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席卷全国、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运动正式开始。除了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在各级城市、乡镇的街道和建筑上，亦随处可见扫黑除恶的标语，并鼓励民众揭发举报。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全国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

但运动式的手段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山东检察院曾设置指标，要求每个基层检察院在2018年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山西忻州、湖南湘潭和河北井陉，更是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不过，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媒体管控，关于这场运动我们仍知之甚少。端传媒采访到运动最前线的某地方扫黑办主任、基层法官及高校政法教师，希望通过他们的口述，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扫黑除恶运动的脉络和影响。

口述人：某三线城市基层法官

“基层是出不了成绩的，也不需要出成绩，你要做的就是维稳。”

“分管领导拿一部分，局领导拿一部分，这是一个利益分赃体系”

今年5月，我们当地一个县的公安局副局长在扫黑除恶中被扫掉了。他的倒台主要是基于群众举报，举报信从地上往上摞，至少有一米厚。他的案例现在被作为扫黑除恶的典型四处通报，几乎每次开大会都要拿来强调。

通过他，你可以看看权力是如何打造保护伞的。在“八项规定”(编注：习近平在2012年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针对共产党员改进作风的规定，包括：精简文件，减少交通管制，不安排宴请等 ）出台前，地方领导干部带单位同事去饭店吃饭是很平常的事。他在自己辖区内带同事聚餐，比如吃了一万块（人民币，下同），他会以单位的名义结账、报销，然后和饭店总枱说：“哎，给你结了一万块，搞点来用用吧。”他就从中抽成，能恶心到这种程度。

这个副局长有很多卖命的兄弟，其中有一个金牌马仔，和他是老乡关系，在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恶霸。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人联合起来在当地征收各种保护费，夜宵摊开瓶费、占道经营费……统统都要收。

2010年，他在一个镇上任派出所所长。这个镇在当地有“兵家必争之地”之称——因为在市区和县的交界处，所以管制相对松懈，聚集的外地人差不多有十几万，人多就有消费，是黄赌毒的聚众地。据我在刑侦（科）的兄弟说，最鼎盛的时候，光是涉黄场所就有400多家。于是，很多市区的领导都在这里有自己“地盘”，就是收保护费。

他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争地盘。怎么争？比如派我的人去闹你的场子，然后再出动警察把你场子的人抓起来，换我的人进去，常常是这样。

变成他的地盘后，就开始收保护费了。每家一月按两万来收，一个月光是涉黄这块儿收入就有800万。另外，辖下的村里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公司”——实际上是一个赌博集团。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是，它会给地方派出所保护费，一天两万，一个月就60万，一年差不多有800万。不过，这些钱大家都要分的，不可能落到一个人的口袋里，比如分管领导拿一部分，局领导拿一部分，这是一个利益分赃体系。所以，这次扫黑除恶不仅强调打击黑恶，还要“打伞破网”。

再说回这个公安局副局长。根据已经通报的案情，他不仅收保护费，在他的管辖区，还有自己的卖淫窝点。那些女的大多未成年就被人骗进去了，比如以帮介绍工作的名义。到了那里就不让走，说自己的黑社会背景，跑到哪里都能抓回来，不断给她洗脑。他和他的马仔们不定期还要给少女开苞，开苞完还要轮奸。一些少女想办法跑出去了，这个副局长还派人协助把少女抓回来。

这种人是怎么“起来”的呢？靠他爸爸。

上世纪90年代，他爸爸在某县担任公安局局长，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把儿子、女儿都搞进了体制。开常委会的时候，都是直接拍桌子的——“你不让我儿子在这里做事，我让你这里出乱子”。

靠着他爸，这个副局长17岁就进到基层派出所做协警。当时他刚刚初中毕业，根据那时的政策，干部父辈退休了，子女可以顶上，这叫“顶干”。当时政策有不错的出发点——奖励为国家、为地方做了贡献的干部，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副局长做了协警后的二十年里，通过各种手段更改工作年龄，凭借学历（编注：截至落马前，该副局长已有“中央党校”学历）和他爸的关系网，一直做到了落马前的官职。另外，他还拥有四份合法户籍，这是当年户籍档案电子化的时候，他私下操作系统搞到的——那时候，他已经在派出所担任副所长，刚好分管理户籍。怎么搞？他把名字的后两个字用同音的不同字进行组合，世界上就有四个他的合法身份了。有了这些，他可以随便改变年龄，令工作年限符合升职条件，迅速升职。这些户籍也帮助他购买了多套房，不然贪污的那些钱怎么消化？

这是一个扫黑除恶的范本，但它只是这次运动打击的一个子目标。除了针对基层警察，还有一部分整肃落在了村子里的黑恶势力。

“正所长抓了，还有副所长顶上来，这是这个体制滋生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一个正统社会秩序外，往往有一个江湖秩序，他们与村干部有很多勾连。但（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国家一直没办法管他们？因为中国基层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村民自治。村委一级，由村民自己治理。这意味着，村干部很有权力，可以决定村里很多大事。

比如要地发展。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下沉式发展。因为城市没那多土地了，发展都往农村走，我们把它称作“城市的扩大化”。在县城，很多产业发展得比较快，尤其是房地产。但你要往农村走，必须要和村里签协议拿地。

这很有意思，以我们当地某一个县城来说，它是整个市卖地排名第一的县，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是卖地给地产商。农村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如果你要拿我的地，必须要村民集体表决。但在这种村干部一家独大的局面下，怎么可能表决？村干部就可以决定了。所以，就要贿赂村干部。

一个卖宝马车的朋友和我讲过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现象——过去，很多买宝马车的人往往都会带一个邋里邋遢的朋友。付钱的人是开发商老板，衣着光鲜，皮鞋锃亮，后面就是村干部。农村人最喜欢宝马、奔驰，可以象征身份嘛，就是那种暴发户的土豪心理。老板给村干部买车，随便挑、直接选、付全款。买了车，把车开到村子里，直接签土地买卖协议。

这种现象在中国基层很普遍，都是这个套路，其他村可能不是买车，是买房子、送金子，方法大同小异。

所以，这次扫黑除恶在村里打击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村干部。要知道，中国基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干部不放权，他们离任了，却拿着公章不放手。而很多村干部都会连任，不连任的，也要拿着公章，因为控制着公章，就控制着权力。

你提到，这一次扫黑除恶力度大不大？从我观察到的来看，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力度真的是打得掉这些恶黑势力的，至少能切掉一部分。但是，有一点要看清，扫黑除恶并不能斩草除根，它只能稍微破坏那部分江湖秩序。

简单的道理谁都懂：大哥被抓了，还有二哥上来。正所长抓了，还有副所长顶上来，这是这个体制滋生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上一任这样做，其他地方也这样做，老子不去做，也有人去做。”。所以，不管是历史原因、还是体制原因，你想要斩草除根式的反腐是反不掉的，就像那句话——“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不能斩草除根，腐败永远铲除不完。

基层财政：“80%的钱会流入20%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大力度反腐，腐败都源源不断？

这又要说到基层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了。人家说“高薪养廉”，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我觉得很对。政府给你发了那么多钱，你还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去贪污吗？没有人愿意犯罪的，钱够的话，完全没必要的。

基层公务员活得多艰难？我拿自己来举例，你就明白了。我刚进法院时，月薪1200块。现在快10年过去了，我每个月到手接近5000块，但我（每月）房贷2000块、车贷1000块、油钱1000块。你说，这个时候，还不想想搞点什么套路吗？

你问我会不会也贪一些？我换一种方式说。比方说，我是做公安的，有犯罪分子做了坏事要罚款，本来是罚两万。你把人抓来后，罚了三万——从犯罪分子、所谓的坏人那里搞点钱，还是理所应当吧。但你不能从老百姓那里搞钱。

在中国的体制里，领导无非好（喜好）两口：一个是权，一个是势。2016年，十八大反腐的时候，我们当地有一个正处级的干部，表面上是一个很简朴的人，衣服都缝缝补补，见面和谁都打招呼；但他是目前整个市里公布反腐信息以来，处级干部及以上贪污金额最多的——3000多万，情妇都有30多个。

而且，这3000多万，仅仅是可查实的、很小的一部分。检察院还负责“打贪”的时候，反贪局的兄弟天天和我们聊天，反复强调：我们再努力、再牛掰、用再多手段，如果能够查到贪污金额的十分之一，就是很牛逼的检察官了。因为你查出的这些钱，每一笔都是要有来源的，这些数额是以后用来定罪量刑的参考标准。

回到公务员前途待遇问题，必须强调，很多在基层的公务员真的一辈子就在基层，根本没有晋升空间。特别是这几年，情势变化得我有点压抑。很多基层公务员都是，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你永远记住，官越大越好当。懂看报告，懂签字就行了，你不用做事的。

为什么我说，在基层没有奔头？以我们法院系统为例，如果院长的位置空出来，还没等你提申请，上级就空降领导，你在底层一点没办法，人家一下子把位置给填没了。但有些机会，错过了，就一辈子错过了。

你永远记住一点，基层是出不了成绩的，也不需要出成绩，你要做的就是维稳，不出乱子。成绩是靠大城市来创造的，你没看过国家强调GDP的时候，把新疆拿出来说吧？这是常识。基层的人天天围着的是农民，能出什么成绩？中国现在号称是工业大国、互联网大国，难道要靠这些乡镇来出成绩吗？还是要靠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来出。

所以，在基层这块，国家也不会给很多财政支持。国家的钱是要给大项目、大城市发展的。大部分财政流向大概符合“二八定律”，这不仅是说20%人掌握了80%的钱，也意味着80%的钱会流入20%的地方。

这些年，虽然国家，包括你们媒体，一直强调很多政策开始向基层倾斜了，包括什么村官、选调生（编注：中共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干部后备人选），这些基层公务员福利越来越好；扶贫等各项福利也朝着基层的方向有倾斜。但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基层维稳，扶贫难道不是为了维稳吗？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给基层，因为基层太穷了，再穷下去就要出乱子了。

这次扫黑除恶，习大大的出发点，或许是重整基层政法系统，建立自己的脉络。但从社会治安角度来看，如果再不这样收拾一轮，社会真的会乱的，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看看你们香港，这么多港独分子搞乱香港，冲击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的办事处，泼墨、聚众闹事、打砸……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上街打架、示威，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暴乱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尊严了。

你在民主体制生活，可能不认同我的说法，但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国家的稳定、权威高于一切。

再说回来，基层公务员的晋升办法和交流制度确实也不是很得人心。过去，关于这种公务员基层交流，推行过试点，比如正科干部的走动交流，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另一个乡镇的同样职位，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试点。

这对公务员是有好处的。比如，A乡的领导岗位空出一个位置，上级觉得在A地选不出人，但是B乡有很多好成绩的干部，那么A、B两地可以灵活调动。但现在不行了，试点取消了，乡镇之间的干部不可以交流，这又封堵了很多基层公务员上升的通道。

这个制度造就了好的干部没办法冒头。不过话说回来，也是因为国家不需要我们基层的冒头，不需要在这个层级选干部，一个乡镇干部顶破天升到市级了不得了，永远不可能到中央。既然我不需要你，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的关注、资源、金钱去培养你呢？所以，基层干部不可能说有多大的官场抱负，你做好维稳工作就行了。然后，通过自己的权力，再谋取一些利益，这还是可以的。

那个副局长不就是这样的吗？再透露一个细节给你，他被抓进去的前两天缄口不言，还非常强势地要求见某个领导——他之前给了这个领导500万。但这个领导也没敢保他，主动吐出了这500万，还供述了两个人以权谋私的细节，这叫“立功”。立功是可以减刑的，为了减刑，这个副局长也学乖了，他后来又供出了一条线索，这个线索很快又要让一个官阶到处级的领导落马了。那个人是谁，我们都在等。

口述人：某城市扫黑办主任

“就是全面斗争，要所有部门都形成一股力量，由我们扫黑办来牵头。”

根据国家规定，“扫黑除恶”明确针对两种势力：“黑社会组织”和“恶势力集团”，两者在性质上也有关联性：恶势力集团经过沉淀后，会构成黑社会集团，它们都对社会有大危害。

在这次扫黑除恶的整治活动中，主要打击对象是村霸、沙霸。所谓“沙霸”，就是村里的“强买强卖”势力，比如村里修建个什么工程，他要求项目方必须购买他所提供的物资（比如沙子），否则对工程进行破坏。另一个要重拳出击的对象，是一些破坏势力，比如称霸一方、涉黑涉恶的宗族势力，或者破坏选举的势力。比如村子里要搞个什么项目，在政府提供补偿款的基础上，一些人还不满意，还要和政府提高价格，阻挠政府的拆迁工作，这就是恶势力，一定要打掉。

扫黑除恶的另一个重点是，要求历任村干部把账目、印章交出来，很多村干部拿着村里的集体账户。我们对30多个没交公章、账目的村子进行了摸排，追回了400万左右被挪用的资金。这些村干部会把钱借给自己亲近的人，或用公家的钱做生意，做亏了，钱追不回来，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这种（现象）在农村特别多。

2018年以前，类似的整治行动都叫“打黑除恶”；2018年以后，变成“扫黑除恶”了。前者强调的是定点打击，往往是政法系统单线作战，归属于公检法司。2018年后，扫黑除恶更注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一个多管齐下、各部门都要参与的联合行动，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全面斗争，要所有部门都形成一股力量，由我们扫黑办来牵头。

但现在看来，全方位的整治也带来了很多困扰，其中之一就是巨大的工作量。现在，我每天早上一上班，桌上就摆着几十封举报信，从今年4月开始到现在（编注：7月），我收到了90多封，平均一个月就有30封。这还只是信件举报，我们办公室的四个美女（女性工作人员），每天每个人接到的举报电话平均有四个。举报什么的都有，村干部霸占山林、邻里纠纷、打架斗殴…..为什么这么多小问题也会涌来呢？其实是其他的举报窗口都已经封闭了，只有我们扫黑除恶的渠道是开放的。这也变相说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遇到问题时，在基层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机制，反映诉求的渠道其实也很少。

你提到这次扫黑除恶有没有数量上的考核？我了解的情况是，没有（编注：有报导指山东全省检察长会议要求今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要办理1起相关案件）。“两高”（编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合称“两高”）曾经下了个文件，要求办案人员不能把标准拔高，也不能降低，就是为了让我们重视起办案的质量，当然数量也是一个目标，但不是主要的。

目前，我们也实行会商机制了——在是否定性为涉恶涉黑的环节，公检法司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对案子进行研判。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公安认为涉黑，但检查院又不觉得是这样，然后法院又说没有构成涉案标准，那不行啊，整个案子你串联不起来，诉不起，又判不下，做不成铁案，是很容易被别人推翻的。

不可能，这不可能有制造冤案的可能。我不是说了上面的标准嘛，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为什么要叫公检法司集体参与，在会商时，是要把几方的观点抛出来的，我们的领导们还会帮助案子的研判，领导是不那么容易会错的。

我现在觉得，最难的部分其实是在和基层的沟通上。因为老百姓会怕恶势力被打击后，再对他们实施打击报复，这直接导致我们摸排的内容价值很低。从2018年到现在有几十条线索，但是很有价值的没几条。

怎么解决？只能去基层做工作，承诺给举报者保密。还有就是多做思想教育。现在，我们经常安排“法制进农村”这类宣传，请法官、检察官给村民上法治教育课，因为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受教育。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也开始强调法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比如我们从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组成一个讲法团，进入各大中小学校进行法制教育宣传。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做方案，把全县的学校排进来，主要宣传一些法律法规知识，比如禁毒、校园欺凌、交通。

口述人：某高校政法教师

“这次扫黑除恶实际上是对既往权力的打破，同时培养一个服从自己的权力结构”

“习时代的扫黑除恶，是对过去30年社会治安的否定”

首先要注意，这次“扫黑除恶”强调“扫”，这是一个关键字。2000年以来，官方多次发起的“打黑除恶”，与“扫黑除恶”仅一字之差，但后者强调了它打击面之广，也就是说，“凡是有灰尘的地方都要打扫一遍”，反映了习时代“扫黑除恶”的决心。

另一个重点是，这次“扫黑除恶”行动的目标是化解当下的基层政权危机。它折射出当前基层政权危机对中共执政危机的严重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2012年以前，扫黑除恶的报导是很多的，但这几年，由于调查记者几乎绝迹和新闻管制的严厉，所以这类报导特别少。有一个案例我印象很深，大约在2010年，在湖南乡镇的一个贸易市场，人们流传过一句话：“有事不找警察，找黑帮”。实际上，这类组织已经在行使公权力了，而且是公开的，整个市场的秩序都靠黑帮维护。但我想强调的是，2012年以后，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家族化。这对中共执政的根基的腐蚀一点都不夸张。

在社会黑恶势力的治理上，采取运动式治理，是中共执政以来的传统。

一般来讲，1949年至今，中国划分为三个时代：毛时代、邓时代，还有当下的习时代。“扫黑除恶”是在十九大以后才部署的，而那时，中国宣告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按照中共对国家治理的思考和认知，新时代一定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和以往面貌不同的时代，因此，需要把相关领域打扫干净，在社会治安治理领域，那就是发动扫黑除恶。

纵向看，“扫黑除恶”是有自己的符号意义的。1951年，毛泽东发动过镇压反革命，对宗教势力、恶黑势力，还有一些基层民间组织、隐蔽的社团，还有一批民愤过大的人，进行过一次大清扫。1983年，邓小平又对文革以来，官方眼中破坏法治的各种帮派和社会刑事案件进行过一次非常浩大的严打活动。

从这个维度看，今天习时代的“扫黑除恶”，是具有同样的符号性意义——它是对过去30年社会治安的否定，并采取这种突击式、运动式的手段对目前社会治安领域进行整治，也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教育：乱世用重典。

但过激的、运动式的治理也带来一些弊端。以毛时代的镇压反革命为例——2000年以后，有很多的口述史、家族史，一些兴起的新史涌现出来，它们揭露出许多官方之外的叙事，特别是在广东等华南地区，当年很多国民党军官被冤死，这都是镇压反革命带来的破坏作用。邓的严打也是，当年在舞厅里跳个贴面舞也会被定为“流氓罪”；在农村，谁在路上抢个草绳，都会被判死刑。到今天的“扫黑除恶”，目前从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东西，但其恶果和可能存在的冤假错案，甚至对法治的破坏，由于独立的报导很少，这种破坏性暂时隐蔽起来了。

“一个社会，有白的、红的、黑的，才构成正常的生态”

为什么要进行扫黑除恶？这需要看到其中的“恶”与“黑”如何来的。事实上，绝大多数黑恶势力与体制内担任保护伞有关，而且这些保护伞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家族化了。

1986年以来，基层一直搞所谓的“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但这样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对基层权力结构构成制约，归根结底，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还是党的体制。

要知道，无论是基层的民主化设计，还是法治手段也好，这都不是中共执政对基层的目标，更多时候，它们只是一种治理手段，用于维护基层的稳定。在基层民主化的过程中，一旦民主化的设计与其他目标——比如最常见的官员追求GDP——发生冲突，前一个目标就会被淡化。所以，它的社会治理目标和经济目标通常是冲突的。

这构成了黑恶势力诞生并坐大的土壤。上面提到的那个湖南的市场，它的维系就不需要警察，黑社会就可以了，警察出动还会增加行政成本。

我曾为地方干部搞政法系统培训，发现地方派出所所长通常也出任最基层政权的街道政法委委员。而他所负责的街道治安并不是无偿的，出警、维稳、化解矛盾冲突，统统需要花钱。当地派出所所长还提到，过年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给所里的兄弟弄点钱，发点年底奖金，如果没有钱的话，那（一旦）有事，兄弟们就不出警了。实际上，这个基层的警察权已经私有化了，或被称为集团化、部门化，这在基层政权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这次“扫黑除恶”要打击的重点。

关于中国警匪勾结的机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活在一个灰色地带里。其实，在任何一个正统秩序之外，都有一个隐匿的江湖，现在扫黑除恶的意思是，“我不承认你了”，要把它扫掉。

如果你问我不打掉这些秩序，对社会生活有没有影响？可以回答你，没有。如果纯粹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警察不作为，对恶黑势力的存在默许，这实际上也是节省行政成本。当然，对于一些商户来说，他们要定期缴纳一定的保护费，这也省去了很多麻烦，实际上对多方都是有利的，当然，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还是要用法治手段去解决。

但一个社会，有白的、红的、黑的，才构成正常的生态。只不过，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不觉得这很正常，他追求的是“朗朗乾坤”，所以要“扫”。

这也是习时代下大的社会治理的子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就提出了这样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涉及到社会治安的部分，就要扫，而且不留死角。

但是，社会上的恶黑势力能彻底扫掉吗？

“他对既往权力结构不信任，要再创造出一个在他治理下的新的结构”

要明白，运动式的治理是不能长期化的。如果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改变，基层的警察权仍然是一家独大，各级党委的考核指标没有变，就是说，原来形成这些问题的驱动机制没变，矛盾根本无法剔除，只是一段时间后，把突出的问题给清扫掉，但这又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了破坏。

自然生态有自我修复机制，社会生态也有自己的机制。原有的社会因子如果没有发生改变，那么现有的一批恶黑势力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滋生一批新势力，所以过了30年，可能又来一次“扫黑除恶”。但这对于社会成本的消耗是很大的，与此同时，还会令人对法治更加丧失信心，更相信人治的作用，这一点，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1949年以后，中共有毛的镇反、邓的严打和习的扫黑，而这种继承性是由它的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权力结构所决定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党国体制。

美国的诺思（编注：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到过一个观点，国家和流寇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无非就是当强盗不走了，就要考虑长期执政的问题，那它就不能一次性把社会竭泽而渔，这也是他对国家是如何演化而来的理解。所以，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来说，这些黑恶势力经过30年之后形成了一种规范，而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其他秩序，大家也会习以为常，形成了正统秩序之外的秩序。事实上，它和政府之间甚至构成了一种互动。

但不排除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突出特例——比如最近被查处的云南的孙小果（编注：数次犯下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曾被判处死刑，后在其家人帮助下多次获得减刑，出狱后以开夜店谋生，2019年因斗殴、涉黑被捕，由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督办）。不过，这种典型任何社会都会有。

把这些东西运动化地消灭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再倒回去看，1951年，毛镇反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针对家族势力进行清扫。但所谓的恶霸地主，坦白说，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秩序是稳定的。比如广西、广东很多的宗族里的族长也不是涉恶的，难道族长都很坏吗？一个当地人到了很多年之后，成了地方的能人，能够继续把这一方罩住，提供一个可运行的秩序，假以时日，大家也就默默接受了，变成一种正常的乡村秩序。所以目前的恶黑势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造成的，虽然基层有民主的，但不构成制约。

为什么不允许这种恶黑秩序存在？坦白地说，那大多是因为中央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他要开拓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和以往要不一样。这体现出，他对既往的权力结构是不信任的，所以要再创造出一个在他治理下的新的结构。

要注意，这次扫黑除恶对政法口的冲击是很大。这个冲击实际上就是对既往权力的打破，同时培养一个服从自己的权力结构。2012年以后，对政法系统的反腐，到今天的扫黑除恶，其实是从最高层、到中层、下层对政法口的一次重新整合，是一次大换血。

要知道，过去在社会治安方面，警察权实际上是很大的，甚至比当地的行政主导官还要大。但也正是因为它的不作为，才构成了今天的这种黑恶势力，所以习上台后一直希望把既有的警察权力及它的脉络给整肃掉。这种案例已经很多了，从基层到最高层都有，因此不作赘述。

但有一点我想提出，这次的行动，强调多个部门的“联动”，是一次“联合大作战”。为什么是联动？其实在这一过程当中，可以防止地方警察权力过大，其他部门对警察权有督查、制约。当然在一线办案的，还是原有的警察，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制约了。

但可以这么说，如果原有的权力结构不发生改变，黑恶势力的社会生态发生机制不发生改变，只能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又来一场相似的治理，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了。