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病毒”，不，五个“抗体”的集会

在香港生活容易忘记柏林的冬。大陆那一边，日头特别短，正午一过，天就阴霾，2月14日情人节这日也不例外。这天，我在香港家中刷手机，等待身在柏林布兰登堡广场的艺术家们开始一场名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集会活动。已是2月中，疫情仍然凶猛，在最初的震惊、愤慨、悲哀与怀疑之后，似乎大家都习惯了每天被坏消息轰炸。

也许出于本能，人总要振作忙碌起来做点什么，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感，譬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沟通。可不少人选择把关注点放在“敌人”身上，敌对情绪和歧视行为在各地上演，中国境内一些省份和社群对于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严防死守，在香港出现了不欢迎大陆人光顾的食肆，又有报导说有香港人在英国因为“传播病毒”被当地青少年攻击。《华尔街日报》将一篇评论文章定名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引起读者和原作者双方不满。

社交网络上，每天都有人在转发和评论这些关于新闻的新闻，常见的态度是“歧视某某是不正确的”，因为歧视错了，真正的祸端或真正的寄主另有人在。因而，当我在Facebook刷到好友李振华要在柏林发起一场题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集会时，第一反应是解读成“生而为中国人，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点进活动页面才发现，我完全理解错误，生而为“人类”，他和他的四个同在柏林的朋友，想要对全球危机中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可以选择，我总是会想在香港过冬，而不是冷到无事可做的柏林。但病毒把一切掉转，此刻困在家中的我很想去布兰登堡门前参与这场集会，不过只能选择远程围观。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发起人李振华、阿角（徐文恺）、何翔宇、杜杜和王江楠，一行五人，带着十几张用各种语言书写的标语来到布兰登堡门前。

“我们是人类”、“Gegen Panik Mache”（反对制造恐怖）、“Stop Diskriminierung=Virus”（停止 歧视=病毒）、“Isolation the Virus Not the People”（隔离病毒而不是人类）……这些是五位组织者在过去十天思索后发出的声音。直接导火索是最近在德国发生的几件公共事件，包括新闻广泛报导的中国女孩在柏林轻轨车站附近被人侮辱和殴打事件，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Der Spiegel）备受争议的杂志封面《冠状病毒 中国制造》（Cronus Virus Made in China），还有发生在组织者身边的语言攻击。

这五人都在德国长期工作生活，也和中国的同事、家人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们强调，集会抗议的不仅是病毒歧视，策展人李振华挪用了因日本作家太宰治而为人熟知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为题，想表达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对于发生在别人身上灾难的共情——“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我真的很难过”。近年来多次全球性灾难中，譬如福岛核泄漏、难民危机，出现了很多幸灾乐祸、制造歧视的行为，这是他们想要站出来抗议的原因。

“我之前要写‘停止 歧视=病毒’，是德语的，不小心漏写‘歧视’这个单词的一个字母，赶快改过来。”组织者之一王江楠回忆，写对“Diskriminierung”（歧视）不简单，但是歧视不难。

在经历了歧视之后，怎样做出反应，也不是易事。这是他们五人在德国第一次尝试自主发声、参与公共事务，一切都要学习，“我们既然已经生活在德国，就是这里的一个共同体，应该以这个社会的方式去处理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事务。”他们说。

锁在香港的公寓里，疫情在身边也在他处，我用电话访问了这五位，请他们讲讲他们身边的情景，讲讲这次集会，也讲讲全球化灾难中夹缝人的故事。

艺术家何翔宇：作为肥料的普通人

对方不会将口罩解读为尊重，而是将口罩翻译为病毒，我觉得很无力，比不了一块石头、一棵树。

我出生于丹东宽甸，中国和朝鲜交界的城市。我有一个跨国家庭：太太是美籍韩裔，我是中国籍，为了我的艺术创作生活在柏林，两个孩子则自我认同为德国人，从小接受德国教育。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四口飞回亚洲过年。上飞机前，太太在英文媒体上看到关于病毒的报导，有些担心——小儿子在上幼儿园，在德国，如果一个小朋友得了传染性感冒或流感，往往一个班都会被感染，很麻烦。但我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奶奶和姥姥都年过八十，还是决定回去。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从同学和同行的微信群里了解到一些信息，反复叮嘱我们要注意保暖，提高抵抗力——那时候大家认为这次还是普通的冬季流感。东北冬天非常寒冷，孩子又小，我们一直在父母家活动，没怎么出门。之后我们按原计划去了日本，在那里看到新闻说美国开始限制去过中国的游客入境了，于是赶快买回柏林的机票。2月3日回到柏林，一切还好，入境时没有人针对我们提问，也没有人对亚洲皮肤表现出恐惧。那之前已经看了大量新闻和信息，我们不知不觉学会了自我隔离，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孩子的老师和校长，告诉对方我们的旅游史，沟通要在家观察的事情。

这之后忽然有一天，关于歧视海外中国人的新闻从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全都冒出来，有人被打，有人被吐口水。我在艺术领域工作，接触到的人都是圈内的合作伙伴，从设计师到雕塑工厂工人，都对我很友好，并没有经历歧视。但我有个朋友是艺术家艾未未助手的妻子，也在柏林生活，就很不幸——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过她身边，并不与她对视，但直勾勾地说了句：“你就是病毒！”

柏林是个有张力的城市，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首都，生活成本低，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事发生在柏林，我不是很吃惊。但还是觉得恐惧，总感觉我们普通人变成了肥料，病毒问题应该是国家、政府解决问题，最后却落在我们身上，从媒体，我们也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权力已经覆盖了一切。而且，比起媒体报导，朋友的经历、朋友的朋友的经历很容易感同身受，忍不住幻想，有一天，歧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太太作为韩裔美国人也会害怕，因为也是亚裔面孔。之前她看美国媒体上说中国人都在吃蝙蝠，她很气愤，因为不是事实；过几天，这些媒体又出来说事情并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注意媒体的暴力，《明镜周刊》的封面就从图片和文字两方面引导恐惧。从画面上来讲，它选择了很多并不客观的元素编织在一起，譬如穿雨衣行走在烟雾里的中国人。“中国制造”的字眼也容易引发各种联想，譬如最近流行的关于病毒乃实验室制造的阴谋论。

在欧洲，对亚裔的歧视不是新现象。去年3月，我和四十多位来自亚洲的艺术家就在巴黎组织了反对歧视的游行和展览，更确切地说是针对黄色皮肤的歧视。欧洲艺术界是一个讲究政治正确的圈子，但很多成立几十年的双年展依然没有来自亚洲的策展人或得奖艺术家。有一道模糊的天花板。日常生活里，由于肤色带来的歧视也不少见。我们这群亚洲艺术家，在自己国家就是弱势群体，在欧洲又有这些障碍，所以想要站在一起，为自己发声。

这次布兰登堡的集会行动，在我的视角看，和去年在巴黎的游行一脉相承。我介绍了在巴黎的经验后，其他参与的朋友一拍即合。这些天，我们写了很多能够吐露自己和自己所在社群的心声，又翻译成多种语言，我太太也帮助翻译成韩语。有一个是“知识分子在哪里”，后来被很多传媒和路人拍摄，想表达的就是在《明镜周刊》这样的主流舆论表达之外，公共知识分子在哪里，怎么不发声。还有一个是“普通人的勇气”，这是想说作为肥料的普通人其实在这次这样的疫情里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譬如在中国的一些志愿者行为。集会那天十分寒冷，我们站了两个多小时，让我感动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们，有人竖起大拇指，有人过来挨个和我们拥抱，有人一张一张拍我们的标语，还有些人就一直陪伴我们站在那里，有的站了半小时，有的四十多分钟。

我出生的地方在两个国家的交界之处，我也有一些作品是对这个地方、对童年记忆的反思。边界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边界本身又很具体，起源往往是自然属性，一条河，一座山。在中朝之间，它甚至可以是一棵树，一块石头。以前有人做倒卖铜的生意，原材料从朝鲜来。双方指定边界上的一棵树为中介点，朝鲜商人把原材料放在这里人就离开，第二天中国商人取回材料把报酬留下，朝鲜的商人之后再去领取。这次歧视的标准语“你就是病毒”，让人觉得人甚至还不如一棵树，你走到哪里都是病毒，跑不了。

在德国，感冒是小病，医院一般建议感冒病人回家自愈，今天在柏林坐电车，你会看到很多人干咳、擤鼻涕，没人当回事。我从中国回来，自我隔离带上口罩，反而会引发怀疑，对方不会将口罩解读为尊重，而是将口罩翻译为病毒，我觉得很无力，比不了一块石头、一棵树。

这次的灾难，我们需要反复去说，去记忆，去储存。中国人，或很多现代人都有失忆症，可能再过一些日子就过去了。这些个体的无力的故事是需要留存的。

艺术家阿角：自我歧视才是病毒

大家其实都是弱势，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我只觉得悲凉。

十年前我投身艺术，三年前以艺术家的身份搬来德国柏林居住，往日都是柏林、上海两边跑，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今天就应该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准备一场将在那举行的展览。

这场集会的定义最终是放在少数族裔的共识上，反对广义的歧视。如果说有什么契机，就是最近生活中接二连三看到的针对在德中国人的“病毒”歧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情是在慕尼黑生活的朋友，他在大街上行走无端端就被人吐口水，说他是瘟疫。接下来是一个中国女孩，在柏林被人殴打的事情。紧接着，两个我的女性朋友在柏林街头走路，被两个青少年跟着，对她们进行了言语攻击。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明镜周刊》的封面进一步刺痛了我。

我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但我确实被刺痛了，我要说出来这种痛。

在身边出现的这些攻击中，歧视中国人的也都是生活在德国的少数族裔，譬如土耳其的，阿拉伯的少数族裔，互相歧视。这种自我歧视本身才是病毒。中国人也常常歧视其他少数族裔，譬如在柏林生活，中国人内部交流，说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会简称为“土人”、“阿人”，哪怕旁边有这些族裔的人，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在被我们谈论，这难道不是一种惯性的、隐形的歧视吗？

这次疫情中，歧视无处不在。我是西安人，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有太多熟人都在湖北或是湖北人。从疫情爆发开始，我就帮在武汉的朋友在当地找车，找物资，这中间也看到太多自我歧视。我的朋友家在武汉，如今回不去，在安徽黄山被强制隔离，住了十四天。之后他决定去上海，但无论租房还是借朋友房子住，都受到很大阻力——黄山对上海来说也是疫区，这个社区的居民不欢迎他，要住就要报警，虽然警察来了也没把他怎么样。现在他吃饭买东西都是问题，也靠朋友救助。

武汉人、湖北人现在是国内歧视的新对象，可歧视他们的人如果去了别的地方、比如出国来欧洲，又被别人歧视。大家其实都是弱势，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我只觉得悲凉。

这次集会我负责比较多关于设计视觉的工作，我想传播的主要信息是，想法不同的文化和种族在大脑中建立高墙，阻隔沟通。于是海报设计师最后的作品是一堵墙上有两个孔，那两个孔是沟通的可能，形式上又是一个冒号，是对话的开始。设计师是一个在荷兰求学的广州人，他的母亲是医生，是和疾病、病毒面对面的那群人，我想他希望被理解的诉求也一定很高。

可能我们的行动会让人联想到冠状病毒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其实很注意淡化“中国”的概念。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性这些概念包含很多解读，有复杂的历史面向，在这样的活动中强化中国属性，违背我们的核心信息“少数族裔的共识”；同时，在德国，甚至欧洲，我们面临的是对亚洲人、对黄皮肤的歧视，其他种族的人很多分不清黄皮肤之间的区别。这也是我被《明镜周刊》刺痛的地方，作为一个主流媒体，它的视觉符号和文字信息其实是在逼着人们去从属于一个族群、一个国族，不管主体愿望和客观事实。

《明镜周刊》的文章内容和最近《华尔街日报》那篇 “Sick Man of China”一样，写作者本人并没有基于意识形态的表达，但是编辑、包括图片编辑最终的选择却走了“标题党”路线，将复杂信息简单粗暴地处理。商业媒体用最快的方法最有效地吸引人们碎片化的注意力，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如果这个封面出现在走小报路线的《图片报》、《世界报》上，也许大家的反应不会这么大，但《明镜周刊》毕竟是较有公信力的严肃媒体。很多人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封面，很少读过内文，文章里的信息、数字、观点，最后就变成了“Made in China”这个宣传语。

在媒体向度，柏林像一个前现代的地方。德国是世界上用纸最多的国家之一，这里的媒体还是以纸媒和电视为主，非常依靠德语。换句话来说，德国来自各地的人，很难和这个国家共情，反过来也是一样。可能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母语媒体，有一次我在柏林的出租车上，司机是个阿拉伯人，他有两个手机，一个导航，一个放着 youtube。youtube 上是阿拉伯语新闻，然后是古兰经，然后是关于圣战的图像信息，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也在观察媒体的作为，并非说媒体在扭曲事实、编造假新闻，只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信念选择叙事和发声。我一直关心香港的抗争运动，2019年7月21日那天，我在看直播，场景是又一城商场，那是一个教科书一般的缩影：在一个干净温暖的消费空间里，白衣人、警察、抗争者三方对峙，还有普通市民急着逃走。和德国不一样，香港的新媒体非常发达，这一晚有很多信息，文字的、视觉的，可我看了之后，还是觉得看不到真相，这样景观化的抗争对媒体来说，好像末日狂欢，但那之后呢？这个事件启发我创作了一件作品，把两个关于721的直播影相做了glitch（干扰、视频故障）处理，你可以看到有两个窗口里面有很多信息在快速流动，但是你看不到信息本身，那就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体验。

策展人杜杜： 恐慌 歧视 埋在心里的种子

我仍然担心，歧视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即时的普遍性反应，它可能是更加潜在的、隐形的，是社会情绪发酵以后的产物。

我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都是在德国渡过的，一开始我来求学，主修数学，辅修教育。毕业后就在柏林工作，目前从事艺术行业的工作。我喜欢数学，对我来说，这次的集会符合数学思维，就是把复杂的问题拆解成局部问题。聚焦于复杂问题，很多时候不会解决问题，反而让人很有挫败感，甚至激化持不同观点人之间的矛盾。

与这次疫情有关的政治体制问题，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有迅速解决方案的。那我更愿意选择从眼前开始，力所能及处理一些关于沟通的问题，理解的问题，这也是我身边真实的问题。

我写下的标语是“停止制造恐慌”，主要针对媒体。《明镜周刊》的封面，我是在街边报亭看到的，我没有买，不想为它消费。但后来，我还是在网络上找了文章去看，还看了一篇详细分析这篇报导的文章。德国有很好的媒体，比如《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如果有心去找，也有很多梳理全面、理智的报导，告诉你目前医学界、科学界、社会工作等方面掌握的可证实信息。糟糕的是，大众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体文章里，找不到这样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在我身边还没有中国人被歧视的事情发生。这两天，我带孩子转乘三种交通工具去美术馆看展，留心别人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并没有。偶尔有一两个人会问，中国还好吗，也就是这样。这让我很欣慰。但我仍然担心，歧视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即时的普遍性反应，它可能是更加潜在的、隐形的，是社会情绪发酵以后的产物。

我家没有电视，但有收听德国公共广播的习惯。疫情的恐慌，我感受真切，昨天我听广播，四五个频道来回换，不管是哪个频道，每个小时都会播报一次，现在中国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死亡，都是数字，不断强化数字。数字简单容易记，原本全面的信息，从文章变成标题又简化成数字。每个人都会害怕，我听了数字之后，会马上想我在北京的家人怎么样了，中国怎么样了，感觉一切都无法控制了。

难民潮刚来德国的时候，新闻中也是不断重复数字，今天德国从南方来了几个难民，要建几个房子，从北方又来了多少。每一个电台都是这样，听到第三天你就受不了了。当时我家旁边是个职业学校，临时被改成难民营，我们和邻居当时并没有太大反应，但还是有些害怕。紧接着新闻又说，难民来了，抢劫多了，社会动荡了。而辟谣的新闻更晚才出现。严肃媒体和警察说，根据统计数字，盗窃案件数字并没有上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在柏林公共场所，一些外国人就是因为长着不一样的脸孔被打被骂。这些新闻制造的恐慌，不会当下就有反应，但会在人心里埋下什么。

这些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崛起非常迅速，比如AFD，后来我们看到在他们爆出很多歧视丑闻，殴打难民，把难民营从外面反锁，再扔火种进去，死了不少人。去年5月，他们在德累斯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大家都很惊恐AFD发展的这样快。这和难民潮时的恐慌情绪是有关的。其实难民潮带来的很多问题事后看都可以解决，并且也确实被解决了。作为纳税人，我们都会担心难民给保险、医疗等社会资源造成负担。但后来，部分难民在战争结束后回国，还有不少难民有的原本职业素养就很高、有的在德国接受培训，留下来成为了劳动力和纳税人。媒体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明镜周刊》封面使用的文字是有问题的。“Made in China”表面上看中性客观。可在德国的日常语境里，“中国制造”有贬义，代表着“质量不好”。德国人也消费很多中国产品，比如华为的路由器、手机，“中国制造”也有大国崛起的威胁意味。德国本来对大国强国就很敏感，所以在封面上用这样的字眼就是在引导情绪，它让人忘了病毒是和生命有关的，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符号。这是用人的生命来博人眼球，声音可以不同，但我无法认同这样的方法。

我认为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歧视。譬如戴口罩，德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德国人会去拍纪录片讲公共卫生和防疫，但本国人还是不会戴口罩。我是个亚洲人，走在柏林，戴着口罩，那我可以预期别人会害怕地看我，觉得我有病。我不认为这是歧视，更多是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我担心的是之前说的那种恐慌，它很有可能会把一些人推到极端，希望我们不要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处理严重的后果，而是防患于未然。

策展人王江楠： 用德国的方法参与社会

不情绪化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学会理性讨论，注意语言表达。这些都是微小的变化。

今年是我在柏林的第二十年，2000年我来到这里读艺术史，目前为画廊工作。我们这次组织活动的五个人从去年开始，就有意识地去做一些连接在柏林的亚洲艺术家的工作。2月14号的这次活动，我和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宣传和申报的工作，会发信息给朋友，也欢迎朋友再转发给更多人。不过，身边很多中国朋友对这个活动不是很感兴趣，虽然大家会很关注疫情，会在社交媒体讨论，但具体到政治表达，可能中国人还是不太主动。

如何参与政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和德国人学习。我记得二十年前刚来德国读语言班，班里来自中国大陆和来自台湾的同学有时会因政见不合吵得面红耳赤。几年后，大家都有改变，至少会不情绪化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学会理性讨论，注意语言表达。这些都是微小的变化。

我的一个社媒群里，有很多中国和德国的家长朋友。有一位德国家长在群组里发了一个转载的新闻，是说由于中国疫情影响，柏林有些中餐馆生意惨淡。这位家长邀请大家一起去帮衬中餐馆，表示支持。我们真的去了，那位德国家长还主动问餐馆经理生意状况。我很佩服他的做法，德国人的历史教育注重反思，自省能力强，也愿意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事务。

这次集会也是在实践这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法，可能因为都是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大家会觉得这是个行为艺术，但我觉得这其实是普通公民在合法行使政治权力。集会的提议一出来，我就在政府网站上查怎么申请，向谁申请。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提前和警局报备，写清楚集会的主题、负责人、人数、地点、携带的工具就可以。我们的主题清晰，附上负责人身份信息与地址，工具就只是标语，没有发言人，也没有扩音器。很快申请通过，对方还留给我们负责警察的邮件与电话，方便沟通。

我也在想自己要说的话，最后写下来的是“歧视=病毒，停止！”。在柏林二十年，我直接接触的歧视屈指可数。有时会听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这几年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崛起，大家对于民族主义、新纳粹的敏感度也变了，在柏林，纳粹和反纳粹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警察出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对于歧视的焦虑是存在的。在病毒以外，这次活动也是指向这个时代更加普遍的境遇。

策展人李振华：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就要承担责任。

我最开始看到有关《明镜周刊》封面的信息，是在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讨论这是不是歧视。我明白记者和编辑有自主性，尊重他们的作者和新闻自由，但是我认为封面信息的确有意识形态中的歧视性，需要回应。

这个活动，我们筹备了十天，过程中，有人发私信劝我不要做，认为不值得，抗议也没用。这反而让我更觉得要做，发声本身就是在抗议主流媒体裹挟下的意识形态，在德国社会中，不反应才是问题。

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中不愿发声的有几种：一种是心态上有早期移民社群的特点，怕被欺负，怕事、温顺，特别能忍耐；第二种则是既然到了德国，就可以疯狂批评关于中国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在这里只是为了做成自己的事情，对本地社会没有责任感。我不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心态。我们在这里也是共同体，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就要承担责任，比如在这样的事情里发出声音。

冠状病毒只是我们其中一个想要关注的国际灾难，它让我一下联想到这些年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遭遇的各种灾难。我想问，过去的灾难遗留的问题都解决了吗？福岛的问题，甚至契尔诺贝利的问题，真的过去了吗？我们学到了什么？还有正在发生的问题，如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大火；大家觉得尚未解决的问题，譬如前两年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的难民问题，甚至德国由来已久的移民问题，在这些情境我们又是如何看待彼此的？

活动的标题是我挪用了日本作家太宰治用过的一句话“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想借它表达不同的意涵：作为一个人类，我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灾难都感同身受。

对于发生在别处、别人身上的幸灾乐祸，我是愤怒的。之前福岛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中文留言说：“让日本人去死吧！”人的生死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要在伤口处撒盐呢？一种解释是，很多人没有受过情感的教育，在这方面有缺失。那也没关系，每一次灾难都是人类反思自己的机会，每时每刻都应该反思一下，何以为“人”，你对彼此和其他生物能做些什么？

我是策展人，我的工作是学习如何理解、介入我所身处的社会。多年来，我在欧洲和亚洲各地工作。我总觉得对于自我的追问其实不是寻根，不是国族，而是如何实现“我的自由”。有两本书对我这方面的观念影响很大，一本是 Jack Weatherford 撰写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一本是 Siegfried Zielinski 撰写的《媒体考古学》，都是在说人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作为个体你总是要在整体中建构自我，而社会是渐进的，通过理解、通过沟通，而不是简单的暴力。因为破了之后，总要重建，不能只是革命。目前的言论特别爱制造赴死的英雄、不怕死的人，但赴死之后呢？一个把生命看得如此之轻的人，当他对待别人的生命时，我们能有什么期望？

我们活动的一个核心是标语，另一个是个体之间的理解和拥抱。前者我们五个人一起沟通发想，每个人先要贡献自己想说的一句，我选择了齐泽克的“敌人就是你还不知道他人生故事的人”。人在创造敌人的时候太容易了；而个体之间的理解和拥抱，我们在布兰登堡广场上得到了很多，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人和人之间的温暖。

尾声：成为抗体

行文之前，我和艺术家阿角说也许要给这篇文章起个反讽的名字，譬如《五个“病毒”的集会》。他说，我们不是病毒，我们是抗体。抗体是这次疫情中不怎么被使用的比喻，也许因为普遍性的无力感让我们不再认为有反抗的可能——无论是对病毒还是对出问题的系统。但抗体也包含有与被反抗方发生反应从而产生抗原的意味。作为隐喻，也许可以理解为我们必须接受人与人、人与病毒以前是以后也会共生的现实情景，然后做出反应。与其掩耳盗铃，不如在墙上打洞——别怕，只是洞而已，看看墙里墙外到底有何差异。

宅在香港家里的这些天，我都在打电子游戏，其中有一款内容如史诗般宏大的角色扮演游戏《巫师》，改编自波兰国民作家的《猎魔人》。剧情高潮一处是身为变异人类的主角要和精灵族合作，但未能忘怀之前精灵对人类的杀戮，于是有这样一组对白。

人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一边抚琴作画，搭起奇迹般绮丽的建筑，一边杀戮人类，连眼睛都不眨？”精灵：“你们杀死低级物种的时候又何曾内疚过。我们都一样，都坚信其他人比我们低级。”

关于“他者”或“敌人”的构建，造从殖民主义到女性主义，从小说到电影，有过无数批判，但似乎总是会被更加短视直接也更加容易操作的继续建构所淹没。冠状病毒裸眼无法看见，对于它的恐惧就那样转移到了一个人、一个小区、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种皮肤。是否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可以攻击的他者，才能重新回到一切仿佛都安全可控的正常生活中去？可万一你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寄主，又要逃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