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李登辉，“中华民国在台湾”监造人

2020年7月30日，台北荣民总医院宣布李登辉逝世。历史，重重地翻过了一页。

从日治时代走到中华民国；从皇民、皇军、左翼学生到国民党技术官僚，再从颁布“国家统一纲领”的中华民国总统到台独教父。这么多的面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李登辉？而李登辉这些多变的面貌，如何影响台湾的历史，使台湾呈现现在的面貌？

你们可以了解我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共产党员，很早就离开新民主同志会。我负责过学生活动，以后感到没什么意思，就离开共产党。

拜台湾解除戒严，走向民主开放之赐，李登辉和他同代人的“左派经历”，到今天渐渐清晰了起来。在接受已故的台湾史权威张炎宪教授访问时，李登辉比较完整说出了自己当年和台湾左翼组织的关系。

李登辉对于自己是不是曾经加入共产党的说法，前后不一，出自张炎宪和国史馆的《李登辉总统访谈录》，应该是各种纪录中较严谨的一部。

1945年，不久之前还是名叫“岩里政男”的皇军少尉的李登辉，恢复台湾知识青年的身份，返回学校浸淫在席卷世界的左翼思想中。参加读书会、热议社会主义，乃至于加入政治行动团体，是那一代热血的台湾青年常见的心思。再加上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跨海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政治体制、官员操守和民情文化大相迳庭等原因，爆发了这场台湾二战后最严重的官民冲突，最后以武力镇压结束。

李登辉曾经说，二二八的经历开启了他的反对意识，他曾经动过念头去台中加入谢雪红率领的反抗军“二七部队”，但因为交通不便没有成行。但到了1991年，李登辉这位“心灵受害者”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反抗”，他主政下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由赖泽涵教授完成了第一部由政府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李登辉也是第一位为二二八事件向受害者道歉的中华民国元首。



早在我正式被延揽入阁以前，我曾经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约谈，足证蒋经国曾经企图澄清一些疑虑。后来蒋经国为什么放心让我去当副总统？我的想法是：第一、蒋经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过世。.......。第二项，就我看来，蒋经国多少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般人看起来总以为我是个农经专家，但是他选择我，可能是认为我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

1953年，李登辉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得农业经济硕士学位，回到台湾省农林厅任职，也在台大、政大教书。1960年，他被调查局调查约谈，拘留超过四个月才无罪获释，可以想见是学生时代的“左翼经历”所造成。

1968年，李登辉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回台湾之后在台湾大学教书，也进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任职。1971年，李登辉的长官沈宗翰把他介绍给蒋经国，同年10月，李登辉在蒋经国劝说下加入国民党。1972年6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李登辉入阁担任政务委员，那时他只有49岁。

为什么加入国民党、进入体制，李登辉自己说法是，对于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人来说， 要的是栖身体制以求改革台湾，“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尽管李登辉晚年的言谈之间，对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绝无好感，但他对蒋经国却格外尊重，还自称“蒋经国学校毕业生”。晚年他把和蒋经国见面谈话的纪录，整理成《见证台湾－蒋经国与我》这本书。李登辉自陈六年之间，旁观蒋经国处理政治、外交、军事和两岸关系等，受益很深。而且两人探讨问题时，观点和解方经常相反，那时的李登辉优先想到学理，但蒋经国往往从实务出发。

蒋经国在1984年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这究竟是个出于“装饰、平衡”的过度性安排，还是蒋经国确立继承人的终极布局？蒋经国自己没有留下可信的纪录，而综合李登辉的著作和诸多公开发言看来，天威难测，李登辉自己也没有精确的答案，但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接班纯属意外：蒋经国确实想“用”他，但至少在那里并没有“ 传”他之意。

遍数两蒋在台湾的统治，蒋中正在台湾的任期中，任命的副总统有陈诚和严家淦，前者是军人，后者是经济学家，出身都是外省人。严家淦在蒋中正逝世后还短暂继任总统，直到1978年由蒋经国继任。

“小蒋”掌权后，启用台湾籍的谢东闵出任副手，谢出身彰化二水，中学毕业渡海到中国大陆求学，工作。这样的人当时被称“半山”—— 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也是这样的背景。他们有机会进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领导人所相信，在治理台湾时，又能“接地气”、安定台省人心。在这样的考虑下，有系统地栽培台湾青年进入政坛，是国民党半公开的政治路线。还有人藉当时红歌星“崔苔菁”的名字，给了这条路线“催台青”的戏称。

李登辉和同代的林洋港、邱创焕，以及晚一辈的连战、萧万长，乃至于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国民党前任主席吴敦义，都是被“催”出来的“台青”。

在被提名前，李登辉经历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台北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等职务，没有直接管治的区域只剩高雄市。从中央到地方，政治历练上少了国防和外交，这是那时的台籍政治人物非常难涉入的领域。再加上党务资历的欠缺，使得在蒋经国猝逝时，国民党内一股以外省人集团认定蒋经国任命李登辉只是“妆点”而不是“传位”，这股势力奉蒋宋美龄为首，她也发表了“我将再起”、“老干新枝”等政治意图十足的文告，用“凶险”来形容李登辉当时的处境应不为过。一个流传在政治圈的轶事，很能说明当时李登辉的窘迫：

李登辉继位之初，在一场党内大会的前夕，当年的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单独请见李登辉，回报党内外省势力集结反扑的声浪高涨，情况非常危险。

“要不要把我们的人都找来？”高育仁问，李登辉没有作声。
“要不要快点去把我们的人都找来？”以为李登辉没听到，高育仁急著又问一次。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了！”

尽管这个故事的真实与否无可稽考，但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多年后受访时说道当时甚至日夜担心李登辉和自己有生命危险。

但那时的中华民国，毕竟已经是个解除戒严，重返宪政的国家。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再循“党政一体”的惯例出任党主席已经很难阻挡。国民党外省势力遭遇重大挫败，从此被归为“非主流”，1996年推出林洋港、郝柏村搭配与李登辉竞逐总统也落败，党内分裂一直到今天都无法弥平，李（登辉）郝（柏村）之争、新党出走、马（英九）王（金平）政争、洪秀柱的起落反射的路线之争......远因都在这里。

“希望能于最短期间依法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就宪法中有关中央民意机构，地方制度及政府体制等问题，作前瞻与必要的修订。”

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发表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就职演说，在做完两年四个月蒋经国遗留的任期后，这是他自己第一个完整的总统任期，也是宣称“代表全中国的国民大会代表”选出的最后一任总统，而这位总统在文告里明确宣告，这个把他自己选出为总统的体制，必须被终结、改造。

蒋经国逝世后，当时一本颇有公信力的政论杂志当时封面上并列了四张照片：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和参谋总长郝柏村。非常具象地呈现了在蒋经国过世后，政治上层的“集体统治”状态。但“集体统治”的另一面也意味著高度的震荡和不安。事实上，那四张照片里的人，除了性格上较与世无争的俞国华，另两位不久之后就明白站到了李登辉的对立面，另外，蒋中正的次子蒋纬国，也在挑战李登辉的行动里扮演重要角色。

李登辉在党内遭逢激烈的挑战，对外面对反对力量和青年学生要求落实民主化的巨大压力。那时推动“民主化”最重要的标的，就是1947年在中国各地选出，之后随政府到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全数退职，国会全面改选。但这批久在其位的“民意代表” 抗拒、扩权的动作仍然很多。1990年3月16日，9名台大学生带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前往中正纪念堂抗议，拉开了“三月学运”的序幕。

3月21日，李登辉获得代表“中华民国法统”的国民大会选为总统，下午立刻与53位抗议学生代表碰面，学生提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和“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四大诉求。会面之后，各校学生分别观看了与代表与李登辉的会面影带之后，决定撤离广场，结束运动。

1991年，李登辉的任期开始，三月学运结束。原本内外交迫的李登辉，成功地将外在诉求改革的强大压力导进党内，转化为自己的助力。最关键的一点，是李登辉站上了民主、改革的道德高地，获得当时青年学生、开明知识份子和当时还是自由派标竿的主流媒体“中国时报”的支持。

1992年中华民国“万年国会”终结，全面改选；1994年台湾省、台北市和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总统直接选举逐一落实，李登辉启动了台湾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及将自己从威权统治接班人转化为“民主先生”的双重改革工程，攀上政治生涯的高峰。


一、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

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

三、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

四、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借此自然见面。

五、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炎黄子孙先互示真诚，不再骨肉相残。

六、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

1995年4月，李登辉对两岸关系提出六点主张，俗称“李六条”。

1995年1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对两岸关系的八点基本主张，俗称“江八点”。李登辉在4月8日做出六点回应，互别苗头，称作“李六条”。从这六点基本纲领中，可以看出“追求中国统一”还是高挂第一点，其它诸如高举“中华文化”、加强交流、促进经贸往来、和平解决争端等，始终都还是国民党的主流主张。不过，其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提到了促进香港、澳门的繁荣和民主问题。

这是李登辉做为一个承接国民党统治权力的标准口径，但也并非只是口号。事实上，在1990年代，藉著国学家南怀瑾的安排，李登辉派出心腹秘书苏志诚与北京建立秘密沟通管道，苏志诚的对口，是国家主席杨尚昆指派的杨斯德。靠著这一轮秘密磋商，促成了1992年的香港会谈，双方对各自政治表述方式达成的谅解，日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总结称为“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重要的“通关密语”。

1992年，两岸代表辜振甫、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辜汪（大陆称“汪辜”）会谈，签下四项协议，写下1949年后两岸关系的重要一页。

在李登辉主政的1990年代，内政和两岸关系论述相互钩连、纠缠，宪政部分不理顺，无法处理两岸关系。蒋经国主政的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叛乱团体”，对中国大陆土地的统治权也获得承认。这样的情况下，两岸官方才有面对面法律基础。

1981年，为了解决台湾参与奥运会的名称问题，台湾和国际奥会商签“洛桑协议”，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1989年，两岸奥会代表李庆华和何振梁在香港签署协议，“中华台北”成为北京也能接受的模式名称。

奥会模式，是两岸第一次务实面对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问题。1990年，台湾再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的名称，申请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简称则引用“中华台北”。因此可以说，两岸现实往来的基础：奥会模式、WTO和两岸两会，都成就于李辉主政时期。

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总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一行的访问，针对“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李登辉提出了“特殊国与国”关系的定性。这项也主张也被北京及反对李登辉的人士进一步简化为“两国论”。

“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小组研究的成果。1998年李登辉成立了这个小组，召集人就是现任总统蔡英文。根据日后陆续解密的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口述指出，“特殊国与国关系”最重要的参照，就是冷战时期分裂的东、西德关系，两者互不隶属，相互承认，并且一起加入联合国。

1996年李登辉当选总统，在这次选举前，有“直接选举”和“委任直选”两派争议，之后在李登辉意志的强力贯彻下，最终采用公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不是由仍有代表“全中国”意味的国民大会或者某种选举人团投票。这项制度一直运作到今时今日，这也意味著中华民国总统只由“自由地区”的台澎金马，以及海外公民选出，最大程度切断了与中国大陆的法理连结。

这一切的论述和政治决策，都指向一个总目标：中华民国“就在台湾”，而且“只在台湾”。

公投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透过全民公投推动“正名制宪”的目标，让台湾变成正常化的国家。

2000年3月18日晚间，陈水扁、吕秀莲在舞台聚光灯的照射下，高举双手，一次一次向支持者鞠躬致谢，彩纸碎屑飘飘落下，台湾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执政。民进党支持者欣喜若狂，自由派知识份子盛赞台湾民主渐趋成熟。

但细究陈水扁在2000年胜选的原因，更多出于国民党阵营的分裂。李登辉执意由连战出马接班，宋楚瑜愤而自立门户。开票之夜，国民党败选抵定，支持者在李登辉居住的总统官邸外聚集抗议，久久不去。

在口述历史《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里，李登辉提到败选后连战始终没有半点音讯，直到李登辉主动致电连战，请他来谈一谈。书中记下了两人谈话的过程：

“3月21日上午，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曾当面询问连战，他是否该辞党主席，连战面无表情的回答说，‘应该辞’；李登辉又问，‘你看我应该早点辞，还是晚一点辞’，连战说，‘应该愈快愈好’。”

李登辉自述，他原本计划在九月交棒，但这一段对话让他决定即刻辞职。为求思虑清晰，他边想边写下即刻辞职的理由，这张纸条他一直保存著：

“第一、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利用国民党进行任何改革；第二、不需要再忍受“石磨心”的痛苦，第三，今后应该超越对立的格局为人处世。”

如今看来，纸条上的第一和第二点都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但第三点，李登辉期待的“超越对立的格局”究竟实现了没有，却是言人人殊。笃信基督教的李登辉，总统卸任前曾说自己退休之后打算去山区传教。但退休后不仅没有投身宗教，还在政治的红尘浪里掀起了愈发汹涌的波澜。

2001年8月，一个新政党“台湾团结联盟”成立，出面组党的是全国工业区厂商联合会理事长黄宗源与新光集团少东吴东升，但真正领袖就是李登辉，这个政党定在蓝绿光谱上定位在深绿，锁定游说蓝绿政治加入，国民党集中在本土派，民进党则是多位现今在台面上的县市长级中生代政治人物都曾被接触过，但实际上加入的两党菁英并不多。

李登辉被奉为“台联精神领袖”后，政治和两岸关系的立场尺度从原本的国民党本土派，快速移到深绿阵营。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连战和宋楚瑜逐步和解，2003年决定彼此搭档参选，台湾“泛蓝”、“泛绿”阵营分立的格局确定。

李登辉占据著泛绿的制高点，他的发言内容，有时逼近法理台独的边缘，例如主张以公民投票为手段，完成“正名”、“制宪”；但有时也强调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无需再宣告独立，但推动“国家正常化”却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加入联合国。

李登辉在2000年之后的变化，是不是某些泛蓝人士批评的“图穷匕见”——或者更直白地说成“终于露出台独的真面目”。客观地说，无可稽考。但实际可见的效果，是日后所有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总结、批判时，都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李登辉这位实际接班、掌权的政治人物。“转型正义”的批判，也很少临到李登辉的头上。

所谓的“台湾认同”，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认为是台湾独立。但是，我认为，即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却不一定要拘泥于“独立”，反而是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才是当务之急。

问回这个问题：从日治时代走到中华民国；从皇民、皇军、左翼学生到国民党技术官僚，再从颁布“国家统一纲领”的中华民国总统到台独教父。这么多的面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李登辉？

有没有可能，真实的李登辉，其实是这些身份和认同的集合体？

有一种“目的论”的诠释，认为李登辉始终朝著“台湾独立”的方向前进。特别的是“神格化”或“妖魔化”李登辉的评论者，都相信这种目的论。

不管将李封圣，或者斥为魔道的，恐怕都太过高估了李登辉做为一个个体，在东亚这百年动荡的历史里操控自己命运的能耐。

如果连战胜选，李登辉还会筹组“台湾团结联盟”，把自己挪移到统独光谱上的深绿位置吗？

如果北京决定在“康乃尔事件”上忍住，不发动九五、九六年军演，依九二年的规划推进两岸关系，李登辉会坚持将两岸关系推进“准冷战”情境里吗？

尽向历史追问“如果”，是不会有答案的。但这些“如果”可以提醒历史不是一直线发展的，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关节上，只要做了不同的选择，后来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凡存在即合理，但不是必然。

李登辉并没有把自己的目标设在统一或独立这种终极信仰上，而是在可达成、可操作的现实政治上，例如总统直选、宪政改造，在每一场战役上拼搏出胜利。有些他成功了，例如总统直选；有些他失败了，例如传位连战。

从接位之初的四顾茫茫，短短几年内翻身成为亚洲级的政治强人；藉著国家正统和统一论述，让只统领台湾弹丸之地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晚年占据深绿位置，以极小力量操作政治杠杆，放大自己成为民进党安定执政不可少的关键少数。

因此回顾李登辉的一生，不管喜不喜欢他，都很难将他总结为一个单一的理念的信仰、实践者。民主化的红尘浪里，容不下纯粹如斯：若要论统一，他不是蒋中正；若要谈独立，他不是史明、黄昭堂。李登辉更多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操作“机会政治”臻于化境、姿才秀异的华人政治家。

他一生的政治事业都在台湾，它原本是蒋中正及200万军民的暂栖之处，现在则是中华民国的主体。如果说蒋经国让国民党政权从已经回不去的大陆转而奠基本土，李登辉则是完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极高难度政治工程的设计师和监造者。

斯人已矣，“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业也就停留在这里。它不太像是早就设定好，一路披荆斩棘，终底于成的目标；而更像是李登辉在每一个政治斗争阶段的结果，路路相连串接而成。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两岸关系如今的面貌，华人国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或者一部分人士对“台湾独立”的想望。

在今日的台湾，每一项政治工程里，都有逃不开的“李登辉因素”，无论认同与否，它都会一直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