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后，我们与当地华人再次“漫步唐人街”

飞机停妥之后并没有连接空桥，所有乘客都必须走阶梯离机；从停机坪步向航厦时，还能见到来接机的亲友在航厦的顶楼平台上，正和刚下机的乘客兴奋挥手。和其他南太平洋的岛国不同，索罗门群岛的观光产业并不发达，从巴纽首都搭飞机过来的乘客不是西装笔挺的商务客，就是从海外返乡的索罗门人，观光客的身影十分少见。

以一个人口有六十万的岛国来说，这个索罗门群岛最大的国际机场航厦还是稍嫌简陋了些：入境审查、行李转盘、海关、迎客大厅，基本上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只是由几块夹板隔开而已。

航厦里最醒目的文字不是欢迎标语，而是“严禁携带任何动植物和食品入境”几个大字，但在几乎所有副食品和民生物资都必须从国外进口的索罗门群岛，这句禁令却显得无比讽刺。我突然想起背包里的台湾凤梨酥和茶叶，担心入不了境，于是主动和海关人员申报，没想到对方只看了一眼，便一派轻松地挥了挥手，示意我通过。

萝拉依约在航厦出口等我。她的样貌完全没变，还是十年前我在台湾大学认识的那个女孩，身边却多了两个孩子。索罗门群岛过去作为台湾的邦交国，每年都会遴选学生来台留学，并由台湾外交部或教育部提供全额奖学金，但多年以来，萝拉仍是极少数能进入台大的索国学生之一。

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正好也是索国最大岛瓜达康纳尔岛唯一的一条主要公路。萝拉在驾驶座上逐一向我介绍：这个是马来西亚华人盖的新楼盘、那个是台湾的农技团和大使馆。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就能把索国一切重要机关和大型建筑细数览毕。

一路上，“依赖”是最常从她嘴里吐出的字眼：车子行驶的公路是日本援建的，医疗中心是台湾人盖的，兴建国际会议厅的资金来源则是纽西兰，“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萝拉的父亲来自索国的马莱塔岛，母亲则是纽西兰人，因此她的五官更像白人，但肤色却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古铜色。离开台湾后，她又在纽西兰念了一年的硕士课程，拿到学位之后才返回索国，在一个NGO里负责青年培训计划。“这里的教育水准低落，有能力的家庭都会将孩子送往国外，年轻人留在这里几乎没有机会。政治人物也只顾着自己发财，不顾人民死活。”她的语气实在太过淡然，听不出有任何抱怨之意。

结婚之后，萝拉决定回到家族经营的连锁超市帮忙。他们家的超市声誉颇佳，主要贩卖澳洲货，但中国货的比例亦逐年提升，今年便从中国进口了二十个货柜的商品。她的母亲为了采购，每年都得到广州两趟；懂中文的萝拉理应要跟着过去帮忙翻译，“但我实在不喜欢中国，又有小孩要照顾，到现在一次都没去过。”

周六上午的市区道路非常繁忙，人们从岛上各地涌入中央市场采买食材。我们困在车阵里许久，不断闪躲在路上窜动的人车，才找到空隙弯进市场边的小巷里，还没驶到尽头，海畔边的一个铁栅门便已缓缓开启。

下车后，我逐渐明白萝拉在数落自己的国家时，语气为何能够如此平淡——因为那些种种惨澹，都被挡在她小小的堡垒围墙之外。萝拉一家人的房子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二楼的半户外露台和屋顶茅草充满热带风情，但内装设备却十分现代化，和围墙外的市场、充满游手好闲的路人和扒手的街道形成了强烈对比。

萝拉让我住进一楼的客房，又将我介绍给家里的三个佣人。索国的本地富商不多，经商成功的大部分都是马莱塔人，萝拉的家族便是一例。“马岛人比较勤奋精明，我家里的佣人也都来自马岛。”

萝拉的丈夫安东尼也来自马岛望族。安东尼的表哥里克・侯（Rick Hou）曾担任索国总理，在这次外交风波中是支持台湾的政治人物。这个曾在台大领奖学金的女孩，和前总理有亲戚关系、家里经营索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且住在如此舒适的豪宅里，令我有点惊奇。但仔细想想也不足为奇，在制度不完善、资讯不够透明的发展中国家里，能够掌握奖学金门路的学生，通常不是家境颇为富裕，就是政商关系通达。

放下行李后，我在厨房找到了正在为孩子准备午餐的萝拉。很自然地，我们的话题回到了她在台湾的留学生活。萝拉对于台湾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奋程度，印象十分深刻，“一个台湾人的生产力可以抵得过四个索罗门人。我很想聘请台湾人来这里工作，可惜就算我开出台湾平均薪资的双倍价码，大概也很少有台湾人会愿意离乡背井到这样的国家来。”

谈到外交转向，萝拉直白地说，台湾既没有要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争霸，也没有开发索国天然资源的意图，“索罗门群岛除了偶尔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帮台湾举手发言之外，对台湾来说实在没有太多用处。”

但这并不代表她认为索国应该跟中国建交。相反地，她认为台湾曾经创造经济奇迹、历经过民主化转型，在人权、环保和医疗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端，是故台湾可以为同样是小国的索罗门群岛提供非常多宝贵的经验。反之，索罗门群岛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相比，量级相差实在太过悬殊，所谓的中国经验对索国人来说根本难以借鉴。

“真要说索罗门群岛对台湾能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倒觉得是我们给了台湾人一个空间，让你们能够思考，自己究竟希望拥有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萝拉说，“我个人认为，中国或许会带来不少资金，但在索国现有的贪腐结构和孱弱制度之下，我不认为这对现状会是个明智的决定。”

〈漫步唐人街〉：索罗门群岛的“地下国歌”

对于索罗门群岛而言，无论选择与两岸哪一个政权建交，广义的“中国”（China）早已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来自索罗门群岛的歌手弗瑞德・马耶多拉（Fred Maedola），曾于一九六〇年代唱红了一首名为〈漫步唐人街〉（Walkabout Long Chinatown）的歌曲，在太平洋地区家喻户晓。〈漫步唐人街〉后来被誉为索罗门的“地下国歌”，但外人总难理解，为何最能代表索罗门群岛的一首歌曲，内容竟然和 China 有关。

那个在甜软旋律之中，用索罗门皮钦语唱出的“唐人街”，指的就是荷尼亚拉市区边上的华人社区；地图上，唐人街的正式路名，还是粤语发音的“中华路”（Chung Wah Road）。〈漫步唐人街〉其实是首情歌，讲述的是单身男性途经唐人街，前往中央医院宿舍会面女护士的情景，而中央医院其实也就是台湾驻索罗门卫生中心的现址。

放眼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城不足为奇，然而荷尼亚拉的唐人街，却和一般刻板印象的中国城不太一样：这里中国城没有牌楼、建筑物难以看出中式特色，在街上走动的也几乎都是本地人。索罗门群岛的华人社群和唐人街一样低调，以致于经常遭到学者的忽略，与汗梁充栋的美国华人、东南亚华人研究相比，“索罗门华人”在学术文献中的身影，几乎可说是接近一片空白。

今日索国境内的老华侨，可以上溯至索罗门群岛成为英国领地的初期。虽然殖民政府起初并不欢迎华人移民，但从一九一〇年代开始，索罗门群岛境内便开始出现零星华商，他们一般来自当时由德国统治、容许华人移民的拉堡尔（Rabaul，今日为巴纽领土）。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索罗门群岛境内的华人社群已达一百八十人，其中多数都是广东籍的四邑人，在香港和澳洲雪梨之间进行贸易，经商网路基本上就是大英帝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版图。

二战结束之后，华人社群持续掌控当地零售业，并在技术人员和管理阶层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统治索罗门群岛的英国政府也维持良好关系。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索罗门的华人社群约在三百人上下，其中许多人都已取得英国国籍，并受洗为基督徒。

一九六五年，华人成立了英属索罗门群岛华人总会，亦即今日“中华总会”的前身。老华侨社群的巅峰出现在一九七〇年代，当时华人人数多达近六百人，也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尽管索罗门本地社群对于老华侨在零售业和土地上的优势有些微词，但和华人的关系仍算融洽。在索罗门皮钦语之中，华人和亚裔人口皆被称为“Waku”，最早即源自广东移民的自称——“华侨”（Wah Kiu）。

然而到了索罗门群岛独立前夕，许多华人担心自己在英国统治期间的社经优势无法维续，于是纷纷移民纽澳两国。到了一九八六年，华人在人口普查之中只剩下三百多人。

经营荷尼亚拉大饭店（Honiara Hotel）的陈国强（Sir Tommy Chan），便是少数留下来的老华侨之一。

我在饭店的游泳池畔找到陈国强时，他正在进行晨间的例行散步。今年已经七十六岁、见过英国女皇四次的他，照理说应该是全索国最见多识广的华人，却直说自己没有兴趣谈历史，只想向我介绍他最近搭建的温室和蝴蝶棚，“索罗门群岛于一九七八年独立后，我的家人就都去了澳洲，但那里太冷，我受不了”，陈国强说。

荷尼亚拉大饭店像一条龙一般，蟠踞在唐人街尾段的山坡上；这里开张于一九六八年，是索罗门群岛的老字号旅馆，还拥有索罗门唯一一间正统法式餐厅。旅游指南《寂寞星球》收录了他经营的饭店和餐厅，却无法苟同饭店里随处可见的大型热带鱼、贝壳和人鱼卡通灌模雕塑。

陈国强讲的英语，带有标准的英式口音，举手投足都更像个英国的老绅士，然而他其实是索罗门群岛的第二代华人，爸爸则是来自广州的工程师，过去曾是索国最大的空调设备代理商。除了饭店事业，陈国强也担任过国会议员和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的党魁。

政商关系通达的他，刻意在饭店的柜台和酒吧都放置了看板，上面全是他与政界名人和影视明星的合影，其中一张捐给英国皇室的支票影本特别显眼。“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广结善缘莫树敌（Make friends, no enemies）。”

从表面来看，陈国强和台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台湾人，儿子陈学仕（Laurie Chan）曾于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一四年期间担任驻台大使，台湾大使馆举办的餐会也不时会选在他的饭店举办。二〇〇九年重创台湾南部莫拉克风灾过后，陈国强还发起募款大会，最后为台湾募得了六十万索币（约八万美元）的善款。

陈国强是个业余的艺术家，饭店里风格奇异的灌泥雕塑，也都是他亲手设计的。听我从台湾来，他特地带我绕去宴会厅看他画的“八驹图”。当年马英九来访索罗门，也在他的饭店吃过饭，“我特地画了八匹马，就是要等他莅临之后凑齐九匹马，这样就是马英『九』了”，他对这个点子，似乎依然深感得意。

然而陈国强也是个极富争议的人。二〇〇六年国会大选结束后，一位当时派驻在索国的澳洲财政官员香农（Mick Shannon），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提及陈国强为了拿到赌场执照，在选举中对新任总理斯奈德・里尼（Snyder Rini）提供了竞选经费。这封信件外流之后，不只在政坛引起轩然大波，还触动了索国本地人对于华人资金（以及背后的中国和台湾资金）介入政治的敏感神经，最后引爆了几乎让唐人街群毁的暴动。

台海两岸在外交上的竞争，对于老华侨来说并非坏事，左右逢源的大有人在，而陈国强便是其中之一。陈国强作为联合民主党主席，曾于二〇一六年扬言开除当时第三度担任总理的苏嘉瓦瑞的党籍；一般认为，陈国强当时正在暗地推动索罗门群岛和中国建交，而苏嘉瓦瑞则被他视为绊脚石。

当天晚上，我应陈国强的邀请，再次回到荷尼亚拉大饭店参加他的家庭聚会。我抵达时，陈国强已经在和一位本地人交谈；他介绍自己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也是陈国强的老朋友。酒足饭饱之后，陈国强塞了一瓶红酒给总理秘书，又拿了一瓶椰子油要送我；看我想要婉拒，他弯下腰来再次耳提面命，“广结善缘莫树敌。”

Wontok：“美拉尼西亚式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体系

索国严重的贪腐现象，也是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过渡时出现的问题。索罗门群岛今日仍有类似于传统宗族概念的“Wontok”体系，而“Wontok”里的头人本就有照顾族人的责任。

因为采访行程忙碌，我一直没有机会遇上萝拉的丈夫安东尼。直到有天傍晚，萝拉敲了敲我的房门，邀我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到日本人经营的门答那饭店（Mendana Hotel）参加家庭聚餐，我才终于有机会和安东尼聊聊。

坐在萝拉家的第二辆SUV里，我们的对话不时被他们小女儿的尖叫声打断。转进饭店停车场时，萝拉和我说：“这间饭店历史很久，但设备一直维持得很好，台湾大使馆也经常在此设宴款待华侨”，在索罗门群岛，“设备维持得很好”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种盛赞。

当天虽然不是周末假日，但餐厅外已经排起了人龙；仔细一看，队伍里除了少数几个本地家庭之外，几乎都是亚洲和西方面孔——如果单论谈吐和举止，安东尼和萝拉夫妻俩其实也更像澳洲人或纽西兰人，而这也是索国本地菁英的典型样貌。

我们坐定后，萝拉用手肘轻碰了一下我，低声告诉我餐厅中央和几位中国商人同桌的，正是某位国会议员。在索罗门群岛，政治人物和外国商人可以在公共场所餐叙，并不是什么需要避嫌的事情。

虽然坐在餐厅里就能听到海浪声，但自助餐盘里供应的海鲜却不怎么新鲜，安东尼只动了几口，便和我聊了起来。曾在澳洲留学的他，学的是电影制作，原本打算回来建立索国第一家电视台，却因为二〇〇六年的暴乱而不得不中止计划；直到今日，索国依然没有自己的电视台。

几年前，安东尼决定接手家族事业，现在专营酒精饮料的进口代理。和大部份华人商店相比，安东尼很骄傲自己做的是“正规生意”，不像华人会低报货物价值，甚至直接塞钱给海关人员。“那些华人卖的威士忌就是比我的便宜，但我有缴税，政府当然会站在我这边，保护我的利益。”

索国严重的贪腐现象，也是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过渡时出现的问题。索罗门群岛今日仍有类似于传统宗族概念的“Wontok”体系，而“Wontok”里的头人本就有照顾族人的责任。安东尼说，“乡下人带着行李到首都来攀亲带故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些人一借住就是好几年，有钱人甚至可能随时都有十几个人在家里投靠”。

虽然索国独立之后沿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却经常被人们依据“Wontok”体系想像成传统部落里的头人，因此买票贪污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不过就是在“照顾族人”，天经地义，安东尼将族人的这种心态，称为“美拉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在自给自足、物质并不丰腴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社会主义”心态具有重要的社会调节功能，但在索罗门群岛踏入“现代”生活、外来资本大举压境之后，这种心态却会让裙带政治、贪腐问题与贫富差距变得更加严重而已。

这个现象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过错，也并非与中国建交的锅。在当今世界体系下，各式“外援”与小岛当地社会之间的和扞格，要走出这个困境，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从辛亥革命时期到“逃离97”的香港人

“你也要办中国签证啊？”站在柜台后面的黄千伟（Shilling Wong），脸上堆满笑容地用粤语问我。黄千伟是黄彪百货商行（Wong Pew Store）的第二代传人，也是索罗门老华侨的第二代；他的皮肤黝黑、五孔深邃，除了眼尾带有华人面孔韵味之外，气质举止都与本地人无异，十分有亲和力。

他除了已经担任中华总会副会长多年，接手经营的黄彪商行，也一直都是索国人民申请中国签证的代办中心；有些华人不谙中文，他也会帮他们用汉字填写申请表格，再寄到巴纽的中国大使馆——不过随着索罗门中国大使馆即将落户，黄千伟的代办生意可能也要走入历史。

因为白蚁蛀蚀严重，黄彪商行早在二〇〇〇年就经过改建，也是少数在二〇〇六年暴乱中幸存的建筑物，“我跟本地人关系很好，好多朋友听到唐人街发生暴乱，都主动赶来保护我。”时至今日，黄彪商行依然保留着“前店后家”的空间型态。

黄千伟对于中国并不陌生。上个世纪的海外华侨为了让后代接受中文教育，经常选择将孩子送回中国，黄千伟就曾在香港念中学，和妻子也是在香港认识的。“我不喜欢香港，太挤了，走路都得这样”，他一边说着，一边缩起身体，满脸委屈。

黄彪商行卖的东西大部份都来自中国，几乎什么都能找到——连淘金用的淘盘都有。索国的金矿开采曾经非常蓬勃；就在台索断交前夕，中国中铁也才刚和索国政府签了合约，预计将投入八亿美元重启澳洲公司留下的金岭矿区（Gold Ridge Mine）。

黄千伟对于中索建交充满期待，但对于经历过暴乱的他而言，他最希望中国人带来的既不是资金、也不是基础建设，而是就业机会。“索罗门人一旦游手好闲，就开始偷东西、抢劫。”相较之下，台湾的农技团和卫生中心能为当地人制造的就业机会就十分有限。

就索国老华侨的民心转向而言，二〇〇六年唐人街发生的暴乱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当年台索虽有邦交，却是中共政府撤侨最力，当地华侨都看在眼里。“当年台湾大使馆根本无能为力，连在农技团、医疗中心和大使馆工作的台湾人都自身难保，反而是中国派出了专机撤侨。有些台湾渔船的人员当时也被中国接走，最后才转赴台湾。”黄千伟回忆。

就意识形态而言，索罗门群岛和西方国家一直较为亲近，也因此老华侨过去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更有好感。此外，台湾早期派出的外交官多半是外省籍，对于海外华侨也通常会怀抱更多情感。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台湾迎来本土化浪潮的高峰，对于海外华人的侨务政策也作出不少调整。二〇〇六年，台湾侨委会的官方英文名称由“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s”（字面涵义为“海外华人事务委员会”），改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s”，目的除了是为了在海外和中国政府作出区隔，也是希望淡化台湾政府的“中国色彩”、扩展海外社群工作的定义。

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岸的均势持续倾斜：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让华人的归属感有了新的攀附处，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台湾化”，也势难避免将这些华侨往外推。

想看两岸政权在索罗门群岛的角力，黄彪商行墙上的照片就是很好的缩影。

一九九八年，黄千伟在台湾总统府和李登辉合照；到了二〇〇七年，照片尺寸变得更大，背景也换成了北京的国务院，合影人物则是胡锦涛；最新的一张摄于二〇一三年，上头写着“全国政协副主席接见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中国那边对我们十分优待，食宿全包了，不像台湾只提供住宿。最近巴纽的中国大使馆和侨办也才发出邀请，我下周还要去北京呢。”

黄千伟没有骗我。十月九日，索国总理苏嘉瓦瑞率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会晤，黄千伟的确就是代表团的成员。

再翻开代表团名单，十一名“商界代表”之中，除了三名国营企业和商贸协会代表是索罗门本地人之外，其余八名都是华人，其中包括一名经营汽车零件进口的新华侨，一名大马华人木商，一名华人渔业大亨，以及其他在索国经商许久的老华侨，而太平洋赌场的梁家大少，自然也没有缺席。反对党主席威尔（Mathew Wale）则抨击，商界名单竟完全没有本地公司代表，华商和中索建交之间的关联昭然若揭。

和其他华侨一样，黄千伟也向我推荐了唐人街里的东方茶餐厅。东方茶餐厅外观十分简约，内装却颇为体面，气氛也和福清人经营的“Kai Bar”非常不同。东方餐厅的周老板是香港人，至今仍坚持手工打制石斑鱼丸，在当地华人圈内颇为驰名。

“香港人本来就是因为逃难才到香港嘛，我当年也可以说是逃来这里的。真的有个万一，再逃就是了。”

虽然在香港出生，但周老板其实是潮州人；之所以会来索罗门，还是多亏了英国人当年已届西山的日不落帝国。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回归前夕的香港人心惶惶、工作难找，周老板又刚和来自广东恩平的妻子结婚。然而当时正值政权过渡期，港英政府收紧入籍政策，将大陆妻子接回香港的手续繁复，周老板为了妻子的身份问题十分苦恼。

“正好我妹妹已经嫁来索罗门群岛，她的老公就是索罗门的老华侨，也是我老婆的舅舅。有天我妹妹告诉我这里属于大英国协（Commonwealth of Nations），有英国“高专”（High Commission，亦即英国在大英国协国家设立的外交代表处，相当于大使馆），申请英国BNO（英国海外国民）护照比较快，于是我就决定带老婆过来生小孩了。”

虽然是为了英国护照而来，但周老板一家人早已改拿索罗门护照，“毕竟BNO实在没什么用，而且就算换了索罗门护照，也还是可以继续保有香港身分证”。

刚到索罗门群岛时，周老板先在华人的商店里收银，直到二〇一一年才终于开了东方餐厅。“我在香港本来就是厨师，开这家店可以说是重操旧业。”回忆开店初期，周老板连连叫苦，因为当时从潮州请来的师傅不会炒广东菜，也不会用港式的炒镬。

“如果我在香港，也是继续做厨师，说不定早就被淘汰了。九七前夕很多厨师都在往外跑，我不过是比较特别，跑到索罗门群岛来而已。一九八八年有个朋友急着找厨师去台湾，还问我能不能明天就走，结果我身上没有护照。如果我当时有护照，现在应该就在台湾了。”

周老板的国语虽不流利，但已经比同年龄的香港人好很多，因为他年轻时爱听台湾流行音乐，也时常北上旅游。“我第一次去大陆是一九八五年，当时吃的饭都是黑的，带一千块港币回去都用不完。我最远还去过漠河的北极村！”

如果说索罗门群岛于一九七八年的正式独立，引发了老华侨的第一次逃难潮，那么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间的族裔冲突，则是让索罗门华人族群结构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已经所剩不多的老华侨，终于决定向外移民；而从福清来的新华侨，眼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则是从中国拉了更多老乡过来。时至今日，索罗门像他这样能够讲广东话的华人，反而已经越来越少。

谈起索国的两次动乱，周老板的语气稀松平淡。“香港人本来就是因为逃难才到香港嘛，我当年也可以说是逃来这里的。真的有个万一，再逃就是了。”

当时餐厅里的电视机，正好在播放香港警民冲突的新闻。“我在香港还有家，在荃湾。上个月回香港，我家楼下就有催泪弹，坐在家里都闻得到。”周老板眼睛盯着电视荧幕里的拉扯对峙，语气依然平淡。

东方茶餐厅开业至今八年，座上宾不只有当地华人。大马华人的马来菜味道太重，不少嗜淡的东亚味蕾，都得靠他抚慰——台湾大使总会光顾，几位日本外交官也称赞他的鱼丸好吃，还有些外派到索国的澳洲人或西方人，偶尔也会到东方茶餐厅换换口味。这或许也是周老板淡定的原因之一：不论肤色认同，人总归是要吃饭，食物也总是能够跨越国界、聚拢各路人马，身为厨师的他不愁生计。

“不管谁建交、谁断交，明天我都会一样开门。”周老板说完，便向其他客人收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