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門群島和台灣斷交後，我們與當地華人再次「漫步唐人街」

飛機停妥之後並沒有連接空橋，所有乘客都必須走階梯離機；從停機坪步向航廈時，還能見到來接機的親友在航廈的頂樓平台上，正和剛下機的乘客興奮揮手。和其他南太平洋的島國不同，索羅門群島的觀光產業並不發達，從巴紐首都搭飛機過來的乘客不是西裝筆挺的商務客，就是從海外返鄉的索羅門人，觀光客的身影十分少見。

以一個人口有六十萬的島國來說，這個索羅門群島最大的國際機場航廈還是稍嫌簡陋了些：入境審查、行李轉盤、海關、迎客大廳，基本上都在同一個房間裡，只是由幾塊夾板隔開而已。

航廈裡最醒目的文字不是歡迎標語，而是「嚴禁攜帶任何動植物和食品入境」幾個大字，但在幾乎所有副食品和民生物資都必須從國外進口的索羅門群島，這句禁令卻顯得無比諷刺。我突然想起背包裡的台灣鳳梨酥和茶葉，擔心入不了境，於是主動和海關人員申報，沒想到對方只看了一眼，便一派輕鬆地揮了揮手，示意我通過。

蘿拉依約在航廈出口等我。她的樣貌完全沒變，還是十年前我在台灣大學認識的那個女孩，身邊卻多了兩個孩子。索羅門群島過去作為台灣的邦交國，每年都會遴選學生來台留學，並由台灣外交部或教育部提供全額獎學金，但多年以來，蘿拉仍是極少數能進入台大的索國學生之一。

從機場到市區的公路，正好也是索國最大島瓜達康納爾島唯一的一條主要公路。蘿拉在駕駛座上逐一向我介紹：這個是馬來西亞華人蓋的新樓盤、那個是台灣的農技團和大使館。不到二十分鐘的路程，就能把索國一切重要機關和大型建築細數覽畢。

一路上，「依賴」是最常從她嘴裡吐出的字眼：車子行駛的公路是日本援建的，醫療中心是台灣人蓋的，興建國際會議廳的資金來源則是紐西蘭，「沒有外國人的幫助，我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

蘿拉的父親來自索國的馬萊塔島，母親則是紐西蘭人，因此她的五官更像白人，但膚色卻是美拉尼西亞人的古銅色。離開台灣後，她又在紐西蘭念了一年的碩士課程，拿到學位之後才返回索國，在一個NGO裡負責青年培訓計畫。「這裡的教育水準低落，有能力的家庭都會將孩子送往國外，年輕人留在這裡幾乎沒有機會。政治人物也只顧著自己發財，不顧人民死活。」她的語氣實在太過淡然，聽不出有任何抱怨之意。

結婚之後，蘿拉決定回到家族經營的連鎖超市幫忙。他們家的超市聲譽頗佳，主要販賣澳洲貨，但中國貨的比例亦逐年提升，今年便從中國進口了二十個貨櫃的商品。她的母親為了採購，每年都得到廣州兩趟；懂中文的蘿拉理應要跟著過去幫忙翻譯，「但我實在不喜歡中國，又有小孩要照顧，到現在一次都沒去過。」

週六上午的市區道路非常繁忙，人們從島上各地湧入中央市場採買食材。我們困在車陣裡許久，不斷閃躲在路上竄動的人車，才找到空隙彎進市場邊的小巷裡，還沒駛到盡頭，海畔邊的一個鐵柵門便已緩緩開啟。

下車後，我逐漸明白蘿拉在數落自己的國家時，語氣為何能夠如此平淡——因為那些種種慘澹，都被擋在她小小的堡壘圍牆之外。蘿拉一家人的房子是一幢兩層樓的木屋，二樓的半戶外露台和屋頂茅草充滿熱帶風情，但內裝設備卻十分現代化，和圍牆外的市場、充滿遊手好閒的路人和扒手的街道形成了強烈對比。

蘿拉讓我住進一樓的客房，又將我介紹給家裡的三個傭人。索國的本地富商不多，經商成功的大部分都是馬萊塔人，蘿拉的家族便是一例。「馬島人比較勤奮精明，我家裡的傭人也都來自馬島。」

蘿拉的丈夫安東尼也來自馬島望族。安東尼的表哥里克・侯（Rick Hou）曾擔任索國總理，在這次外交風波中是支持台灣的政治人物。這個曾在台大領獎學金的女孩，和前總理有親戚關係、家裡經營索國最大的連鎖超市，且住在如此舒適的豪宅裡，令我有點驚奇。但仔細想想也不足為奇，在制度不完善、資訊不夠透明的發展中國家裡，能夠掌握獎學金門路的學生，通常不是家境頗為富裕，就是政商關係通達。

放下行李後，我在廚房找到了正在為孩子準備午餐的蘿拉。很自然地，我們的話題回到了她在台灣的留學生活。蘿拉對於台灣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奮程度，印象十分深刻，「一個台灣人的生產力可以抵得過四個索羅門人。我很想聘請台灣人來這裡工作，可惜就算我開出台灣平均薪資的雙倍價碼，大概也很少有台灣人會願意離鄉背井到這樣的國家來。」

談到外交轉向，蘿拉直白地說，台灣既沒有要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爭霸，也沒有開發索國天然資源的意圖，「索羅門群島除了偶爾可以在聯合國大會上幫台灣舉手發言之外，對台灣來說實在沒有太多用處。」

但這並不代表她認為索國應該跟中國建交。相反地，她認為台灣曾經創造經濟奇蹟、歷經過民主化轉型，在人權、環保和醫療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端，是故台灣可以為同樣是小國的索羅門群島提供非常多寶貴的經驗。反之，索羅門群島和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相比，量級相差實在太過懸殊，所謂的中國經驗對索國人來說根本難以借鑑。

「真要說索羅門群島對台灣能有什麼幫助的話，我倒覺得是我們給了台灣人一個空間，讓你們能夠思考，自己究竟希望擁有一個怎麼樣的國家。」蘿拉說，「我個人認為，中國或許會帶來不少資金，但在索國現有的貪腐結構和孱弱制度之下，我不認為這對現狀會是個明智的決定。」

〈漫步唐人街〉：索羅門群島的「地下國歌」

對於索羅門群島而言，無論選擇與兩岸哪一個政權建交，廣義的「中國」（China）早已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來自索羅門群島的歌手弗瑞德・馬耶多拉（Fred Maedola），曾於一九六〇年代唱紅了一首名為〈漫步唐人街〉（Walkabout Long Chinatown）的歌曲，在太平洋地區家喻戶曉。〈漫步唐人街〉後來被譽為索羅門的「地下國歌」，但外人總難理解，為何最能代表索羅門群島的一首歌曲，內容竟然和 China 有關。

那個在甜軟旋律之中，用索羅門皮欽語唱出的「唐人街」，指的就是荷尼亞拉市區邊上的華人社區；地圖上，唐人街的正式路名，還是粵語發音的「中華路」（Chung Wah Road）。〈漫步唐人街〉其實是首情歌，講述的是單身男性途經唐人街，前往中央醫院宿舍會面女護士的情景，而中央醫院其實也就是台灣駐索羅門衛生中心的現址。

放眼當今世界各個角落，中國城不足為奇，然而荷尼亞拉的唐人街，卻和一般刻板印象的中國城不太一樣：這裡中國城沒有牌樓、建築物難以看出中式特色，在街上走動的也幾乎都是本地人。索羅門群島的華人社群和唐人街一樣低調，以致於經常遭到學者的忽略，與汗樑充棟的美國華人、東南亞華人研究相比，「索羅門華人」在學術文獻中的身影，幾乎可說是接近一片空白。

今日索國境內的老華僑，可以上溯至索羅門群島成為英國領地的初期。雖然殖民政府起初並不歡迎華人移民，但從一九一〇年代開始，索羅門群島境內便開始出現零星華商，他們一般來自當時由德國統治、容許華人移民的拉堡爾（Rabaul，今日為巴紐領土）。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索羅門群島境內的華人社群已達一百八十人，其中多數都是廣東籍的四邑人，在香港和澳洲雪梨之間進行貿易，經商網路基本上就是大英帝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版圖。

二戰結束之後，華人社群持續掌控當地零售業，並在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中佔有重要地位，和統治索羅門群島的英國政府也維持良好關係。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索羅門的華人社群約在三百人上下，其中許多人都已取得英國國籍，並受洗為基督徒。

一九六五年，華人成立了英屬索羅門群島華人總會，亦即今日「中華總會」的前身。老華僑社群的巔峰出現在一九七〇年代，當時華人人數多達近六百人，也早已融入當地社會。儘管索羅門本地社群對於老華僑在零售業和土地上的優勢有些微詞，但和華人的關係仍算融洽。在索羅門皮欽語之中，華人和亞裔人口皆被稱為「Waku」，最早即源自廣東移民的自稱——「華僑」（Wah Kiu）。

然而到了索羅門群島獨立前夕，許多華人擔心自己在英國統治期間的社經優勢無法維續，於是紛紛移民紐澳兩國。到了一九八六年，華人在人口普查之中只剩下三百多人。

經營荷尼亞拉大飯店（Honiara Hotel）的陳國強（Sir Tommy Chan），便是少數留下來的老華僑之一。

我在飯店的游泳池畔找到陳國強時，他正在進行晨間的例行散步。今年已經七十六歲、見過英國女皇四次的他，照理說應該是全索國最見多識廣的華人，卻直說自己沒有興趣談歷史，只想向我介紹他最近搭建的溫室和蝴蝶棚，「索羅門群島於一九七八年獨立後，我的家人就都去了澳洲，但那裡太冷，我受不了」，陳國強說。

荷尼亞拉大飯店像一條龍一般，蟠踞在唐人街尾段的山坡上；這裡開張於一九六八年，是索羅門群島的老字號旅館，還擁有索羅門唯一一間正統法式餐廳。旅遊指南《寂寞星球》收錄了他經營的飯店和餐廳，卻無法苟同飯店裡隨處可見的大型熱帶魚、貝殼和人魚卡通灌模雕塑。

陳國強講的英語，帶有標準的英式口音，舉手投足都更像個英國的老紳士，然而他其實是索羅門群島的第二代華人，爸爸則是來自廣州的工程師，過去曾是索國最大的空調設備代理商。除了飯店事業，陳國強也擔任過國會議員和聯合民主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的黨魁。

政商關係通達的他，刻意在飯店的櫃檯和酒吧都放置了看板，上面全是他與政界名人和影視明星的合影，其中一張捐給英國皇室的支票影本特別顯眼。「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廣結善緣莫樹敵（Make friends, no enemies）。」

從表面來看，陳國強和台灣的關係十分密切。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台灣人，兒子陳學仕（Laurie Chan）曾於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一四年期間擔任駐台大使，台灣大使館舉辦的餐會也不時會選在他的飯店舉辦。二〇〇九年重創台灣南部莫拉克風災過後，陳國強還發起募款大會，最後為台灣募得了六十萬索幣（約八萬美元）的善款。

陳國強是個業餘的藝術家，飯店裡風格奇異的灌泥雕塑，也都是他親手設計的。聽我從台灣來，他特地帶我繞去宴會廳看他畫的「八駒圖」。當年馬英九來訪索羅門，也在他的飯店吃過飯，「我特地畫了八匹馬，就是要等他蒞臨之後湊齊九匹馬，這樣就是馬英『九』了」，他對這個點子，似乎依然深感得意。

然而陳國強也是個極富爭議的人。二〇〇六年國會大選結束後，一位當時派駐在索國的澳洲財政官員香農（Mick Shannon），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提及陳國強為了拿到賭場執照，在選舉中對新任總理斯奈德・里尼（Snyder Rini）提供了競選經費。這封信件外流之後，不只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還觸動了索國本地人對於華人資金（以及背後的中國和台灣資金）介入政治的敏感神經，最後引爆了幾乎讓唐人街群毀的暴動。

台海兩岸在外交上的競爭，對於老華僑來說並非壞事，左右逢源的大有人在，而陳國強便是其中之一。陳國強作為聯合民主黨主席，曾於二〇一六年揚言開除當時第三度擔任總理的蘇嘉瓦瑞的黨籍；一般認為，陳國強當時正在暗地推動索羅門群島和中國建交，而蘇嘉瓦瑞則被他視為絆腳石。

當天晚上，我應陳國強的邀請，再次回到荷尼亞拉大飯店參加他的家庭聚會。我抵達時，陳國強已經在和一位本地人交談；他介紹自己是總理辦公室的秘書，也是陳國強的老朋友。酒足飯飽之後，陳國強塞了一瓶紅酒給總理秘書，又拿了一瓶椰子油要送我；看我想要婉拒，他彎下腰來再次耳提面命，「廣結善緣莫樹敵。」

Wontok：「美拉尼西亞式社會主義」與當代世界體系

索國嚴重的貪腐現象，也是傳統社會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過渡時出現的問題。索羅門群島今日仍有類似於傳統宗族概念的「Wontok」體系，而「Wontok」裡的頭人本就有照顧族人的責任。

因為採訪行程忙碌，我一直沒有機會遇上蘿拉的丈夫安東尼。直到有天傍晚，蘿拉敲了敲我的房門，邀我和他們夫妻倆一起到日本人經營的門答那飯店（Mendana Hotel）參加家庭聚餐，我才終於有機會和安東尼聊聊。

坐在蘿拉家的第二輛SUV裡，我們的對話不時被他們小女兒的尖叫聲打斷。轉進飯店停車場時，蘿拉和我說：「這間飯店歷史很久，但設備一直維持得很好，台灣大使館也經常在此設宴款待華僑」，在索羅門群島，「設備維持得很好」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種盛讚。

當天雖然不是週末假日，但餐廳外已經排起了人龍；仔細一看，隊伍裡除了少數幾個本地家庭之外，幾乎都是亞洲和西方面孔——如果單論談吐和舉止，安東尼和蘿拉夫妻倆其實也更像澳洲人或紐西蘭人，而這也是索國本地菁英的典型樣貌。

我們坐定後，蘿拉用手肘輕碰了一下我，低聲告訴我餐廳中央和幾位中國商人同桌的，正是某位國會議員。在索羅門群島，政治人物和外國商人可以在公共場所餐敘，並不是什麼需要避嫌的事情。

雖然坐在餐廳裡就能聽到海浪聲，但自助餐盤裡供應的海鮮卻不怎麼新鮮，安東尼只動了幾口，便和我聊了起來。曾在澳洲留學的他，學的是電影製作，原本打算回來建立索國第一家電視台，卻因為二〇〇六年的暴亂而不得不中止計劃；直到今日，索國依然沒有自己的電視台。

幾年前，安東尼決定接手家族事業，現在專營酒精飲料的進口代理。和大部份華人商店相比，安東尼很驕傲自己做的是「正規生意」，不像華人會低報貨物價值，甚至直接塞錢給海關人員。「那些華人賣的威士忌就是比我的便宜，但我有繳稅，政府當然會站在我這邊，保護我的利益。」

索國嚴重的貪腐現象，也是傳統社會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過渡時出現的問題。索羅門群島今日仍有類似於傳統宗族概念的「Wontok」體系，而「Wontok」裡的頭人本就有照顧族人的責任。安東尼說，「鄉下人帶著行李到首都來攀親帶故是很常見的事情，有些人一借住就是好幾年，有錢人甚至可能隨時都有十幾個人在家裡投靠」。

雖然索國獨立之後沿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卻經常被人們依據「Wontok」體系想像成傳統部落裡的頭人，因此買票貪污的行為，在很多人眼裡不過就是在「照顧族人」，天經地義，安東尼將族人的這種心態，稱為「美拉尼西亞式的社會主義」，在自給自足、物質並不豐腴的傳統社會裡，這種「社會主義」心態具有重要的社會調節功能，但在索羅門群島踏入「現代」生活、外來資本大舉壓境之後，這種心態卻會讓裙帶政治、貪腐問題與貧富差距變得更加嚴重而已。

這個現象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過錯，也並非與中國建交的鍋。在當今世界體系下，各式「外援」與小島當地社會之間的和扞格，要走出這個困境，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從辛亥革命時期到「逃離97」的香港人

「你也要辦中國簽證啊？」站在櫃台後面的黃千偉（Shilling Wong），臉上堆滿笑容地用粵語問我。黃千偉是黃彪百貨商行（Wong Pew Store）的第二代傳人，也是索羅門老華僑的第二代；他的皮膚黝黑、五孔深邃，除了眼尾帶有華人面孔韻味之外，氣質舉止都與本地人無異，十分有親和力。

他除了已經擔任中華總會副會長多年，接手經營的黃彪商行，也一直都是索國人民申請中國簽證的代辦中心；有些華人不諳中文，他也會幫他們用漢字填寫申請表格，再寄到巴紐的中國大使館——不過隨著索羅門中國大使館即將落戶，黃千偉的代辦生意可能也要走入歷史。

因為白蟻蛀蝕嚴重，黃彪商行早在二〇〇〇年就經過改建，也是少數在二〇〇六年暴亂中倖存的建築物，「我跟本地人關係很好，好多朋友聽到唐人街發生暴亂，都主動趕來保護我。」時至今日，黃彪商行依然保留著「前店後家」的空間型態。

黃千偉對於中國並不陌生。上個世紀的海外華僑為了讓後代接受中文教育，經常選擇將孩子送回中國，黃千偉就曾在香港唸中學，和妻子也是在香港認識的。「我不喜歡香港，太擠了，走路都得這樣」，他一邊說著，一邊縮起身體，滿臉委屈。

黃彪商行賣的東西大部份都來自中國，幾乎什麼都能找到——連淘金用的淘盤都有。索國的金礦開採曾經非常蓬勃；就在台索斷交前夕，中國中鐵也才剛和索國政府簽了合約，預計將投入八億美元重啟澳洲公司留下的金嶺礦區（Gold Ridge Mine）。

黃千偉對於中索建交充滿期待，但對於經歷過暴亂的他而言，他最希望中國人帶來的既不是資金、也不是基礎建設，而是就業機會。「索羅門人一旦遊手好閒，就開始偷東西、搶劫。」相較之下，台灣的農技團和衛生中心能為當地人製造的就業機會就十分有限。

就索國老華僑的民心轉向而言，二〇〇六年唐人街發生的暴亂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當年台索雖有邦交，卻是中共政府撤僑最力，當地華僑都看在眼裡。「當年台灣大使館根本無能為力，連在農技團、醫療中心和大使館工作的台灣人都自身難保，反而是中國派出了專機撤僑。有些台灣漁船的人員當時也被中國接走，最後才轉赴台灣。」黃千偉回憶。

就意識形態而言，索羅門群島和西方國家一直較為親近，也因此老華僑過去對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更有好感。此外，台灣早期派出的外交官多半是外省籍，對於海外華僑也通常會懷抱更多情感。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迎來本土化浪潮的高峰，對於海外華人的僑務政策也作出不少調整。二〇〇六年，台灣僑委會的官方英文名稱由「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s」（字面涵義為「海外華人事務委員會」），改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s」，目的除了是為了在海外和中國政府作出區隔，也是希望淡化台灣政府的「中國色彩」、擴展海外社群工作的定義。

在這個背景之下，兩岸的均勢持續傾斜：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讓華人的歸屬感有了新的攀附處，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也勢難避免將這些華僑往外推。

想看兩岸政權在索羅門群島的角力，黃彪商行牆上的照片就是很好的縮影。

一九九八年，黃千偉在台灣總統府和李登輝合照；到了二〇〇七年，照片尺寸變得更大，背景也換成了北京的國務院，合影人物則是胡錦濤；最新的一張攝於二〇一三年，上頭寫著「全國政協副主席接見第九屆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中國那邊對我們十分優待，食宿全包了，不像台灣只提供住宿。最近巴紐的中國大使館和僑辦也才發出邀請，我下週還要去北京呢。」

黃千偉沒有騙我。十月九日，索國總理蘇嘉瓦瑞率團前往北京，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會晤，黃千偉的確就是代表團的成員。

再翻開代表團名單，十一名「商界代表」之中，除了三名國營企業和商貿協會代表是索羅門本地人之外，其餘八名都是華人，其中包括一名經營汽車零件進口的新華僑，一名大馬華人木商，一名華人漁業大亨，以及其他在索國經商許久的老華僑，而太平洋賭場的梁家大少，自然也沒有缺席。反對黨主席威爾（Mathew Wale）則抨擊，商界名單竟完全沒有本地公司代表，華商和中索建交之間的關聯昭然若揭。

和其他華僑一樣，黃千偉也向我推薦了唐人街裡的東方茶餐廳。東方茶餐廳外觀十分簡約，內裝卻頗為體面，氣氛也和福清人經營的「Kai Bar」非常不同。東方餐廳的周老闆是香港人，至今仍堅持手工打製石斑魚丸，在當地華人圈內頗為馳名。

「香港人本來就是因為逃難才到香港嘛，我當年也可以說是逃來這裡的。真的有個萬一，再逃就是了。」

雖然在香港出生，但周老闆其實是潮州人；之所以會來索羅門，還是多虧了英國人當年已屆西山的日不落帝國。時間回到一九九五年，回歸前夕的香港人心惶惶、工作難找，周老闆又剛和來自廣東恩平的妻子結婚。然而當時正值政權過渡期，港英政府收緊入籍政策，將大陸妻子接回香港的手續繁複，周老闆為了妻子的身份問題十分苦惱。

「正好我妹妹已經嫁來索羅門群島，她的老公就是索羅門的老華僑，也是我老婆的舅舅。有天我妹妹告訴我這裡屬於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有英國「高專」（High Commission，亦即英國在大英國協國家設立的外交代表處，相當於大使館），申請英國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比較快，於是我就決定帶老婆過來生小孩了。」

雖然是為了英國護照而來，但周老闆一家人早已改拿索羅門護照，「畢竟BNO實在沒什麼用，而且就算換了索羅門護照，也還是可以繼續保有香港身分證」。

剛到索羅門群島時，周老闆先在華人的商店裡收銀，直到二〇一一年才終於開了東方餐廳。「我在香港本來就是廚師，開這家店可以說是重操舊業。」回憶開店初期，周老闆連連叫苦，因為當時從潮州請來的師傅不會炒廣東菜，也不會用港式的炒鑊。

「如果我在香港，也是繼續做廚師，說不定早就被淘汰了。九七前夕很多廚師都在往外跑，我不過是比較特別，跑到索羅門群島來而已。一九八八年有個朋友急著找廚師去台灣，還問我能不能明天就走，結果我身上沒有護照。如果我當時有護照，現在應該就在台灣了。」

周老闆的國語雖不流利，但已經比同年齡的香港人好很多，因為他年輕時愛聽台灣流行音樂，也時常北上旅遊。「我第一次去大陸是一九八五年，當時吃的飯都是黑的，帶一千塊港幣回去都用不完。我最遠還去過漠河的北極村！」

如果說索羅門群島於一九七八年的正式獨立，引發了老華僑的第一次逃難潮，那麼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間的族裔衝突，則是讓索羅門華人族群結構出現了決定性的變化：已經所剩不多的老華僑，終於決定向外移民；而從福清來的新華僑，眼看局勢逐漸穩定下來，則是從中國拉了更多老鄉過來。時至今日，索羅門像他這樣能夠講廣東話的華人，反而已經越來越少。

談起索國的兩次動亂，周老闆的語氣稀鬆平淡。「香港人本來就是因為逃難才到香港嘛，我當年也可以說是逃來這裡的。真的有個萬一，再逃就是了。」

當時餐廳裡的電視機，正好在播放香港警民衝突的新聞。「我在香港還有家，在荃灣。上個月回香港，我家樓下就有催淚彈，坐在家裡都聞得到。」周老闆眼睛盯著電視螢幕裡的拉扯對峙，語氣依然平淡。

東方茶餐廳開業至今八年，座上賓不只有當地華人。大馬華人的馬來菜味道太重，不少嗜淡的東亞味蕾，都得靠他撫慰——台灣大使總會光顧，幾位日本外交官也稱讚他的魚丸好吃，還有些外派到索國的澳洲人或西方人，偶爾也會到東方茶餐廳換換口味。這或許也是周老闆淡定的原因之一：不論膚色認同，人總歸是要吃飯，食物也總是能夠跨越國界、聚攏各路人馬，身為廚師的他不愁生計。

「不管誰建交、誰斷交，明天我都會一樣開門。」周老闆說完，便向其他客人收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