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解讀韓國瑜支持者：不老不窮，理性而放空

總統大選日漸逼近，隨著兩黨候選人民調差距擴大，「民調可信度」成為熱門話題。近年來幾次重大選舉前的抽樣民調紛紛失準，從2016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到去年高雄市長選舉，民調不僅被許多人認為無法表現選民真實的投票意向，甚至還被質疑為帶風向的工具，而台灣又加上沒有進行全面的出口民調，選舉結果後的投票意向調查，又有選民傾向表示投給勝選者的偏誤。既然抽樣民調無法代表全面投票、受訪人的言詞不見得等於他的實際投票行動，那麼，到底選民的投票意向為何？如果不使用民調數字，改用全面性的選舉資料檢視，我們是否可以重新看見這些「候選人支持者」的樣貌？

去年選後至今，韓流方興未艾，這位非典型、個人風格強烈的政治人物吸引了許多人對他的注意力。許多報導與調查都試圖勾勒「韓國瑜支持者」的狀態，試圖將韓國瑜支持者定位為老年、低收入、低所得、非都市、邊緣的「被污辱與被損害者」。但是，從去年大選資料來看，實情卻非如此。

針對去年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結果，世新大學傳管系助理教授劉玉皙、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佘健源與台灣大學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卞中佩使用去年1124高雄市各投開票所結果，對應各村里的所得、教育程度及年齡等人口特徵，從個別選民的選擇模型推導到村里的得票比例，考慮空間關聯，檢視人口特性與投票行為兩者的關聯。這份研究最近產生初步成果，結合《端傳媒》的實地訪談，我們看出不一樣的「韓國瑜支持者」圖像。

部分結果與「大眾印象」相當符合：教育程度與投韓是負相關，大專以上人口比例越低的村里，2018年轉投韓的機率越高。但是，所得與「轉而投韓國瑜的機率」無關：所得低或高的村里，投韓國瑜的機率沒有顯著差異；年齡更與「轉而投韓國瑜的機率」呈現負相關，老年人口比例越低的村里，在2018年轉投韓的機率較高。總而言之，韓粉「又老又窮」、「老年人都受Line的謠言影響投韓」的描述在這裡並不成立：所得高低與投韓無關，而越年輕的村里反而越可能投韓。

為甚麼研究結論和大眾印象有所差距？除了民調和選舉資料兩者性質的差異，另一個可能是：該研究分析的不是單純「投給韓國瑜的機率」，而是「從2014到2018，轉投給國民黨的機率」。應變數並不是單純的2018該黨得票率，而是從2014到2018，該黨得票率的消長。此外，所得往往與教育程度共變，許多人以為所得直接與投票傾向相關，其實那是沒有控制「教育程度」要素的結果。

村里有較多年輕人口、但大專人口比例低，選民投韓的機率比較高，也跟《端傳媒》在高雄的訪談結果相符合：從政治頭人里長、議員，到基層選民都指出，民進黨去年在高雄翻盤，其實是因為失去年輕選票。

對此，高雄鳳山鎮南里里長楊三吉深有所感。楊三吉認為，不是只有老人家被韓國瑜打動，許多年輕選民也是將韓國瑜送上高雄市長寶座的關鍵推手。楊三吉是民進黨籍的里長，同時身兼當地龍成宮副主委。2018年的地方選舉中，民進黨籍的他以高票當選里長，但該里在市長選舉時，國民黨的成長票數比率卻高達 30%，是經典的「韓流」席捲之地。

「（民進黨選）不好，就是年輕選票流失，去年選舉前我也會到里民家拜託（支持民進黨）但他們很多人會跟我說，家裡的年輕人要投給韓國瑜，說這樣才能讓高雄發大財。」楊三吉回憶，除了韓流正熱，當年「大選綁公投」的作法造成投票所大排長龍，也讓不少支持者投票意願下降，「當時有很多里民都有跟我說，回家才打電話跟我說『等太久了我不投了』」投票率下降後，並未影響願意投韓的年輕選民，反而讓「老一輩」支持陳其邁的得票大受打擊。

也就是說，從數據分析到調查採訪都呈現了一個現象，年輕人口多的村里投票結果反而變動大，年輕選民的政治立場較浮動；這可能是因為青年人口更加為生活奔忙、獲取資訊的機會成本較老年人高，所以更容易被的新訊息或簡單的選舉語言所打動。

在去年韓國瑜當選之日，《端傳媒》曾經以〈自邊陲出發的奇襲：韓國瑜如何從「林園」走上高雄市長大位〉為題，指出林園是韓國瑜選擇設籍的所在地，而該地具有「收入平均數低於全市平均、中位數高於全市平均」的現象，顯示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間落差大，恐將會使社會矛盾與張力增加，進而對執政黨產生不滿情緒，形成「外地人韓國瑜」自此崛起的社會條件。

若以教育方面看來，數據的分析結果，與以上的「林園故事」並不相違。如表一所示，從2014年到2016年，舊高雄市地區所得衰退，但林園24個里的平均所得反而有所成長。而民進黨的絕對得票率在林園衰退了16.45%，遠高於民進黨在舊高雄市的衰退幅度（-11.06%），相對應的，林園平均教育程度（大專生人口比例）較舊高雄市低。在此，我們看到的仍是教育程度與投票傾向的相關，而非所得與投票的相關。圖一即顯示「教育程度」（大專人口比例）與「民進黨得票率變動」兩者的簡單散佈圖。

「我在課輔班教書，看我們林園的孩子，弱勢家庭非常多。我們明明距離小港捷運站開車只要十五分鐘，但跟市區的環境是天差地別。很多父母本身早年沒有受到很多教育，也沒辦法給孩子好的教育。」一名曾在2018年堅定投韓的老師，在開票之夜告訴《端傳媒》記者，林園居民之所以選擇改變投票意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感受到林園「長期沒發展」而決定選擇「改變」，「大家可能也知道未必會改變，但他覺得試試看沒損失，對他們來說，韓國瑜講的話並沒有真的那麼不可信。他可能不一定有基準去判斷，又或者半信半疑，但就想賭看看：萬一真的可以改變、可以發財呢？誰知道呢？」

那麼，展望下一次選舉，這些曾在2018「轉向」的票，會在明年再度轉向嗎？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除了年輕，這群「轉向」的村里最顯著的共通性是：大專以上人口所佔比例較低。

台灣的教育體制在廣設大學前，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大學門檻就像一個分流閥，僅有少部分人進入大學窄門，而大批非大專教育的民眾，常被指為教育程度低或是「文化資本較低」。這批人有多大批？以1984年為例，國內僅有27所大學、77所專科學校，大學生總人數僅17.3萬餘人，約占當時總人口數的0.9%，可以擠入大學窄門的青年，在社會上屬於相對少數。

在當時，公私立大學的數量受到政府控管，1994年，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等人發起「四一○教改聯盟」，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等四大訴求，獲政府正面回應，台灣的大學數量自此開始逐漸增加。1984年，台灣大學生數量僅有17.3萬人，到了2007年，已來到112萬人，增加約6.5倍之多，大學數量來到148所、專科學校亦有15所，共計163所大專校院，大學窄門早已放寬。

生於此前的世代，早已進入社會工作，未能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但在「廣設大學」時代後出生的世代，確實可以相對輕易地「成為大學生」。這些在早年無法進入大學的群體，並非能力欠佳，而是社會結構使然，以台語來說，這就是一群早年「欠栽培」的民眾。時至今日，與其指責這些選民「沒水準」竟受韓國瑜發大財的話術影響，倒不如說：因為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他們有不同的就業、生活方式和社會歷練，因此習慣的政治語彙也不同。這樣的選民可能更傾向相信投給使用相同語言、淺白訊息的政治人物，縱使這些訊息未經查證。

從這角度推論，這群去年投韓的選民「轉向」並不難，因為他們支持的並不是特定的意識形態，而是看「誰提供的資訊容易瞭解」，正如不少韓國瑜支持者所說，「他講的話我們聽得懂」。與其說他們「最容易被假新聞所動員」，倒不如說，曾經流行過、適合大專教育選民、文謅謅的的「文青風」選舉語彙，與普羅大眾之間本來就有距離，韓國瑜只是適時補上缺口。

話說回來，這群選民是不理性的嗎？正好相反，他們符合公共經濟學描述的一種人類行為：他們理性，但「獲取資訊的成本」相對較高，因此缺少時間精力處理或驗證訊息，寧可選擇「理性放空」（rational ignorance）。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韓國瑜的支持者並不是沒水準、沒知識，更非老年人或低收入者，他們獲取資訊和消化資訊的成本都偏高，因此更加傾向於接受淺白且大眾化的選舉語言。

在當代大型民主社會的普選制度中，個別選民投下一票的效益極低，在大潮之下，投給誰都「不差我一票」是情緒、也是事實。因此，對於投票和其他公共議題，基於自利原則，個人會下意識地「節省力氣」，選擇不去消化及辨別資訊，快速接受與自己日常生活及文化氛圍相似的訊息。與其責備選民，不如接納並理解這樣的「理性行為」。

或許，政治人物的專業之一，就是以淺白的語言，把選民獲取資訊的成本降到最低。韓國瑜和川普都有此種特性。打擊假新聞固然重要，但考量到社會上仍有大量的「理性」但「獲取資訊成本較高」、「易被被淺白大眾化資訊打動」的民眾，政治人物另一個努力的目標，應該就是「降低群眾吸收資訊的成本」。這無疑是正派勝選的必經路徑，也是政治人物的專業與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