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暴九个月后，香港警匪电影还能怎样拍下去？

2019年6月伊始，香港时局动荡，社会不同阶层除了延续和加剧过去五、六年的分歧与撕裂，意识形态以至身体的冲突更被推到高峰。警暴失控，滥捕滥告，固然令警队的威信、形象和表现评价，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一落千丈，惨不忍睹，偏偏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便以警匪类型称著，而拍出这些作品的本地电影人，基于种种原因，不乏公开表态支持警队镇压示威，言论之偏取，闻者刺耳。在关心香港电影未来发展的友侪之间，“香港警匪片可以怎样拍下去 ”已成为迫切讨论的课题之一。

“阻人揾食”（编注，妨碍别人赚钱谋生）是香港人素来所顾忌，所以即使香港电影人在国庆日自拍敬礼照，充当“护旗手”，宣称香港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问情由，胡指抗争者搞“港独”，批之骂之，也并没有太多人对此深责。大家都体谅他们的市场在北方，合拍片、国产片、陆剧、网路大电影、网剧等等，是他们赖以赚人民币的命根子，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便可把很多看似离地的道德理念暂且搁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金钱至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审时务实，根本也是一般香港电影（岂止于警匪类型）所承载，甚或传扬的集体意识，香港电影人只不过“活出真我”而已。

可是，当谭咏麟在撑警集会上表示不愿意谈政治，却接著说如果香港继续下去就“没救”，希望香港“家和万事兴”，变相要求香港人屈从在警暴之下，噤声顺服；当陈百祥主张警察该一早向“暴徒”实弹开枪，却对滔天警暴置若罔闻，说相关报导他“看不见”；当导演李力持在支持政府和警察所为的意见群组呼吁同路人要拍摄文宣片“反击”示威者，之后网络上又的确出现一段段抹黑年轻人和示威者的短片⋯⋯当以上一切不断发生时，评论的天秤已无法再向他们那一方倾斜。

然后，正值武汉肺炎疫情吃紧，当局呼吁不宜聚餐避免交叉感染之际，网上流出一众电影明星和警队聚餐的晚宴实况短片，摄影师据说是于雨伞运动因失控挥棍乱殴无辜途人罪成，事后服刑出狱的退休警司朱经纬；出席的明星包括成龙、谭咏麟、曾志伟、张智霖、方中信、林国斌、欧阳震华、卢惠光等，都是香港电影全盛时期港产警匪片、黑帮片和赌片的骨干演员。镜头下现任警务处长邓炳强不断多谢同僚支持他，又说自己之所以能在区议会面对民主派议员质询警暴时表现得口才出众，全靠收看曾志伟的节目，从中学习应对，又说自己本来不懂得当警察，全因看成龙、方中信在警匪片怎样饰演执法者，看著看著便懂得了：“我做警察系因为成龙大哥、方中信，全部都系学你哋，我唔知点做警察，睇吓睇吓就识做（全部都是学你们，我不懂怎样做警察，看著看著就会了）⋯⋯”堂堂一个国际大都会的警察首长，竟说出如此背离专业的说话，虽说可理解为聚会搞气氛，讨好现场众星，但仍然足够令人侧目。

金钱至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审时务实，根本也是一般香港电影（岂止于警匪类型）所承载，甚或传扬的集体意识，香港电影人只不过“活出真我”而已。

邓炳强终于没说谎

假如香港警察真的是看这些明星主演的电影学做警察，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执法者呢？成龙一生主演的电影如汗牛充栋，除了早期的谐趣功夫片（如《蛇形刁手》、《醉拳》、《师弟出马》等）和嘉禾老板邹文怀为捧红他投资拍摄的好莱坞电影（《杀手壕》和两集《炮弹飞车》），从1983年的《A计划》开始，他便和警察角色结下不解缘，连在别人的电影客串数分钟，也揹上不同的警员身份。他的代表警匪片作品，除了三集《警察故事》（1985-92）和《重案组》（1993），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新警察故事》（2004）。片里成龙饰演的陈姓高级督察，出场时一如他过往的角色形象：神勇威猛，屡破奇案，不畏艰辛、凡事拼尽，在强大正义感加持下，散发浓烈个人英雄主义，结果在一次行动中，过于自信计算错误，导致全队手下被劫匪杀害。及后的情节说他从一蹶不振的自责状态恢复过来，重振雄风。当时影评大致嘉许它是成龙难得的自省之作——太过自以为是会造成灾难性结果，但可能部分观众只消费那重新肯定英雄的结局，而看不到前半段编（袁锦麟）导（陈木胜）的友善提醒。

至于方中信，他最为人称道的警察角色当称贯穿三部电影的苗志瞬督察。在《枪王》（2004）中，这位苗督察自信好胜，一心要在射击比赛压倒张国荣饰演的改枪圣手；《旺角黑夜》（2004）里的他，则是对认定的歹徒锲而不舍，誓要追捕归案的“干探”；《枪王之王》（2010）的苗Sir已是半退休状态，闲来指点男主角（吴彦祖）对付新枪王（古天乐）。三片同名角色其中一个共通点，就是其破案方法，几乎全凭直觉感应，即那种其实也见于其他港产警匪片（如2007年，杜琪峰和韦家辉共同执导的《神探》），诉诸灵媒感通或鬼上身一般的神秘经验，接通凶手或匪徒的犯罪心理状态，洞悉其动机，从而预知其下一步行动，先发制人。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不难看出，假如现实生活中的警员，确如电影里成龙和方中信饰演的角色那样思想和行动，效果会是何等难堪、荒谬和危险。事实上，2019至2020年的香港警察表现，似乎正可印证这个说法。在警暴问题上大话连篇的警方，这次通过其首领邓炳强之口（说他是学习影星如何当警察的），可能终于没有说谎了。

主导文化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婴儿潮世代将他们的性格特征注入“小子”的设定；引起大家共鸣的，正是那种机灵多变，勇于试新、擅长抓紧时机，一击即中的能力特质。

港产片，黑警简直是主调

过往不少电影研究和评论都已指出，香港电影人的胜场在于动作设计（另一胜场是港式喜剧元素，兹不赘），因此较能发挥动作的类型都成为港产片主流——武侠、功夫、黑帮、警匪⋯⋯不一而足；而既成类型，对应特定市场、观众感官接收和惯性品味，自有公式化的叙事结构和角色设定。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成长——由小子遭逢大变，到迭有奇遇机缘巧合获得资源（无论那些资源叫武功、兵器、新科技、人脉、帮会权力抑或官方认证），再到复仇（无论是实际的复仇或以某种成功作为形式的复仇），制服恶人，完成自我实现的历程，为以上强调动作表现的类型所共有。当然，我们还有另一个相应的结构变奏——故事主角一开始便已是大英雄，不慎为奸人陷害算计或卷入邪恶集团的大阴谋，沦落失败一时，幸得友伴（通常是一名少女，或者是作为英雄“他我”的少年）相助，捣破阴谋，瓦解邪恶集团。观众不难看出，两个结构的分别，只在对应不同阶段的英雄育成。香港电影人比较偏向前一结构，即使在后一结构也会有意无意加重少年友伴的戏份，一切源于他们对“小子”的偏爱——我们大可毫不费力，便在相关类型里枚举历代擅演小子的著名影星，包括李小龙、姜大卫、傅声、成龙、周星驰、刘德华、张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谢霆锋等等。尤记得梁小龙在电视剧《天龙诀》的角色名字，便干脆叫小子；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由小子演到大英雄，但上列名单中，不少都成功于其从影生涯兼演两者，成龙正好是其中表表者。

香港电影人为甚么对“小子”情有独钟呢？有人认为是一种自况——他们在这种角色里最能找到自己；有人认为这种角色最能体现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精神，观众最能投入欣赏，拍电影无非为了赚钱，观众喜欢什么，电影人自然就倾向提供什么。诚然，这两种说法说的可能是同一件事，世代论者会轻易找到他们的切入点——主导文化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婴儿潮世代将他们的性格特征注入“小子”的设定；引起大家共鸣的，正是那种机灵多变，勇于试新、擅长抓紧时机，一击即中的能力特质。港产武侠、功夫、黑帮和警匪片里的英雄，在成长之初，或者正印男主角的“他我”对照中，不乏没有道德与知识包袱，不惜带点反智讥嘲，不怕“烂挞挞”（一塌糊涂），反而愈市井愈有亲切感的刻画。英雄莫问出处，成功不择手段，是观众不时从主流港产类型片读出的强烈信息。

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所谓遍地黄金，机会处处，婴儿潮世代纵横其中，人数占优，很快抢到社会主导权，破例立例都是他们。投射到类型电影里，无论是江湖帮会、朝廷、黑社会、警队，作为现实混杂社会的倒影，主角们弹出弹入，多重身份，朝三暮四，被许为出入自如，灵活变通。一句话：“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成就的体现；不受成规所制，是自由勇猛。桂治洪的《成记茶楼》（1974）及《大哥成》（1975），表面上讲一位茶楼老板和员工力抗黑社会份子的滋扰，但他们的做事作风与思维模式（例如重视义气，打抱不平），其实和地下社团并无太大分别，一切勿宁说是较好较正义的帮会与“邪恶”帮会的对立。片中饰演大哥成的陈观泰紧握拳头，大呼一声“进攻是最佳的防守”，堪称经典，亦可视为黑白两道无视法纪，反以自创原则为法规的共享宣言。

这种边缘人处境稍一联想，竟亦可对应香港处于中、英两方之间的殖民地尴尬位置。黑白难分、在正邪之间游走的“警黑”或“黑警”形象，在过去港产片中简直是主调。

电影切入现实的后果

至于1982年公映，后来拿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章国明）、原著剧本（张键）及影帝（艾迪）的《边缘人》，更正式在警匪片底下奠立了“卧底电影”这次类型。警队派出卧底探员混入黑帮，取得龙头大哥信任，然后在适当时机充当叛徒，以执法之名出卖信任你的“兄弟”。卧底两边都要讨好，说好听点是情义两难全，说难听点，则是注定两边不是人。这种边缘人处境固然很能发挥左右逢源的小子“才能”，稍一联想，竟亦可对应香港处于中、英两方之间的殖民地尴尬位置。在香港出生的，究竟是中国人抑或英国人，一度是缠绕香港人多年的身份难题。香港人都是边缘人，说出来可直中不少人心坎。多年之后刘伟强和麦兆辉联合导演、庄文强编剧的《无间道》系列（2002-3）将卧底片推上另一高峰，因为这次是双向卧底——不但警队向黑社会派出卧底，黑社会也向警队派出卧底，两大卧底斗法，原是黑的想做白，原是白的难以脱黑。他们何以致此？何为胜何为负？故事证实十分成功，除了票房和口碑俱胜出，也引起好莱坞兴趣，买下版权，由马田史高西斯把三集合成一戏《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最终摘下包括最佳电影在内的四项奥斯卡金像奖 ，蔚成一时佳话。

由此可见，黑白难分、在正邪之间游走的“警黑”或“黑警”形象，在过去港产片中十分常见，不，不只常见，简直是主调了。他们不单是取材和反映特定时代（例如警队贪污成风的六十年代）的角色塑造，说穿了，更是香港电影人和观众从中找到重大身份认同之处。无论是去政治化的“小子”、或政治化的“边缘人”，我们都可看到，假如有人不加思索，从中复制出一种警察模楷，会是怎样是非不分，并以不奢谈理想，只求达到实际成功目标为荣，成为何等自以为是的法外之徒。在电影的虚构世界，那容或显得浪漫，有时甚至具启发性，然而放到现实世界，黑警便不如故事里那么可爱，那么可以体谅了。

大时代撞击下，本来的认同分裂终酿成命运式的对抗：一方面无法承受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从而全面否定现实的不堪；一方面紧抱现实的权力，合理化引伸出来的暴戾，同时全面抛开对家的理想期许。

未来：由分裂陷入命运式对抗？

回到文首的问题：2019年以降，这种黑警形象里里外外彻底破产之后，香港的警匪片还可以怎样拍下去呢？

也许以下一个现象可以为我们提供想像的起点。2009年，香港影视界出现了新的受欢迎卧底探员角色——Laughing哥。这个由谢天华饰演，源出电视剧《学警狙击》和《潜行狙击》的人物，一洗过去黑白难分的灰色警察形象，几乎完全没有前代卧底的内心挣扎，没有身份危机，没有情义和法理的对立困扰，他是一个由电视台编剧创作，但受到大量观众爱戴认可的“白警”！Laughing哥时值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香港人对中国认同达到最高峰之际，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现象诠释为警察代表的法制威权已成功收服港人，但随著时局发展，我们大概逐渐读出相反的信息。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同人对于警察出现了一次理想和现实的认同分裂，而这分裂往后更愈来愈大。也许当时大部分观众所认受所期许的，是理想中的警察复归——警察应该是白色的，黑警和灰色警察的魅力，开始高速消逝；另一方面，有人则视为现实警察当然发展方向——进一步向权威靠拢，义无反顾地化身国家机器。大时代撞击下，本来的认同分裂终酿成命运式的对抗：一方面无法承受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从而全面否定现实的不堪；一方面紧抱现实的权力，合理化引伸出来的暴戾，同时全面抛开对家的理想期许。假如将来还有港产警匪片，大抵无法避免处理以上微妙的心理转换和对峙。

未来的香港警匪片，会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官方宣传片吗？会是铺示警察成魔之路的脱魅作品吗？

未来的香港警匪片，会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官方宣传片吗？会是铺示警察成魔之路的脱魅作品吗？还是剧情片大可全体让路，纪录片进场，因为最狂奇的剧情构思都不如曾经发生的事实震撼人心？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新香港电影必须由新香港人拍摄。自以为灵活务实，视凡事向钱看是非不分为生存之道，反智是优点的旧香港一套，即使不烟消云散，也不得不“进化”为另一形式，才不被时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