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冻：“人有欲望了，这个城市就快活过来了”

天已经黑透了，出租车司机张好好提前等在硚孝高速（注：武汉市硚口至孝感市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口。几分钟后，封闭76天的武汉市将正式取消所有离鄂、离汉通道的管控措施，他想赶在第一时间离开武汉、回宜昌工作。高速路口的车排起一两公里的长龙，司机们亮起车灯、打开双闪、按响喇叭。

从城市边界处的收费站，到市区的各个角落，留在武汉的900多万人和张好好一样，都在等待“解封”那一刻。4月8日零点，“唰”地一下，长江两岸亮起五颜六色的灯光，江面上响起阵阵汽笛声，有人在对岸高喊“武汉加油”，有人发朋友圈说“过年了”。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导中，它被描述成“历史性的一刻”。央视新闻的微博下，获最多点赞的评论说：“这不单单是一个城市的苏醒，更是这场战役的一个胜利标志”。

但张好好觉得，这一刻没什么特别。

零点一到，收费站的拦车杆抬起，闪着红光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往前挪动，他想停下来拍段视频，却被警察催促。驶过拦车杆，不过五米的距离，便从城内来到了城外，76天的封城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与此同时，大量乘客在车站和机场的候车室耐心等候，他们戴着口罩、按车厢列队、彼此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零点许，从西安开往广州的K81列车经停武昌站，成为“解封”后的首趟旅客列车；7点06，开往湖北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G431出发驶向南宁东；7点25，东航MU2527载着46名旅客从天河机场启程飞往三亚。至此，多个“离汉通道”正式恢复。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媒体介绍，4月8日当天，有276列旅客列车从武汉地区开往上海、深圳、成都、福州等地，预计有5.5万名旅客乘火车离开。

截至4月8日解封当天，武汉累计确诊2019冠状病毒肺炎患者50008例，死亡2572人。确诊人数占全国61%，死亡人数占77%。

这座在冬季里冻得硬邦邦的城市，正以令人难以察觉的速度回暖。3月下旬开始，路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江滩边执勤的交警开始查酒驾，一旁的巷弄还被蓝色铁皮板和黄色水马围着，但店家们纷纷拉起卷闸门营业，挂起自制的纸招牌。

几场暴雨，几个晴天，樱花落了一地，梧桐树悄悄发苞抽芽，天气一下子热起来，武汉城也循着类似的节奏，一寸一寸地醒了。

吸管扎破奶茶杯盖发出的“砰”的一声，是“史上最动听的声音”

地铁1号线从汉口北一路南下，3月28日清晨6点30分，90后列车长刘明（化名）看到站台上出现第一个乘客，心里一下踏实了——“封城”两个多月后，他终于再次见到了乘客。

得知自己将驾驶武汉地铁恢复运营后的首班列车时，他激动得睡不着觉，凌晨3点40便从床上爬起，提前半小时到始发站做好了车检工作。按照惯例，在库内检测时不需要戴制服帽，但那天，刘明打开驾驶室的灯，透过挡风玻璃的反光，把梅红色的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头上。

“地铁是一个城市重新开始运转的象征，好像只要地铁跑起来，就能看到希望了。”

恢复运营首日，武汉地铁的客流量为18.3万人次，尽管远低于2019年的日均客流334.94万，但刘明感觉，地铁站里的乘客每天都在变多，长椅上一排坐了三个人，甚至开始出现站着的乘客。

之前在社区做志愿者时，常常有居民问刘明：“你们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是不是要恢复运营了？”这些时刻令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地铁是一个城市重新开始运转的象征，好像只要地铁跑起来，就能看到希望了。”

城市渐渐有了声响。家住武汉新洲区、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胡琪琛发现，3月中旬，外面开始出现人的脚步声。进入4月，傍晚六点的街道甚至变得嘈杂起来，邻居在路边的交谈声、摩托车的刹车声和汽车的鸣笛声都传了进来。一周前，父亲从武汉中心城区开车回家，兴冲冲地说：“天啊，我回新洲竟然堵车了。”

几乎每一天，这座城市都在朝着“恢复正常”前进。3月18日，无疫情小区的居民被允许分批、分时段、分楼栋，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的个人活动；22日，滞留武汉的外地人被允许申请返乡；25日，武汉恢复了汉口、武昌、武汉三大火车站始发的42条公交线路和75条区域公交线路；28日，武汉境内 17 个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客运到达业务……

滞留武汉两个多月的打工者胡成材和胡成班兄弟，看到了回家的希望，托朋友在网上填写了返乡申请，心情日渐畅快起来。兄弟俩戴上已洗得起球的棉口罩，去往日热闹的汉正街批发市场转转，又翻过集家嘴码头的围栏欣赏江边的夜景。路过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碑时，胡成材模仿《水调歌头·游泳》写了一首词：“采野菜，下小酒，一天到晚一万五千步，晚上看快手”。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的蔡悠然，却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踩一下实体的地面。朋友圈里有人说，一个月没下楼，走在实体地面上“脚都是飘的”；另一个应和道：“这是真的，走外面的地面，和走家里的地面不一样。”

“连路都不会走了，”华为专卖店的销售员、23岁的陈添说。刚开始恢复上班，从家门口走到小区大门外搭地铁的那几百米，是他两个月来最大的运动量。陈添的同事也说：“现在走路喘气喘得厉害。”

丁莹专门拍下了吸管扎破奶茶杯盖塑料膜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说这是“史上最动听的声音”。

商业活动在一点点复苏。3月30日，武汉江岸区万达广场的华为专卖店重新开张。顾客比想像中多。陈添说，不少老人来买智能手机，以便申请健康码（点击阅读《绿色自由、红色隔离，你是哪种颜色的二维码？》）；也有一些人为了孩子上网课方便，来买平板电脑。陈添觉得，顾客变得耐心了很多。“经历了肺炎，我对事情的看法变了，万一明天又出来一个新的事呢？这些争吵、着急就没意义了。”

武汉标志性的步行街汉街也恢复营业了，成排的欧式建筑楼里，网红店一家家亮起招牌。拥有5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丁莹，在解封第一天买了30串烤串、两杯奶茶、一份大烧饼，还有面包和车仔面，然后坐在路边椅子上，把口罩拉下一半，大口吃了起来——就像以往的吃播一样。丁莹专门拍下了吸管扎破奶茶杯盖塑料膜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说这是“史上最动听的声音”。

“睡的人还在睡着，醒的人还在醒着”

出乎丁莹的意料，吃播视频遭到很多网友指责，说她“不要命了”、“怎么就闲不住，非要出去一趟”、“作为一个媒体人，诱导大家出去玩”……

家族微信群里流传这样一条信息：“现在解封不是为了让你出门、不是给你高兴的，而是政府要复工复产。”

对解封持审慎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读研二的蔡悠然觉得，解封后好像比不解封更危险。做医生的母亲对她说，3月中旬，陆续有人复阳，“还是有感染的风险，你小心点别出门。”家族的微信群里，大家都在转这样一条信息：“现在解封不是为了让你出门、不是给你高兴的，而是政府要复工复产，给不得已要上班的人下的通知。”

有外地同学来问蔡悠然开学的消息，她答老师说五一之后开学。“卧槽，我可不去，我怕得病。”同学回道：“你知道有多少复阳的吗？你知道核酸检测出错率有多高吗？”

至今，还未有权威统计康复患者整体“复阳”的概率。据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隔离点观察发现，约5%~10%的康复期患者核酸检测又呈阳性。据《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报导，有些患者出院后，如未能得到充分休养，免疫系统功能再次下降，潜伏的冠状病毒有可能再度感染，造成“复阳”或“再感染”——这种情况下，病毒有再次感染传播的风险。

更引人担忧的是“隐性患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杨炯此前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称，通过近期普查资料看，当地无症状感染者约占0.15%至0.3%，数目介乎一万至二万人，虽然传染性不高，但仍要保持警惕。这则报导旋即在网上被删除。

一切仍旧是小心翼翼的。进入商场要测体温、扫健康码，进各家店铺还要用额温枪再测一次。陈添和同事们每天开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店舖做一遍消毒。顾客们大多是“全副武装”，墨镜、口罩加手套。

风险虽未解除，总有人逆向而行。3月26日，前杂志编辑乌鸦（化名）从北京搭乘经停武汉的高铁回家。疫情焦灼的两个月里，她常常为自己置身事外的自由和安全感到惭愧。

火车站增设了人体红外热成像仪，人走过去，身体在屏幕上被切割成一块块流动的、交融的色彩。抵达武汉站，乘务员汇报了到站的人数，乌鸦下车，扫码，输入个人信息。坐在爸爸的车上，天气像往年此时一样阴沉，紧接着下起暴雨，看墨绿色的树影翻裹着石粒大小的雨点从玻璃窗上稀拉拉地略过，白茫茫的雾气蒙上车窗，乌鸦意识到，回到南方了。

街上的景象和平时无异，路上人少了一些，但数量在慢慢增加，超市里的阿姨们扯着嗓子聊天，还是熟悉的武汉话。乌鸦感觉，好像一切都没发生。

只有悲伤难以掩盖痕迹。

陈添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老的顾客，络腮胡从口罩下面杂乱地支棱出来，他来买平板电脑，说想看电视剧。聊天中，老人很平静地提了一句，儿子是医务工作者，在疫情中因公殉职了。店员们沉默了数秒，不约而同停下了手里的事，凑过去讲解产品。

“之后我回想老人的落腮胡，猜想他应该没心思修剪，毕竟他心里装着比这个更大的事。”陈添说。

解封，也让情绪的闸口豁然打开。在封城时期冻结的悲伤、失落和压抑，像缺氧的鱼一般，随着湖面解冻，密密麻麻地浮上了水面。

听到解封的消息后，29岁的宋琰（化名）突然觉得很没劲。疫情最严重时，他常常躺在床上想像出门的场景，但真的踏出小区，心里却没有任何感觉。宋琰想起之前在网上看到逝者家属在殡仪馆排长队领取骨灰的照片，它们在网上遭到大量删除。《财新》引述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话指，上级要求他们在清明节（4月4日）前把骨灰发放完毕。依据照片发布者描述，现场很平静，骨灰领了、埋了、这个人就不在了。解封也是这样，悄无声息的，城门打开，一切都结束了（点击浏览《武汉之春》）。

出租车司机张好好也觉得心里有点空，“像是一个阶段结束了。”封城的两个多月里，他一直在社区当志愿者，送居民去看病、开药、买菜。4月2日下午，他被告知以后不用再来了。接下来几天，他把自己浸在《王者荣耀》的游戏世界里，不记得做了什么，也不记得吃了什么。

之前她觉得，世界总归是螺旋式上升的，但现在她认为：“睡的人还在睡着，醒的人还在醒着。”

胡琪琛家的饭桌上，疫情依旧是每天的聊天主题，只是主角挪到了海外。邻里的闲谈也是：哎呀你知不知道美国又新增了多少例？是啊，现在全世界可能都不行啊。对啊，你看欧洲……（点击浏览全球疫情报导）

“有些事情是在痊愈，但伤口它会结疤，那个曾经的痛，并不能好了伤疤就忘了啊。”胡琪琛说，绝望是这次疫情带给她最大的感受。之前她觉得，世界总归是螺旋式上升的，但现在她认为：“睡的人还在睡着，醒的人还在醒着。”

4月6日，一心想要踩实体地面的蔡悠然和家人一起去祭祖，山里的空气“很好很安全”，但踩在实体地面上，心里并没有什么感觉。她说自己已变成一个“没有那么大喜大悲的人”。

来武汉做志愿者的李文彬却无法消化悲伤。3月底，志愿者们和外地医护们一起享受了“特权”——去武汉东湖樱花园赏花。这是35岁的李文彬第一次看到樱花，心里五味杂陈：“我越看到美好的东西，心里就越悲伤，这么美的花，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了。”

封城的76天里

人们很难说清封城对自己的影响，但都清楚记得封城的滋味。

1月23日10点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清空站内乘客、拉下卷闸门，刘明和其他乘务员将列车一辆一辆开回仓库，平时不满十辆车的仓库当天满满当当停了二十三辆车。这是武汉地铁开通15年来第一次停摆。那一刻，刘明心里才有了实感：“武汉真的封城了”。

恐惧是大多数人的第一个感受。宋琰很少下楼，始终把窗户关得紧紧的，碰到阳光明媚的天气，才开个小缝透气。一旦听到脚步声，又立刻关窗——为此遭受了不少白眼。在医药集团工作的沙龙也说，每次家里买回来物资，他都要严格督促父母消毒、洗手。最夸张的时候，他们用84消毒液把门都喷褪色了。

城市里流传着医疗资源紧缺的消息，除了肺炎，其他的病都靠边站。这令美食博主丁莹的外婆陷入焦虑，总担心旧疾复发、没有医院可去。为了自保，外婆终日待在家中，愈加爱唠叨。最近又开始每天咒骂特朗普：“美国坏得很”，“特朗普不是东西”，“病毒是从美国来的”。

人们从来没有如此渴望外出、交流。丁莹的外婆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下楼丢垃圾。胡琪琛的母亲也是，中午出门倒垃圾，遇见对面的街坊在阳台上晒被子，两人隔着几米远的街道扯着嗓子闲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在家里做什么啊？”街坊说一家三口在玩斗地主，母亲说，我们一家四口在打麻将呢！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戴着口罩的两个人，常常这样喊着聊一个钟头。他们还聊过李文亮，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医生？好年轻哦，死得好惨。

列车长刘明在家待不住。2月初，他去汉阳区的一个社区做了志愿者。彼时，社区10个工作人员已病倒了3个。他至今记得，有个女人在社区门口大声给救护车司机指路，急着把病重的父亲接到医院。十分钟后，女人面无表情地出现在社区办公室，要求给父亲开具死亡证明，“短短十分钟，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

有警察打电话来说自己害怕，但转念一想说，“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危险，他们都不怕，我也不该怕。”

整座城都空了。在医药集团工作的沙龙在复工时看到，通勤40多公里，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往常交通大屏幕上显示的“前方拥堵xx公里”，被“武汉加油”等字眼取代。2月25日进入武汉做志愿者的自行车手李文彬记得，抵达武汉的第一感觉“好像身处丧尸片中”，站在路边半个小时，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运送医务人员的公交车。很多商场外还立着圣诞树，商业街的地砖缝隙生出苔藓，路边停着很多车，车上落满灰尘和枯叶。

留在家里的人逐渐习惯，满足食欲成了头等大事，每天的集体娱乐活动是在盒马鲜生（阿里巴巴旗下的生鲜配送新零售超市）抢菜——10点订好闹钟抢，抢到了就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这样的朋友圈丁莹也发过。

因为在医药集团工作，沙龙很早就复工了，可以自由出入城市，便主动担起为朋友送外卖的任务。“点单率”最高的是奶茶和炸鸡，沙龙记忆最深的就是大家看到奶茶那一刻露出的笑容。“可能觉得奶茶、炸鸡都到手了，疫情也快结束了吧。”

但这样的食物胡家兄弟想都不敢想。2019年秋，68岁的胡成材和50多岁的胡成班在农忙结束后从辽宁来武汉打工，原想赚点小钱回家过年，却因封城滞留武汉。房东允许他们继续住在店里——一个空荡荡的水泥房。兄弟俩拿木板搭了两张小床，用纸皮板叠起来当枕头；再加一瓶煤气和一套炉具，勉强能生火做饭——这样的条件，和不少因滞留而沦为流浪者的外地人相比，已算幸运。农历元月18是胡成材的生日，兄弟俩打算买两斤肉包饺子吃，但一块肉要78元，胡成材悻悻地放下，回去煮了一锅萝卜汤。

菜不够时，兄弟俩偷偷溜出去，翻过江滩的围栏，在地里挖一大袋野菜，回去煮熟沾酱吃。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在封闭的陌生城市，胡家兄弟很快地摸索出了自己的生存方法。店舖的空间不大，为了保证运动量、增强免疫力，他们每天在很快地十几平方米的店舖内来回绕圈，微信步数达到上万。

2月11日，武汉对全市范围内所有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超市、菜市场通通关门，兄弟俩只能打电话求助民政局。几番联系后，社区派人送来20斤米、一桶油、几捆青菜、几个土豆和半截萝卜，这便是他们之后两个月的全部口粮。菜不够时，兄弟俩偷偷溜出去，翻过江滩的围栏，在地里挖一大袋野菜，回去煮熟沾酱吃。

进入3月，出门的渴望逐渐在宋琰的心中熄灭。他不想再看疫情相关的消息，也不想接朋友电话，动不动就为一些小事冲母亲发脾气。好在母亲是心理咨询师，能够接住他的负面情绪。

一个男人把心理热线当成了 phone sex。宋琰忍不住笑，‘人有欲望了，这个城市就快活过来了。’

疫情期间，母亲在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做接线员，来电量是平时的五到十倍。李文亮去世的前后，来电量更是达到峰值，90分钟的值班时间里，已接电话30几个，未接电话247个。

什么样的电话都有，有夫妻在封城期间闹矛盾，跟她打电话抱怨；有病人家属求助无门，打电话来哭着求床位；还有警察打电话来说自己害怕，但转念一想说，“一线的医护人员更危险，他们都不怕，我也不该怕。我就是想打电话来说说话，先挂了。”

时间在这些恐惧、适应、妥协和放弃中缓缓向前。直到有一天，解封的消息来了——和封城的消息一样，没有预告。但城市却收到了讯号，像梧桐树的枝芽，默默舒展着。

最近几天，母亲值班时接到了一通陌生男人的来电，他把心理热线当成了 phone sex。宋琰忍不住笑，“人有欲望了，这个城市就快活过来了。”

尾声

仍有很多情绪来不及梳理。离开武汉的前一天，张好好特意去买了一份麦当劳，过去两个月每天吃盒饭时，他总惦记着炸鸡，但真的吃到时，又觉得不好吃，“跟吃泡面没什么两样”。3月的一天晚上，张好好从社区下班回家，一边吃泡面，一边看B站上的美食视频。一股烦躁的情绪突然涌上来，他“啪”地把泡面碗摔到地上，“为什么人家可以吃各种美食，我却困在这里吃泡面？”

开车去高速路口的途中，张好好也同样暴躁，这是封城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街边的锅盔店开门了，他感到不习惯，“怎么还有这种食物？难道不应该只有社区团购菜的老三样——土豆、萝卜、白菜吗？”路上的行人多了，他莫名地生气，“哪里冒出这么多人？不应该都在家乖乖待着吗？”碰到开车磨蹭的司机，他恨不得超车骂两句，“两个月在家关傻了？车都不会开了？”

很多人和张好好一样渴望离开。志愿者李文彬最想做一个核酸检测，确保自己不是隐性患者，之后就去沙漠徒步。这个城市他一刻都不想再待了，“太压抑了”。胡琪琛买到了10日离开武汉去深圳的票，她预想到这一天自己会很激动。胡家兄弟会在11日凌晨4点搭卧铺车回去辽宁。“倒计时3天”，胡成材在用废纸做成的日记本上数着离开的日子。兄弟俩计划，最后一天再吃一顿饺子，把剩菜清空，再把江边挖来的野菜装进麻袋带回东北老家。装进行李箱的还有那本“武汉日记”，胡成班嘲笑老哥，“鸡毛蒜皮的事儿写了一堆”，胡成材却想着，带回家给女儿看看。

一些人选择留下。前几年，宋琰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四处漂泊，但这次回到武汉，他暂时不打算再出去。短期内，乌鸦也不会离开，“武汉”成了某种符号，这个城市带给她的身分认同也从未如此强烈。

留下的人继续被黄色的水马和蓝色的铁皮板包围。研二的蔡悠然依旧过着封关的生活，4月8日解封当天，她也没有“出门添乱”。小区的卡点拆了，爸爸的车终于可以开进来，除此之外，生活的唯一变化，只有快递数目增加了。她在网上下单了跑步机，却发现健身器材走俏，不是缺货，就是涨价。

社区管理继续实行“外松内紧”的政策，各个社区书记接到上级消息，这些挡板起码要保留到四月底。解封之后，有人却感觉“越封越严”。一张在网络上流传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街道召开了加强社区管控的工作会，8日之后，所有居民进出社区必须办理出入证明，所有执法人员上街巡查。

这样的情况让张好好对武汉的解封心怀芥蒂，“如果二次爆发会怎么样？”他给在武汉的朋友留下两套防护服和 6 个 N95 口罩，并叮嘱他平时不要用，“要是再来一次，这些都是救命的装备”。经过两个月的高压生活，张好好有点不太记得“正常”是什么样了。但他觉得，“可能过几天情绪就恢复了，到时候再吃麦当劳，就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了。”

宋琰依旧不确定，真正意义上的“解封”是什么时候，他认定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有些事情，翻篇了就是过去了。”很久之前，他曾经在一家生烫牛肉店跟隔壁桌的大爷们喝酒，听他们聊起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的经历，风轻云淡。“武汉的疫情也会是这样吧，若干年后，都会沦为酒桌上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