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麥曦茵：我有一個百子櫃

麥曦茵有時能說出對方想說的話，或者知道對方想要什麼。

「我會花力氣去觀察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我有時不是很敢透露我有這個觀察細節的習慣和能力，」她笑說怕別人會「害怕」，「例如同事之間相處，可能對方做某個動作，我已經知道下一動作我要遞什麼東西給他。」

為什麼他會選擇穿這件衣服？為什麼她的坐法是這樣？

「我是一個很需要觀察、很需要儲備，很需要一個大量嘅資料搜集或者研究的人。但這些資料搜集未必是很具體地去訪問很多人，反而是一些人和人之間的相處、觀察或者分析。」這種「研究」，包括觀察身邊人的行為模式，思考他們言行的原因，也包括一定的代入、想象，甚至「角色扮演」：「就是代入對方、或者代入某一個時代的人，去想像。」她說。

「我腦海裏面有個百子櫃。」麥曦茵這樣形容她自己的創作模式。

她的第五部作品《花椒之味》同樣如此創作。

在此之前，她作品敘述的主題大多是青年人之間的曖昧戀情與生活狀態。這一次她轉而挖掘親人、世代之間的情感，出來的成品，有影評以「感情細膩，細節通感，真實有趣」來形容。當中有不少家人之間的交流甚至爭吵，令不少觀眾覺得歷歷在目，仿佛就抽取自他們真實的生活當中。這種真實與細膩，正來源於她大量的儲備。

這種觀察習慣已經融合進了她的日常生活中，「其實可能我剛剛跟你聊著天，我也在代入想象某些東西。」

「比如你為什麼要點一杯yogurt呢？除了天氣很熱這個原因之外。」她看了看桌子上我面前的那杯飲料，笑說，「就我會去假想某些人的生活，或者假想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

這些所有觀察和想象凝成人間細節，放置在她腦內的百子櫃中。「裏面有好多不同的人設，他們在不同的家庭成長，他們的背景和遭遇都不一樣。」

然後當需要創作一個故事的時候，她就打開她的百子櫃，從不同的抽屜中取出她需要的元素，如同配藥一般，調配、烹製出一個個人物，和他們之間的相處。

麻辣的誕生

《花椒之味》中的如樹、如枝、如果三姐妹，和故事中所有與她們基於血緣、情感、社會關係產生羈絆的芸芸眾生，都是這樣誕生。

故事改編自作家張小嫻的小說《我的愛如此麻辣》，原書講述女主角與遠在非洲的青梅竹馬男性好友通信，講述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父親去世後，她突然多了兩個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姐妹以及一間火鍋店，而好友也以自己在非洲的見聞交換，原本是書信體互訴衷腸。

麥曦茵對文本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改編。非洲男友那條線被大刀闊斧地砍掉，鍾鎮濤飾演的父親在影片開頭有中秋節舞火龍片段，很快便由劇情交代他病發身亡，女兒鄭秀文操辦喪事時，才發現風流父親藏著另外的電話，聯絡他在重慶、台灣分別留下的兩個女兒。她根本不知道兩個妹妹的存在，而她們來到香港參與喪禮之後，才開始互相認識、了解，共同學習經營父親留下的火鍋店，卻面臨另一個謎題：父親的秘製火鍋底料沒有留下秘方，底料卻越用越少，她們只好不停地試味，不停探索父親的過去。

「這個故事我有一個挺想明確地去表達（的主題）。」麥曦茵說，這三姐妹分別代表不同的地域、年齡層、價值觀的女性，但她們的共同點，是她們的原生家庭並不健全。「透過這個改編故事，我想去探索女性在原生家庭不健全的狀況下，會影響她自身的價值觀、怎樣看兩性的價值觀，以及怎樣看待婚姻、家庭，從而在成長的過程裏面如何去自我確立。」

三個主角都有一個必須面對的家庭關係問題。鄭秀文飾演的大女兒，記恨父親曾經拋棄她母女，心結到父親死去都未曾解開；台灣二女兒賴雅妍隨著母親改嫁進入另一個家庭，但母親對父親的怨恨、乃至對她事業的不理解從未消解；重慶的三女兒李曉峰在母親遠嫁後與外婆相依為命，外婆卻總想著要為她另覓歸宿。

「電影裏面，這三個女性其實是70後、80後、90後，她們來自三個不同的城市，而她們的成長中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創傷，就是爸爸拋棄了她們，這是一個共同的陰影。」麥曦茵說。「在自己父親或者母親的缺席中（其中重慶的三妹成長中也有母親的缺席），這一個成長中很含糊的記憶中，有一些東西植根在了她們的心裏面，就是覺得自己是被忽略的那個，或者缺乏一些被認同。」

她以電影中來自台灣的二姐如枝為例。如枝跟隨她的母親生活在台灣，是一名職業撞球手，有她在運動上的職業追求。而她的理想去得不到母親的認同，母親更希望她找一份正經穩定的工作，因而母女之間常常衝突。「她和媽媽之間的關係，就是她在她們的相處之中覺得不被認同，那是一種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不被認同。於是她有一種尋求……」麥曦茵解釋，如枝選擇向外尋找她的父親，一個距離她很遠的父親，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與慰藉。這個遠在香港，未曾陪伴過她多少成長的父親，卻十分支持她的事業，會追蹤她的比賽直播，錄下她的表現，為她加油吶喊。

這種向外尋求慰藉，本身就是一種你會經常在離婚家庭、情感分裂家庭的小朋友身上看到的習慣。麥曦茵解釋說。

而鄭秀文飾演的如樹，則因為曾經遭遇父親的拋棄，一直對後來回到她生命中的父親冷漠且抽離，一直到他死去都未能揭開心結，而同時也充滿對男性的抗拒。麥曦茵說她用了兩條副線去表達這一點。

原書中的愛情故事，在電影中被簡化成兩個配角，分別是劉德華飾演的前男友和任賢齊飾演的醫生。「當如樹去和男性相處的時候，很容易去迴避任何與父親可能重疊的男性，因為她被植根了一種對男性的抗拒，所以一旦她看到一些父親特質的假想或者投射，就會很害怕在她的愛情對象中面重覆那些特質。」

在母親得了絕症之後，父親回到她們身邊履行照顧的責任，反而讓她後來警惕這種「濫情、扮好人、以負責任之名去矇騙或者傷害身邊人」的人。「她很害怕一些有承諾但無愛的關係」，麥曦茵說。

正因為有了這些可以想象的面向，在接觸了以愛情為主線的原文文本之後，麥曦茵認為故事中對她來說更有力量的部分，是能講出什麼是愛。「愛與不愛之間，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某一程度上，是另一種平行時空。」

當三個互相不知對方存在的姐妹在父親的見面時，可以想象這個場面會多麼有戲劇張力。麥曦茵可以讓三人矛盾重重，但她並沒有這麼處理。「她們各自面對過一個被拋棄的經歷之後，其實她們可能會很仇恨對方，或者很不相信對方，但同時她們也知道，其實是可以面對對方的。」

麥曦茵更願意去追溯這種可能的不滿與怨恨的源頭，也就是她們的上一代。

百子櫃中收好的真實

電影中如枝與母親曾因為如枝的撞球事業爭吵，母親說以為孩子打撞球「只是玩玩」，沒想到女兒認真把它當工作；而如枝則反駁，「我沒有把它當工作，我把它當事業。你沒有事業你不會了解。」

麥曦茵說，如枝講的前半句，她確實在現實生活中對母親說過，但是在完全不同的一個普通聊天場景中，一句開玩笑的說法。而後半句，則來自她對於母女爭執場面的一種想象。「我知道有很多時候，當衝突發生的時候，兩母女之間是會這樣互相傷害的。」

但我是不會在現實生活講一句這樣的話的，麥曦茵說，就是因為我很明白，對我媽來說，最大的事業就是我。

另一段為人稱道的對白，是「想」與「可以」之爭，出自鄭秀文與前男友劉德華當年在車中的一段對話。鄭秀文問劉德華想吃什麼，日本菜如何，劉德華表示「可以囉」。鄭秀文不喜歡這個回答，追問他，什麼是可以，到底是想還是不想？

這個爭執最後變成鄭秀文問他，你到底是想結婚，還是可以結婚？你想不想結婚？

而劉德華回答，我可以。

他們的婚事就這樣告吹了。

麥曦茵說這段對白同樣源於她的生活。

「究竟是想還是可以，這個是我每一天、每一次開會都會討論，會問我身邊的同事的。你是想做這份工作，還是只是可以做這份工作？……對於我來說，與身邊的人相處，或者解釋某些東西的關鍵、邏輯時，『想和可以』的比喻是很重要的。你想過得好，跟你可以過得好是兩件事；你想結婚，跟你可以結婚是兩件事；你想打撞球，跟你可以有能力去打撞球是兩件事；你究竟是好想做某一個電影，還是只是可以做一個電影。……」

這些生活中相處的點滴，全部匯聚成創作的靈感，融入到《花椒之味》中。「其實這個故事裏面不止有這三姊妹，但同時也有爸爸、媽媽、婆婆，這些代表上一個世代的人。」麥曦茵認為，三姐妹與各自親人的世代關係，分別代表著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狀態：「如樹和爸爸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過去、無法挽回的關係。我們面對一些我們不能夠改變的事實、或者創口，要怎麼樣面對？」

「如枝和她媽媽，就是一個現在式的關係。我們活在當下，我們明明知道我們很愛對方，一路依靠對方活到現在，但是我們偏偏不能夠去理解對方。我們怎樣去拆解一些累積下來、很難疏理的誤解呢？」

而重慶的如果與年邁婆婆的關係，則代表著一段未來式的關係。「我們現在這一刻相處得好好的，我們很愛對方，也很明白對方，但面對未來沒有對方的日子，我們怎麼辦呢？這裏面有一種假想，婆婆會假想，我會不會在這一刻成了你的負擔呢？」

自小，由於父母的上班時間較長，麥曦茵的童年記憶之一是在不同的家庭、場所之間「流浪」。「我寄生過好多個家庭……我想是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也去過託兒所啦，去過補習社啦，有被欺凌過啦，也有為了不被欺凌而欺凌回別人……」這樣豐富的經歷和觀察，讓她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什麼是吵架，什麼是衝突。

「我童年中見證了人和人之間很微小的鬥爭。我覺得人真的很容易跌入一個盲目地去想為自己辯護的狀態。」她說。

然而直到她一直長大到十五六歲的時候，才開始明白說話的方法有有很多種。「怎樣才能不要因為一時之氣、逞一時之快，去攻擊、傷害對方？你最終的目的是想表達你的想法，想對方明白你的感受。但如果你嘗試用一些很衝突的言語去刺激對方，令對方聽不見你說的話，那你不就失去了溝通的目的了？」

說到溝通期間的言語刺激，她說起她甚至有一個記憶，話到嘴邊卻又收了回去。「還是不說了。」麥曦茵說，媽媽會看她的訪問，有時說到自己童年一些不太正面的經歷，例如在補習社被人欺負，媽媽會憤怒、自責，很不開心，就像戲中的如枝媽媽一樣。

而麥曦茵早已成長成了一個能更細緻地照顧身邊人感受的人。

保護者的角色

聽見麥曦茵在言語中提及「保護」他人的時候，我追問道：「⋯⋯你覺不覺得自己在人際交往中是一個保護者的角色？」

麥曦茵笑了一下，問身邊的助理，你聽沒聽到她問什麼？

「她自己這個人本身就是很照顧別人那種人。」 助理從吃了一半的飯中抬起頭，「她是經理人嘛。她作為一個導演已經有很多問題都要處理，更別說經理人，要保護我們身邊所有藝人，這就是她的的角色。」

她的經理人公司Dumb Youth，從2012年至今，成立已7年。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全搞錯了。」麥曦茵笑道，然後又補了一句，開玩笑的。故事要從2007年她拍完《烈日當空》後說起。她與當時合作過的演員保持聯絡，偶然會關心一下他們接拍的作品，有時了解到一些合作形式，她認為可能會「受騙」。

例如拍完東西收不到錢，又或者作品沒有年期，「要用多久不知道、怎麼用不知道」，或者沒有保險。「去到一個階段，我覺得這樣不太對勁，也許可以幫他們看看那些合約。」

於是大概從2009年開始，麥曦茵開始幫一些演員看合約，同時逐漸去了解他們在做什麼。

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個「小朋友」黃溢濠。演員黃溢濠已經26歲，參演過《翠絲》《九龍不敗》等作品，而她依然脫口而出稱他為小朋友。他們第一次見面在2008年，麥曦茵24歲，黃溢濠才14歲，參演了劉國昌導演的《圍城》，在一個電影節的首映禮上他們認識了。

「過了四年之後，他自己來找我，說他好想做演員，想知道路能怎麼走。他找我的的時候，我感覺到他那種迷茫和決心。」於是麥曦茵介紹他去了黃進執導的《三月六日》。

在類似這樣的過程中，林耀聲、岑珈其、盧振業……演員們漸漸一個個在她周圍凝聚起來，Dumb Youth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成立。

「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什麼，從來沒有想過要為他們的人生負責，但原來不知不覺間，生命就已經影響了生命。」麥曦茵說。

麥曦茵認為，業內沒有一間公司，用這麼寬鬆、這麼純粹的模式去跟藝人去溝通。「我們之間，無論是契約，還是利害關係本身，我們都已經將之減到最小化，就少了很多牽絆。」麥曦茵說。

「但是正因為少了好多實物的牽絆，我們精神上的牽絆就更大，我們會更加相信對方，更加明白我們做每一個舉動都應該為對方著想。」

麥曦茵說，公司的頭三四年，她一度完全沒有抽佣金，「可能現在算平下來，我還是白幹」；而公司的演員總會很主動地關心，問公司有沒有收少了我的錢？叮囑一定要收足數。這是他們公司現在的狀態。如今大家都成長了，麥曦茵想將公司改名，Dumb Youth這個稱呼或許應該變作過去式，下一階段需要另一個名字。

青春不懈

以前的採訪中，麥曦茵曾經談及自己的舊作，如《曖昧不明研究學會》《列日當空》等，當時她提及，「青春」是一個她會經常涉及的議題。而《花椒之味》中的大部分角色，可能處在一個更加成熟的年齡層。但麥曦茵認為，哪怕這個故事中人物的年齡層同青春離得有些遠，但故事的精神也很青春。

「我甚至覺得我媽媽還很青春，婆婆也很青春。」她說。「青春是有一種不妥協，有一種好奇，有種對於不了解的事物的求知欲望。」鄭秀文飾演的如樹有一種青春，她已經過了最需要去探索自己和父親關係的年紀，甚至過往也不願意去面對這些盲點，「但在爸爸走了之後這一年裏面，她經歷了一個自我的重新確立、直面自己的傷口、然後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過程，這是一個治療。青春本身也包括受傷和療傷的部分。」麥曦茵說。

《花椒之味》的故事中，充滿了「看不透」「唔化」的人。而麥曦茵認為，這種執著也是一種青春。

「『看不透』本身，就需要有勇氣，或者有面對問題的態度。」麥曦茵說，「這樣你才可以挖掘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個人的電影命題，就是自我發現和自我療愈。你要發現你的創口，然後去面對，能修復多少不到你決定，但你有沒有嘗試去修復它呢？『修復』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我在電影中最想呈現的一個狀態。」

在電影的最後，三位主角都通過思考、探索和體驗人生，最終在自己與親人的關係中獲得了某種救贖。「它可以是一個兩個小時的逃離，」麥曦茵說，「但回到現實，還是要面對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或者大家還是有好多很多東西不明白。」

在這種與人相處的時候，擁有同理心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想成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麥曦茵說。而怎樣培養人成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呢？有可能就是通過從到大都接觸很多不理他人感受的人。比如剛入行的時候，被人罵過，她就知道日後自己一定不能用這個方法去罵她的同事。

「然而有趣的點就在於，結果會很兩極的，有一種是，你小時候這樣被人對過，然後你長大就這樣對別人；但另一種就是，因為我小時候這樣被人對過，當我長大、有能力的時候，我一定不可以這樣對別人。」

溝通的創傷都是有的，選擇怎麼對待創傷，則是自己的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