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汉谈纪录片《一念》：拔管不拔？台湾健保制度造成的“过度医疗”

台湾健保系统一直为人称道，便利、稳定而且全面性的医疗，使得病患能够获得最快、最好的照护。然而，体制与人性之间总是存在著微妙的裂缝，历经时间变化后也就不可免会产生新的问题。譬如近年引起较多讨论的无效医疗――一方面家属因为有健保给付，大多同意医院予以用药或急救处理；另一方面医院方可以向健保请款，自然会倾向更多的医疗行为介入，俨然经营生意。由是，滥用医疗资源或成为台湾健保最大的缺陷。而对于丧失自主意识与能力的病患，及其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照护患者的家属来说，无法痊愈、只能仰赖机器而活的状态，就像是长期战，患者与家属身心灵各方面，皆在遭受巨大折磨与耗损。

陈志汉拍摄的纪录片《一念》，便针对台湾健保制度下的“无效医疗”主题，主要人物是二十几岁就因车祸瘫在病床七年的刘进育，以及要决定母亲该持续抢救、还是拔管的纬纬。唯陈志汉并不带著主动判断的意识，对他来说，生死之事从来都无法断言，并不止是医疗的有效或无效论述而已。他在意的不是拍摄对象行为对错，而是纪录片作为一种探索方式，究竟会带他以及观众前往何处。

对生死之境展开探索

第一眼看到身形魁伟的陈志汉，我就想到日本漫画家北条司《城市猎人》的著名角色海坊主，那是一名安静沉默、容易害羞，走过残酷战场却没有人性坏毁、心思无比温柔的大汉。陈志汉说起话来沉稳，常带著笑容，像是自带阳光，身上并没有苦闷阴翳的意味，与《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2017）、《一念》（2019）两部纪录片呈现的晦暗冷调并不相同。我直觉地认为，也许正因他的性情如此，才能出入总教人难掩绝望的医疗现场吧。

2019年于院线公映的《一念》，是陈志汉探索无效医疗议题的作品。缘起是陈志汉拍屏东国仁医院的短片《医院》（2016），吸引了吴育政医师来找他。《医院》主要处理仁心仁德的院长父亲，与实际管控医院、必须对300多名员工负责的女儿之间的矛盾。但也涉及到有名住院3年多的病患，亲属决定拔管，这是该医院第一次有撤除维生装置的案例，遂惹发了院内动员大讨论。无效医疗的反对大将吴育政看过《医院》，主动与陈志汉联系，也就有《一念》的发生。

“生死现场里，每一个决定其实都很短暂，你根本来不及多想，瞬间就要下决定。”陈志汉举自己的外公为例，“3年前外公逝世，躺了2年。当初，医生问她什么药要不要打，她全部都同意，外公一不小心就救回来。但这也导致她很痛苦，但因为和外公的羁绊很深，又不可能放手。”有一次他跟母亲通电话，很想开口要她去跟外公说，“其实你可以走了没关系。”但他始终讲不出口。陈志汉神忧情伤，“情感是很重的东西，人要面对生死是非常难的。”

为何两部纪录长片都明确地涉及到生死之境？陈志汉表示，得回溯到年少往事――求学的极端痛苦，让陈志汉时时思索著人生是什么，活著又是什么？主要是他在教育系统受苦，变得心灰灵暗，“我是嘉义人，国中在升学班，但问题是成绩很差，每天都会被老师打。一早起来，我就会开始计算今天有什么课，会被哪些老师打。”陈志汉父母相当传统，说的都是要好好读书那套惯有的制式说法，阴惨时光也让他起了轻生的念头，“活著实在太痛苦。”

某日，就当他快到临界点，刚好母亲与他聊天，陈志汉倾诉自身的心理痛楚，“那一天很奇怪，我妈妈好像转性，平常她都是升学主义至上，但听我讲完，她忽然说，其实不读书也没关系，不要做坏事就好。”回忆让陈志汉眼神柔和可亲，语气里也都是不可思议，对他来说，这番话简直神迹，“我妈给了我另外一条路，原来我还有机会，只要人不变坏就是好。我可以活著，根本用不著死。”这是陈志汉关于生跟死的第一次真实体验。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

《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是陈志汉首部纪录片长片，题材是“大体老师”，亦即将自己死后身体捐给医学院、作为解剖课教学用的意愿者，又名“The Silent Teacher”（此片的英文片名）。陈志汉一开始是与大爱电视台合作，双方有共识以大体老师为主题。他到慈济大学进行田调，发现解剖课前，学生会前往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属，“我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冲突感，原本也打算以这个为主轴去探讨。”

而后，大爱电视台有他们想要的方向，陈志汉转而到辅仁大学进行拍摄，也就遇见《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的大体老师徐玉娥，以及她的丈夫林惠宗。陈志汉在过程中拍摄三条叙事线，分别是林惠宗、教授解剖课的蔡老师，以及医学系学生。
“但我一直觉得，要有个主轴，可是却没办法下定决心。直到，”陈志汉表情柔软而湿润，“林先生最后一次见太太，在解剖课就要进行前，本来都很乐观的他，终于忍不住痛哭。”当下，陈志汉就知道影片的主轴该放在哪里。他也坦承，这原本不是他预期的样态，“纪录片最有趣的就是，你会依据现场的变化，走向一开始无法料想得到的角度。”陈志汉认为，这部片是很好的生命教育题材，让人们学习去面对死亡，甚至也让林先生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获得修补的机会。

“那是非常漫长的两年，对林先生来说，”陈志汉充满理解，“他和太太并没有真正告别。她的身体还在世间的这个事实，始终让林先生有牵挂，一切都没有结束，还是进行式中。”林惠宗在影片中的坚毅与信念，的确令人感佩。

而《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与《一念》的拍摄主题与视觉风格，具有对照感：前者围绕著遗体拍摄，是彩色片，有著大量树影、天空画面，阳光如此灿烂，最后徐玉娥进行树葬；后者则是以黑白片表述无力自主、躺在医院7年的刘进育，一名颈下无法动弹的生者，但很醒目的是病床旁的窗外、那棵像是在安安静静说话或跳舞的树，还有吹拂著窗帘的风，或雨或阳光，《一念》有许多窗与树的空景，在看似恒常不动的风景，生命正秘密流动。

“拍林先生时，我会有种感觉，他的太太是不是在看著他？”陈志汉并非意指灵异现象，“而是，她的生命还存在某个地方，静默观看、关怀林先生。”他把这种感受转化为视觉体验，所以有阴影、天空或缝隙里一道光的画面。

至于《一念》的黑白色阶，“我不想要让这部片离观众太近，如果是彩色，太现实了，会让人不舒服。我想拉开一些距离，毕竟，主题已经够绝望，不需要再那么写实。”树与窗也有所隐喻，“那是进育所能看到最有生命力的画面，树是活的，风景会动，窗户好像是一道门，外面还有希望。”如此调度，或也可说是陈志汉对刘进育的祝福吧。

陈志汉说：“有人说我拍的都是死亡，但其实不是，我想要拍的是生命。死亡也是生命。”他认为生死是不可分的，这是为何《一念》最终要引用泰戈尔诗句：“死亡是生的一部份，无论举足或落足，都是生命。”我也就忍不住要想起任明信的〈去过静慢的生活〉：“离光很近／阴影于是显得巨硕／愿你也爱自己的阴影／如光爱你”是啊，愿我们也都爱自己的死亡，如生命爱著我们。

纪录片的力量与真实

深信纪录片有力量与意义，但陈志汉讲起最初何以会投身其中，有著偶然与巧合。大学读日文系，前景并不宽广，陈志汉对未来是深感茫然，因缘际会，朋友介绍他去当义工，陈志汉也就顺势进入桃籽园文化协会――非营利组织，以关怀眷村伯伯的行动为主。当时协会有两个组别，一个是活动组，一个纪录组，自言生性害羞的他选择后者，“里面成员有不少是台艺大、南艺大出身的，我就跟著学。然后我发现，原来跟人互动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毕业后，陈志汉成为该协会正式员工。其时，有将蒋介石铜像全数搬移到大溪的风潮，而他负责照护的眷村，就有反向的作法，“那些伯伯说，蒋公保护他们一世，现在换我们保护他。”陈志汉将老人家如何将雕像移回眷村的活动，拍成《移蒋公记》，“只是5分钟短片，拍得满糟。”他笑著说。后来他放给眷村伯伯看，“他们的反应是感动到惊天动地。”但有个机会陈志汉带这部短片去南艺大（当时还是台南艺术学院）放映，现场有位左派教授，十分生气，痛骂蒋介石根本杀人狂魔。

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让陈志汉省思：“纪录片是真实的，也就会直接牵动人的情感。我觉得，纪录片的作用就是让不同的意见，进入共同讨论的可能。”比如蒋介石的去神格化，当然是重要的，但陈志汉也会多想一步，如果换成他在那样的位置，是不是无可避免也会有228与白色恐怖发生？他当然不是要合理化在位者的作为，但就像白人驱逐印第安人，也成为某种美国原罪，“事情就是发生了，重要的是该怎么结束。转型正义是必须的，但不该奠基于报复的基础或者非理性的平反，而是更长期与密切的沟通，让大家都能看见事件的本质。”他条理清晰地表述著。

陈志汉坦白说不会将《移蒋公记》视为作品，毕竟是习作，但确实让他对投入纪录片萌生强烈的信念。他以为，纪录片跟剧情片有著本质上的不同。陈志汉也看剧情片，包含娱乐性质电影也会看，甚至有时候也会受到刺激与启发，将之放入纪录片拍摄中。而其中最有趣的还是会在剧情片里找纪录片的存在，“例如《英雄本色》，周润发走在台北西门町街头那一幕，当时还有铁路和天桥。人物是虚构的，但场景完全是真实的，让人立刻回忆上涌，情感流露。”

直接撞见生命背后的故事

陈志汉早期担任吴汰纴导演的电影摄影师，“她的作品对我来说，是全新视野的开拓。她是一个会将自己直接拍进纪录片的导演，她会拍自己与被摄者的互动，甚而借此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例如《快不快乐四人行》（2002）纪录一位单亲妈妈带著两个罹患精神疾病的小孩，是因为吴汰纴自己也很不快乐，她想要理解快乐是什么。《再会吧一九九九》（2003）更是让陈志汉一边看，一边寒冽发冷，“那是20几分钟的片子，吴汰纴透过画面去讲自己的生命故事，主要是她的妈妈在1999年逝世，可是她觉得时间好像也一直停留在1999年，难以动弹。为了往前推进，她就拍这部片去告别过往。”

“她对我的影响满大。吴汰纴是用影像去纪录故事，不是资料性、知识性的组合，她的纪录片完完全全就是故事，而且充满情感，她的影像，往往都在传递她的情绪。”纪录片的现场感无疑十分重要，陈志汉说：“必须走进现场，走进生命的背后，才能看见故事，发现问题，予以正视。而如何把所看到的，以最接近现场的影像，呈现出来，则是导演的自我修炼。”

陈志汉担任摄影师的《寻情历险记》（2009），导演即是吴汰纴，主题是幸福与婚姻，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吴汰纴想要厘清自身的情感状态，“拍完后，她逐渐意识到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也走入婚姻，现在已经有3个小孩了。”

而陈志汉第一部正式作品《My Father, My Mother》（2013），亦肇因于《寻情历险记》，里头媒人在面对多对婚姻苦众，其热情与手法教人印象深刻。唯她的双亲婚姻其实也颇有问题。陈志汉提起这一段还是匪夷所思，“媒人的家庭很幸福美满，连她的父母看起来都是，相当体面的老夫妻。有一年吴汰纴跟我要去拍他们过年回娘家吃团圆饭，但忽然就目击媒人的妈妈怒骂媒人的先生，也跟自己的老公炸开似的吵起来，当下就很震撼。”

事后媒人说，她有意愿要介入父母之间，协调他们的婚姻。陈志汉也就以纪录婚姻专家如何协助自己的父母处理59年来的相处问题，完成《My Father, My Mother》。“这部片虽然骂骂咧咧，但其实是喜剧，有很多老夫妻相处的奇趣画面。”不过最后媒人还是没有能让自己的父母不再争吵，“但她有个体悟，如果他们59年来长期都是这样相处，就已经不算婚姻问题，而是正常的相处模式。”陈志汉笑著表示，说不准这是老夫妻的保健秘方，“每天都很火热，不会死气沉沉，两个人也都很健康，很有火力。”

而更重要的是，《My Father, My Mother》获得与半岛电视台合作的机缘，“我在与他们反复沟通的过程里学到很多事，包含文化差异，外国观众需要直接的表述，镜头要能完整清晰地呈现感受等等，这些对我的作品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问起为何陈志汉并没有如吴汰纴般将自己引入镜头中？陈志汉想了一想，回应道：“导演有没有在镜头里，根本没差，最终他的作品都是处理个人的疑问与世界观。我在拍摄过程里也一直在问自己问题，比如我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又或者如果是遇到接近无效医疗的可能时，我该怎么办？毕竟，生死是由不得我们决定的。我的电影也都会逼使我必须有意识地面对。”

看见与理解他人的真实

《一念》分有两支主线，一个是纬纬与他的妈妈，一个是吴育政医师和刘进育。“拍摄到中期的时候，其实，”陈志汉不讳言地讲白：“我也很绝望。因为纬纬的妈妈和进育看起来都没有机会，他们好像就是会一直这样，直至死亡降临。”

唯后来发生转机，“进育这边是他自己找到义大的杜院长，吴医师也去找他商谈，发现未来也许真的有机会，两个人都很乐观。”陈志汉表示，刘进育从一开始拍摄说好想去死，最后变成至少有一个期待。“纬纬呢，是妈妈终于拔管，然后辞世，他也变得比较轻松，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人生始终要继续，陈志汉也跟著被摄者一起认识更多，而或许生死真的无须看得那么重。

陈志汉觉得拍摄过程中最有意思的变化是吴育政医师，“他最早是会直接说，进育躺在那里，就像是活在地狱。而且会勉强进育去做各种奇怪的事，例如推他去晒太阳。但随著两人的关系建立，情感的因子加入，吴医师就再也无法那么笃定。”

陈志汉的眼神也像是有午后的阳光洒入，“最理想的医病关系，就像后来的吴医师与进育。他们满常聊天，医生能理解病患的人生，也才能明白他们的痛苦，会以病者为主，思考什么样对他最好，而不是那么简单地判断治不好就是无效医疗。”
“我喜欢的讲故事方法，是在旁边观察与纪录。我想要将镜头对被摄者的干扰程度降到最低。”陈志汉甚至不会让被摄者知道究竟有没有拍，他们越是以为在聊天，就愈是自然真实。

“我想，并没有完全真实这回事。人只要一出门就会不自主地进入扮演，就会变成某种角色，更何况面对镜头。”他竭尽所能以影像纪录去贴近现场的真实，说出一个真实的故事。陈志汉诚恳地讲道：“我没有进行任何改造，我就只是在现场，把我所看到、感受到的呈现出来，拍出被摄者原本的样貌，再冷静理性地思考背后的原因。”

而最好的回馈，除了可能产生不同意见的沟通与讨论外，就是被摄者觉得纪录片中的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有著一致性，甚至有时候某些细节会让他们重新发现自我。他语重心长：“每个人看到的真实都不一样。谁最接近真实的核心，真的很难说。但重要的是你有自己的真实观点，可是，能不能同时也理解别人看见的真实？”此所以，陈志汉作品并不猎奇或煽动，他保持著静默，只是凝视真实现场。他在乎的是人为什么而活，人为什么变成后来的样子，人在想什么。

陈志汉对纪录片有不可剥夺的热情，或者说追寻真实的意志力。陈志汉始终都在追问，生命究竟为何物。“我的纪录片是中性的作品，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思考与感受。”他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