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麦曦茵：我有一个百子柜

麦曦茵有时能说出对方想说的话，或者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我会花力气去观察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我有时不是很敢透露我有这个观察细节的习惯和能力，”她笑说怕别人会“害怕”，“例如同事之间相处，可能对方做某个动作，我已经知道下一动作我要递什么东西给他。”

为什么他会选择穿这件衣服？为什么她的坐法是这样？

“我是一个很需要观察、很需要储备，很需要一个大量嘅资料搜集或者研究的人。但这些资料搜集未必是很具体地去访问很多人，反而是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观察或者分析。”这种“研究”，包括观察身边人的行为模式，思考他们言行的原因，也包括一定的代入、想象，甚至“角色扮演”：“就是代入对方、或者代入某一个时代的人，去想像。”她说。

“我脑海里面有个百子柜。”麦曦茵这样形容她自己的创作模式。

她的第五部作品《花椒之味》同样如此创作。

在此之前，她作品叙述的主题大多是青年人之间的暧昧恋情与生活状态。这一次她转而挖掘亲人、世代之间的情感，出来的成品，有影评以“感情细腻，细节通感，真实有趣”来形容。当中有不少家人之间的交流甚至争吵，令不少观众觉得历历在目，仿佛就抽取自他们真实的生活当中。这种真实与细腻，正来源于她大量的储备。

这种观察习惯已经融合进了她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可能我刚刚跟你聊着天，我也在代入想象某些东西。”

“比如你为什么要点一杯yogurt呢？除了天气很热这个原因之外。”她看了看桌子上我面前的那杯饮料，笑说，“就我会去假想某些人的生活，或者假想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这些所有观察和想象凝成人间细节，放置在她脑内的百子柜中。“里面有好多不同的人设，他们在不同的家庭成长，他们的背景和遭遇都不一样。”

然后当需要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她就打开她的百子柜，从不同的抽屉中取出她需要的元素，如同配药一般，调配、烹制出一个个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相处。

麻辣的诞生

《花椒之味》中的如树、如枝、如果三姐妹，和故事中所有与她们基于血缘、情感、社会关系产生羁绊的芸芸众生，都是这样诞生。

故事改编自作家张小娴的小说《我的爱如此麻辣》，原书讲述女主角与远在非洲的青梅竹马男性好友通信，讲述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父亲去世后，她突然多了两个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姐妹以及一间火锅店，而好友也以自己在非洲的见闻交换，原本是书信体互诉衷肠。

麦曦茵对文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编。非洲男友那条线被大刀阔斧地砍掉，钟镇涛饰演的父亲在影片开头有中秋节舞火龙片段，很快便由剧情交代他病发身亡，女儿郑秀文操办丧事时，才发现风流父亲藏着另外的电话，联络他在重庆、台湾分别留下的两个女儿。她根本不知道两个妹妹的存在，而她们来到香港参与丧礼之后，才开始互相认识、了解，共同学习经营父亲留下的火锅店，却面临另一个谜题：父亲的秘制火锅底料没有留下秘方，底料却越用越少，她们只好不停地试味，不停探索父亲的过去。

“这个故事我有一个挺想明确地去表达（的主题）。”麦曦茵说，这三姐妹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域、年龄层、价值观的女性，但她们的共同点，是她们的原生家庭并不健全。“透过这个改编故事，我想去探索女性在原生家庭不健全的状况下，会影响她自身的价值观、怎样看两性的价值观，以及怎样看待婚姻、家庭，从而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如何去自我确立。”

三个主角都有一个必须面对的家庭关系问题。郑秀文饰演的大女儿，记恨父亲曾经抛弃她母女，心结到父亲死去都未曾解开；台湾二女儿赖雅妍随着母亲改嫁进入另一个家庭，但母亲对父亲的怨恨、乃至对她事业的不理解从未消解；重庆的三女儿李晓峰在母亲远嫁后与外婆相依为命，外婆却总想着要为她另觅归宿。

“电影里面，这三个女性其实是70后、80后、90后，她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而她们的成长中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创伤，就是爸爸抛弃了她们，这是一个共同的阴影。”麦曦茵说。“在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缺席中（其中重庆的三妹成长中也有母亲的缺席），这一个成长中很含糊的记忆中，有一些东西植根在了她们的心里面，就是觉得自己是被忽略的那个，或者缺乏一些被认同。”

她以电影中来自台湾的二姐如枝为例。如枝跟随她的母亲生活在台湾，是一名职业撞球手，有她在运动上的职业追求。而她的理想去得不到母亲的认同，母亲更希望她找一份正经稳定的工作，因而母女之间常常冲突。“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她在她们的相处之中觉得不被认同，那是一种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不被认同。于是她有一种寻求……”麦曦茵解释，如枝选择向外寻找她的父亲，一个距离她很远的父亲，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与慰借。这个远在香港，未曾陪伴过她多少成长的父亲，却十分支持她的事业，会追踪她的比赛直播，录下她的表现，为她加油呐喊。

这种向外寻求慰借，本身就是一种你会经常在离婚家庭、情感分裂家庭的小朋友身上看到的习惯。麦曦茵解释说。

而郑秀文饰演的如树，则因为曾经遭遇父亲的抛弃，一直对后来回到她生命中的父亲冷漠且抽离，一直到他死去都未能揭开心结，而同时也充满对男性的抗拒。麦曦茵说她用了两条副线去表达这一点。

原书中的爱情故事，在电影中被简化成两个配角，分别是刘德华饰演的前男友和任贤齐饰演的医生。“当如树去和男性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去回避任何与父亲可能重叠的男性，因为她被植根了一种对男性的抗拒，所以一旦她看到一些父亲特质的假想或者投射，就会很害怕在她的爱情对象中面重覆那些特质。”

在母亲得了绝症之后，父亲回到她们身边履行照顾的责任，反而让她后来警惕这种“滥情、扮好人、以负责任之名去矇骗或者伤害身边人”的人。“她很害怕一些有承诺但无爱的关系”，麦曦茵说。

正因为有了这些可以想象的面向，在接触了以爱情为主线的原文文本之后，麦曦茵认为故事中对她来说更有力量的部分，是能讲出什么是爱。“爱与不爱之间，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某一程度上，是另一种平行时空。”

当三个互相不知对方存在的姐妹在父亲的见面时，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会多么有戏剧张力。麦曦茵可以让三人矛盾重重，但她并没有这么处理。“她们各自面对过一个被抛弃的经历之后，其实她们可能会很仇恨对方，或者很不相信对方，但同时她们也知道，其实是可以面对对方的。”

麦曦茵更愿意去追溯这种可能的不满与怨恨的源头，也就是她们的上一代。

百子柜中收好的真实

电影中如枝与母亲曾因为如枝的撞球事业争吵，母亲说以为孩子打撞球“只是玩玩”，没想到女儿认真把它当工作；而如枝则反驳，“我没有把它当工作，我把它当事业。你没有事业你不会了解。”

麦曦茵说，如枝讲的前半句，她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说过，但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普通聊天场景中，一句开玩笑的说法。而后半句，则来自她对于母女争执场面的一种想象。“我知道有很多时候，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两母女之间是会这样互相伤害的。”

但我是不会在现实生活讲一句这样的话的，麦曦茵说，就是因为我很明白，对我妈来说，最大的事业就是我。

另一段为人称道的对白，是“想”与“可以”之争，出自郑秀文与前男友刘德华当年在车中的一段对话。郑秀文问刘德华想吃什么，日本菜如何，刘德华表示“可以啰”。郑秀文不喜欢这个回答，追问他，什么是可以，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这个争执最后变成郑秀文问他，你到底是想结婚，还是可以结婚？你想不想结婚？

而刘德华回答，我可以。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告吹了。

麦曦茵说这段对白同样源于她的生活。

“究竟是想还是可以，这个是我每一天、每一次开会都会讨论，会问我身边的同事的。你是想做这份工作，还是只是可以做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与身边的人相处，或者解释某些东西的关键、逻辑时，『想和可以』的比喻是很重要的。你想过得好，跟你可以过得好是两件事；你想结婚，跟你可以结婚是两件事；你想打撞球，跟你可以有能力去打撞球是两件事；你究竟是好想做某一个电影，还是只是可以做一个电影。……”

这些生活中相处的点滴，全部汇聚成创作的灵感，融入到《花椒之味》中。“其实这个故事里面不止有这三姐妹，但同时也有爸爸、妈妈、婆婆，这些代表上一个世代的人。”麦曦茵认为，三姐妹与各自亲人的世代关系，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状态：“如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过去、无法挽回的关系。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或者创口，要怎么样面对？”

“如枝和她妈妈，就是一个现在式的关系。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很爱对方，一路依靠对方活到现在，但是我们偏偏不能够去理解对方。我们怎样去拆解一些累积下来、很难疏理的误解呢？”

而重庆的如果与年迈婆婆的关系，则代表着一段未来式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一刻相处得好好的，我们很爱对方，也很明白对方，但面对未来没有对方的日子，我们怎么办呢？这里面有一种假想，婆婆会假想，我会不会在这一刻成了你的负担呢？”

自小，由于父母的上班时间较长，麦曦茵的童年记忆之一是在不同的家庭、场所之间“流浪”。“我寄生过好多个家庭……我想是从幼稚园到小学六年级？也去过托儿所啦，去过补习社啦，有被欺凌过啦，也有为了不被欺凌而欺凌回别人……”这样丰富的经历和观察，让她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吵架，什么是冲突。

“我童年中见证了人和人之间很微小的斗争。我觉得人真的很容易跌入一个盲目地去想为自己辩护的状态。”她说。

然而直到她一直长大到十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明白说话的方法有有很多种。“怎样才能不要因为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快，去攻击、伤害对方？你最终的目的是想表达你的想法，想对方明白你的感受。但如果你尝试用一些很冲突的言语去刺激对方，令对方听不见你说的话，那你不就失去了沟通的目的了？”

说到沟通期间的言语刺激，她说起她甚至有一个记忆，话到嘴边却又收了回去。“还是不说了。”麦曦茵说，妈妈会看她的访问，有时说到自己童年一些不太正面的经历，例如在补习社被人欺负，妈妈会愤怒、自责，很不开心，就像戏中的如枝妈妈一样。

而麦曦茵早已成长成了一个能更细致地照顾身边人感受的人。

保护者的角色

听见麦曦茵在言语中提及“保护”他人的时候，我追问道：“⋯⋯你觉不觉得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

麦曦茵笑了一下，问身边的助理，你听没听到她问什么？

“她自己这个人本身就是很照顾别人那种人。” 助理从吃了一半的饭中抬起头，“她是经理人嘛。她作为一个导演已经有很多问题都要处理，更别说经理人，要保护我们身边所有艺人，这就是她的的角色。”

她的经理人公司Dumb Youth，从2012年至今，成立已7年。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全搞错了。”麦曦茵笑道，然后又补了一句，开玩笑的。故事要从2007年她拍完《烈日当空》后说起。她与当时合作过的演员保持联络，偶然会关心一下他们接拍的作品，有时了解到一些合作形式，她认为可能会“受骗”。

例如拍完东西收不到钱，又或者作品没有年期，“要用多久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或者没有保险。“去到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劲，也许可以帮他们看看那些合约。”

于是大概从2009年开始，麦曦茵开始帮一些演员看合约，同时逐渐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个“小朋友”黄溢濠。演员黄溢濠已经26岁，参演过《翠丝》《九龙不败》等作品，而她依然脱口而出称他为小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在2008年，麦曦茵24岁，黄溢濠才14岁，参演了刘国昌导演的《围城》，在一个电影节的首映礼上他们认识了。

“过了四年之后，他自己来找我，说他好想做演员，想知道路能怎么走。他找我的的时候，我感觉到他那种迷茫和决心。”于是麦曦茵介绍他去了黄进执导的《三月六日》。

在类似这样的过程中，林耀声、岑珈其、卢振业……演员们渐渐一个个在她周围凝聚起来，Dumb Youth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成立。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但原来不知不觉间，生命就已经影响了生命。”麦曦茵说。

麦曦茵认为，业内没有一间公司，用这么宽松、这么纯粹的模式去跟艺人去沟通。“我们之间，无论是契约，还是利害关系本身，我们都已经将之减到最小化，就少了很多牵绊。”麦曦茵说。

“但是正因为少了好多实物的牵绊，我们精神上的牵绊就更大，我们会更加相信对方，更加明白我们做每一个举动都应该为对方着想。”

麦曦茵说，公司的头三四年，她一度完全没有抽佣金，“可能现在算平下来，我还是白干”；而公司的演员总会很主动地关心，问公司有没有收少了我的钱？叮嘱一定要收足数。这是他们公司现在的状态。如今大家都成长了，麦曦茵想将公司改名，Dumb Youth这个称呼或许应该变作过去式，下一阶段需要另一个名字。

青春不懈

以前的采访中，麦曦茵曾经谈及自己的旧作，如《暧昧不明研究学会》《列日当空》等，当时她提及，“青春”是一个她会经常涉及的议题。而《花椒之味》中的大部分角色，可能处在一个更加成熟的年龄层。但麦曦茵认为，哪怕这个故事中人物的年龄层同青春离得有些远，但故事的精神也很青春。

“我甚至觉得我妈妈还很青春，婆婆也很青春。”她说。“青春是有一种不妥协，有一种好奇，有种对于不了解的事物的求知欲望。”郑秀文饰演的如树有一种青春，她已经过了最需要去探索自己和父亲关系的年纪，甚至过往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些盲点，“但在爸爸走了之后这一年里面，她经历了一个自我的重新确立、直面自己的伤口、然后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治疗。青春本身也包括受伤和疗伤的部分。”麦曦茵说。

《花椒之味》的故事中，充满了“看不透”“唔化”的人。而麦曦茵认为，这种执着也是一种青春。

“『看不透』本身，就需要有勇气，或者有面对问题的态度。”麦曦茵说，“这样你才可以挖掘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个人的电影命题，就是自我发现和自我疗愈。你要发现你的创口，然后去面对，能修复多少不到你决定，但你有没有尝试去修复它呢？『修复』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在电影中最想呈现的一个状态。”

在电影的最后，三位主角都通过思考、探索和体验人生，最终在自己与亲人的关系中获得了某种救赎。“它可以是一个两个小时的逃离，”麦曦茵说，“但回到现实，还是要面对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者大家还是有好多很多东西不明白。”

在这种与人相处的时候，拥有同理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想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麦曦茵说。而怎样培养人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呢？有可能就是通过从到大都接触很多不理他人感受的人。比如刚入行的时候，被人骂过，她就知道日后自己一定不能用这个方法去骂她的同事。

“然而有趣的点就在于，结果会很两极的，有一种是，你小时候这样被人对过，然后你长大就这样对别人；但另一种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这样被人对过，当我长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不可以这样对别人。”

沟通的创伤都是有的，选择怎么对待创伤，则是自己的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