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一夢》導演廖建華：革命可以告別嗎？尋找歷史縫隙裏不被記得的人

台灣由極權專政、一黨獨大逐漸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有著各種抗爭，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那是危險四伏但也處處是可能的狂飆年代，從1979年橋頭事件，眾所皆知的美麗島事件，到1987年國民黨政府雖宣布解嚴，而實際上箝制仍在進行，期間各種示威運動也愈發激烈，至1989年《自由時代》雜誌負責人鄭南榕及支持者詹益樺自焚，1991年導致懲治叛亂條例終結的獨台會案⋯⋯如此一路顛簸而磅礡地行來，不僅知識份子、政治人物有所貢獻，事實上更有眾多基層運動者賣力賣命，方是眼前美好光景得以形成的背後關鍵，然而，一直以來，卻罕有人將目光移向這些普通而無名的基層運動者。

1990年生的導演廖建華，在剛滿30歲的2020年，帶來紀錄長片《狂飆一夢》，以女作家曾心儀，和擔任生活黨黨主席的康惟壤為主要的敘述對象，展開不在核心、但也不是真的具備悽慘身世的邊緣者，完全是平凡市井小人物，如何在以台灣為名的諸多事件、運動中，尋覓自己的錨位，如何在理想世界與家居生活的夾縫裡，維持自身的樣貌、堅持關於公義社會的想像。

當他們直面情感

曾心儀在片中向廖建華提問是否有看過人死亡的時刻，滿臉的孤絕陰冷，是最教人毛骨悚然、猶若從夢中驚醒的一幕。

《狂飆一夢》於2016年正式拍攝，2018年殺青。當廖建華跟拍曾心儀出席老友戴振耀（民進黨新潮流開創元老之一）的盛大葬禮時，聽到眾人敘舊感嘆地講著當初一直在街頭戰場上的朋友們現在要碰面只能在喪葬現場相見云云，廖建華眼神明亮：「我就有種直覺，《狂飆一夢》已經拍完了，因為接下來應該不會有更多的東西了。」

《狂飆一夢》的雙線敘事中，曾心儀的部分主要結尾於其母親之逝的時間點。曾心儀在片中向廖建華提問是否有看過人死亡的時刻，滿臉的孤絕陰冷，是最教人毛骨悚然、猶若從夢中驚醒的一幕。而康惟壤的故事，則是在他暌違5年之久前往父親靈骨塔拜祭、懺悔也似地告白時結束。廖建華說：「拍攝6、70歲的長者，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們的生活是日復一日的平淡，不太會有什麼事件或戲劇性發生。」

2015年下半年他開始籌備《狂飆一夢》，先做田野調查，選定幾位前輩作為主要拍攝對象。2016年1月開機，但由於私生活拍攝原本就具備難度，無論是被攝者的意願，抑或是日常的豐富度，最後自然而然演變成影像素材都集中在曾心儀、康惟壤兩人身上。曾心儀與康惟壤從性別、個性到態度都截然不同，廖建華直白指出：「曾心儀對生活與自身都是頗為嚴謹慎重對待，兩年的拍攝時光，可以說只有母親離開時，她才真正的流露出更深沉的失落與情緒。但康惟壤就很隨興了，看他的家居環境或忘了關瓦斯爐火，應該滿感受到他神經大條的性情以及生活樣貌吧。」

另外，廖建華也談到，剪接師李宜珊、董淑緣在剪輯的推敲與素材的取材，讓大相逕庭的兩位被攝者故事，在影片裡是可以融合的，頗費周章，「最後採取的角度就是從他們的情感去隱隱對應。《狂飆一夢》後面可以看得出來吧，敘事比較偏向曾心儀，這是因為她的情感較為豐富，包含與母親的相依為命、夜寐夢見幾乎失去聯繫的女兒等。但康惟壤相對單純多了，他就是一名左派信徒，人生都用在相信公平正義的推行上，其餘的他好像沒有放在心上。」

歷史縫隙裡的鬼魂

「大敘事底下那些不被記得的人們，如同歷史縫隙裡的孤魂野鬼，他們的日常、悲歡喜樂，成為我最在乎的事。」

《狂飆一夢》是廖建華的第二部紀錄長片，其第一部紀錄長片為《末代叛亂犯》，主要以知識份子、政治菁英為對象，而廖建華拍到一半時，「我意識到自己對於小人物更有興趣，也更有共鳴感，他們與我之間好像存在著某種聯繫。」

2013年開拍、不到一年就拍完的《末代叛亂犯》，取材於1991年的獨台會案，5月時調查局逮捕了原住民傳教士Masao Nikar、基層運動者王秀惠、文史工作者陳正然與清大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此四人當時被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最重可以判處死刑，於是引發了大型抗爭行動，不但教授與學生在校園裡串聯罷課，甚至社會各界也佔領了台北火車站，促使立法院於九日內廢除該條例。

由於清大是該事件的現場之一，廖建華容易接觸到各種資料，當他想要以歷史、政治為題材拍片時，自然就會選擇獨台會案，他坦白地說：「雖然拍到一些傳奇人物，比如台獨精神指標史明，或者日後在民進黨政府裡位居高職的從政者。但《末代叛亂犯》的拍法，比較像新聞專題，訪談加上資料呈現，沒有太多電影感，當時覺得滿適合這種方式，而且我的能力也只能這樣拍。可是也因有《末代叛亂犯》，才有後來的《狂飆一夢》。」

廖建華表示，因為有作品問世，且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北電影節等，也就更有信心在紀錄片領域走下去。此外，訪談各號人物，也讓他認識更多基層運動者。

獨台會案被外界認定是知識份子的活動，但裡面有許多民間力量在流動，後來都被遺忘了。廖建華因此有所感悟：「我雖然關心政治事件、社會運動，但一直都不是積極參與者、狂熱份子，會選擇此類題材，是由於我想拍人物，想要理解事件背後的成因，加上歷史、政治的主題在當時沒有太多人拍，促成了一切。某個部分來說，我沒有其他選擇。而後，大敘事底下那些不被記得的人們，如同歷史縫隙裡的孤魂野鬼，他們的日常、悲歡喜樂，成為我最在乎的事。」

「其實就是深深凝望生活中常見、容易就被忽視的角色。現在回頭想，我一開始就喜歡在尋常人物的普通日常找出特殊之處。」

在不上不下的位置

廖建華生長在嘉義，國中時期因為雙親的關係，聽了大量的校園民歌，同時也愛讀林清玄的散文，到高中，他開始接觸詩歌，喜讀陳黎、羅智成、洛夫的作品，並加入網路論壇如《吹鼓吹詩論壇》、《喜菡文學網》、《葡萄海》，著迷於發表詩作，也自費印製了個人詩集《十八禁夢》，但同時期他也在讀社會寫實的小說，如台灣王禎和、洪醒夫、黃春明或中國張愛玲、魯迅等。

廖建華苦笑：「寫詩的經驗，讓我發現自己不是有才氣的人，比如在論壇裡我的詩雖然會被推薦置頂，但文學獎部分就是沒有得獎的運氣。《末代叛亂犯》、《狂飆一夢》也有類似的處境，好像一直是入圍或不能過複審的命。」

少年時的廖建華雖感覺到挫折，但仍舊繼續創作，直到大學才幾乎不寫詩，「文學是自我肯定的方法，雖然無能得到更好評價，但終究只有詩歌可以得到回音，也會讓我有成就感，是在嘉義生活時，我唯一的抒發出口。」

廖建華表示，他對創作有所渴望，但另一部份也會考量現實，詩歌文學真要當工作，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再加上缺乏得獎機遇，廖建華乃選擇了就讀清華大學化工系、化工研究所，有長達6年的時間都住在新竹。

「我好像都是待在不核心、也不邊陲的地方，不管是嘉義或新竹，都並非真的偏鄉，但亦不到大城市的規模。」停頓半晌，他突如有一領會：「我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我爸經營修車店，是工人頭家，不是藍領，但也不是白領。目前為止的人生，我常常處於這種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滿尷尬的位置。才能方面也是，我高中時就隱約有所意識了，我是普通人，需要有足夠的努力與機緣，才能做到自己想像中厲害的事。」

大四快畢業要考研究所之際，廖建華旁聽了電影賞析課程，因為侯孝賢、楊德昌等台灣新浪潮電影，而打開全新視野，對鏡頭語言、光線構圖以及聲音與音樂的配合，大感興趣。升上研究所後，廖建華的心思也逐漸轉向，他質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想一輩子都當化工工程師，過著未來已然可以完全預想的日子。此時，網路社群軟體正要興盛，單眼相機也擁有錄影機能。廖建華回憶其時忐忑但又躍躍欲試的心情：「文字是非常夕陽的東西，但影像好像是有更多可能的，畢竟現實需求相對多很多，而且傳播速度也快，所以就想給自己機會，試試看拍片吧。」

普通人物的特異處

在《末代叛亂犯》之前，廖建華拍過《移動的日晷》，並與大學同學張峰銘一起執導《千甲》。前者是他以清大裡有日期線與時間線的日晷為背景，拍攝系上的工友的短片作品，廖建華表明，他所追尋的，或正如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小說，「其實就是深深凝望生活中常見、容易就被忽視的角色。現在回頭想，我一開始就喜歡在尋常人物的普通日常找出特殊之處。」

《千甲》則是紀錄社區協力農業和都市原住民，故事發生在新竹市位於城鄉交界處的千甲里，附近住戶多為外縣市來的原民，以排灣族和阿美族為主，他們因八八風災或經濟困境等諸多因素，被迫要前往都市謀生，在工地擔任板模工、捆鐵工，逐漸演變為逐工地而居的景況。廖建華說：「那時候大埔案，還有環境生態農業議題都頗受矚目，加上我就在新竹，有地緣關係，工研院在千甲輔助一處農場，希望能夠自給自足，且讓原住民們加入運作，身邊有朋友認識農場內部的人，拍這個議題再合理不過啊。」

直到拍《末代叛亂犯》，廖建華都還不太會操作攝影器材，是在2015年後一邊接案、拍片，一邊練習，走實戰路線，才逐漸專精，期間他也因為各方朋友介紹，逐漸有更多機會以此為生，第一個正式案子是某布袋戲團內部的側拍影片，主要拍攝布偶與操偶動作，而後兩、三年間，也就能夠維持穩定生活，並繼續投入拍攝《狂飆一夢》。

最近他正在拍攝的題材是中介少年，亦即因各種理由，包含被霸凌、經濟有困難等，無法在原來校園就讀、於是被送到教育、輔導機構的學生，「他們都不是很壞、會犯罪的小孩，這本來是一件委託案，但一做下去，我就覺得在他們身上也有我青少年時期的投影，就難以自忍，想另外再拍成一個長片版。所以，」廖建華一臉不可思議：「我常覺得主題會自己跑過來找你，好像要拍什麼都是注定的。」

不前不後的距離

「被攝者總有些不可愛的部分⋯⋯放在電影中或許會更有力道，甚至顯露出荒謬性的啟發，但我就是沒有辦法踩過去。我想，我都不願意完全攤開我自己，何況別人。」

觀看《狂飆一夢》很快就會察覺到鏡頭與被攝者的距離，它既不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裡導演傅榆將自身對正義的想像完全投向台灣學運領袖陳為廷與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的貼近，但也不是如同從現場消失的絕對客觀，像沈可尚那部定定地視聽父子間暴力醞釀中的《築巢人》，廖建華彷若被卡在中間，似乎也跟著他的被攝者曾心儀、康惟壤動彈不得，前也不是、後也不能，懸空也如。

他乾笑道：「就連片中我的旁白也是，放進去不那麼密合，但又真的需要說明，否則無法將曾心儀、康惟壤的雙線故事，兜成一團。」廖建華頗有自識之明，「我是雙魚座，個性比較優柔寡斷、猶豫不決，從來不是乾淨俐落的人。」

《狂飆一夢》開拍，廖建華決意要有更多的生活場景，盡量去除新聞感，期望能跟《末代叛亂犯》截然不同。而隨著拍攝的進行，他也愈發明白，這些基層運動者其實是傷兵，都是被浪潮打下來的平常人，但卻又一生無悔，堅信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廖建華動情地講述：「他們把生命奉獻給民主運動，家庭跟經濟層面也都犧牲掉了，卻無人記得，我相信，他們的故事應該要被看見。」

「我也想要能夠更抽離一點，更旁觀地看待他們的人生，但自己的個性也有不可違逆之處，我不太能保持一個足夠的距離，總是會被攝者拉走。」廖建華舉例說明，譬如拍攝康惟壤時，他會忍不住與之對話，因為不想讓康惟壤有獨自面對鏡頭的感覺，「我當下就是會想要回饋給他一點溫暖。但我又會對激情的東西保持戒心，不願徹底投入，不想讓自己的情感與他們同化。」

或許性格也預先決定作品的調性，廖建華給人的印象亦然，既不熱絡，但也不會疏離冷漠。置身其中去凝視人們種種變化的廖建華，不會將之推到極限，總是留有餘地。廖建華也提到關於紀錄片的底線，「被攝者總有些不可愛的部分，有些我很清楚，放在電影中或許會更有力道，甚至顯露出荒謬性的啟發，但我就是沒有辦法踩過去。我想，我都不願意完全攤開我自己，何況別人。」正因他的個性與人生經歷如此，也就無怪乎《狂飆一夢》會有一種奇異的未盡感。

原來我們都不孤單

我受過傷，我非常困惑，但原來也有人跟我一樣，原來我們都沒有那麼孤單。我希望它可以帶來一點慰藉，即使根本治癒不了什麼，也無從改變世界。」

《末代叛亂犯》和《狂飆一夢》，對廖建華來說，確實都有未盡之處，前者是訪談與資料的耙梳，後者則是深入運動者的晚年生活，企圖呈現堅持理想本身也帶著一定程度的傷害性，但人們又是甘之如飴的。但兩者之間似乎還有一些故事、角度未曾被道明，比如從宏觀角度去回望當時那些不會被歷史留下名字的人，廖建華心懇意切地講：「那是我接下來努力的目標，但現階段也只是在構思。下一步怎麼走還是未知之數。」

《狂飆一夢》是真誠之作，廖建華沒有誇大他眼前所見的人事物，正如影片文宣所寫的「告別了革命，生活才是無可迴避的戰役」，他就只是跟著兩位長者，靜靜地生活，靜靜地回想，而緩和地廓清此時此刻的日常，也就有淡淡的溫柔感。

2019年，廖建華花去一年時間與黃佳玉共同編寫《末代叛亂犯：獨台會案始末口述訪談》，以及與何孟樺合作的《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並出版實體書，他平鋪直述地講：「僅只是基於我個人的道德責任，前者是當年《末代叛亂犯》電影做募資就必須要有的贈書，只是原先負責的朋友有一些狀況，延宕至今，改由我來做。這兩本書也不會造成什麼大的迴響、效果，我心知肚明。只是我不希望這些人這些事，只有我聽過，他們應當是公共財，至少要有人紀錄，有人為他們說出來。」

《狂飆一夢》把投入街頭奮戰的人們帶回生活，還給他們凡夫俗子的面貌，而從中廖建華也有所體悟，「或許影片真的就是差了一點，說不上激情，但也不是冷靜，也許可以說滯留在中間狀態。我知悉自身能力，我拍不了什麼大師級的偉大作品。但我認為，紀錄片的功能，應該要像一首可以安慰人心的歌。我受過傷，我非常困惑，但原來也有人跟我一樣，原來我們都沒有那麼孤單。我希望它可以帶來一點慰藉，即使根本治癒不了什麼，也無從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