇。公司本來承諾，四個月之後他就可以調回去，但兩年後，他還是一個人待在烏杜皮，遠離家鄉的妻子和兩個孩子，拿着每月12000盧比（約合港幣1232元）的薪水，甚至還要花額外的錢來租房。

TikTok是他為數不多的娛樂。

一年前，蘇利亞坎特下載了TikTok，很快就成了忠實粉絲。每天下班後他都會花一個小時左右看視頻，TikTok上的視頻通常只有15秒，可以在很短時間裏講一個故事，很合他的口味。「我喜歡看一些幫助人的正能量視頻，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蘇利亞坎特告訴我。

去年9月開始，他也開始嘗試在TikTok上自己拍視頻。蘇利亞坎特的視頻大多關於自己的工作、兒子和女兒，今年來他學會了用特效，拍了不少同屏的互動搞笑內容。

他是這款短視頻應用在印度的2億用戶之一。像他一樣，TikTok成了很多印度人封城期間必不可少的娛樂項目。根據數據分析站App Annie的數據，3月24日封鎖後的第一個月，印度的社交應用下載量激增，其中TikTok下載量最多，超越了Facebook和WhatsApp。

它的用戶平均每日使用時長也從39.5分鐘增加到了56.9分鐘，僅次於Facebook。

封城只是為TikTok又添了一把火。不到三年的時間裏，TikTok已成為了印度最炙手可熱的社交應用，下載量在2019年超越了Facebook，正面挑戰後者的全球社交霸主地位。2019年6月，TikTok宣布它在印度的用戶數超過2億，其中1.2億為活躍用戶，預計2020年底將擁有3億用戶；相比之下，Facebook目前在印度擁有2.8億用戶，和TikTok一樣，印度也是它最大的海外市場。

但TikTok也在印度不斷遭遇質疑和批評。從色情擦邊球內容到數據隱私安全，再到多次被抵制，伴隨TikTok的爭議聲從未停止。在它最大的海外市場印度，TikTok引發的抵制聲浪甚至波及了其他來自中國公司的產品，捧紅了一款「一鍵卸載中國APP」的應用。

短暫的抵制風波正在平息，但TikTok在印度的未來卻面臨着更大的不確定因素：全球疫情下的反華情緒與中印邊境摩擦的合力之下，印度的執政黨正拿中國大做文章。TikTok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在印度的「黃金時代」，是否在走向盡頭？

內容爭議再起

6月初在印度掀起的「抵制TikTok」風波的導火索，是平台上的爭議性內容。

今年5月，在TikTok上擁有1350萬粉絲的創作者費薩爾·西迪克（Faizal Siddiqui）發布了一則視頻，視頻中，費薩爾向一名年輕女孩的臉上潑灑液體，說，「那個讓你拋棄我的男人，現在也拋棄你了嗎？」女孩的臉上隨即用化妝表現出受傷狀態。

這則視頻被批評宣揚和美化了「硫酸攻擊」。硫酸攻擊事件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頻發，但主要集中在南亞、中東等發展中國家。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數據，在2014年到2018年間，印度記錄的硫酸攻擊有約1500起，且呈逐年上升態勢，立案率卻逐年下降，這其中的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案例因施害者求愛被拒引發，是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今年1月上映的印度電影《Chhapaak》，就是根據一名硫酸攻擊的倖存者拉克西米·阿加瓦爾（Laxmi Agarwal）的經歷改編，由寶萊塢一線女星迪皮卡·帕杜科（Deepika Padukone）領銜出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硫酸攻擊」事件之後，TikTok創作者雷曼（Mujibur Rehman）的一則視頻又被指「宣揚強姦文化」。視頻中，雷曼和另一位男子正在拉褲子的拉鍊，畫面中還有一名女孩哭泣着整理身上的衣衫。

這兩則視頻引發了大規模要求「封殺TikTok」的呼聲。在推特上，#BanTikTok、#TikTokExposed、#TikTokDown等標籤開始出現在熱搜榜。印度國家婦女委員會（NCW）主席沙爾瑪（Reka Sharma）向TikTok發函，要求刪除視頻並封禁違規賬戶。此後，費薩爾·西迪克的賬戶因「多次違反社區準則」被TikTok封禁。但「封殺TikTok」的呼聲卻並未平息，甚至愈演愈烈。

5月8日，在Youtube上擁有約1100萬粉絲的博主CarryMinati（真名為阿吉·納加爾，Ajey Nagar）發布了一則名為「Youtube對TikTok之戰結束了」（YouTube vs TikTok — The End）的視頻，攻擊和羞辱在TikTok上擁有380萬粉絲的創作者阿米爾·西迪克（Amir Siddiqui）。後者宣稱「TikTok是比YouTube更好的創作平台」。CarryMinati的這則攻擊視頻算是時下流行的攻擊性的「roasting video」——在互聯網上公開貶低其他人，但內容是無關緊要的玩笑，並且以輕鬆幽默的形式呈現。

這則視頻在10個小時內獲得了7000多萬播放，成為YouTube上非音樂類中最受歡迎的視頻之一。但視頻隨後被YouTube下架，稱其違反了社區服務條款。這引發了輿論分裂，支持者認為CarryMinati的視頻只是「無害的幽默」，但反對者認為視頻攻擊了他人並助推了網絡暴力。這又引發了另一波呼籲「封殺TikTok」的風波。CarryMinati的支持者在推特上高呼#JusticeForCarry，要求在印度封禁TikTok應用，還自發到谷歌（Google）應用商店為TikTok打低分——到5月21日，TikTok的評分從5天前的4.5星跌到了1.2星。在谷歌商店介入，刪除了惡意評論之後，評分才逐漸恢復。

瘟疫時代的反華情緒

這並不是TikTok第一次因內容爭議而引發抵制風潮。

2019年4月17日，TikTok在印度被App Store和谷歌應用商店下架，8天後才恢復下載。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稱，禁令給公司每天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50萬美元，導致它每天損失100萬新用戶。這次下架的導火索是印度公益律師、社會活動家庫馬爾（Muthu Kumar）在四月初向泰米爾納德邦的馬德拉斯高院提交的一份請願書。請願書稱，TikTok平台上存在「色情內容」，並可能將兒童信息暴露於性侵犯者面前，要求封禁TikTok。

禁令之前，泰米爾納德邦的信息技術部長曼尼坎丹（M Manikandan）就在2月公開稱，TikTok的內容讓人「無法忍受」，會導致「文化退化」。

印度右翼政治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RS）下屬的民族主義商業組織Swadeshi Jagran Manch（SJM）更以「中國威脅論」為由，要求封殺TikTok。它認為，作為中國這個「敵對國」的應用，TikTok正在利用印度用戶的數據「獲得經濟利益」。

一年前的封禁風波，最終以TikTok不惜成本公關，承諾未來三年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用於在本地建造數據庫並擴編內容審核團隊，而暫告一段落。

2019冠狀病毒疫情在印度爆發後，TikTok也在四月初承諾，向印度捐贈價值10億盧比（約港幣1.03億元）的醫療防護物資。但顯然印度人並不買賬。疫情引發的反華情緒和近期中印小規模邊境衝突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給了此前正因「反公民身份法案抗議」而泥足深陷的執政黨一次機會。4月17日，印度政府收緊了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政策，僅針對與印度陸地接壤的國家，此舉被認為是針對中國。五月初，中印兩國軍隊又在印度拉達克邊境爆發衝突，雙方均向邊境增派軍隊，以加強安全措施。持續一個月的邊境對峙，也助長了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經濟活動尚未解封時就呼籲「自力更生」，政府還出台法律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外資、為從中國遷出的投資者提供落地印度的優惠條件。

印度智庫塔克夏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在今年4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大多數印度人（67％）認為中國是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該調查於3月26日至4月3日進行，有1299名受訪者（1156名印度人）參與。大多數人還認為，中國政府掩蓋了疫情的真實數字。

甚至，印度的主流媒體都紛紛加入這一隊伍。但也有人認為，這些舉動也是在為未來的選戰作準備。印度大恆竺成（Link Legal）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白大山（Santosh Pai）認為，政黨號召抵制中國產品的呼聲，總是在大選或者出現邊境爭端時特別強烈。「印度的政黨在選舉時，經常發表一些爭議性的言論來吸引媒體關注，不僅僅是關於中國，而是任何爭議性的內容。」他對端傳媒說。

為什麼是TikTok?

在印度，來自中國的手機應用已經佔據了半壁江山。在2017年的谷歌應用商店年度下載榜單中，中國應用佔到18個，但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至44個。在前10位的APP中，更是有5個來自中國公司。目前，除了TikTok之外，騰訊開發的手機遊戲《絕地求生》也在印度擁有5000萬日活躍用戶。

在印度成為中國科技公司的重要淘金地之前，早一步出海的中國智能手機品牌，也曾在印度遭遇過貨真價實的抵制。2017年6月中印洞朗對峙期間，印度國內出現了強烈的抵制小米、OPPO、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呼聲，甚至出現了小範圍的線下抵制活動。

此後，中國的智能手機公司都把工廠搬到了印度，響應政府「印度製造」的號召，本地化之路走得更為深遠，品牌形象也逐漸向正面轉變。「我們在努力本地化，和本土利益深度捆綁。」一名中國手機品牌駐印度的員工告訴端傳媒。這其中的邏輯是，手機本身作為載體，實際效益更容易讓本地人受益，且不會觸及本地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爭議內容。

TikTok的快速崛起，讓它成功「接棒」，成為了「抵制中國產品」的出頭鳥。

白大山告訴我，TikTok在印度的開場就頗具爭議。當時，短視頻這種內容形式在印度並不存在，是TikTok將它介紹給了印度用戶。剛進入印度市場時，TikTok在印度並沒有本地團隊，平台上有很多打色情擦邊球的內容，這加速了它最初的增長，但也為它開了個不好的頭。

5月15日，在YouTube上擁有1700萬粉絲的博主「技術大師」（Technical Guru Ji）上傳了一則視頻，視頻中，他在桌子上擺了17台智能手機，一台接一台卸載了TikTok應用。在這個200萬觀看量的視頻中，沒有人注意到的是，他用的手機中，除了三台三星、Google和iPhone外，均屬於中國品牌。

相比手機這種線下產品，抵制線上產品的成本也更低。白大山說，「手機的價值更高，而線上的產品只需要簡單卸載就可以了。」

已經在印度市場中待了十三年的科技從業者趙一鳴認為，「線上產品很容易被煽動。尤其是內容產品，更容易出現爭議，尤其是自己的文化還不夠強勢的時候。」他舉例說，YouTube上面也存在爭議性的內容，但印度不會出現針對整個平台的抵制。

在印度的娛樂行業創業五年的張宇則認為，這次抵制TikTok的風波，與TikTok和YouTube的生態競爭有關係。TikTok作為後來者，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印度視頻內容行業的生產規則。但與此同時，YouTube的用戶更多是一二線城市的中產階層，而TikTok則更多吸引小城市和鄉村的年輕人。當出現內容爭議時，YouTube的用戶與推特（Twitter）重合更高，他們的聲音會被放大。

對於抵制Tiktok的風波，張宇的態度相對樂觀，以他的經驗來說，印度的用戶足夠多元化，也有理性的用戶，抵制中國產品只會是一陣風。但趙一鳴擔心這種風潮會日趨頻繁。他感覺，中印之間的互信正在減弱，印度政府層面的引導，可能會讓中國產品在民間積攢的口碑受到影響。

TikTok難以替代

「封殺TikTok」的餘波，讓兩款名不見經傳的APP衝上了谷歌商店的免費下載榜。

5月30日，一款名為Mitron（印地語「朋友」）的短視頻應用問鼎谷歌商店的免費下載榜，緊隨其後的是一款名為「Remove China Apps」（一鍵卸載中國APP）的應用。前者基本上完全克隆了TikTok，在一個月內獲得了500萬次下載；後者則提供簡單的「一鍵清理」功能，並鼓勵用戶分享和轉發。

這兩款應用隨後引發爭議，「Mitron」更面臨開發者身分不明的疑雲。6月2日，兩款APP分別被谷歌下架，但Mitron在「修復了設計和用戶體驗」後已重新上架。短暫的抵制已經讓TikTok感受到了陣痛。據印度《經濟時報》援引分析平台Sensor Tower的數據，五月TikTok在印度的下載量，比剛封城的三月下降了51%。

如果封殺TikTok，像Mitron這樣的本地產品有機會取代它嗎？

恐怕很難。

印度社交媒體Samosa Labs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伊努梅拉（Abhilash Inumella）告訴端傳媒，就日活躍用戶和月活躍用戶數據而言，TikTok的數據並沒有下降。「用戶體驗勝過民族主義。」他說。

伊努梅拉認為，TikTok作為一個短視頻產品，整個生態已經與競品拉開了明顯差距：它不斷地在花時間做產品微調、改進用戶體驗，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吸引優秀的創作者，並不斷培訓和提升他們的創作；相比其他中國公司，TikTok印度團隊也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在本地化的功能和內容上做得更好。

就在2018年，TikTok平台上的內容還與中國國內的抖音存在明顯差距：基本上都是伴着寶萊塢音樂跳舞和對嘴型的視頻，有時內容甚至會重複出現。但僅僅兩年之後，TikTok上的內容已經在多元化和質量上明顯提高，並且出現了一批優質創作者，在創意和內容上也明顯融入了本地特色。

伊努梅拉認為所有的平台都會出現像TikTok這樣的爭議內容，但「也許TikTok更顯眼，就更容易成為某些人的目標。」

白大山則補充說，在法律上封禁所有中國應用是行不通的，這可能涉嫌違憲。政府對互聯網產品的規範更可能從內容出發，而非其所屬地，唯一比較模糊的地帶就是「安全威脅」，但即便如此，政府只能對軍事等相關人員進行規範，而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完全封禁它。

民間反華情緒高漲時，右翼的國民志願服務團也更進一步，從「封殺Tiktok」，提出要抵制一切中國產品。

「我們保證，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抵制中國產品。」RSS的下屬組織SJM全國聯合召集人馬哈詹（Ashwani Mahajan）說。他指責中國應該為新冠疫情負責，說封鎖和隨後的經濟衰退、失業是「中國病毒」造成的後果，印度應該助力本土產業取代中國產品。

相對而言，印度政府的態度更為微妙。在總理莫迪宣布Aatmanirbhar Bharat（自力更生的印度）經濟計劃後，印度聯邦部長普拉薩德（Ravi Shankar Prasad）表示，Aatmanirbhar Bharat運動不針對任何國家。

「取代中國產品」的目標似乎還很遙遠。在抵制中國應用的風潮中，印度政府在4月17日開通了TikTok帳戶，在疫情期間發布相關信息，目前擁有近一百萬的粉絲。

蘇里亞坎特也在WhatsApp上收到過一些虛假信息，稱如果繼續使用TikTok，他的手機就會感染病毒，TikTok會獲取他的個人數據用以非法目的。他並不太相信，用了一年多，也沒收到任何威脅。

「我不會因為它是中國的應用就卸載。政治原因對我來說並不重要。」蘇里亞坎特說，「我只看它裏面的內容，以及它是不是能逗我開心。」

（文中趙一鳴、張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