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一梦》导演廖建华：革命可以告别吗？寻找历史缝隙里不被记得的人

台湾由极权专政、一党独大逐渐走向自由民主的历程，有著各种抗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那是危险四伏但也处处是可能的狂飙年代，从1979年桥头事件，众所皆知的美丽岛事件，到1987年国民党政府虽宣布解严，而实际上箝制仍在进行，期间各种示威运动也愈发激烈，至1989年《自由时代》杂志负责人郑南榕及支持者詹益桦自焚，1991年导致惩治叛乱条例终结的独台会案⋯⋯如此一路颠簸而磅礡地行来，不仅知识份子、政治人物有所贡献，事实上更有众多基层运动者卖力卖命，方是眼前美好光景得以形成的背后关键，然而，一直以来，却罕有人将目光移向这些普通而无名的基层运动者。

1990年生的导演廖建华，在刚满30岁的2020年，带来纪录长片《狂飙一梦》，以女作家曾心仪，和担任生活党党主席的康惟壤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展开不在核心、但也不是真的具备凄惨身世的边缘者，完全是平凡市井小人物，如何在以台湾为名的诸多事件、运动中，寻觅自己的锚位，如何在理想世界与家居生活的夹缝里，维持自身的样貌、坚持关于公义社会的想像。

当他们直面情感

曾心仪在片中向廖建华提问是否有看过人死亡的时刻，满脸的孤绝阴冷，是最教人毛骨悚然、犹若从梦中惊醒的一幕。

《狂飙一梦》于2016年正式拍摄，2018年杀青。当廖建华跟拍曾心仪出席老友戴振耀（民进党新潮流开创元老之一）的盛大葬礼时，听到众人叙旧感叹地讲著当初一直在街头战场上的朋友们现在要碰面只能在丧葬现场相见云云，廖建华眼神明亮：“我就有种直觉，《狂飙一梦》已经拍完了，因为接下来应该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了。”

《狂飙一梦》的双线叙事中，曾心仪的部分主要结尾于其母亲之逝的时间点。曾心仪在片中向廖建华提问是否有看过人死亡的时刻，满脸的孤绝阴冷，是最教人毛骨悚然、犹若从梦中惊醒的一幕。而康惟壤的故事，则是在他暌违5年之久前往父亲灵骨塔拜祭、忏悔也似地告白时结束。廖建华说：“拍摄6、70岁的长者，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平淡，不太会有什么事件或戏剧性发生。”

2015年下半年他开始筹备《狂飙一梦》，先做田野调查，选定几位前辈作为主要拍摄对象。2016年1月开机，但由于私生活拍摄原本就具备难度，无论是被摄者的意愿，抑或是日常的丰富度，最后自然而然演变成影像素材都集中在曾心仪、康惟壤两人身上。曾心仪与康惟壤从性别、个性到态度都截然不同，廖建华直白指出：“曾心仪对生活与自身都是颇为严谨慎重对待，两年的拍摄时光，可以说只有母亲离开时，她才真正的流露出更深沉的失落与情绪。但康惟壤就很随兴了，看他的家居环境或忘了关瓦斯炉火，应该满感受到他神经大条的性情以及生活样貌吧。”

另外，廖建华也谈到，剪接师李宜珊、董淑缘在剪辑的推敲与素材的取材，让大相迳庭的两位被摄者故事，在影片里是可以融合的，颇费周章，“最后采取的角度就是从他们的情感去隐隐对应。《狂飙一梦》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吧，叙事比较偏向曾心仪，这是因为她的情感较为丰富，包含与母亲的相依为命、夜寐梦见几乎失去联系的女儿等。但康惟壤相对单纯多了，他就是一名左派信徒，人生都用在相信公平正义的推行上，其余的他好像没有放在心上。”

历史缝隙里的鬼魂

“大叙事底下那些不被记得的人们，如同历史缝隙里的孤魂野鬼，他们的日常、悲欢喜乐，成为我最在乎的事。”

《狂飙一梦》是廖建华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其第一部纪录长片为《末代叛乱犯》，主要以知识份子、政治菁英为对象，而廖建华拍到一半时，“我意识到自己对于小人物更有兴趣，也更有共鸣感，他们与我之间好像存在著某种联系。”

2013年开拍、不到一年就拍完的《末代叛乱犯》，取材于1991年的独台会案，5月时调查局逮捕了原住民传教士Masao Nikar、基层运动者王秀惠、文史工作者陈正然与清大历史所学生廖伟程。此四人当时被以惩治叛乱条例起诉，最重可以判处死刑，于是引发了大型抗争行动，不但教授与学生在校园里串联罢课，甚至社会各界也占领了台北火车站，促使立法院于九日内废除该条例。

由于清大是该事件的现场之一，廖建华容易接触到各种资料，当他想要以历史、政治为题材拍片时，自然就会选择独台会案，他坦白地说：“虽然拍到一些传奇人物，比如台独精神指标史明，或者日后在民进党政府里位居高职的从政者。但《末代叛乱犯》的拍法，比较像新闻专题，访谈加上资料呈现，没有太多电影感，当时觉得满适合这种方式，而且我的能力也只能这样拍。可是也因有《末代叛乱犯》，才有后来的《狂飙一梦》。”

廖建华表示，因为有作品问世，且入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台北电影节等，也就更有信心在纪录片领域走下去。此外，访谈各号人物，也让他认识更多基层运动者。

独台会案被外界认定是知识份子的活动，但里面有许多民间力量在流动，后来都被遗忘了。廖建华因此有所感悟：“我虽然关心政治事件、社会运动，但一直都不是积极参与者、狂热份子，会选择此类题材，是由于我想拍人物，想要理解事件背后的成因，加上历史、政治的主题在当时没有太多人拍，促成了一切。某个部分来说，我没有其他选择。而后，大叙事底下那些不被记得的人们，如同历史缝隙里的孤魂野鬼，他们的日常、悲欢喜乐，成为我最在乎的事。”

“其实就是深深凝望生活中常见、容易就被忽视的角色。现在回头想，我一开始就喜欢在寻常人物的普通日常找出特殊之处。”

在不上不下的位置

廖建华生长在嘉义，国中时期因为双亲的关系，听了大量的校园民歌，同时也爱读林清玄的散文，到高中，他开始接触诗歌，喜读陈黎、罗智成、洛夫的作品，并加入网路论坛如《吹鼓吹诗论坛》、《喜菡文学网》、《葡萄海》，著迷于发表诗作，也自费印制了个人诗集《十八禁梦》，但同时期他也在读社会写实的小说，如台湾王祯和、洪醒夫、黄春明或中国张爱玲、鲁迅等。

廖建华苦笑：“写诗的经验，让我发现自己不是有才气的人，比如在论坛里我的诗虽然会被推荐置顶，但文学奖部分就是没有得奖的运气。《末代叛乱犯》、《狂飙一梦》也有类似的处境，好像一直是入围或不能过复审的命。”

少年时的廖建华虽感觉到挫折，但仍旧继续创作，直到大学才几乎不写诗，“文学是自我肯定的方法，虽然无能得到更好评价，但终究只有诗歌可以得到回音，也会让我有成就感，是在嘉义生活时，我唯一的抒发出口。”

廖建华表示，他对创作有所渴望，但另一部份也会考量现实，诗歌文学真要当工作，几乎是无法想像的，再加上缺乏得奖机遇，廖建华乃选择了就读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工研究所，有长达6年的时间都住在新竹。

“我好像都是待在不核心、也不边陲的地方，不管是嘉义或新竹，都并非真的偏乡，但亦不到大城市的规模。”停顿半晌，他突如有一领会：“我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我爸经营修车店，是工人头家，不是蓝领，但也不是白领。目前为止的人生，我常常处于这种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满尴尬的位置。才能方面也是，我高中时就隐约有所意识了，我是普通人，需要有足够的努力与机缘，才能做到自己想像中厉害的事。”

大四快毕业要考研究所之际，廖建华旁听了电影赏析课程，因为侯孝贤、杨德昌等台湾新浪潮电影，而打开全新视野，对镜头语言、光线构图以及声音与音乐的配合，大感兴趣。升上研究所后，廖建华的心思也逐渐转向，他质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想一辈子都当化工工程师，过著未来已然可以完全预想的日子。此时，网路社群软体正要兴盛，单眼相机也拥有录影机能。廖建华回忆其时忐忑但又跃跃欲试的心情：“文字是非常夕阳的东西，但影像好像是有更多可能的，毕竟现实需求相对多很多，而且传播速度也快，所以就想给自己机会，试试看拍片吧。”

普通人物的特异处

在《末代叛乱犯》之前，廖建华拍过《移动的日晷》，并与大学同学张峰铭一起执导《千甲》。前者是他以清大里有日期线与时间线的日晷为背景，拍摄系上的工友的短片作品，廖建华表明，他所追寻的，或正如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的小说，“其实就是深深凝望生活中常见、容易就被忽视的角色。现在回头想，我一开始就喜欢在寻常人物的普通日常找出特殊之处。”

《千甲》则是纪录社区协力农业和都市原住民，故事发生在新竹市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千甲里，附近住户多为外县市来的原民，以排湾族和阿美族为主，他们因八八风灾或经济困境等诸多因素，被迫要前往都市谋生，在工地担任板模工、捆铁工，逐渐演变为逐工地而居的景况。廖建华说：“那时候大埔案，还有环境生态农业议题都颇受瞩目，加上我就在新竹，有地缘关系，工研院在千甲辅助一处农场，希望能够自给自足，且让原住民们加入运作，身边有朋友认识农场内部的人，拍这个议题再合理不过啊。”

直到拍《末代叛乱犯》，廖建华都还不太会操作摄影器材，是在2015年后一边接案、拍片，一边练习，走实战路线，才逐渐专精，期间他也因为各方朋友介绍，逐渐有更多机会以此为生，第一个正式案子是某布袋戏团内部的侧拍影片，主要拍摄布偶与操偶动作，而后两、三年间，也就能够维持稳定生活，并继续投入拍摄《狂飙一梦》。

最近他正在拍摄的题材是中介少年，亦即因各种理由，包含被霸凌、经济有困难等，无法在原来校园就读、于是被送到教育、辅导机构的学生，“他们都不是很坏、会犯罪的小孩，这本来是一件委托案，但一做下去，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也有我青少年时期的投影，就难以自忍，想另外再拍成一个长片版。所以，”廖建华一脸不可思议：“我常觉得主题会自己跑过来找你，好像要拍什么都是注定的。”

不前不后的距离

“被摄者总有些不可爱的部分⋯⋯放在电影中或许会更有力道，甚至显露出荒谬性的启发，但我就是没有办法踩过去。我想，我都不愿意完全摊开我自己，何况别人。”

观看《狂飙一梦》很快就会察觉到镜头与被摄者的距离，它既不是《我们的青春，在台湾》里导演傅榆将自身对正义的想像完全投向台湾学运领袖陈为廷与在台中国留学生蔡博艺的贴近，但也不是如同从现场消失的绝对客观，像沈可尚那部定定地视听父子间暴力酝酿中的《筑巢人》，廖建华彷若被卡在中间，似乎也跟著他的被摄者曾心仪、康惟壤动弹不得，前也不是、后也不能，悬空也如。

他干笑道：“就连片中我的旁白也是，放进去不那么密合，但又真的需要说明，否则无法将曾心仪、康惟壤的双线故事，兜成一团。”廖建华颇有自识之明，“我是双鱼座，个性比较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从来不是干净俐落的人。”

《狂飙一梦》开拍，廖建华决意要有更多的生活场景，尽量去除新闻感，期望能跟《末代叛乱犯》截然不同。而随著拍摄的进行，他也愈发明白，这些基层运动者其实是伤兵，都是被浪潮打下来的平常人，但却又一生无悔，坚信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廖建华动情地讲述：“他们把生命奉献给民主运动，家庭跟经济层面也都牺牲掉了，却无人记得，我相信，他们的故事应该要被看见。”

“我也想要能够更抽离一点，更旁观地看待他们的人生，但自己的个性也有不可违逆之处，我不太能保持一个足够的距离，总是会被摄者拉走。”廖建华举例说明，譬如拍摄康惟壤时，他会忍不住与之对话，因为不想让康惟壤有独自面对镜头的感觉，“我当下就是会想要回馈给他一点温暖。但我又会对激情的东西保持戒心，不愿彻底投入，不想让自己的情感与他们同化。”

或许性格也预先决定作品的调性，廖建华给人的印象亦然，既不热络，但也不会疏离冷漠。置身其中去凝视人们种种变化的廖建华，不会将之推到极限，总是留有余地。廖建华也提到关于纪录片的底线，“被摄者总有些不可爱的部分，有些我很清楚，放在电影中或许会更有力道，甚至显露出荒谬性的启发，但我就是没有办法踩过去。我想，我都不愿意完全摊开我自己，何况别人。”正因他的个性与人生经历如此，也就无怪乎《狂飙一梦》会有一种奇异的未尽感。

原来我们都不孤单

我受过伤，我非常困惑，但原来也有人跟我一样，原来我们都没有那么孤单。我希望它可以带来一点慰藉，即使根本治愈不了什么，也无从改变世界。”

《末代叛乱犯》和《狂飙一梦》，对廖建华来说，确实都有未尽之处，前者是访谈与资料的耙梳，后者则是深入运动者的晚年生活，企图呈现坚持理想本身也带著一定程度的伤害性，但人们又是甘之如饴的。但两者之间似乎还有一些故事、角度未曾被道明，比如从宏观角度去回望当时那些不会被历史留下名字的人，廖建华心恳意切地讲：“那是我接下来努力的目标，但现阶段也只是在构思。下一步怎么走还是未知之数。”

《狂飙一梦》是真诚之作，廖建华没有夸大他眼前所见的人事物，正如影片文宣所写的“告别了革命，生活才是无可回避的战役”，他就只是跟著两位长者，静静地生活，静静地回想，而缓和地廓清此时此刻的日常，也就有淡淡的温柔感。

2019年，廖建华花去一年时间与黄佳玉共同编写《末代叛乱犯：独台会案始末口述访谈》，以及与何孟桦合作的《狂飙一梦：台湾民主化与没有历史的人》，并出版实体书，他平铺直述地讲：“仅只是基于我个人的道德责任，前者是当年《末代叛乱犯》电影做募资就必须要有的赠书，只是原先负责的朋友有一些状况，延宕至今，改由我来做。这两本书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回响、效果，我心知肚明。只是我不希望这些人这些事，只有我听过，他们应当是公共财，至少要有人纪录，有人为他们说出来。”

《狂飙一梦》把投入街头奋战的人们带回生活，还给他们凡夫俗子的面貌，而从中廖建华也有所体悟，“或许影片真的就是差了一点，说不上激情，但也不是冷静，也许可以说滞留在中间状态。我知悉自身能力，我拍不了什么大师级的伟大作品。但我认为，纪录片的功能，应该要像一首可以安慰人心的歌。我受过伤，我非常困惑，但原来也有人跟我一样，原来我们都没有那么孤单。我希望它可以带来一点慰藉，即使根本治愈不了什么，也无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