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导演帕里西欧．古兹曼专访：纪录片是对当权者定义的历史的否定

“当今天任何的理念都不再有立足之地时，我们依然要谨记，要明智地活著，当一位历史的见证者般活著，为年轻的世代寻求其他任何庇荫之所，因为苦难不会是永久的，它终会有结束的一天。”——《智利，不会忘记》

帕里西欧．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是当代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至今长达半世纪仍创作不缀的生涯中，他持续关注家乡智利，透过摄影机、电影，为他所深爱的国度记述著历史。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为《智利之战》三部曲（The Battle of Chile，1975–1979），纪录了 1970 年代发生在智利的那段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历史——短短几年内，智利从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人民欢天喜地享受前所未有的赋权，历经军事政变，成为长达 17 年血腥独裁统治的右翼政权；这关键的转变，彻底影响了智利的过去与未来，以及好几个世代的智利人。

2010 年以降陆续完成的“智利三部曲”－《星空尘土》（Nostalgia for the Light，2010）、《深海光年》（The Pearl Button，2015）、《浮山若梦》（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则是古兹曼迈入花甲之后，采取不同于先前的创作进路，将智利实体的、物质性的自然地景，与抽象的、不可触的历史记忆，予以结合、转化，共同指向那尚悬而未解的，关乎国家与个人的记忆课题。这是一种“记忆的责任”（duty of memory），古兹曼这么说道；记忆，是古兹曼创作中的关键字，也是他长久以来坚持抵抗、捍卫的，关于记忆的权利／权力与责任。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簿。”

为民选总统集体狂欢

1960 年代末期 1970 年代初，智利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主张推动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选总统，成为世界上首位民选的马克思主义总统。当时还在西班牙马德里念电影的古兹曼立刻意识到，这将会是智利社会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位纪录片工作者，他无法置身事外，必须在现场亲自见证。古兹曼没预想太多，直觉带他回到了家乡智利首都圣地牙哥，他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人们涌上街头游行、庆祝，充满激昂的情绪，各种动员、组织运动相当蓬勃，从都市到乡村，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古兹曼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智利。

“人们处在一种集体共享的狂喜。”古兹曼和学校借了 16 厘米摄影机，与友人组成了一个不超过五人的小型拍摄团队后，就投身在当时热血沸腾的智利街头。当时古兹曼只有 30 岁，而他的摄影师、收音师、制片助理都才 20 多岁，他们开著一台小车跑遍智利的城市和乡村，完成了他首部纪录片《El primer año》（1971），用古兹曼的话形容，那是“关于人民欢庆的电影，对人民主权的致意，一部充满情感的电影。”而也是这部电影，牵起了他和法国传奇导演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一段相知相惜的缘分。

“《堤》（La jetée）是我年轻时看到的电影，几乎代表著我的青春期。但我没想到多年后，这部电影的作者居然会出现在我智利的家中。”自承爱阅读科幻小说，也写过一点科幻题材故事的古兹曼回忆道。

当时是 1972 年，克里斯・马克刚好到智利旅行，他想认识当地的电影工作者，于是就来到了古兹曼家中。虽然语言不太通，克里斯・马克用著不太流利的西班牙文，两人聊著电影和科幻小说；克里斯・马克向古兹曼买下他刚拍完不久的纪录片《El primer año》带回法国，“他是一个充满魅力与哲思的人，也很知道如何扶持年轻的电影工作者。”

“经历政变之后，我内心有极重的创伤，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面对这些创伤，我完全没办法拍摄其他电影，那些记忆是不可能抹除的。”

纪录示威游行时“台面下的事件”

当智利左、右翼阵营的对立与冲突逐渐加剧，政治局势紧张的时候，古兹曼写了一封信给人在巴黎的克里斯・马克，告诉他智利正发生的事件，以及他多么焦虑和急迫想将事情的经过记录下来，但是却苦无资源与设备。想不到不久之后，古兹曼便收到了一个装满摄影器材和全新底片的包裹——一箱梦幻的礼物。

由于可使用的胶卷有限，必须要比先前的拍摄更有工作方法，事前构思叙事，列出拍摄的优先顺序，古兹曼和团队掌握了几个关键的场域：总统府、国会、大学、工厂、报社、电台，以及很关键却常会被忽略的“台面下的事件”，古兹曼分享道，当示威游行发生时，人民上街、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电台记者到现场报导，但是没有人拍摄在示威之前的各种会面，包括工人们开会、和工厂老板协商，这些在示威活动之前的暗潮汹涌，如何影响后续的事情；这些在台面下的事情，不若街头的游行抗争那样显而易见，但却是了解这整个社会氛围、运作的最佳场域。

1972 到 1973 这短短的一年间，智利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美国暗中支持下的右翼势力对左翼总统阿连德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起了激烈的反抗，而支持阿连德改革的工农阶级，也上街游行表达对总统的支持。双方阵营之间的冲突就在一场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军事政变中，达到了高峰——右翼势力掌控的军系以武力要胁，从陆海空三路逼迫民选总统阿连德退位，在战机轰炸总统府数小时后，阿连德坚守总统府而身亡。随后，军系掌握大权，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展开一连串的血腥肃清与镇压，许多人民被逮补、被消失，只因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改革的立场。这场军事政变，影响了包括古兹曼在内的许许多多智利人民。

“纪录片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来消化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历史印记。最终不是导向一个负面的结局。”

政治犯，流亡与创伤

政变过后，古兹曼被软禁在圣地牙哥体育馆，那里成了政治犯的集中营，许多青年因而被拷打、处以私刑。数月之后，古兹曼逃离智利，展开流亡的生活，最后定居巴黎。而他拍摄的底片，很幸运地保管在他叔叔家中，透过瑞典大使馆从圣地牙哥送到斯德哥尔摩，他再从斯德哥尔摩取得底片后，带去巴黎和古巴哈瓦那。一共 25 小时左右的 16 厘米胶卷，这些乘载了智利人民记忆的影像，所幸没有丢失。然而不幸的是，拍摄这些影像的摄影师 Jorge Müller Silva 和他的妻子，在政变后的隔年被皮诺契政权逮补，枪决身亡，他当时只有 27 岁。

或许是经历巨变劫后余生的使命感，支撑著古兹曼将这段他所亲身经历的经验呈现在世人眼前。他陆续完成《智利之战》三部曲——《中产阶级的造反》（The Insurrection of the Bourgeoisie，1975）、《政变》（The Coup d’État，1976）和《人民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eople，1978），这三部纪录片记述了 1970 年那场民主选举前后，智利人民选出左翼总统，到后来右翼势力激起反抗，加上美国势力的介入，最终导向政变与独裁统治的过程。

完成《智利之战》后，古兹曼顿时失去重心，陷入长达十年的低潮期。“经历政变之后，我内心有极重的创伤，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面对这些创伤，我完全没办法拍摄其他电影，那些记忆是不可能抹除的。”当时有许多一起参与那场运动的友人，也都陷在类似的忧郁与沮丧中，他形容那段时间人的状态就像是被冰冻、睡著了一般，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那理应是一个人人生最具生产力的青壮时期，但古兹曼与整个时代下的智利人所遭逢的，却是国家暴力带来的恒久伤害。从运动伤害中恢复的过程是漫长而难耐的，“就像是被人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在脸上搧了一耳光后醒来。我感觉我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记忆正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反应与消化。我很高兴我最终走过了这段艰辛的路程。”眼前这位头发已然花白，但眼神依然清澈的导演古兹曼说道，“纪录片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来消化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历史印记。最终不是导向一个负面的结局。”

深邃广阔的海洋，孕育生命万物与文化，但同时也见证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迫害——无论是殖民者或独裁者，那些被投掷入海中被浪涛吞噬的冤屈灵魂，仍在历史的洋流中飘荡。

电影：凝视回不去的家园

四十多年过去，智利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皮诺契独裁政府引入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其市场经济政策之下，智利经济快速发展，傲视拉丁美洲诸国，但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阶级之间的矛盾，长久被被噤声的人民，使得社会整体始终存在著难以愈合的伤痕。古兹曼在纪录片创作的风格上也有显著的转变——从《智利之战》贴近街头运动的拍摄、记录，反映当下社会景况，到了近十年来的“智利三部曲”，转以相对诗意、充满哲思辩证，在人类社会与自然地景之间，打磨集体记忆与个体经历的关系。虽然在政变之后，古兹曼再也无法返回故乡定居，但他却始终透过电影，深情地凝视著他成长的家园。

《星空尘土》探索智利北方的阿他加马沙漠，那是天文学家观测太空的重要基地，亦是考古学家探究史前文化的宝地，蕴含了各种化石、不同文化的遗迹，它是饱含自然奥秘的知识宝库；同时，它也是充满死亡气味的荒漠，这沙漠埋藏著许多被皮诺契政权杀害、弃置的无辜人民。这是过去事物的储存槽，无论是观测星象、考古采集或是被掩埋的智利历史，在这边寻觅的人们，都在追索著过去。

《深海光年》则是将视角从智利北方荒漠移往南端傍海而居的原住民，在这有著狭长海岸线的国家，长期受到统治者压迫的原住民却被迫与海洋文化隔绝。深邃广阔的海洋，孕育生命万物与文化，但同时也见证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迫害——无论是殖民者或独裁者，那些被投掷入海中被浪涛吞噬的冤屈灵魂，仍在历史的洋流中飘荡。

“我相信发生在智利独裁历史上的悲剧，至少要花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真正面对，这是需要社会大众漫长且有耐心的关注。持续积累，我相信会在某个时间点完成这个理想的。”

至于他最新的一部作品《浮山若梦》，将关注的场域移到了安地斯山脉——智利的天然屏障，古兹曼的家乡圣地牙哥正依傍著此壮阔的山脉。这是年近八十的纪录片导演对故里又一次充满乡愁的巡礼。对比山脉的沈静，它脚边的城市经历了快速而激烈的变化，在独裁统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治理下，圣地牙哥成为现代化且繁华的都市，那些曾经发生在街头巷尾的杀戮与争战，通通被扫入这光鲜亮丽的表象底下。只有少数的人们仍保存那些记忆，对比于古兹曼的流亡海外，终其一生留驻智利持续纪录历史的业余摄影师是另一个例子；两相对照正如古兹曼那已然倾颓的故居，充满他儿时欢乐回忆的家屋，和千万年依然耸立，静静陪伴著这土地上所有生灵的安地斯山脉。在《浮山若梦》的片末，古兹曼祈愿著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个仍民主自由的智利，无忧而快乐的家园。

别被混沌困住

记忆和历史之间始终存在著矛盾，那是一种冲突，关于当权者定义的国家历史和个体记忆的冲突，智利的独裁政权否定、掩盖了许多事情。时至今日，古兹曼的电影依然难以在智利放映。他分享在巴黎课堂上放映《智利之战》的经验，班上有来自智利的年轻学生，不少是来自右翼家庭，有些人甚至是第一次知道这段独裁历史，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冲突的。但古兹曼会与学生一起看片、讨论，慢慢地他们会了解这件事，进而形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不搞清楚那些痛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当你回望过去时，只觉得一片混沌，这不是件好事。因为你会被困住，被困在那过去的混沌里。一个国家如果无法回看，回看时又一片混沌的话，它将会陷入困境，动弹不得。”

“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纪录片工作者必须为人民保存，并活化记忆。”古兹曼说道，“我相信发生在智利独裁历史上的悲剧，至少要花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真正面对，这是需要社会大众漫长且有耐心的关注，才有可能让掩埋的记忆慢慢浮现。持续积累，我相信会在某个时间点完成这个理想的。”正如同他在《智利，不会忘记》（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影片中所做的——重回当年事发现场、邀请当年参与其中的人们一起观看《智利之战》。历史与记忆必须经过一再指认与讲述的过程，才不会被僵化、遗落。

“这不是件好事。因为你会被困住，被困在那过去的混沌里。一个国家如果无法回看，回看时又一片混沌的话，它将会陷入困境，动弹不得。”

时隔近半世纪，智利政府仍颂扬 1973 年那场推翻左翼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那场军事政变为后续的专制独裁统治揭开序幕，接管的皮诺契政权在美国默许下，以血腥残酷的手段打压异议份子，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民被囚禁被失踪，原本拥有傲视拉丁美洲之民主政体的智利，人权与自由民主瞬间成泡沫幻影。而至今在官方的历史论述里，这场政变仍被视为必要之举，因为它确保处在冷战时期下的智利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温床，依然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后花园”抵御共产主义的好盟友；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却将社会推入军事独裁统治的深渊，这政变为国家与人民带来了无可抹灭的伤害。

这些惨痛的经历，仍是被噤声、压迫、遗忘、无以述说的，尤其是在一个独裁者离任后还可续任陆军总司令、获任终身参议员的国度。然而，古兹曼和他的纪录片，持续以坚定而温柔的姿态，为人民守护著历史与记忆，正如他为人所知的名言所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簿。”古兹曼以他的影像，持续为智利编纂编年史，他以他的生命，为人民守护著这珍贵的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