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李登輝，「中華民國在台灣」監造人

2020年7月30日，台北榮民總醫院宣布李登輝逝世。歷史，重重地翻過了一頁。

從日治時代走到中華民國；從皇民、皇軍、左翼學生到國民黨技術官僚，再從頒布「國家統一綱領」的中華民國總統到台獨教父。這麼多的面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李登輝？而李登輝這些多變的面貌，如何影響台灣的歷史，使台灣呈現現在的面貌？

你們可以瞭解我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共產黨員，很早就離開新民主同志會。我負責過學生活動，以後感到沒什麼意思，就離開共產黨。

拜台灣解除戒嚴，走向民主開放之賜，李登輝和他同代人的「左派經歷」，到今天漸漸清晰了起來。在接受已故的台灣史權威張炎憲教授訪問時，李登輝比較完整說出了自己當年和台灣左翼組織的關係。

李登輝對於自己是不是曾經加入共產黨的說法，前後不一，出自張炎憲和國史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應該是各種紀錄中較嚴謹的一部。

1945年，不久之前還是名叫「岩里政男」的皇軍少尉的李登輝，恢復台灣知識青年的身份，返回學校浸淫在席捲世界的左翼思想中。參加讀書會、熱議社會主義，乃至於加入政治行動團體，是那一代熱血的台灣青年常見的心思。再加上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跨海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由於政治體制、官員操守和民情文化大相逕庭等原因，爆發了這場台灣二戰後最嚴重的官民衝突，最後以武力鎮壓結束。

李登輝曾經說，二二八的經歷開啟了他的反對意識，他曾經動過念頭去台中加入謝雪紅率領的反抗軍「二七部隊」，但因為交通不便沒有成行。但到了1991年，李登輝這位「心靈受害者」用另一種方式完成了「反抗」，他主政下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由賴澤涵教授完成了第一部由政府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李登輝也是第一位為二二八事件向受害者道歉的中華民國元首。



早在我正式被延攬入閣以前，我曾經被警備總司令部找去約談，足證蔣經國曾經企圖澄清一些疑慮。後來蔣經國為什麼放心讓我去當副總統？我的想法是：第一、蔣經國沒有想到自己會這麼早過世。.......。第二項，就我看來，蔣經國多少受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一般人看起來總以為我是個農經專家，但是他選擇我，可能是認為我和他具有同樣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

1953年，李登輝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獲得農業經濟碩士學位，回到台灣省農林廳任職，也在台大、政大教書。1960年，他被調查局調查約談，拘留超過四個月才無罪獲釋，可以想見是學生時代的「左翼經歷」所造成。

1968年，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回台灣之後在台灣大學教書，也進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任職。1971年，李登輝的長官沈宗翰把他介紹給蔣經國，同年10月，李登輝在蔣經國勸說下加入國民黨。1972年6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入閣擔任政務委員，那時他只有49歲。

為什麼加入國民黨、進入體制，李登輝自己說法是，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的人來說， 要的是棲身體制以求改革台灣，「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儘管李登輝晚年的言談之間，對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絕無好感，但他對蔣經國卻格外尊重，還自稱「蔣經國學校畢業生」。晚年他把和蔣經國見面談話的紀錄，整理成《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這本書。李登輝自陳六年之間，旁觀蔣經國處理政治、外交、軍事和兩岸關係等，受益很深。而且兩人探討問題時，觀點和解方經常相反，那時的李登輝優先想到學理，但蔣經國往往從實務出發。

蔣經國在1984年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這究竟是個出於「裝飾、平衡」的過度性安排，還是蔣經國確立繼承人的終極布局？蔣經國自己沒有留下可信的紀錄，而綜合李登輝的著作和諸多公開發言看來，天威難測，李登輝自己也沒有精確的答案，但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接班純屬意外：蔣經國確實想「用」他，但至少在那裡並沒有「 傳」他之意。

遍數兩蔣在台灣的統治，蔣中正在台灣的任期中，任命的副總統有陳誠和嚴家淦，前者是軍人，後者是經濟學家，出身都是外省人。嚴家淦在蔣中正逝世後還短暫繼任總統，直到1978年由蔣經國繼任。

「小蔣」掌權後，啟用台灣籍的謝東閔出任副手，謝出身彰化二水，中學畢業渡海到中國大陸求學，工作。這樣的人當時被稱「半山」—— 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也是這樣的背景。他們有機會進入國民黨統治集團，為領導人所相信，在治理台灣時，又能「接地氣」、安定台省人心。在這樣的考慮下，有系統地栽培台灣青年進入政壇，是國民黨半公開的政治路線。還有人藉當時紅歌星「崔苔菁」的名字，給了這條路線「催台青」的戲稱。

李登輝和同代的林洋港、邱創煥，以及晚一輩的連戰、蕭萬長，乃至於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國民黨前任主席吳敦義，都是被「催」出來的「台青」。

在被提名前，李登輝經歷了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和台灣省主席等職務，沒有直接管治的區域只剩高雄市。從中央到地方，政治歷練上少了國防和外交，這是那時的台籍政治人物非常難涉入的領域。再加上黨務資歷的欠缺，使得在蔣經國猝逝時，國民黨內一股以外省人集團認定蔣經國任命李登輝只是「妝點」而不是「傳位」，這股勢力奉蔣宋美齡為首，她也發表了「我將再起」、「老幹新枝」等政治意圖十足的文告，用「凶險」來形容李登輝當時的處境應不為過。一個流傳在政治圈的軼事，很能說明當時李登輝的窘迫：

李登輝繼位之初，在一場黨內大會的前夕，當年的省議會議長高育仁單獨請見李登輝，回報黨內外省勢力集結反撲的聲浪高漲，情況非常危險。

「要不要把我們的人都找來？」高育仁問，李登輝沒有作聲。
「要不要快點去把我們的人都找來？」以為李登輝沒聽到，高育仁急著又問一次。
「我們的人，都在這裡了！」

儘管這個故事的真實與否無可稽考，但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多年後受訪時說道當時甚至日夜擔心李登輝和自己有生命危險。

但那時的中華民國，畢竟已經是個解除戒嚴，重返憲政的國家。李登輝依法繼任總統，再循「黨政一體」的慣例出任黨主席已經很難阻擋。國民黨外省勢力遭遇重大挫敗，從此被歸為「非主流」，1996年推出林洋港、郝柏村搭配與李登輝競逐總統也落敗，黨內分裂一直到今天都無法彌平，李（登輝）郝（柏村）之爭、新黨出走、馬（英九）王（金平）政爭、洪秀柱的起落反射的路線之爭......遠因都在這裡。

「希望能於最短期間依法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就憲法中有關中央民意機構，地方制度及政府體制等問題，作前瞻與必要的修訂。」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發表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就職演說，在做完兩年四個月蔣經國遺留的任期後，這是他自己第一個完整的總統任期，也是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大會代表」選出的最後一任總統，而這位總統在文告裡明確宣告，這個把他自己選出為總統的體制，必須被終結、改造。

蔣經國逝世後，當時一本頗有公信力的政論雜誌當時封面上並列了四張照片：副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俞國華、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和參謀總長郝柏村。非常具象地呈現了在蔣經國過世後，政治上層的「集體統治」狀態。但「集體統治」的另一面也意味著高度的震盪和不安。事實上，那四張照片裡的人，除了性格上較與世無爭的俞國華，另兩位不久之後就明白站到了李登輝的對立面，另外，蔣中正的次子蔣緯國，也在挑戰李登輝的行動裡扮演重要角色。

李登輝在黨內遭逢激烈的挑戰，對外面對反對力量和青年學生要求落實民主化的巨大壓力。那時推動「民主化」最重要的標的，就是1947年在中國各地選出，之後隨政府到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全數退職，國會全面改選。但這批久在其位的「民意代表」 抗拒、擴權的動作仍然很多。1990年3月16日，9名台大學生帶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前往中正紀念堂抗議，拉開了「三月學運」的序幕。

3月21日，李登輝獲得代表「中華民國法統」的國民大會選為總統，下午立刻與53位抗議學生代表碰面，學生提出「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和「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會面之後，各校學生分別觀看了與代表與李登輝的會面影帶之後，決定撤離廣場，結束運動。

1991年，李登輝的任期開始，三月學運結束。原本內外交迫的李登輝，成功地將外在訴求改革的強大壓力導進黨內，轉化為自己的助力。最關鍵的一點，是李登輝站上了民主、改革的道德高地，獲得當時青年學生、開明知識份子和當時還是自由派標竿的主流媒體「中國時報」的支持。

1992年中華民國「萬年國會」終結，全面改選；1994年台灣省、台北市和高雄市長直選，1996年總統直接選舉逐一落實，李登輝啟動了台灣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及將自己從威權統治接班人轉化為「民主先生」的雙重改革工程，攀上政治生涯的高峰。


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炎黃子孫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殘。

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1995年4月，李登輝對兩岸關係提出六點主張，俗稱「李六條」。

1995年1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的對兩岸關係的八點基本主張，俗稱「江八點」。李登輝在4月8日做出六點回應，互別苗頭，稱作「李六條」。從這六點基本綱領中，可以看出「追求中國統一」還是高掛第一點，其它諸如高舉「中華文化」、加強交流、促進經貿往來、和平解決爭端等，始終都還是國民黨的主流主張。不過，其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還提到了促進香港、澳門的繁榮和民主問題。

這是李登輝做為一個承接國民黨統治權力的標準口徑，但也並非只是口號。事實上，在1990年代，藉著國學家南懷瑾的安排，李登輝派出心腹秘書蘇志誠與北京建立秘密溝通管道，蘇志誠的對口，是國家主席楊尚昆指派的楊斯德。靠著這一輪秘密磋商，促成了1992年的香港會談，雙方對各自政治表述方式達成的諒解，日後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總結稱為「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重要的「通關密語」。

1992年，兩岸代表辜振甫、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大陸稱「汪辜」）會談，簽下四項協議，寫下1949年後兩岸關係的重要一頁。

在李登輝主政的1990年代，內政和兩岸關係論述相互鉤連、糾纏，憲政部分不理順，無法處理兩岸關係。蔣經國主政的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叛亂團體」，對中國大陸土地的統治權也獲得承認。這樣的情況下，兩岸官方才有面對面法律基礎。

1981年，為了解決台灣參與奧運會的名稱問題，台灣和國際奧會商簽「洛桑協議」，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1989年，兩岸奧會代表李慶華和何振梁在香港簽署協議，「中華台北」成為北京也能接受的模式名稱。

奧會模式，是兩岸第一次務實面對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問題。1990年，台灣再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的名稱，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簡稱則引用「中華台北」。因此可以說，兩岸現實往來的基礎：奧會模式、WTO和兩岸兩會，都成就於李輝主政時期。

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總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一行的訪問，針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李登輝提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定性。這項也主張也被北京及反對李登輝的人士進一步簡化為「兩國論」。

「特殊國與國」關係是「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研究的成果。1998年李登輝成立了這個小組，召集人就是現任總統蔡英文。根據日後陸續解密的資料，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口述指出，「特殊國與國關係」最重要的參照，就是冷戰時期分裂的東、西德關係，兩者互不隸屬，相互承認，並且一起加入聯合國。

1996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在這次選舉前，有「直接選舉」和「委任直選」兩派爭議，之後在李登輝意志的強力貫徹下，最終採用公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而不是由仍有代表「全中國」意味的國民大會或者某種選舉人團投票。這項制度一直運作到今時今日，這也意味著中華民國總統只由「自由地區」的台澎金馬，以及海外公民選出，最大程度切斷了與中國大陸的法理連結。

這一切的論述和政治決策，都指向一個總目標：中華民國「就在台灣」，而且「只在台灣」。

公投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透過全民公投推動「正名制憲」的目標，讓台灣變成正常化的國家。

2000年3月18日晚間，陳水扁、呂秀蓮在舞台聚光燈的照射下，高舉雙手，一次一次向支持者鞠躬致謝，彩紙碎屑飄飄落下，台灣第一次實現政黨輪替執政。民進黨支持者欣喜若狂，自由派知識份子盛讚台灣民主漸趨成熟。

但細究陳水扁在2000年勝選的原因，更多出於國民黨陣營的分裂。李登輝執意由連戰出馬接班，宋楚瑜憤而自立門戶。開票之夜，國民黨敗選抵定，支持者在李登輝居住的總統官邸外聚集抗議，久久不去。

在口述歷史《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裡，李登輝提到敗選後連戰始終沒有半點音訊，直到李登輝主動致電連戰，請他來談一談。書中記下了兩人談話的過程：

「3月21日上午，當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曾當面詢問連戰，他是否該辭黨主席，連戰面無表情的回答說，『應該辭』；李登輝又問，『你看我應該早點辭，還是晚一點辭』，連戰說，『應該愈快愈好』。」

李登輝自述，他原本計畫在九月交棒，但這一段對話讓他決定即刻辭職。為求思慮清晰，他邊想邊寫下即刻辭職的理由，這張紙條他一直保存著：

「第一、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利用國民黨進行任何改革；第二、不需要再忍受「石磨心」的痛苦，第三，今後應該超越對立的格局為人處世。」

如今看來，紙條上的第一和第二點都沒有什麼可議之處。但第三點，李登輝期待的「超越對立的格局」究竟實現了沒有，卻是言人人殊。篤信基督教的李登輝，總統卸任前曾說自己退休之後打算去山區傳教。但退休後不僅沒有投身宗教，還在政治的紅塵浪裡掀起了愈發洶湧的波瀾。

2001年8月，一個新政黨「台灣團結聯盟」成立，出面組黨的是全國工業區廠商聯合會理事長黃宗源與新光集團少東吳東昇，但真正領袖就是李登輝，這個政黨定在藍綠光譜上定位在深綠，鎖定遊說藍綠政治加入，國民黨集中在本土派，民進黨則是多位現今在檯面上的縣市長級中生代政治人物都曾被接觸過，但實際上加入的兩黨菁英並不多。

李登輝被奉為「台聯精神領袖」後，政治和兩岸關係的立場尺度從原本的國民黨本土派，快速移到深綠陣營。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連戰和宋楚瑜逐步和解，2003年決定彼此搭檔參選，台灣「泛藍」、「泛綠」陣營分立的格局確定。

李登輝佔據著泛綠的制高點，他的發言內容，有時逼近法理台獨的邊緣，例如主張以公民投票為手段，完成「正名」、「制憲」；但有時也強調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無需再宣告獨立，但推動「國家正常化」卻是當務之急。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加入聯合國。

李登輝在2000年之後的變化，是不是某些泛藍人士批評的「圖窮匕見」——或者更直白地說成「終於露出台獨的真面目」。客觀地說，無可稽考。但實際可見的效果，是日後所有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總結、批判時，都有意無意地繞開了李登輝這位實際接班、掌權的政治人物。「轉型正義」的批判，也很少臨到李登輝的頭上。

所謂的「台灣認同」，到底是什麼呢？有人會認為是台灣獨立。但是，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

問回這個問題：從日治時代走到中華民國；從皇民、皇軍、左翼學生到國民黨技術官僚，再從頒布「國家統一綱領」的中華民國總統到台獨教父。這麼多的面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李登輝？

有沒有可能，真實的李登輝，其實是這些身份和認同的集合體？

有一種「目的論」的詮釋，認為李登輝始終朝著「台灣獨立」的方向前進。特別的是「神格化」或「妖魔化」李登輝的評論者，都相信這種目的論。

不管將李封聖，或者斥為魔道的，恐怕都太過高估了李登輝做為一個個體，在東亞這百年動蕩的歷史裡操控自己命運的能耐。

如果連戰勝選，李登輝還會籌組「台灣團結聯盟」，把自己挪移到統獨光譜上的深綠位置嗎？

如果北京決定在「康乃爾事件」上忍住，不發動九五、九六年軍演，依九二年的規劃推進兩岸關係，李登輝會堅持將兩岸關係推進「準冷戰」情境裡嗎？

儘向歷史追問「如果」，是不會有答案的。但這些「如果」可以提醒歷史不是一直線發展的，在無數大大小小的關節上，只要做了不同的選擇，後來就可能完全不一樣。凡存在即合理，但不是必然。

李登輝並沒有把自己的目標設在統一或獨立這種終極信仰上，而是在可達成、可操作的現實政治上，例如總統直選、憲政改造，在每一場戰役上拼搏出勝利。有些他成功了，例如總統直選；有些他失敗了，例如傳位連戰。

從接位之初的四顧茫茫，短短幾年內翻身成為亞洲級的政治強人；藉著國家正統和統一論述，讓只統領台灣彈丸之地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平起平坐；晚年佔據深綠位置，以極小力量操作政治槓桿，放大自己成為民進黨安定執政不可少的關鍵少數。

因此回顧李登輝的一生，不管喜不喜歡他，都很難將他總結為一個單一的理念的信仰、實踐者。民主化的紅塵浪裡，容不下純粹如斯：若要論統一，他不是蔣中正；若要談獨立，他不是史明、黃昭堂。李登輝更多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操作「機會政治」臻於化境、姿才秀異的華人政治家。

他一生的政治事業都在台灣，它原本是蔣中正及200萬軍民的暫棲之處，現在則是中華民國的主體。如果說蔣經國讓國民黨政權從已經回不去的大陸轉而奠基本土，李登輝則是完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極高難度政治工程的設計師和監造者。

斯人已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業也就停留在這裡。它不太像是早就設定好，一路披荊斬棘，終底於成的目標；而更像是李登輝在每一個政治鬥爭階段的結果，路路相連串接而成。但無論如何，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兩岸關係如今的面貌，華人國家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實踐，或者一部分人士對「台灣獨立」的想望。

在今日的台灣，每一項政治工程裡，都有逃不開的「李登輝因素」，無論認同與否，它都會一直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