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漢談紀錄片《一念》：拔管不拔？台灣健保制度造成的「過度醫療」

台灣健保系統一直為人稱道，便利、穩定而且全面性的醫療，使得病患能夠獲得最快、最好的照護。然而，體制與人性之間總是存在著微妙的裂縫，歷經時間變化後也就不可免會產生新的問題。譬如近年引起較多討論的無效醫療――一方面家屬因為有健保給付，大多同意醫院予以用藥或急救處理；另一方面醫院方可以向健保請款，自然會傾向更多的醫療行為介入，儼然經營生意。由是，濫用醫療資源或成為台灣健保最大的缺陷。而對於喪失自主意識與能力的病患，及其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照護患者的家屬來說，無法痊癒、只能仰賴機器而活的狀態，就像是長期戰，患者與家屬身心靈各方面，皆在遭受巨大折磨與耗損。

陳志漢拍攝的紀錄片《一念》，便針對台灣健保制度下的「無效醫療」主題，主要人物是二十幾歲就因車禍癱在病床七年的劉進育，以及要決定母親該持續搶救、還是拔管的緯緯。唯陳志漢並不帶著主動判斷的意識，對他來說，生死之事從來都無法斷言，並不止是醫療的有效或無效論述而已。他在意的不是拍攝對象行為對錯，而是紀錄片作為一種探索方式，究竟會帶他以及觀眾前往何處。

對生死之境展開探索

第一眼看到身形魁偉的陳志漢，我就想到日本漫畫家北條司《城市獵人》的著名角色海坊主，那是一名安靜沉默、容易害羞，走過殘酷戰場卻沒有人性壞毀、心思無比溫柔的大漢。陳志漢說起話來沉穩，常帶著笑容，像是自帶陽光，身上並沒有苦悶陰翳的意味，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2017）、《一念》（2019）兩部紀錄片呈現的晦暗冷調並不相同。我直覺地認為，也許正因他的性情如此，才能出入總教人難掩絕望的醫療現場吧。

2019年於院線公映的《一念》，是陳志漢探索無效醫療議題的作品。緣起是陳志漢拍屏東國仁醫院的短片《醫院》（2016），吸引了吳育政醫師來找他。《醫院》主要處理仁心仁德的院長父親，與實際管控醫院、必須對300多名員工負責的女兒之間的矛盾。但也涉及到有名住院3年多的病患，親屬決定拔管，這是該醫院第一次有撤除維生裝置的案例，遂惹發了院內動員大討論。無效醫療的反對大將吳育政看過《醫院》，主動與陳志漢聯繫，也就有《一念》的發生。

「生死現場裡，每一個決定其實都很短暫，你根本來不及多想，瞬間就要下決定。」陳志漢舉自己的外公為例，「3年前外公逝世，躺了2年。當初，醫生問她什麼藥要不要打，她全部都同意，外公一不小心就救回來。但這也導致她很痛苦，但因為和外公的羈絆很深，又不可能放手。」有一次他跟母親通電話，很想開口要她去跟外公說，「其實你可以走了沒關係。」但他始終講不出口。陳志漢神憂情傷，「情感是很重的東西，人要面對生死是非常難的。」

為何兩部紀錄長片都明確地涉及到生死之境？陳志漢表示，得回溯到年少往事――求學的極端痛苦，讓陳志漢時時思索著人生是什麼，活著又是什麼？主要是他在教育系統受苦，變得心灰靈暗，「我是嘉義人，國中在升學班，但問題是成績很差，每天都會被老師打。一早起來，我就會開始計算今天有什麼課，會被哪些老師打。」陳志漢父母相當傳統，說的都是要好好讀書那套慣有的制式說法，陰慘時光也讓他起了輕生的念頭，「活著實在太痛苦。」

某日，就當他快到臨界點，剛好母親與他聊天，陳志漢傾訴自身的心理痛楚，「那一天很奇怪，我媽媽好像轉性，平常她都是升學主義至上，但聽我講完，她忽然說，其實不讀書也沒關係，不要做壞事就好。」回憶讓陳志漢眼神柔和可親，語氣裡也都是不可思議，對他來說，這番話簡直神蹟，「我媽給了我另外一條路，原來我還有機會，只要人不變壞就是好。我可以活著，根本用不著死。」這是陳志漢關於生跟死的第一次真實體驗。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是陳志漢首部紀錄片長片，題材是「大體老師」，亦即將自己死後身體捐給醫學院、作為解剖課教學用的意願者，又名「The Silent Teacher」（此片的英文片名）。陳志漢一開始是與大愛電視台合作，雙方有共識以大體老師為主題。他到慈濟大學進行田調，發現解剖課前，學生會前往拜訪大體老師的家屬，「我感覺到這裡面有一種衝突感，原本也打算以這個為主軸去探討。」

而後，大愛電視台有他們想要的方向，陳志漢轉而到輔仁大學進行拍攝，也就遇見《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大體老師徐玉娥，以及她的丈夫林惠宗。陳志漢在過程中拍攝三條敘事線，分別是林惠宗、教授解剖課的蔡老師，以及醫學系學生。
「但我一直覺得，要有個主軸，可是卻沒辦法下定決心。直到，」陳志漢表情柔軟而濕潤，「林先生最後一次見太太，在解剖課就要進行前，本來都很樂觀的他，終於忍不住痛哭。」當下，陳志漢就知道影片的主軸該放在哪裡。他也坦承，這原本不是他預期的樣態，「紀錄片最有趣的就是，你會依據現場的變化，走向一開始無法料想得到的角度。」陳志漢認為，這部片是很好的生命教育題材，讓人們學習去面對死亡，甚至也讓林先生和女兒之間的關係獲得修補的機會。

「那是非常漫長的兩年，對林先生來說，」陳志漢充滿理解，「他和太太並沒有真正告別。她的身體還在世間的這個事實，始終讓林先生有牽掛，一切都沒有結束，還是進行式中。」林惠宗在影片中的堅毅與信念，的確令人感佩。

而《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與《一念》的拍攝主題與視覺風格，具有對照感：前者圍繞著遺體拍攝，是彩色片，有著大量樹影、天空畫面，陽光如此燦爛，最後徐玉娥進行樹葬；後者則是以黑白片表述無力自主、躺在醫院7年的劉進育，一名頸下無法動彈的生者，但很醒目的是病床旁的窗外、那棵像是在安安靜靜說話或跳舞的樹，還有吹拂著窗簾的風，或雨或陽光，《一念》有許多窗與樹的空景，在看似恆常不動的風景，生命正祕密流動。

「拍林先生時，我會有種感覺，他的太太是不是在看著他？」陳志漢並非意指靈異現象，「而是，她的生命還存在某個地方，靜默觀看、關懷林先生。」他把這種感受轉化為視覺體驗，所以有陰影、天空或縫隙裡一道光的畫面。

至於《一念》的黑白色階，「我不想要讓這部片離觀眾太近，如果是彩色，太現實了，會讓人不舒服。我想拉開一些距離，畢竟，主題已經夠絕望，不需要再那麼寫實。」樹與窗也有所隱喻，「那是進育所能看到最有生命力的畫面，樹是活的，風景會動，窗戶好像是一道門，外面還有希望。」如此調度，或也可說是陳志漢對劉進育的祝福吧。

陳志漢說：「有人說我拍的都是死亡，但其實不是，我想要拍的是生命。死亡也是生命。」他認為生死是不可分的，這是為何《一念》最終要引用泰戈爾詩句：「死亡是生的一部份，無論舉足或落足，都是生命。」我也就忍不住要想起任明信的〈去過靜慢的生活〉：「離光很近／陰影於是顯得巨碩／願你也愛自己的陰影／如光愛你」是啊，願我們也都愛自己的死亡，如生命愛著我們。

紀錄片的力量與真實

深信紀錄片有力量與意義，但陳志漢講起最初何以會投身其中，有著偶然與巧合。大學讀日文系，前景並不寬廣，陳志漢對未來是深感茫然，因緣際會，朋友介紹他去當義工，陳志漢也就順勢進入桃籽園文化協會――非營利組織，以關懷眷村伯伯的行動為主。當時協會有兩個組別，一個是活動組，一個紀錄組，自言生性害羞的他選擇後者，「裡面成員有不少是台藝大、南藝大出身的，我就跟著學。然後我發現，原來跟人互動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每個人的背後都有很多故事。」

畢業後，陳志漢成為該協會正式員工。其時，有將蔣介石銅像全數搬移到大溪的風潮，而他負責照護的眷村，就有反向的作法，「那些伯伯說，蔣公保護他們一世，現在換我們保護他。」陳志漢將老人家如何將雕像移回眷村的活動，拍成《移蔣公記》，「只是5分鐘短片，拍得滿糟。」他笑著說。後來他放給眷村伯伯看，「他們的反應是感動到驚天動地。」但有個機會陳志漢帶這部短片去南藝大（當時還是台南藝術學院）放映，現場有位左派教授，十分生氣，痛罵蔣介石根本殺人狂魔。

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讓陳志漢省思：「紀錄片是真實的，也就會直接牽動人的情感。我覺得，紀錄片的作用就是讓不同的意見，進入共同討論的可能。」比如蔣介石的去神格化，當然是重要的，但陳志漢也會多想一步，如果換成他在那樣的位置，是不是無可避免也會有228與白色恐怖發生？他當然不是要合理化在位者的作為，但就像白人驅逐印第安人，也成為某種美國原罪，「事情就是發生了，重要的是該怎麼結束。轉型正義是必須的，但不該奠基於報復的基礎或者非理性的平反，而是更長期與密切的溝通，讓大家都能看見事件的本質。」他條理清晰地表述著。

陳志漢坦白說不會將《移蔣公記》視為作品，畢竟是習作，但確實讓他對投入紀錄片萌生強烈的信念。他以為，紀錄片跟劇情片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陳志漢也看劇情片，包含娛樂性質電影也會看，甚至有時候也會受到刺激與啟發，將之放入紀錄片拍攝中。而其中最有趣的還是會在劇情片裡找紀錄片的存在，「例如《英雄本色》，周潤發走在台北西門町街頭那一幕，當時還有鐵路和天橋。人物是虛構的，但場景完全是真實的，讓人立刻回憶上湧，情感流露。」

直接撞見生命背後的故事

陳志漢早期擔任吳汰紝導演的電影攝影師，「她的作品對我來說，是全新視野的開拓。她是一個會將自己直接拍進紀錄片的導演，她會拍自己與被攝者的互動，甚而藉此解決自己的人生問題。」例如《快不快樂四人行》（2002）紀錄一位單親媽媽帶著兩個罹患精神疾病的小孩，是因為吳汰紝自己也很不快樂，她想要理解快樂是什麼。《再會吧一九九九》（2003）更是讓陳志漢一邊看，一邊寒冽發冷，「那是20幾分鐘的片子，吳汰紝透過畫面去講自己的生命故事，主要是她的媽媽在1999年逝世，可是她覺得時間好像也一直停留在1999年，難以動彈。為了往前推進，她就拍這部片去告別過往。」

「她對我的影響滿大。吳汰紝是用影像去紀錄故事，不是資料性、知識性的組合，她的紀錄片完完全全就是故事，而且充滿情感，她的影像，往往都在傳遞她的情緒。」紀錄片的現場感無疑十分重要，陳志漢說：「必須走進現場，走進生命的背後，才能看見故事，發現問題，予以正視。而如何把所看到的，以最接近現場的影像，呈現出來，則是導演的自我修煉。」

陳志漢擔任攝影師的《尋情歷險記》（2009），導演即是吳汰紝，主題是幸福與婚姻，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吳汰紝想要釐清自身的情感狀態，「拍完後，她逐漸意識到真正的關係是什麼，也走入婚姻，現在已經有3個小孩了。」

而陳志漢第一部正式作品《My Father, My Mother》（2013），亦肇因於《尋情歷險記》，裡頭媒人在面對多對婚姻苦眾，其熱情與手法教人印象深刻。唯她的雙親婚姻其實也頗有問題。陳志漢提起這一段還是匪夷所思，「媒人的家庭很幸福美滿，連她的父母看起來都是，相當體面的老夫妻。有一年吳汰紝跟我要去拍他們過年回娘家吃團圓飯，但忽然就目擊媒人的媽媽怒罵媒人的先生，也跟自己的老公炸開似的吵起來，當下就很震撼。」

事後媒人說，她有意願要介入父母之間，協調他們的婚姻。陳志漢也就以紀錄婚姻專家如何協助自己的父母處理59年來的相處問題，完成《My Father, My Mother》。「這部片雖然罵罵咧咧，但其實是喜劇，有很多老夫妻相處的奇趣畫面。」不過最後媒人還是沒有能讓自己的父母不再爭吵，「但她有個體悟，如果他們59年來長期都是這樣相處，就已經不算婚姻問題，而是正常的相處模式。」陳志漢笑著表示，說不準這是老夫妻的保健祕方，「每天都很火熱，不會死氣沉沉，兩個人也都很健康，很有火力。」

而更重要的是，《My Father, My Mother》獲得與半島電視台合作的機緣，「我在與他們反覆溝通的過程裡學到很多事，包含文化差異，外國觀眾需要直接的表述，鏡頭要能完整清晰地呈現感受等等，這些對我的作品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問起為何陳志漢並沒有如吳汰紝般將自己引入鏡頭中？陳志漢想了一想，回應道：「導演有沒有在鏡頭裡，根本沒差，最終他的作品都是處理個人的疑問與世界觀。我在拍攝過程裡也一直在問自己問題，比如我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身體與生命，又或者如果是遇到接近無效醫療的可能時，我該怎麼辦？畢竟，生死是由不得我們決定的。我的電影也都會逼使我必須有意識地面對。」

看見與理解他人的真實

《一念》分有兩支主線，一個是緯緯與他的媽媽，一個是吳育政醫師和劉進育。「拍攝到中期的時候，其實，」陳志漢不諱言地講白：「我也很絕望。因為緯緯的媽媽和進育看起來都沒有機會，他們好像就是會一直這樣，直至死亡降臨。」

唯後來發生轉機，「進育這邊是他自己找到義大的杜院長，吳醫師也去找他商談，發現未來也許真的有機會，兩個人都很樂觀。」陳志漢表示，劉進育從一開始拍攝說好想去死，最後變成至少有一個期待。「緯緯呢，是媽媽終於拔管，然後辭世，他也變得比較輕鬆，開始有自己的生活。」人生始終要繼續，陳志漢也跟著被攝者一起認識更多，而或許生死真的無須看得那麼重。

陳志漢覺得拍攝過程中最有意思的變化是吳育政醫師，「他最早是會直接說，進育躺在那裡，就像是活在地獄。而且會勉強進育去做各種奇怪的事，例如推他去曬太陽。但隨著兩人的關係建立，情感的因子加入，吳醫師就再也無法那麼篤定。」

陳志漢的眼神也像是有午後的陽光灑入，「最理想的醫病關係，就像後來的吳醫師與進育。他們滿常聊天，醫生能理解病患的人生，也才能明白他們的痛苦，會以病者為主，思考什麼樣對他最好，而不是那麼簡單地判斷治不好就是無效醫療。」
「我喜歡的講故事方法，是在旁邊觀察與紀錄。我想要將鏡頭對被攝者的干擾程度降到最低。」陳志漢甚至不會讓被攝者知道究竟有沒有拍，他們越是以為在聊天，就愈是自然真實。

「我想，並沒有完全真實這回事。人只要一出門就會不自主地進入扮演，就會變成某種角色，更何況面對鏡頭。」他竭盡所能以影像紀錄去貼近現場的真實，說出一個真實的故事。陳志漢誠懇地講道：「我沒有進行任何改造，我就只是在現場，把我所看到、感受到的呈現出來，拍出被攝者原本的樣貌，再冷靜理性地思考背後的原因。」

而最好的回饋，除了可能產生不同意見的溝通與討論外，就是被攝者覺得紀錄片中的自己和他們的生活有著一致性，甚至有時候某些細節會讓他們重新發現自我。他語重心長：「每個人看到的真實都不一樣。誰最接近真實的核心，真的很難說。但重要的是你有自己的真實觀點，可是，能不能同時也理解別人看見的真實？」此所以，陳志漢作品並不獵奇或煽動，他保持著靜默，只是凝視真實現場。他在乎的是人為什麼而活，人為什麼變成後來的樣子，人在想什麼。

陳志漢對紀錄片有不可剝奪的熱情，或者說追尋真實的意志力。陳志漢始終都在追問，生命究竟為何物。「我的紀錄片是中性的作品，希望可以讓更多人思考與感受。」他如此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