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導演帕里西歐．古茲曼專訪：紀錄片是對當權者定義的歷史的否定

「當今天任何的理念都不再有立足之地時，我們依然要謹記，要明智地活著，當一位歷史的見證者般活著，為年輕的世代尋求其他任何庇蔭之所，因為苦難不會是永久的，它終會有結束的一天。」——《智利，不會忘記》

帕里西歐．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是當代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導演之一，至今長達半世紀仍創作不綴的生涯中，他持續關注家鄉智利，透過攝影機、電影，為他所深愛的國度記述著歷史。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為《智利之戰》三部曲（The Battle of Chile，1975–1979），紀錄了 1970 年代發生在智利的那段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歷史——短短幾年內，智利從一個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人民歡天喜地享受前所未有的賦權，歷經軍事政變，成為長達 17 年血腥獨裁統治的右翼政權；這關鍵的轉變，徹底影響了智利的過去與未來，以及好幾個世代的智利人。

2010 年以降陸續完成的「智利三部曲」－《星空塵土》（Nostalgia for the Light，2010）、《深海光年》（The Pearl Button，2015）、《浮山若夢》（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則是古茲曼邁入花甲之後，採取不同於先前的創作進路，將智利實體的、物質性的自然地景，與抽象的、不可觸的歷史記憶，予以結合、轉化，共同指向那尚懸而未解的，關乎國家與個人的記憶課題。這是一種「記憶的責任」（duty of memory），古茲曼這麼說道；記憶，是古茲曼創作中的關鍵字，也是他長久以來堅持抵抗、捍衛的，關於記憶的權利／權力與責任。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

為民選總統集體狂歡

1960 年代末期 1970 年代初，智利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主張推動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革的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總統，成為世界上首位民選的馬克思主義總統。當時還在西班牙馬德里唸電影的古茲曼立刻意識到，這將會是智利社會的關鍵時刻，作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他無法置身事外，必須在現場親自見證。古茲曼沒預想太多，直覺帶他回到了家鄉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他被眼前的景象給震懾，人們湧上街頭遊行、慶祝，充滿激昂的情緒，各種動員、組織運動相當蓬勃，從都市到鄉村，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古茲曼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智利。

「人們處在一種集體共享的狂喜。」古茲曼和學校借了 16 釐米攝影機，與友人組成了一個不超過五人的小型拍攝團隊後，就投身在當時熱血沸騰的智利街頭。當時古茲曼只有 30 歲，而他的攝影師、收音師、製片助理都才 20 多歲，他們開著一台小車跑遍智利的城市和鄉村，完成了他首部紀錄片《El primer año》（1971），用古茲曼的話形容，那是「關於人民歡慶的電影，對人民主權的致意，一部充滿情感的電影。」而也是這部電影，牽起了他和法國傳奇導演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一段相知相惜的緣分。

「《堤》（La jetée）是我年輕時看到的電影，幾乎代表著我的青春期。但我沒想到多年後，這部電影的作者居然會出現在我智利的家中。」自承愛閱讀科幻小說，也寫過一點科幻題材故事的古茲曼回憶道。

當時是 1972 年，克里斯・馬克剛好到智利旅行，他想認識當地的電影工作者，於是就來到了古茲曼家中。雖然語言不太通，克里斯・馬克用著不太流利的西班牙文，兩人聊著電影和科幻小說；克里斯・馬克向古茲曼買下他剛拍完不久的紀錄片《El primer año》帶回法國，「他是一個充滿魅力與哲思的人，也很知道如何扶持年輕的電影工作者。」

「經歷政變之後，我內心有極重的創傷，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面對這些創傷，我完全沒辦法拍攝其他電影，那些記憶是不可能抹除的。」

紀錄示威遊行時「檯面下的事件」

當智利左、右翼陣營的對立與衝突逐漸加劇，政治局勢緊張的時候，古茲曼寫了一封信給人在巴黎的克里斯・馬克，告訴他智利正發生的事件，以及他多麽焦慮和急迫想將事情的經過記錄下來，但是卻苦無資源與設備。想不到不久之後，古茲曼便收到了一個裝滿攝影器材和全新底片的包裹——一箱夢幻的禮物。

由於可使用的膠卷有限，必須要比先前的拍攝更有工作方法，事前構思敘事，列出拍攝的優先順序，古茲曼和團隊掌握了幾個關鍵的場域：總統府、國會、大學、工廠、報社、電台，以及很關鍵卻常會被忽略的「檯面下的事件」，古茲曼分享道，當示威遊行發生時，人民上街、警察在現場維護秩序，電台記者到現場報導，但是沒有人拍攝在示威之前的各種會面，包括工人們開會、和工廠老闆協商，這些在示威活動之前的暗潮洶湧，如何影響後續的事情；這些在檯面下的事情，不若街頭的遊行抗爭那樣顯而易見，但卻是了解這整個社會氛圍、運作的最佳場域。

1972 到 1973 這短短的一年間，智利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化。美國暗中支持下的右翼勢力對左翼總統阿連德推行的社會主義改革起了激烈的反抗，而支持阿連德改革的工農階級，也上街遊行表達對總統的支持。雙方陣營之間的衝突就在一場令世界瞠目結舌的軍事政變中，達到了高峰——右翼勢力掌控的軍系以武力要脅，從陸海空三路逼迫民選總統阿連德退位，在戰機轟炸總統府數小時後，阿連德堅守總統府而身亡。隨後，軍系掌握大權，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展開一連串的血腥肅清與鎮壓，許多人民被逮補、被消失，只因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改革的立場。這場軍事政變，影響了包括古茲曼在內的許許多多智利人民。

「紀錄片也許是最好的方式，來消化烙印在我生命中的歷史印記。最終不是導向一個負面的結局。」

政治犯，流亡與創傷

政變過後，古茲曼被軟禁在聖地牙哥體育館，那裡成了政治犯的集中營，許多青年因而被拷打、處以私刑。數月之後，古茲曼逃離智利，展開流亡的生活，最後定居巴黎。而他拍攝的底片，很幸運地保管在他叔叔家中，透過瑞典大使館從聖地牙哥送到斯德哥爾摩，他再從斯德哥爾摩取得底片後，帶去巴黎和古巴哈瓦那。一共 25 小時左右的 16 釐米膠卷，這些乘載了智利人民記憶的影像，所幸沒有丟失。然而不幸的是，拍攝這些影像的攝影師 Jorge Müller Silva 和他的妻子，在政變後的隔年被皮諾契政權逮補，槍決身亡，他當時只有 27 歲。

或許是經歷巨變劫後餘生的使命感，支撐著古茲曼將這段他所親身經歷的經驗呈現在世人眼前。他陸續完成《智利之戰》三部曲——《中產階級的造反》（The Insurrection of the Bourgeoisie，1975）、《政變》（The Coup d’État，1976）和《人民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eople，1978），這三部紀錄片記述了 1970 年那場民主選舉前後，智利人民選出左翼總統，到後來右翼勢力激起反抗，加上美國勢力的介入，最終導向政變與獨裁統治的過程。

完成《智利之戰》後，古茲曼頓時失去重心，陷入長達十年的低潮期。「經歷政變之後，我內心有極重的創傷，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面對這些創傷，我完全沒辦法拍攝其他電影，那些記憶是不可能抹除的。」當時有許多一起參與那場運動的友人，也都陷在類似的憂鬱與沮喪中，他形容那段時間人的狀態就像是被冰凍、睡著了一般，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

那理應是一個人人生最具生產力的青壯時期，但古茲曼與整個時代下的智利人所遭逢的，卻是國家暴力帶來的恆久傷害。從運動傷害中恢復的過程是漫長而難耐的，「就像是被人以極為緩慢的速度在臉上搧了一耳光後醒來。我感覺我失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但同時，我也意識到這些記憶正需要這樣長的時間反應與消化。我很高興我最終走過了這段艱辛的路程。」眼前這位頭髮已然花白，但眼神依然清澈的導演古茲曼說道，「紀錄片也許是最好的方式，來消化烙印在我生命中的歷史印記。最終不是導向一個負面的結局。」

深邃廣闊的海洋，孕育生命萬物與文化，但同時也見證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迫害——無論是殖民者或獨裁者，那些被投擲入海中被浪濤吞噬的冤屈靈魂，仍在歷史的洋流中飄蕩。

電影：凝視回不去的家園

四十多年過去，智利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皮諾契獨裁政府引入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在其市場經濟政策之下，智利經濟快速發展，傲視拉丁美洲諸國，但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階級之間的矛盾，長久被被噤聲的人民，使得社會整體始終存在著難以癒合的傷痕。古茲曼在紀錄片創作的風格上也有顯著的轉變——從《智利之戰》貼近街頭運動的拍攝、記錄，反映當下社會景況，到了近十年來的「智利三部曲」，轉以相對詩意、充滿哲思辯證，在人類社會與自然地景之間，打磨集體記憶與個體經歷的關係。雖然在政變之後，古茲曼再也無法返回故鄉定居，但他卻始終透過電影，深情地凝視著他成長的家園。

《星空塵土》探索智利北方的阿他加馬沙漠，那是天文學家觀測太空的重要基地，亦是考古學家探究史前文化的寶地，蘊含了各種化石、不同文化的遺跡，它是飽含自然奧秘的知識寶庫；同時，它也是充滿死亡氣味的荒漠，這沙漠埋藏著許多被皮諾契政權殺害、棄置的無辜人民。這是過去事物的儲存槽，無論是觀測星象、考古採集或是被掩埋的智利歷史，在這邊尋覓的人們，都在追索著過去。

《深海光年》則是將視角從智利北方荒漠移往南端傍海而居的原住民，在這有著狹長海岸線的國家，長期受到統治者壓迫的原住民卻被迫與海洋文化隔絕。深邃廣闊的海洋，孕育生命萬物與文化，但同時也見證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迫害——無論是殖民者或獨裁者，那些被投擲入海中被浪濤吞噬的冤屈靈魂，仍在歷史的洋流中飄蕩。

「我相信發生在智利獨裁歷史上的悲劇，至少要花上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真正面對，這是需要社會大眾漫長且有耐心的關注。持續積累，我相信會在某個時間點完成這個理想的。」

至於他最新的一部作品《浮山若夢》，將關注的場域移到了安地斯山脈——智利的天然屏障，古茲曼的家鄉聖地牙哥正依傍著此壯闊的山脈。這是年近八十的紀錄片導演對故里又一次充滿鄉愁的巡禮。對比山脈的沈靜，它腳邊的城市經歷了快速而激烈的變化，在獨裁統治、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治理下，聖地牙哥成為現代化且繁華的都市，那些曾經發生在街頭巷尾的殺戮與爭戰，通通被掃入這光鮮亮麗的表象底下。只有少數的人們仍保存那些記憶，對比於古茲曼的流亡海外，終其一生留駐智利持續紀錄歷史的業餘攝影師是另一個例子；兩相對照正如古茲曼那已然傾頹的故居，充滿他兒時歡樂回憶的家屋，和千萬年依然聳立，靜靜陪伴著這土地上所有生靈的安地斯山脈。在《浮山若夢》的片末，古茲曼祈願著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童年——那個仍民主自由的智利，無憂而快樂的家園。

別被混沌困住

記憶和歷史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那是一種衝突，關於當權者定義的國家歷史和個體記憶的衝突，智利的獨裁政權否定、掩蓋了許多事情。時至今日，古茲曼的電影依然難以在智利放映。他分享在巴黎課堂上放映《智利之戰》的經驗，班上有來自智利的年輕學生，不少是來自右翼家庭，有些人甚至是第一次知道這段獨裁歷史，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是相當衝突的。但古茲曼會與學生一起看片、討論，慢慢地他們會了解這件事，進而形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不搞清楚那些痛苦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當你回望過去時，只覺得一片混沌，這不是件好事。因為你會被困住，被困在那過去的混沌裡。一個國家如果無法回看，回看時又一片混沌的話，它將會陷入困境，動彈不得。」

「這就是紀錄片的意義。紀錄片工作者必須為人民保存，並活化記憶。」古茲曼說道，「我相信發生在智利獨裁歷史上的悲劇，至少要花上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真正面對，這是需要社會大眾漫長且有耐心的關注，才有可能讓掩埋的記憶慢慢浮現。持續積累，我相信會在某個時間點完成這個理想的。」正如同他在《智利，不會忘記》（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影片中所做的——重回當年事發現場、邀請當年參與其中的人們一起觀看《智利之戰》。歷史與記憶必須經過一再指認與講述的過程，才不會被僵化、遺落。

「這不是件好事。因為你會被困住，被困在那過去的混沌裡。一個國家如果無法回看，回看時又一片混沌的話，它將會陷入困境，動彈不得。」

時隔近半世紀，智利政府仍頌揚 1973 年那場推翻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事政變——那場軍事政變為後續的專制獨裁統治揭開序幕，接管的皮諾契政權在美國默許下，以血腥殘酷的手段打壓異議份子，成千上萬的智利人民被囚禁被失蹤，原本擁有傲視拉丁美洲之民主政體的智利，人權與自由民主瞬間成泡沫幻影。而至今在官方的歷史論述裡，這場政變仍被視為必要之舉，因為它確保處在冷戰時期下的智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溫床，依然是美國在「拉丁美洲後花園」抵禦共產主義的好盟友；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卻將社會推入軍事獨裁統治的深淵，這政變為國家與人民帶來了無可抹滅的傷害。

這些慘痛的經歷，仍是被噤聲、壓迫、遺忘、無以述說的，尤其是在一個獨裁者離任後還可續任陸軍總司令、獲任終身參議員的國度。然而，古茲曼和他的紀錄片，持續以堅定而溫柔的姿態，為人民守護著歷史與記憶，正如他為人所知的名言所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古茲曼以他的影像，持續為智利編纂編年史，他以他的生命，為人民守護著這珍貴的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