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解读韩国瑜支持者：不老不穷，理性而放空

总统大选日渐逼近，随着两党候选人民调差距扩大，“民调可信度”成为热门话题。近年来几次重大选举前的抽样民调纷纷失准，从2016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到去年高雄市长选举，民调不仅被许多人认为无法表现选民真实的投票意向，甚至还被质疑为带风向的工具，而台湾又加上没有进行全面的出口民调，选举结果后的投票意向调查，又有选民倾向表示投给胜选者的偏误。既然抽样民调无法代表全面投票、受访人的言词不见得等于他的实际投票行动，那么，到底选民的投票意向为何？如果不使用民调数字，改用全面性的选举资料检视，我们是否可以重新看见这些“候选人支持者”的样貌？

去年选后至今，韩流方兴未艾，这位非典型、个人风格强烈的政治人物吸引了许多人对他的注意力。许多报导与调查都试图勾勒“韩国瑜支持者”的状态，试图将韩国瑜支持者定位为老年、低收入、低所得、非都市、边缘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者”。但是，从去年大选资料来看，实情却非如此。

针对去年直辖市长及县市长选举结果，世新大学传管系助理教授刘玉皙、中山大学企管系助理教授佘健源与台湾大学风险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卞中佩使用去年1124高雄市各投开票所结果，对应各村里的所得、教育程度及年龄等人口特征，从个别选民的选择模型推导到村里的得票比例，考虑空间关联，检视人口特性与投票行为两者的关联。这份研究最近产生初步成果，结合《端传媒》的实地访谈，我们看出不一样的“韩国瑜支持者”图像。

部分结果与“大众印象”相当符合：教育程度与投韩是负相关，大专以上人口比例越低的村里，2018年转投韩的机率越高。但是，所得与“转而投韩国瑜的机率”无关：所得低或高的村里，投韩国瑜的机率没有显著差异；年龄更与“转而投韩国瑜的机率”呈现负相关，老年人口比例越低的村里，在2018年转投韩的机率较高。总而言之，韩粉“又老又穷”、“老年人都受Line的谣言影响投韩”的描述在这里并不成立：所得高低与投韩无关，而越年轻的村里反而越可能投韩。

为什么研究结论和大众印象有所差距？除了民调和选举资料两者性质的差异，另一个可能是：该研究分析的不是单纯“投给韩国瑜的机率”，而是“从2014到2018，转投给国民党的机率”。应变数并不是单纯的2018该党得票率，而是从2014到2018，该党得票率的消长。此外，所得往往与教育程度共变，许多人以为所得直接与投票倾向相关，其实那是没有控制“教育程度”要素的结果。

村里有较多年轻人口、但大专人口比例低，选民投韩的机率比较高，也跟《端传媒》在高雄的访谈结果相符合：从政治头人里长、议员，到基层选民都指出，民进党去年在高雄翻盘，其实是因为失去年轻选票。

对此，高雄凤山镇南里里长杨三吉深有所感。杨三吉认为，不是只有老人家被韩国瑜打动，许多年轻选民也是将韩国瑜送上高雄市长宝座的关键推手。杨三吉是民进党籍的里长，同时身兼当地龙成宫副主委。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民进党籍的他以高票当选里长，但该里在市长选举时，国民党的成长票数比率却高达 30%，是经典的“韩流”席卷之地。

“（民进党选）不好，就是年轻选票流失，去年选举前我也会到里民家拜托（支持民进党）但他们很多人会跟我说，家里的年轻人要投给韩国瑜，说这样才能让高雄发大财。”杨三吉回忆，除了韩流正热，当年“大选绑公投”的作法造成投票所大排长龙，也让不少支持者投票意愿下降，“当时有很多里民都有跟我说，回家才打电话跟我说『等太久了我不投了』”投票率下降后，并未影响愿意投韩的年轻选民，反而让“老一辈”支持陈其迈的得票大受打击。

也就是说，从数据分析到调查采访都呈现了一个现象，年轻人口多的村里投票结果反而变动大，年轻选民的政治立场较浮动；这可能是因为青年人口更加为生活奔忙、获取资讯的机会成本较老年人高，所以更容易被的新讯息或简单的选举语言所打动。

在去年韩国瑜当选之日，《端传媒》曾经以〈自边陲出发的奇袭：韩国瑜如何从“林园”走上高雄市长大位〉为题，指出林园是韩国瑜选择设籍的所在地，而该地具有“收入平均数低于全市平均、中位数高于全市平均”的现象，显示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落差大，恐将会使社会矛盾与张力增加，进而对执政党产生不满情绪，形成“外地人韩国瑜”自此崛起的社会条件。

若以教育方面看来，数据的分析结果，与以上的“林园故事”并不相违。如表一所示，从2014年到2016年，旧高雄市地区所得衰退，但林园24个里的平均所得反而有所成长。而民进党的绝对得票率在林园衰退了16.45%，远高于民进党在旧高雄市的衰退幅度（-11.06%），相对应的，林园平均教育程度（大专生人口比例）较旧高雄市低。在此，我们看到的仍是教育程度与投票倾向的相关，而非所得与投票的相关。图一即显示“教育程度”（大专人口比例）与“民进党得票率变动”两者的简单散布图。

“我在课辅班教书，看我们林园的孩子，弱势家庭非常多。我们明明距离小港捷运站开车只要十五分钟，但跟市区的环境是天差地别。很多父母本身早年没有受到很多教育，也没办法给孩子好的教育。”一名曾在2018年坚定投韩的老师，在开票之夜告诉《端传媒》记者，林园居民之所以选择改变投票意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感受到林园“长期没发展”而决定选择“改变”，“大家可能也知道未必会改变，但他觉得试试看没损失，对他们来说，韩国瑜讲的话并没有真的那么不可信。他可能不一定有基准去判断，又或者半信半疑，但就想赌看看：万一真的可以改变、可以发财呢？谁知道呢？”

那么，展望下一次选举，这些曾在2018“转向”的票，会在明年再度转向吗？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除了年轻，这群“转向”的村里最显著的共通性是：大专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较低。

台湾的教育体制在广设大学前，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大学门槛就像一个分流阀，仅有少部分人进入大学窄门，而大批非大专教育的民众，常被指为教育程度低或是“文化资本较低”。这批人有多大批？以1984年为例，国内仅有27所大学、77所专科学校，大学生总人数仅17.3万余人，约占当时总人口数的0.9%，可以挤入大学窄门的青年，在社会上属于相对少数。

在当时，公私立大学的数量受到政府控管，1994年，台大数学系教授黄武雄等人发起“四一○教改联盟”，提出“广设高中大学”等四大诉求，获政府正面回应，台湾的大学数量自此开始逐渐增加。1984年，台湾大学生数量仅有17.3万人，到了2007年，已来到112万人，增加约6.5倍之多，大学数量来到148所、专科学校亦有15所，共计163所大专校院，大学窄门早已放宽。

生于此前的世代，早已进入社会工作，未能有机会进入大学就读，但在“广设大学”时代后出生的世代，确实可以相对轻易地“成为大学生”。这些在早年无法进入大学的群体，并非能力欠佳，而是社会结构使然，以台语来说，这就是一群早年“欠栽培”的民众。时至今日，与其指责这些选民“没水准”竟受韩国瑜发大财的话术影响，倒不如说：因为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他们有不同的就业、生活方式和社会历练，因此习惯的政治语汇也不同。这样的选民可能更倾向相信投给使用相同语言、浅白讯息的政治人物，纵使这些讯息未经查证。

从这角度推论，这群去年投韩的选民“转向”并不难，因为他们支持的并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看“谁提供的资讯容易了解”，正如不少韩国瑜支持者所说，“他讲的话我们听得懂”。与其说他们“最容易被假新闻所动员”，倒不如说，曾经流行过、适合大专教育选民、文诌诌的的“文青风”选举语汇，与普罗大众之间本来就有距离，韩国瑜只是适时补上缺口。

话说回来，这群选民是不理性的吗？正好相反，他们符合公共经济学描述的一种人类行为：他们理性，但“获取资讯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缺少时间精力处理或验证讯息，宁可选择“理性放空”（rational ignorance）。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瑜的支持者并不是没水准、没知识，更非老年人或低收入者，他们获取资讯和消化资讯的成本都偏高，因此更加倾向于接受浅白且大众化的选举语言。

在当代大型民主社会的普选制度中，个别选民投下一票的效益极低，在大潮之下，投给谁都“不差我一票”是情绪、也是事实。因此，对于投票和其他公共议题，基于自利原则，个人会下意识地“节省力气”，选择不去消化及辨别资讯，快速接受与自己日常生活及文化氛围相似的讯息。与其责备选民，不如接纳并理解这样的“理性行为”。

或许，政治人物的专业之一，就是以浅白的语言，把选民获取资讯的成本降到最低。韩国瑜和川普都有此种特性。打击假新闻固然重要，但考量到社会上仍有大量的“理性”但“获取资讯成本较高”、“易被被浅白大众化资讯打动”的民众，政治人物另一个努力的目标，应该就是“降低群众吸收资讯的成本”。这无疑是正派胜选的必经路径，也是政治人物的专业与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