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共绝不改革，但可以开放

从改革到改革渐死

改革开放，是中共建政以来可以被载入史册的少数正资产。在经历了持续的政治运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之后，中共执政集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78年终于开启了定名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短短40年里，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人均GDP381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样巨大的变化，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堪称奇迹，诸如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张五常、周其仁等经济学家都在提问并试图回答，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发展动能？

张五常教授在1981年写的著名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性的回答。当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还普遍沉迷在东欧经济学的框架内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也就是探讨如何在计划体制内让市场机制更多地承担起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张五常则大胆地认为，资本主义——他同时视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语，最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选项。在张五常先知般地作出这个预言的同时，他却非常谨慎地认为，中国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按此时间推算，中国至今还将在计划经济的黑洞里摸索前进。

令所有人包括张五常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在中国大地上突飞猛进，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张五常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区别，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进步。正是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国经济不仅创造了迅速增长的奇迹，而且也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来了最有力的支持。江泽民和胡锦涛连续执政的20年（1992-2012），堪称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并日益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态势。

在科斯教授看来，改革开放最初并非是源自于执政党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来自于“边缘力量”的推动，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确如科斯所概括的那样，与政府主导的小心翼翼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领域促成了巨大变化，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农民身份开始转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停滞的国营经济树立了榜样；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开放，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从引进资金、人才、观念到引进机制，全面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民间主导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地从边缘成为主流的过程，是政府主导的改革的源泉。随着草根的创新力量日渐显著，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日渐看到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脊梁。来自上层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层改革所开创的经济活力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边缘力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逐渐衰退，主导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边缘力量基本被体制消化完毕，而能够促进改革的新的边缘力量尚未在市场化体制中找到位置。与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起点，执政党全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全面落实1980年代民间改革的基本诉求。可以说，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继续，也是对它的终结。

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1980年代的边缘力量创造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

19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至少取得两个重大成果：一是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参加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边缘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1980年代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和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绝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的态势。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1980年代的边缘力量创造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绩效和巨大财力，得以避免合法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科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故事”，即“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20年中已经被经济繁荣的表象所掩盖，私营经济在发展，国营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国退民进趋势被终止，国进民退又卷土重来。市场准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资源均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再次被边缘化。

1990年代以来改革迟缓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同时，来自边缘力量的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权力和财力的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改革力量的生长。1980年代中国的边缘力量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几近破产的国有经济，边缘力量的生长在体制外拥有足够多的缝隙和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十年，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已足以封闭一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路。

在此格局下，中国新的边缘革命还有可能吗？如果没有新的边缘力量的生长和壮大，中国新的改革动力又在哪里？如果没有新的改革，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怎么可能完成？

“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2012年，中共完成了新的领导集团的更替，民间面对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执政20年时间所积累下来的巨大问题，普遍对新的领导集团重启改革抱有巨大期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一本新著，书名就是重启改革。以重启改革为话题，显然代表着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的20年里，改革在持续衰退，甚至已经停滞，中国经济虽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此也造成了执政党内部极其严重的腐败，以及官民之间极其严重的冲突和对立。在此形势下，社会寄希望于中共新的领导集团能够重启改革进程，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解决经济深层次问题和政治腐败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从中共高层内部发出了一个声音：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这个声音来自于当时党内的第六号人物，我在2012年8月写的《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中记述了这个故事，在一次内部讨论中，八十年代著名的“四君子”之一翁永曦说，他刚刚从“海里”（中南海）出来，领导人问他：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听到翁永曦转述的这个问话，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一时无语。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这绝非是这位领导人的戏言。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极大地点燃起全社会对执政党主动重启改革的热情，但实际上不到半年时间，这个热情便被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所扑灭。

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我在2016年的一篇演讲中曾这样写道：“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出了60项改革的清单，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但这些改革的纲领和方案均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相反，大量的反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却以改革的名义堂皇地出现。不仅是在国企改革领域出现大倒退，在法治领域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倒退现象，恶劣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周永康时代”。尤其是进入所谓的“新时代”，对改革的反动更是变本加厉，十九大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已经被废除的终身制又重新死灰复燃。

既然改革——不管是中共主导的改革还是由边缘力量推动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福祉水平，而且也在客观上大大缓解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那么，为何现在却不愿意在改革的名义下继续进行改革？事实上，执政党从十八大以来，已经彻底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口号，在经济领域也没有进行一项货真价实的改革，迄今所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徒有改革之名而毫无改革之实。譬如，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将党委书记凌驾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之上，为此不惜修改企业法。更有甚者，在民企建立党委，政府向民企派驻事务代表，这在江朱或胡温时期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新时代”居然成为现实。坚决不改也就罢了，还要反改革，全面清算改革成果，这岂不就是自掘改革的坟墓？

我在六年前曾经分析了执政党为何不改的原因，现在执政党已不是像改革初期那样，守着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没有什么财富积累，没有什么坛坛罐罐，因此可以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语），改革是“帕累托改进”，即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改进而没有人受损失。现在不一样了，执政党从村级政权到中央部门，每个层级依据掌控的权力大小，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有巨大的利益约束，改革意味着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我为此总结出执政党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

1. 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 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 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 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治理模式的严峻挑战。
5. 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在上述五个约束条件下，执政党会大概率不改，甚至是坚决不改。除了权力和利益的刚性约束之外，改革史上的失败经验显然对他们也有巨大的警示作用：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从1956年匈牙利事变的纳吉，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再到后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所有苏东国家的改革全部失败，改革人物的最后结局，即使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和平转型立下汗马功劳，但仍然无法避免他在晚年（2008年）被法庭审判。苏东国家改革者的命运，一如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所说：“改革者自觉地为新秩序开辟道路，却很快成了多余的人”。中国改革派命运比之于苏东国家的改革派要更糟，胡耀邦的非正常下台，赵紫阳成为“国家的囚犯”，是中国改革失败的标志。邓小平虽然在生前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但改革目前的结局绝非如他所愿，他的改革遗产被他的几任继任者已经颠覆得差不多了，而他在“六四”中所犯下的武力镇压学生的罪行，早晚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共产党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的确一直是在改和不改之间纠结着、徘徊着，但无论改和不改，都无法避免政权最终崩溃的命运。中共不改，能逃脱这个命运吗？

改革停滞和经济增长的悖论

不改革是等死，不改革，体制内深层次的问题和结构性的问题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不改革，这个体制早晚会因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最终崩溃。对于这个结局，执政党自己实际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提到了不改革将亡党亡国。执政党既然对不改革的后果已有清醒的认识，为何就是不改？在我看来，除了上文提到的改革的五个约束条件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教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支持他们不改，那就是从1990年代以来，改革的动力日趋衰退，至少是来自于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日趋被政府主导的改革所取代，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改革几乎已经全面停滞，但经济却没有因为改革的停滞而停滞，相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积累都达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程度，中国政府无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也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正是基于庞大的外汇储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的财政收入、在全世界坐二望一的GDP总量、以及日趋增加的中产阶级人数，中共新的执政集团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凭什么还要冒着“改革是找死”的巨大风险去改革？既然经济增长的逻辑和改革的逻辑并不是一致的，后者未必一定决定前者，我为什么一定要遵循改革的逻辑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逻辑？

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改革停滞和经济增长的悖论是如何构成的？为何在改革完全变质（从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转变为政府主导的改革）、甚至改革已经完全停滞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依然可以持续高速增长？其中的原因一定是超出了改革的逻辑，需要找出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其他制度性因素。对此，我试图从四个“结合”来进行解释。

首先，是中共和市场的结合。中共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实现了一党专制和市场的结合，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苏俄政权在列宁领导下曾经实行过新经济政策，试图引入市场，但不到两年时间就自动放弃了，转而实行计划体制。后来东欧国家的改革，从奥塔·锡克到兰格再到科尔内，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回避了市场机制，充其量只是模拟市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限制了这些东欧经济学家们的想象力，他们恐惧市场，是担心一旦引入市场机制最终会引发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的解体。而中共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多次争论之后，终于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放弃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明确宣布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以后的20年里，中共几近完美地将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质是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非但没有削弱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相反，因为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一党专制提供了正当性理由。

其次，是中共和全球化的结合。中共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决定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步骤，原来中国政府担心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刚刚形成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但世贸组织给予中国的保护条款让中国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尽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避免了全球化的冲击。苏东国家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铁幕将它们隔绝于西方发达国家，无法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最后是在经济的竞争中一败涂地。而中国加入全球化，实际上是加入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用自己庞大的市场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国家吸引了各种资源，从资金、技术、管理到人才，可谓应有尽有。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

全球化、互联网的结合，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共和美国的结合。

第三，是中共和互联网的结合。21世纪的互联网革命，原来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信息的交流将犹如水银泻地般地无远弗届，由此也必将成为解构极权主义的最有力的技术工具。而中共最初也的确没有认识到互联网革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国有企业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参与到互联网建设中，目前在中国具有支配地位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由民企所控制。正是在中共对互联网革命的“疏忽”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等为代表，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火车头，而且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也居于世界前列。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根本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相反，在中共充分意识到互联网企业在经济和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时，他们迅速地试图将互联网纳入到党的政治控制系统中，从大肆围剿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到国企渗透、参股直至控制民营互联网企业，以及广泛地利用卫星定位、人脸识别、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来加强对国民的控制，最终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极权帝国。

第四，是中共和美国的结合。中共和市场、全球化、互联网的结合，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共和美国的结合。苏东国家改革失败并导致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崩溃，其原因除了没有解决好极权体制和市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造成了苏东国家根本无法参与到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无法和西方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而中国的改革，在邓小平开创的“亲美”路线的主导下，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即使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老布什政府也是在第一时间里主动和中共恢复联系。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参加了世贸组织，进而参与全球化进程，和所有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并在经济合作中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获得了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巨额的贸易顺差。没有中共和美国的结合，确切地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共绝无可能实现和市场、全球化、互联网的有效结合。

综合上述四个“结合”，可以解释中共何以能在改革停滞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停滞和经济增长的悖论是通过开放而得以化解。中共和市场的结合所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尽享了全球化的红利，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及模仿、窃取、偷盗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等方式，迅速建立起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这四个“结合”，大概就是“中国模式”崛起的秘密所在，也是中共拒绝改革的四个自信所在。没有改革，只要有开放，中国的经济就有发展空间，中共就有生存空间。

金融开放迫不及待，但可能为时已晚

改革开放原来是中共一条合二为一的路线，但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这条合二为一的路线实际上又开始分裂为两条各自演进的路线，改革的路越走越窄，举步维艰，直至陷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中共的对外开放，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则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门打开，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各种稀缺资源，如潮水一样地涌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则源源不断地输向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尤其在中美两国之间，实体经济和贸易往来的确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习近平语）的程度，在中国每年享有对美国高达5000多亿贸易额、3500多亿顺差时，美国的大部分企业其实并无怨言，因为美国企业也在中国的市场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在中共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改革和开放各自需要付出的成本或代价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深层次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结构性的变化，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是中共领导人难以应付的挑战；而对外开放，仅仅涉及到的是增量资源的引入，是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资源的引进以及对部分国内既得利益的国际分配，对中共的国内统治地位并不构成明显挑战。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的不同利害算计，中共完全可以不改革，但绝不可以不开放，开放实际构成了中共的生命线。

中共自1990年代以来的对外开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打开了所有领域，但惟独在金融领域，中共长期坚持严防死守的立场，大幅提高市场准入条件，绝不容许外国金融企业控股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这是因为中共领导人以前一直认为，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决不能被外国公司所控制。但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共极大地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从总书记到总理，不断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金融开放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习近平主席指示，落实金融开放措施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大幅扩大，对外资证券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业务范围不再单独设限，容许外资金融机构控股中国金融企业。

中共领导人认识到，把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势力吸引到中国，和中国金融企业也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不会遭致美国的致命打击。

中共从原来的有限开放金融到现在迫不及待地全面开放金融，为何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因为形势变了！据说在今年5月的一次经济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在沙盘推演中美贸易战的种种后果时，一致认为，中国可以抗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甚至军事战，但惟独无法抗击美国发起的金融战，中国的国际贸易赖以存在的金融结算等条件均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如果美国发起对中国的金融战，像制裁伊朗和朝鲜那样地制裁中国，中国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有多达600多家美国企业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认为加征关税将打击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要求尽快解决中美经贸争端。这一情况表明，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已经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贸易战只能两败俱伤。但在金融领域，由于中国政府过去长期实行限制准入政策，中美金融企业尚未达到“你我不分”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共在中美金融战中无法将美国华尔街绑架到同一辆战车上。正是基于这个严峻现实，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了，实体经济领域的开放还不能完全保证中国经济的安全以及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惟有金融开放，也就是把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势力吸引到中国，和中国金融企业也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不会遭致美国的致命打击。

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中共在三年前采取大幅度开放金融的立场，肯定会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外资金融机构肯定会蜂拥而入，中国金融业丰厚利润的诱惑力是上帝都难以阻挡的，更不用说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方银行家了。但时过境迁了，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利益的考量不再是衡量中美经贸关系的惟一价值标准了，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日趋主导着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的“脱钩”态势。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在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明确认为：“北京今天所做的一切，从共产党的网络防火长城到南中国海的沙筑长城，从不信任香港自治到压制持有宗教信仰的民众，都显示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外部世界‘脱钩’”。

很显然，中共与外部世界的“脱钩”，是其长期坚持一党专制统治和拒绝结构性改革的必然结果。美国以往对于中共的长期支持，除了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之外，还基于美国朝野的一个共识：中共必将随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而趋向于实现一个更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制度转型。但令美国和西方主流国家大失所望的是，中共不仅没有在改革的轨道上向前推进一步，反而是大踏步地后退了。2018年初中共完成的修宪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共“新时代”的领导人决心重走毛的老路，取消主席任期制，实际恢复了终身制，在国内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控制，同时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公开主张以“中国方案”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用中国价值观来对抗普世价值观。中共自2012年以来的种种行动表明，它所谓的不忘初心，就是要重新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纲领转化为国内和国际上的强有力的实践：在国内消灭私有制，在国际消灭资本主义，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

面对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咄咄逼人的攻势，脱钩势所必然，而脱钩意味着开放的终止，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传统优势将丧失殆尽。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最近的一个讲话是有代表性的，他原来为进入中国而一直对中共卑躬屈膝，现在他终于觉醒，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10年前我可能更乐观地认为在中国做事可以帮助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而今天看起来在中国做事不仅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还会损害美国公司在国外和全世界推广我们价值观的能力”。扎克伯格的这个判断在欧美国家应该具有普遍性，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开始撤离中国，华尔街也对中国送上门来的金融开放这份大礼保持谨慎态度，中共对外开放的大门因为它和世界文明背道而驰而正在被它自己重新关起来。

国内的改革已死，如果对外开放的大门也关上的话，这对中共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还会有继续增长的动力吗？中共的合法性危机还能持续得到缓解吗？如果还想继续对外开放，中共是要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还是要另搞一套，以“中国方案”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中，也有人尝试走“第三条路”。10月27日，以中国学者林毅夫等为主导，联合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中美37位著名学者，在上海共同发布了《中美经贸联合倡议》，该倡议主张在中美“脱钩”和中美“深度融合”之间走“第三条路”，即中国不“在产业、知识产权和其他经济政策方面实施大规模改革”的前提下——这是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把中美两国的政策空间放在首位，并相对于现状（世贸组织原则或法理）对之进行扩充”。倡议者深信：“我们的方案维护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现有利益，但不要求经济模式的趋同。”

该倡议旨在回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而仅仅以利益为导向，从政策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倡议者自称的第三条路，是否可行，大可质疑。中美冲突如果仅仅限于经贸领域，通过政策调整来重新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当然有效，但中美冲突难道仅仅是经贸冲突吗？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深刻分歧，是否可以因为有了一份折中方案而被一笔勾销？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共还能如以往那样，在绝不改革的前提下继续对外开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