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香港，我不難過」：林榮基，和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

4月21日，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前夕，老闆林榮基在台北街頭遭人潑漆。從事後的監視錄影畫面看來，滿臉紅漆的林榮基停頓了一會、竟立刻起身追了出去，「如果我當時有追上他，想攬（攔腰抓住）住他大叫。我看到他比我高一些、人也比我年輕，我應該沒辦法打過他，但我可以攬住他，不讓他走，我相信旁邊的人會上來幫我。」

回顧那一天，林榮基仍帶著遺憾：自己起身追人時，竟猶豫了幾秒鐘，錯失良機。「我停住了一下，才抓我的背包起來追他，他跑得好快，就已經到下一個街口去了。」他回憶，當時自己正專心看手機，事後看警察的監視錄影帶，才知道潑漆人已經在他面前轉了兩圈，「潑到我臉上涼涼的，我還以為是冷水。聽到旁邊的人在叫、眼睛一看，哇，原來是紅油（漆）。」

面對潑漆恐嚇，林榮基沒有停在原地，反而起身追出去，他在想什麼？「我為什麼要怕？是他犯法又不是我，我要去抓住他呀！」不害怕對方持武器攻擊自己嗎？「不會的，你想想，他如果有武器，就不會只對我潑漆。只潑漆，就表示他身上沒有帶其他東西。而且是他做錯事，是他應該要怕我呀！我有什麼好怕？我相信有法治的嘛。」

是他做錯，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怕？

「是他做錯，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怕？」坐在台北銅鑼灣書店的書枱邊，林榮基反反覆覆將這句簡單的話重複了好多遍，64歲人談起「我可以攬住他」，氣質竟像個執拗孤拐的少年。同樣憑著這股不認輸的勁，他在2016年的深港邊界，沒有留在原地、任人威脅，反而決定「攬住」了比他更高壯許多的中共政權，雖不能贏，卻確實死命做到了「不讓他走。」

這一攬，亦讓「銅鑼灣書店事件」成為全港與國際矚目的焦點：2016年6月16日，林榮基在民主黨議員何俊仁陪同下召開記者會，指過去八個月的時間中，自己在香港前往深圳的羅湖海關遭拘留，其後移往寧波，遭國安相關單位人員關押、提審，並要求其提供銅鑼灣書店的禁書訂戶資料。林榮基原擬配合，返港欲取內有讀者資料的硬碟交給對方，卻臨陣回頭，選擇召開記者會說出實情，並拒絕返回大陸繳交讀者資料。

林榮基以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在海關遭押，並解送至大陸押審，震驚香港各界。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浮現時，亦不少人以此案件為例，指《逃犯條例》修訂便是「送中條例」、人人都可能成為林榮基。此一不信任感引爆超過半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讓台灣與世界各地民眾對中共恐懼日深。

林榮基死命攬住對手的決定，終等到旁邊眾人「上來幫他」，涓滴匯流沖決鐵堤，改變了原本看似固若金湯的時代河道。

打架

我從小就會這樣的，覺得對方不對，我就要打。打不過也沒關係，還是要打。

打架，對林榮基來說並不陌生，「我從小就會這樣的，覺得對方不對，我就要打。打不過也沒關係，還是要打。不會有大人管你的。」

根據林榮基自述，父親是潮州人，家中開米舖，相當富有，母親是自小定下的童養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父母在41年為逃避戰禍自潮州來港，未料年底便遇上日軍佔領香港，家業歸零、生活艱難。林家原居住在香港石硤尾的兩層樓平房區，該地位於九龍區北部山腳，是當時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的聚集區。1953年，該區發生大火，五萬多名居民無家可歸，林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火後，香港政府開始興建首批公共房屋，林家隨許多當地住戶一樣遷進H型的大廈。1955年，林榮基出生。

「爸爸從小有錢，來香港以後不太做事、不回家，是媽媽養我們長大。媽媽忙得很，根本沒時間管我們。」沒有長輩制止，他自小就可以自由地向任何「該打的架」挑戰。作為老么，媽媽與兄姐都疼愛他，儘管不是富貴之家，過年時的新衣、模型飛機多是他獨享。唯獨在二哥失學之後，一切有了變化。

在林榮基的回憶中，二哥上小學後，性情大變，開始欺負他，「我小時候不會想，小孩子很單純，只覺得二哥對我不好，我也會罵他、頂撞他，他就打我。」有次打得狠了，二哥把他關進房裡，打到他以為自己有性命之憂，「當時心裡只有恨，恨他為什麼要這樣打我。」

林榮基後來思索，二哥可能有些今日定義的兒童發展遲緩問題，在學習上受了挫敗，使性格變得暴躁古怪，更將一股氣出在家中最受寵、也最弱小的么弟身上。「小時候他對我很好，拖（牽）著我的手過馬路、到處玩，很保護我」，但上學之後，「他小三、我小一，我發現一些好簡單的題目，例如造句，他也不會做，我看到題目還想，奇怪這麼簡單的二哥怎麼不會？」

二哥最終無法再升學，以清潔員為業，在家中囤積揀回來的垃圾，將狹小的居住空間弄得更加侷促。林榮基為此在婚後搬出家門，與二哥長年未曾見面，只透過姐姐保持聯絡。但在二哥去世後，細細回想起二哥的一生、或可能是學習障礙導致他性格大變，「我很難過，他這一生其實很苦，想起來還是會非常難過。」

中業

我也愛國過。

然而，彼時的香港孩子，無論是否有學習障礙，只要不生在富貴之家，無法升學幾乎是註定的命運。儘管能看懂二哥的造句題，林榮基能在正規學校學習造句的時間亦不長。小學畢業後，他很快與兄姐一樣開始工作，工廠工人、各式服務員，「什麼工都做，但都沒什麼興趣」。1977年，22歲的林榮基決定報名中業學院（前中華業餘學校），趁著下工後的時間持續進修。

在中業學習的歲月，對林榮基影響甚深。他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返港後、舉辦記者會前探望的兩個人，一個是親生的姐姐、另一個就是他在中業的老師。

「中業是很愛國的。我也愛國過，我這個老師也很愛國啊。」林榮基如此回憶。

中業，最早名為中華業餘學校，成立於1938年，創辦人兼首任董事長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強調學校是「師生共有的，推而廣之，也可以說是社會共有的」；授課對象是「失學或失業而有志氣求長進的青年人」。學校成立之初，正值中日戰爭，文人南渡，前幾期授課教師不乏茅盾、胡愈之等知名學者，但很快因戰亂而停辦。

香港知名教育家盧瑋鑾（小思）曾謂，「（中業）在香港教育史上只如電光一閃，但仍不失為一種光輝標誌」，認為其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香港的重要實踐。戰爭終止後，香港社會教育需求再次增加，電光終有機會再度閃耀。1948年，中華業餘學校復校，改名中業學院，郭沫若為董事長、朱智賢為院長，依然請茅盾回來舉辦講座。

1951年底，應香港政府改名為中業專科學校，學生增加至兩百八十多人。但如林榮基一般的校友，仍習慣喚它「中業學院」。後歷經時代變遷，中業於1984年停辦夜校，其校友會成立旅遊部、後改註冊為旅行社。1990至2003年間，中業開始支持祖國教育事業、並持續對大陸各省的天災災民發放賑濟，種種轉變，是林榮基說中業「很愛國」的原因。

「去上課還是很重要，以前喜歡看書，但很多東西自己看，沒辦法懂。」林榮基在中業選讀了文學科、戲劇科，「上了李援華老師的戲劇課，我才開始看得懂劇本、對它有興趣。」對於林榮基來說，上學與閱讀相輔相成：老師能助他看懂更多書，但亦不會全以老師的教育為真理。他終身喜愛的書籍──顧頡剛的《古史辨》就曾給他這樣的感受：「第一次看到《古史辨》，我才發現，學校老師說的未必都是真的。」

如今，在台灣的銅鑼灣書店，一套精裝硬殼的《古史辨》依然是他的案頭書，顧頡剛「疑古辨偽」的精神，亦與林榮基的史政論點常有共振，「你應該看看（顧），看了之後就會知道，其實就算是余英時的看法，也不是不可批評的。」

六四

我們當時在電視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殺嘛，六四屠殺，結果中資開的中華書局要我們跟客人說是『六四風波』，我覺得很生氣，這是不對的。

如何看中國？如何不從傳統角度看中國？是賣書佬林榮基一條重要的思考與閱讀軌跡。或許自少年時期，他便隱隱約約有這個疑問，今已不可考，但林榮基自己回顧起來，最重要的一次轉折，是在1989年。

「我們當時在電視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殺嘛，六四屠殺，結果中資開的中華書局要我們跟客人說是『六四風波』，我覺得很生氣，這是不對的。」89年六月時，林榮基仍在中華書店做店員；十月，他便辭職，轉往田園書屋工作。自此開始一步步踏入禁書江湖，終成眾人熟知的銅鑼灣書店店長。

林榮基回憶，在六四事件後，他開始對中國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常常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當今與過去的體制何以至之的問題，而六四後第一本讓他覺得有啟發性的書籍是金觀濤與劉青峰合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該書的續篇《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至今也擺在台北銅鑼灣書店的醒目架位上。

金觀濤與劉青峰的系列著作，是時代轉折的時刻所迸發的歷史感、一代知識份子對新史觀的求索，不囿於一家一派的傳統思想而隱隱與顧頡剛的疑古精神同構，也與林榮基在89後的思索路徑共鳴。他擺在書店櫃檯前的另位作家李劼，亦是如此：在李所著的《中國文化冷風景》一書中，其認為華夏文明不應該自周朝與儒家談起，而必須由《山海經》與河圖洛書始，正對林榮基脾胃，「他（李劼）看待歷史的觀點是很不一樣的，可以啟發思考。」

六四事件影響了林榮基的閱讀與思想軌跡，他卻不願出席六四相關紀念活動。「去年六四三十年回顧，他們約我去，我才不要去，回顧？回顧個屁。」林榮基突然激動：「89年，什麼是89年？89年是80年代的總結。不去看這個，每年都在回顧，今年回顧跟去年一樣、去年的回顧跟前年一樣，回顧有什麼意義？我才不去。」

看似溫文的外表下，林榮基的少年性格斑斑可見，好惡分明，毫不矯飾。言及中國傳統文化，他拿起架上一本儒學研究，「你看過這本沒有？不用看，爛書。完全沒有考據，只是作者的空想，我一看就知道，太誇張。」爛書怎麼還陳列架上？「人家送我的，只有一本，賣完就不再進了。」問他對另一名當紅、亦常提「華夏歷史」的作家劉仲敬有何看法？他夾著煙，只淡言一句，「沒有啟發性。」

同樣原理，在書店的醒目架位，他擺上了馬英九基金會與長風基金會（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成立）合出的《台灣與民主的距離》，「蘇起（九二共識起草人、知名學者）的東西對我也沒有啟發性，但馬英九的書可以看看。你討厭一個人，還是要去了解他。我對他的標題談『台灣與民主的距離』很有興趣，看完覺得他（馬英九）還是太被黨國思想影響，影響他寫論文的公正性，但還是可以推薦大家看的。」

書店

我只想開好這間書店，沒時間參與那些。

作為讀者，林榮基自有品味，但開書店總不能只賣自己喜歡的書籍，他亦心知肚明。過往，在香港銅鑼灣書店門口，推介的新書總難逃「秘史」「十九大」「習近平」「薄熙來」等關鍵字；林榮基過往給《端傳媒》點評過的該店十大暢銷書中，有八本都屬政治或政治秘聞類，符合人們一向對其「禁書書店」的印象。

言及過往在香港賣禁書的歲月，林榮基雖正色斥道「別再說禁書啦，書就是書，只有好書爛書，幹嘛叫它禁書？」卻也難以否認這些書、以及其背後的大陸禁書令，恰是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本（《毛澤東醫生回憶錄》）賣得很好，其他的嘛，」林榮基看了看其他書籍，「有很多也不是什麼好書，不提了。」

在台北的銅鑼灣書店中，中共政治內鬥、官場八卦類書籍明顯下降，氣氛明顯變得更學院、文藝。一名曾到過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老客人笑言，「其實除了林老闆本人之外，幾乎都快認不出來是同間書店啦，真是變得好『台北』、好清新。」

「那是當然不一樣。我現在開店的心態也跟以前（在香港）很不一樣。」林榮基回憶，過往在香港銅鑼灣時，店租昂貴、生存壓力大，每天都要達到一定的營業額才能安心，「譬如說，我今天好天氣，都沒有賣到一定的金額，那明天下雨了人更少怎麼辦？我就會很緊張，如果客人看書看很久又不買，我就會很無奈。所以以前做禁書，那是沒辦法，為了生存。其實不只禁書，（香港銅鑼灣書店）也還是會擺好書的，但禁書還是要賣。」

與在香港時被經濟壓力追著跑的景況不同，台北銅鑼灣書店一開始便有群眾募資的280萬台幣作為後盾，「大家給我這筆錢、支持我，是為了理念，所以我現在做書店，也是為了理念才做這件事。」現在偶爾還有客人上門來問禁書，「我就會好好跟他聊一聊，推薦好書給他。你要站在這裡看完、最後不買，我也不會覺得（為經濟）緊張了。」

向群眾募資而來的280萬元讓林榮基有了底氣，不必為了讀者不買書而緊張，也能選擇是否接受邀約與資助。許多台灣政治工作者、幕僚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某些金主會私下向林榮基表達尊敬與願意資助之意，但林榮基卻未必接受，「他說他錢已經夠了。謝謝對方的好意，」一名立委助理如此回憶。

有人想拉他參與政治活動、出席各色飯局，他一概回應：「我搞這（書店）就很忙啦，事情好多做不完啊！沒辦法啊！」於林榮基而言，書店老闆就是他唯一想擁有的身分，「我只想開好這間書店，沒時間參與那些。」

受訪當天，書店開業已逾一週，林榮基觀察，台北的讀者確實素質更好一些，「香港畢竟是商業社會，讀書氣氛不一樣」，但他亦直言不諱，「台灣讀者素質雖然好，但我感覺想法比較保守，不太會去看跟自己想法相差太大的書。這樣其實不好的。」

林榮基說，看書不是為了重複自己的腦內定見，是否具有啟發性，是他界定一本「好書」的標準，「一本好書不是要給你答案，而是要刺激你去思考，給你更多啟發、讓你有新的想法。」為了忠於「啟發性」，他的書店門口擺著蔡英文的花籃、架位上放著馬英九批評民進黨的書籍，在台灣的獨立書店風景中，一時無兩，他本人卻毫不在意。

「那些（花籃）都不重要啦。你知道什麼才重要嗎？」林榮基直直盯著我，問，「我修過莎士比亞的課，西方有悲劇傳統，你想過中國為什麼不太沒有悲劇？為什麼中國唯一的悲劇就是《離騷》？」我搖頭不知，他說，「因為《離騷》的時候，中國是分裂、（楚國）是獨立的。有獨立、人才有自由，才能產生悲劇。」

他指指牆上的「台灣獨立」旗幟說道，「這才是台灣獨立真正的意義，你明白嗎？只有獨立，才有自由。」

為了自由，一切皆可拋，包括自小生長的城市，「大家都喜歡問我離開香港難不難過？其實，你要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你這個人比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都重要。所以說離開香港，我難過嗎？老實說，我一點都不難過。」

自由

我覺得我沒有很勇敢，我是很膽小的人。

在台北銅鑼灣書店裡，林榮基看來確實安然自得。開幕至今，書店人潮洶湧，許多書架幾乎天天都被清空，他仍與香港銅鑼灣書店一樣做派：並不請員工，一切自己來，晚上睡在櫃檯後的高架床上，書店即是家。若遇上老闆溜到小陽台上抽煙，顧客都曉得要耐心等待。

無論日夜，來找他合照、簽名的客人絡繹不絕，他向客人說最多的話題還是書，「這本好呀，有思想。」「這作者有另外一本，你看過沒有？」遇上中學生來店買書，他更忍不住叮囑，「手機也要看，書也要看呀，書才能給你思想。」指指腦袋，活像一個慈愛的父親。

但在晚上九點收店過後，朋友、記者與志工盡皆散去，他一人在店中整理書籍，又流露出賣書佬的脾氣：「書都給我亂擺，唉，有人就不懂書，都我亂亂放。」店中書籍擺架確實大致有序，文史、政治、哲學、國學、建築、戲劇、香港、新疆西藏、台灣、各國小說，是他多年自學而成的知識清明上河圖，迤邐開展，只是難免錯落著幾本被放錯櫃的書，都被他一一拿起、叨叨碎唸。

「你看這個果戈理，怎麼可以放在德國人那裏。日本的，給我放到美國那裏。上次有一個志工說要來幫我擺書，他放了一行我就說你放下吧，我來弄就好。全都是錯的，根本就不懂書。」打烊後的書店裡，便是他一人小宇宙，他手起手落，書本們便各自進入行星軌道，公轉自轉，包括平日常被「大人」們忽略的童書與繪本。

一進銅鑼灣書店門口，左右便是兩架童書櫃，有外國進口的繪本、台灣本土童書，甚至有各地政府出版的地方文史故事的兒童讀本，如澎湖縣政府的《花宅》等，「我覺得每間書店都應該有兒童書區。以後等人少一點了，我要在那邊擺些椅子，讓小朋友坐著看。」

為何把童書擺在一進門的顯眼位置？「你觀察一下，大人都會直接走進店裡、走到中間，不會停在門口，那邊就是小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會跟大人擠。」回頭一看，L型書架夾成的直角，確實產生了一處繁忙動線中的寧靜小區，只容身材矮小的孩子窩在那兒看書。

「人要看書，閱讀的習慣就要重小培養。你要看書，才會思考，才會知道學校老師說的不一定是真的。」話頭一起，他不免又談那本自少年時期便喜愛的《古史辨》，「那時候看到好震撼，發現原來歷史跟老師說的不一樣，那到底是怎樣？好想知道。」

「到底是怎樣？」是林榮基常常無意提起的一個口頭禪。2016年，在香港海關、九龍塘車站外，他的思路亦是如此：究竟是要配合國安單位北返、交出書店資料，從此配合國安人員做監視香港的眼目；抑或轉身向世界說出實情、卻可能連累當時的女友與合夥人受到更多折磨？

「我覺得我沒有很勇敢，我是很膽小的人。我是在那裡一條一條想：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如果我去了會怎樣、會發生什麼事？那不去呢？又會怎麼樣？一個一個想，再去想該怎麼做正確的決定。」回顧起來，林榮基隻字不言理想，只依著判斷，做出他認為最該做的決定。

1926年，胡適曾評論《古史辨》可以「解放人的思想、指示做學問的途徑、提倡深澈猛烈的真實精神」，百年之後，喜愛《古史辨》少年讀者終究選擇了忠於真實，而未有因為連串的威脅、恐嚇，而向虛偽低頭。

但林榮基始終遺憾的是，當年看到的《古史辨》是刪減版本，他一直想找完整版來看看。2018年，林榮基私人行程來台，由南到北訪問台灣各獨立書店，在桃園一間書店裡看見精裝版的《古史辨》，全套七本，衣冠齊整地放在架上，心下大喜，忙問老闆：「你怎麼會有這套？你也喜歡的？」

未料老闆只是有朋友家中長輩過世，拿舊書來變賣，自己根本沒看過。基於種種原因，林榮基沒有馬上下手買書，但在後來的兩年之間，一直對這套書難以忘懷。「會常常想它，想它現在應該已經被買走了？結果今年來開店，又遇到那店長，竟然還沒有賣出去！」

林榮基馬上買下，放在書店內的床邊，找到時間便讀一會。「我這兩年還常常在想，是誰買走它了？那個買到它的人一定好幸運。」時近午夜，收店後等待上架的新書堆積如山，林榮基把雙手交枕在書山上、臉頰靠在手背上，露出微笑，「啊呀，原來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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