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我不难过”：林荣基，和他的台北铜锣湾书店

4月21日，台北铜锣湾书店开幕前夕，老板林荣基在台北街头遭人泼漆。从事后的监视录影画面看来，满脸红漆的林荣基停顿了一会、竟立刻起身追了出去，“如果我当时有追上他，想揽（拦腰抓住）住他大叫。我看到他比我高一些、人也比我年轻，我应该没办法打过他，但我可以揽住他，不让他走，我相信旁边的人会上来帮我。”

回顾那一天，林荣基仍带着遗憾：自己起身追人时，竟犹豫了几秒钟，错失良机。“我停住了一下，才抓我的背包起来追他，他跑得好快，就已经到下一个街口去了。”他回忆，当时自己正专心看手机，事后看警察的监视录影带，才知道泼漆人已经在他面前转了两圈，“泼到我脸上凉凉的，我还以为是冷水。听到旁边的人在叫、眼睛一看，哇，原来是红油（漆）。”

面对泼漆恐吓，林荣基没有停在原地，反而起身追出去，他在想什么？“我为什么要怕？是他犯法又不是我，我要去抓住他呀！”不害怕对方持武器攻击自己吗？“不会的，你想想，他如果有武器，就不会只对我泼漆。只泼漆，就表示他身上没有带其他东西。而且是他做错事，是他应该要怕我呀！我有什么好怕？我相信有法治的嘛。”

是他做错，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怕？

“是他做错，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怕？”坐在台北铜锣湾书店的书枱边，林荣基反反覆覆将这句简单的话重复了好多遍，64岁人谈起“我可以揽住他”，气质竟像个执拗孤拐的少年。同样凭着这股不认输的劲，他在2016年的深港边界，没有留在原地、任人威胁，反而决定“揽住”了比他更高壮许多的中共政权，虽不能赢，却确实死命做到了“不让他走。”

这一揽，亦让“铜锣湾书店事件”成为全港与国际瞩目的焦点：2016年6月16日，林荣基在民主党议员何俊仁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指过去八个月的时间中，自己在香港前往深圳的罗湖海关遭拘留，其后移往宁波，遭国安相关单位人员关押、提审，并要求其提供铜锣湾书店的禁书订户资料。林荣基原拟配合，返港欲取内有读者资料的硬碟交给对方，却临阵回头，选择召开记者会说出实情，并拒绝返回大陆缴交读者资料。

林荣基以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在海关遭押，并解送至大陆押审，震惊香港各界。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浮现时，亦不少人以此案件为例，指《逃犯条例》修订便是“送中条例”、人人都可能成为林荣基。此一不信任感引爆超过半年的香港街头抗争，也让台湾与世界各地民众对中共恐惧日深。

林荣基死命揽住对手的决定，终等到旁边众人“上来帮他”，涓滴汇流冲决铁堤，改变了原本看似固若金汤的时代河道。

打架

我从小就会这样的，觉得对方不对，我就要打。打不过也没关系，还是要打。

打架，对林荣基来说并不陌生，“我从小就会这样的，觉得对方不对，我就要打。打不过也没关系，还是要打。不会有大人管你的。”

根据林荣基自述，父亲是潮州人，家中开米铺，相当富有，母亲是自小定下的童养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母在41年为逃避战祸自潮州来港，未料年底便遇上日军占领香港，家业归零、生活艰难。林家原居住在香港石硖尾的两层楼平房区，该地位于九龙区北部山脚，是当时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的聚集区。1953年，该区发生大火，五万多名居民无家可归，林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火后，香港政府开始兴建首批公共房屋，林家随许多当地住户一样迁进H型的大厦。1955年，林荣基出生。

“爸爸从小有钱，来香港以后不太做事、不回家，是妈妈养我们长大。妈妈忙得很，根本没时间管我们。”没有长辈制止，他自小就可以自由地向任何“该打的架”挑战。作为老么，妈妈与兄姐都疼爱他，尽管不是富贵之家，过年时的新衣、模型飞机多是他独享。唯独在二哥失学之后，一切有了变化。

在林荣基的回忆中，二哥上小学后，性情大变，开始欺负他，“我小时候不会想，小孩子很单纯，只觉得二哥对我不好，我也会骂他、顶撞他，他就打我。”有次打得狠了，二哥把他关进房里，打到他以为自己有性命之忧，“当时心里只有恨，恨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

林荣基后来思索，二哥可能有些今日定义的儿童发展迟缓问题，在学习上受了挫败，使性格变得暴躁古怪，更将一股气出在家中最受宠、也最弱小的么弟身上。“小时候他对我很好，拖（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到处玩，很保护我”，但上学之后，“他小三、我小一，我发现一些好简单的题目，例如造句，他也不会做，我看到题目还想，奇怪这么简单的二哥怎么不会？”

二哥最终无法再升学，以清洁员为业，在家中囤积拣回来的垃圾，将狭小的居住空间弄得更加局促。林荣基为此在婚后搬出家门，与二哥长年未曾见面，只透过姐姐保持联络。但在二哥去世后，细细回想起二哥的一生、或可能是学习障碍导致他性格大变，“我很难过，他这一生其实很苦，想起来还是会非常难过。”

中业

我也爱国过。

然而，彼时的香港孩子，无论是否有学习障碍，只要不生在富贵之家，无法升学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尽管能看懂二哥的造句题，林荣基能在正规学校学习造句的时间亦不长。小学毕业后，他很快与兄姐一样开始工作，工厂工人、各式服务员，“什么工都做，但都没什么兴趣”。1977年，22岁的林荣基决定报名中业学院（前中华业余学校），趁着下工后的时间持续进修。

在中业学习的岁月，对林荣基影响甚深。他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返港后、举办记者会前探望的两个人，一个是亲生的姐姐、另一个就是他在中业的老师。

“中业是很爱国的。我也爱国过，我这个老师也很爱国啊。”林荣基如此回忆。

中业，最早名为中华业余学校，成立于1938年，创办人兼首任董事长是民国时期知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强调学校是“师生共有的，推而广之，也可以说是社会共有的”；授课对象是“失学或失业而有志气求长进的青年人”。学校成立之初，正值中日战争，文人南渡，前几期授课教师不乏茅盾、胡愈之等知名学者，但很快因战乱而停办。

香港知名教育家卢玮銮（小思）曾谓，“（中业）在香港教育史上只如电光一闪，但仍不失为一种光辉标志”，认为其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香港的重要实践。战争终止后，香港社会教育需求再次增加，电光终有机会再度闪耀。1948年，中华业余学校复校，改名中业学院，郭沫若为董事长、朱智贤为院长，依然请茅盾回来举办讲座。

1951年底，应香港政府改名为中业专科学校，学生增加至两百八十多人。但如林荣基一般的校友，仍习惯唤它“中业学院”。后历经时代变迁，中业于1984年停办夜校，其校友会成立旅游部、后改注册为旅行社。1990至2003年间，中业开始支持祖国教育事业、并持续对大陆各省的天灾灾民发放赈济，种种转变，是林荣基说中业“很爱国”的原因。

“去上课还是很重要，以前喜欢看书，但很多东西自己看，没办法懂。”林荣基在中业选读了文学科、戏剧科，“上了李援华老师的戏剧课，我才开始看得懂剧本、对它有兴趣。”对于林荣基来说，上学与阅读相辅相成：老师能助他看懂更多书，但亦不会全以老师的教育为真理。他终身喜爱的书籍──顾颉刚的《古史辨》就曾给他这样的感受：“第一次看到《古史辨》，我才发现，学校老师说的未必都是真的。”

如今，在台湾的铜锣湾书店，一套精装硬壳的《古史辨》依然是他的案头书，顾颉刚“疑古辨伪”的精神，亦与林荣基的史政论点常有共振，“你应该看看（顾），看了之后就会知道，其实就算是余英时的看法，也不是不可批评的。”

六四

我们当时在电视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杀嘛，六四屠杀，结果中资开的中华书局要我们跟客人说是『六四风波』，我觉得很生气，这是不对的。

如何看中国？如何不从传统角度看中国？是卖书佬林荣基一条重要的思考与阅读轨迹。或许自少年时期，他便隐隐约约有这个疑问，今已不可考，但林荣基自己回顾起来，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是在1989年。

“我们当时在电视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杀嘛，六四屠杀，结果中资开的中华书局要我们跟客人说是『六四风波』，我觉得很生气，这是不对的。”89年六月时，林荣基仍在中华书店做店员；十月，他便辞职，转往田园书屋工作。自此开始一步步踏入禁书江湖，终成众人熟知的铜锣湾书店店长。

林荣基回忆，在六四事件后，他开始对中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常常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当今与过去的体制何以至之的问题，而六四后第一本让他觉得有启发性的书籍是金观涛与刘青峰合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该书的续篇《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至今也摆在台北铜锣湾书店的醒目架位上。

金观涛与刘青峰的系列著作，是时代转折的时刻所迸发的历史感、一代知识分子对新史观的求索，不囿于一家一派的传统思想而隐隐与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同构，也与林荣基在89后的思索路径共鸣。他摆在书店柜台前的另位作家李劼，亦是如此：在李所着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一书中，其认为华夏文明不应该自周朝与儒家谈起，而必须由《山海经》与河图洛书始，正对林荣基脾胃，“他（李劼）看待历史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可以启发思考。”

六四事件影响了林荣基的阅读与思想轨迹，他却不愿出席六四相关纪念活动。“去年六四三十年回顾，他们约我去，我才不要去，回顾？回顾个屁。”林荣基突然激动：“89年，什么是89年？89年是80年代的总结。不去看这个，每年都在回顾，今年回顾跟去年一样、去年的回顾跟前年一样，回顾有什么意义？我才不去。”

看似温文的外表下，林荣基的少年性格斑斑可见，好恶分明，毫不矫饰。言及中国传统文化，他拿起架上一本儒学研究，“你看过这本没有？不用看，烂书。完全没有考据，只是作者的空想，我一看就知道，太夸张。”烂书怎么还陈列架上？“人家送我的，只有一本，卖完就不再进了。”问他对另一名当红、亦常提“华夏历史”的作家刘仲敬有何看法？他夹着烟，只淡言一句，“没有启发性。”

同样原理，在书店的醒目架位，他摆上了马英九基金会与长风基金会（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成立）合出的《台湾与民主的距离》，“苏起（九二共识起草人、知名学者）的东西对我也没有启发性，但马英九的书可以看看。你讨厌一个人，还是要去了解他。我对他的标题谈『台湾与民主的距离』很有兴趣，看完觉得他（马英九）还是太被党国思想影响，影响他写论文的公正性，但还是可以推荐大家看的。”

书店

我只想开好这间书店，没时间参与那些。

作为读者，林荣基自有品味，但开书店总不能只卖自己喜欢的书籍，他亦心知肚明。过往，在香港铜锣湾书店门口，推介的新书总难逃“秘史”“十九大”“习近平”“薄熙来”等关键字；林荣基过往给《端传媒》点评过的该店十大畅销书中，有八本都属政治或政治秘闻类，符合人们一向对其“禁书书店”的印象。

言及过往在香港卖禁书的岁月，林荣基虽正色斥道“别再说禁书啦，书就是书，只有好书烂书，干嘛叫它禁书？”却也难以否认这些书、以及其背后的大陆禁书令，恰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本（《毛泽东医生回忆录》）卖得很好，其他的嘛，”林荣基看了看其他书籍，“有很多也不是什么好书，不提了。”

在台北的铜锣湾书店中，中共政治内斗、官场八卦类书籍明显下降，气氛明显变得更学院、文艺。一名曾到过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客人笑言，“其实除了林老板本人之外，几乎都快认不出来是同间书店啦，真是变得好『台北』、好清新。”

“那是当然不一样。我现在开店的心态也跟以前（在香港）很不一样。”林荣基回忆，过往在香港铜锣湾时，店租昂贵、生存压力大，每天都要达到一定的营业额才能安心，“譬如说，我今天好天气，都没有卖到一定的金额，那明天下雨了人更少怎么办？我就会很紧张，如果客人看书看很久又不买，我就会很无奈。所以以前做禁书，那是没办法，为了生存。其实不只禁书，（香港铜锣湾书店）也还是会摆好书的，但禁书还是要卖。”

与在香港时被经济压力追着跑的景况不同，台北铜锣湾书店一开始便有群众募资的280万台币作为后盾，“大家给我这笔钱、支持我，是为了理念，所以我现在做书店，也是为了理念才做这件事。”现在偶尔还有客人上门来问禁书，“我就会好好跟他聊一聊，推荐好书给他。你要站在这里看完、最后不买，我也不会觉得（为经济）紧张了。”

向群众募资而来的280万元让林荣基有了底气，不必为了读者不买书而紧张，也能选择是否接受邀约与资助。许多台湾政治工作者、幕僚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些金主会私下向林荣基表达尊敬与愿意资助之意，但林荣基却未必接受，“他说他钱已经够了。谢谢对方的好意，”一名立委助理如此回忆。

有人想拉他参与政治活动、出席各色饭局，他一概回应：“我搞这（书店）就很忙啦，事情好多做不完啊！没办法啊！”于林荣基而言，书店老板就是他唯一想拥有的身分，“我只想开好这间书店，没时间参与那些。”

受访当天，书店开业已逾一周，林荣基观察，台北的读者确实素质更好一些，“香港毕竟是商业社会，读书气氛不一样”，但他亦直言不讳，“台湾读者素质虽然好，但我感觉想法比较保守，不太会去看跟自己想法相差太大的书。这样其实不好的。”

林荣基说，看书不是为了重复自己的脑内定见，是否具有启发性，是他界定一本“好书”的标准，“一本好书不是要给你答案，而是要刺激你去思考，给你更多启发、让你有新的想法。”为了忠于“启发性”，他的书店门口摆着蔡英文的花篮、架位上放着马英九批评民进党的书籍，在台湾的独立书店风景中，一时无两，他本人却毫不在意。

“那些（花篮）都不重要啦。你知道什么才重要吗？”林荣基直直盯着我，问，“我修过莎士比亚的课，西方有悲剧传统，你想过中国为什么不太没有悲剧？为什么中国唯一的悲剧就是《离骚》？”我摇头不知，他说，“因为《离骚》的时候，中国是分裂、（楚国）是独立的。有独立、人才有自由，才能产生悲剧。”

他指指墙上的“台湾独立”旗帜说道，“这才是台湾独立真正的意义，你明白吗？只有独立，才有自由。”

为了自由，一切皆可抛，包括自小生长的城市，“大家都喜欢问我离开香港难不难过？其实，你要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人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重要。所以说离开香港，我难过吗？老实说，我一点都不难过。”

自由

我觉得我没有很勇敢，我是很胆小的人。

在台北铜锣湾书店里，林荣基看来确实安然自得。开幕至今，书店人潮汹涌，许多书架几乎天天都被清空，他仍与香港铜锣湾书店一样做派：并不请员工，一切自己来，晚上睡在柜台后的高架床上，书店即是家。若遇上老板溜到小阳台上抽烟，顾客都晓得要耐心等待。

无论日夜，来找他合照、签名的客人络绎不绝，他向客人说最多的话题还是书，“这本好呀，有思想。”“这作者有另外一本，你看过没有？”遇上中学生来店买书，他更忍不住叮嘱，“手机也要看，书也要看呀，书才能给你思想。”指指脑袋，活像一个慈爱的父亲。

但在晚上九点收店过后，朋友、记者与志工尽皆散去，他一人在店中整理书籍，又流露出卖书佬的脾气：“书都给我乱摆，唉，有人就不懂书，都我乱乱放。”店中书籍摆架确实大致有序，文史、政治、哲学、国学、建筑、戏剧、香港、新疆西藏、台湾、各国小说，是他多年自学而成的知识清明上河图，迤逦开展，只是难免错落着几本被放错柜的书，都被他一一拿起、叨叨碎念。

“你看这个果戈理，怎么可以放在德国人那里。日本的，给我放到美国那里。上次有一个志工说要来帮我摆书，他放了一行我就说你放下吧，我来弄就好。全都是错的，根本就不懂书。”打烊后的书店里，便是他一人小宇宙，他手起手落，书本们便各自进入行星轨道，公转自转，包括平日常被“大人”们忽略的童书与绘本。

一进铜锣湾书店门口，左右便是两架童书柜，有外国进口的绘本、台湾本土童书，甚至有各地政府出版的地方文史故事的儿童读本，如澎湖县政府的《花宅》等，“我觉得每间书店都应该有儿童书区。以后等人少一点了，我要在那边摆些椅子，让小朋友坐着看。”

为何把童书摆在一进门的显眼位置？“你观察一下，大人都会直接走进店里、走到中间，不会停在门口，那边就是小孩子最好的地方，不会跟大人挤。”回头一看，L型书架夹成的直角，确实产生了一处繁忙动线中的宁静小区，只容身材矮小的孩子窝在那儿看书。

“人要看书，阅读的习惯就要重小培养。你要看书，才会思考，才会知道学校老师说的不一定是真的。”话头一起，他不免又谈那本自少年时期便喜爱的《古史辨》，“那时候看到好震撼，发现原来历史跟老师说的不一样，那到底是怎样？好想知道。”

“到底是怎样？”是林荣基常常无意提起的一个口头禅。2016年，在香港海关、九龙塘车站外，他的思路亦是如此：究竟是要配合国安单位北返、交出书店资料，从此配合国安人员做监视香港的眼目；抑或转身向世界说出实情、却可能连累当时的女友与合伙人受到更多折磨？

“我觉得我没有很勇敢，我是很胆小的人。我是在那里一条一条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去了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那不去呢？又会怎么样？一个一个想，再去想该怎么做正确的决定。”回顾起来，林荣基只字不言理想，只依着判断，做出他认为最该做的决定。

1926年，胡适曾评论《古史辨》可以“解放人的思想、指示做学问的途径、提倡深澈猛烈的真实精神”，百年之后，喜爱《古史辨》少年读者终究选择了忠于真实，而未有因为连串的威胁、恐吓，而向虚伪低头。

但林荣基始终遗憾的是，当年看到的《古史辨》是删减版本，他一直想找完整版来看看。2018年，林荣基私人行程来台，由南到北访问台湾各独立书店，在桃园一间书店里看见精装版的《古史辨》，全套七本，衣冠齐整地放在架上，心下大喜，忙问老板：“你怎么会有这套？你也喜欢的？”

未料老板只是有朋友家中长辈过世，拿旧书来变卖，自己根本没看过。基于种种原因，林荣基没有马上下手买书，但在后来的两年之间，一直对这套书难以忘怀。“会常常想它，想它现在应该已经被买走了？结果今年来开店，又遇到那店长，竟然还没有卖出去！”

林荣基马上买下，放在书店内的床边，找到时间便读一会。“我这两年还常常在想，是谁买走它了？那个买到它的人一定好幸运。”时近午夜，收店后等待上架的新书堆积如山，林荣基把双手交枕在书山上、脸颊靠在手背上，露出微笑，“啊呀，原来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那个幸运的人。”

欢迎光临端传媒小吃店！

1月5日至2月7日，《好久不见，想点什么？——台港连结的廿道料理》于香港诚品铜锣湾店 9F 开展。展览期间设有限定订阅优惠，精选了20篇台港主题文章免费开放阅读，欢迎你阅读、分享，来一趟台港文化深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